许地山个人资料简历简介

一、颠沛流离的早年

 许地山，名赞堃，以字行，笔名落华生，1893年2月14日生于台湾省台南府城。许家祖籍广东揭阳，明嘉靖间远祖许超迁至台湾，到许地山已历十代。父许南英(1854～1918)，进士出身，擅诗能文，撰有诗集《窥园留草》 (1933年北平和济印书局承印，台南许氏发行，许地山编并序： 《窥园先生诗传》)。是个立身谨慎，操持特严的爱国者。许地山诞生次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越明年，清廷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日本。台湾爱国者不甘当亡国奴，在民族英雄丘逢甲领导下召开议会，谋立共和国。不久日军入侵，台湾军民奋起抵抗。许南英临危受命，出任台湾筹防局团练局统领，随民族英雄刘永福扼守台南，终因势孤力单而败。在日军追赶下，率全家乘竹筏到安平，再搭轮船抵汕头。由于清廷不准他们保留台湾籍，只得落籍福建龙溪(漳州)。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出任漳州革命政府民事局长，不久去职，生活陷入困顿。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对台湾的统治，对回大陆的台湾士绅多方拉拢，宣称只要许南英回台，就可发还家产，还给官做。他愤然拒绝。1915年许南英应人之荐去印尼苏门答腊，为华侨领袖、棉兰市长张鸿南作传。1918年初病殁于当地。许地山的母亲笃信佛教(其实许父亦信佛，别署“留发头陀”、“毗舍耶客”即是例证)，有个舅父是禅宗和尚，曾辅导他读过不少佛经。许地山的大哥许赞书曾任厦门同盟会会长。二哥许赞元曾参加著名的1911年3月29日黄花岗起义，几乎遭难。
 许地山生长在这样一个既爱国又崇佛，既有民族民主思想又恪守传统道德的家庭里，从小接受的思想熏陶不仅是极为复杂的，而且是十分深远的。如果说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是他日后倾向革命的根本动力，那末佛教思想与传统道德则是他前进道路上的重要障碍。
 许南英自台湾回大陆后，一直在广东各地做小官，先后赴广州、徐闻、钦州、阳江、三水等地就职。许地山每每随家迁徙，在颠沛动荡中受完了初、中级教育。辛亥革命后不久，由于父亲去职赋闲，家道中落，年方十九岁的许地山即开始自谋生路。先在漳州福建省立第二师范任教，1913年赴缅甸仰光华侨办的中华学校任教，1915年底回国，在漳州华英中学任教，加入基督教闽南伦敦会，1917年又回福建二师任教，兼附小主事。是年秋由教会津贴入燕京大学文学院学习，开始了新的生活。
 许地山后来回忆起早年每每感慨：“自入世以来，屡遭变难，四方流离，未尝宽怀就枕。”(《空山灵雨·弁言》)“有生以来几经淹溺在变乱底渊海中，悲哀的胸襟蕴怀着无尽情与无尽意。”(《解放者·弁言》)并自述少时读到“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一段书时，不禁潸然泪下，先生以为他嫌课重，其实他是自悲身世(《缀网劳蛛·读<芝兰与茉莉>因而想及我底祖母》)。这种飘泊无定的生活一方面加深了“一切皆苦”、“人生无常”的佛教思想，另一方面却使他从小接近社会底层，大量目睹祖国人民的灾难，萌发了怜贫悲苦的人道主义思想。在他父亲任职的三水县衙内，他经常看到审案的残酷情景。“男人不是打屁股，就是上绷子”，女人则“用皮艽打嘴巴”。少年许地山“极感痛苦”，“很同情于这般受苦难的人，深觉得这样的审问法必要改良”，屡次向父亲及衙中师爷进议，“但是终以小孩子的话没人注意”，这使他经常“怏怏不乐”。(许地山： 《我的童年》1943年香港《新儿童》4卷2期)这种诚挚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他一生思想发展的基本出发点。他之所以加入基督教会，并非相信什么“童生”、“奇事”、“复活”、“预言应验”、“水变为酒”、“履海不沉”、“化少为多”之类的神话，而是被基督教博爱主义所吸引(张祝龄： 《对于许地山教授的一个回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佛教的“慈悲救世”、“普度众生”也是一致的。许地山终其一生，始终未脱离教会。直到晚年还常去香港合一堂礼拜、布道并捐款。
 这样，当二十五岁的许地山前往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的北京时，世界观已经初步定型。他的头脑里装满着各色各样的东西：从爱国思想到基督教博爱主义，从人道主义到佛教思想。尽管这些主义与思想之间充满了矛盾，却各有其产生与存在的根据。虽然前面主要从家庭影响(包括家庭变故的影响)与个人经历的角度阐述了他的思想起源，但这些影响与经历无一不是历史、社会与时代的产物。因此青年许地山在“五四”前夕的思想，也无一不盖得有历史、社会与时代的印记。他就是这样地带着历史、社会与时代的丰富而驳杂的赠予，走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舞台的(以上传记材料除注明出处者外，主要来自周俟松撰《许地山年表》，下文亦同)。
 

二、探索人生的青年

 许地山初入燕京大学时，被同学视为怪人，戏称为“许真人”、“莎士比亚”。因他身穿自己设计的布衫，手带白玉戒子，好谈佛理，喜写梵文，又蓄长发，留山羊须，相貌颇似莎翁。接触既久，方知他学习刻苦，能诗善文，懂多种外语与方言，而且待人和气，十分健谈。
 1918年初，他回漳州同台中人氏林月森结婚。他同发妻感情极好，曾为她写过许多新诗与小品文。1920年秋他将她接往北京，途经上海时林月森病故，葬静安公墓。他极为悲痛，经常持花默立坟头。这段哀情后来被他写成感人至深的小说《黄昏后》，获得海内外评论家好评。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中只选了他两篇小说，其中即有《黄昏后》。
 1919年初，亦即五四运动前夕，许地山经常和瞿秋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等人一起活动。他曾用古体翻译泰戈尔的《吉擅迦利》，未刊。又将泰戈尔的《新月集》赠郑振铎，鼓励他译出，成为五四文坛上“小诗运动”的一大推动力。他还介绍他们去基督教青年会图书馆借书。后来该会便请他们编辑青年读书杂志《新社会》旬刊(郑振铎《悼许地山先生》)。这个刊物从1919年11月起，到1920年5月1日止，共出19期。漫谈青年修养，介绍科学知识，讨论社会问题，宣传反帝反封建，影响颇大，19期起即被军阀封闭。许地山从1920年1月第8期起，陆续在上面发表了九篇文章： 《女子底服饰》、《强奸》、《柏拉图的共和国》、《我对于译名为什么要用注音字母》、《社会科学底研究法》、《十九世纪两大社会学家底女子观》、《劳动底究竟》、《劳动底威仪》、《“五一”与“五四”》。
 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他是个积极分子，不仅参加了5月4日的游行示威，而且担任学校代表，经常组织会议，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忱。然而他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是不很清醒的。1920年9月1日他在《燕京大学季刊》1卷3期上的《“五七”纪念与人类》，是研究他当时思想的重要资料。此文一方面指出：“五四运动纪念底声浪刚刚过去，五七国耻纪念底声音又来了。这些纪念都是强权和帝国主义给我们底好礼物，我们应该时时牢记在心里底”。另一方面又说：“不要专想敌人底不对，因为这样……会激动我们残忍，暴燥，和复仇底凶德。我们要从积极的和精神的方面来纪念他，那就是：扶助自己底工商业，和鼓舞一般的人为民治的、和平的运动，教等等不合人道底主义在世界上绝迹。”这已够糊涂的了，可下面竟然还说对帝国主义强盗“反要怜悯他底兽性犹存”，并断言“就是那恶徒底良心有时也会不安底”，“所以说欺凌者底自身也不能免掉羞耻”。文章最后总结说：“应当把人道在昏睡之中摇醒，叫他起来将一切的耻辱灭掉”。由此可见，即使在五四运动中，他的爱国思想仍然深受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基督教博爱主义乃至佛教思想的催眠。在此后的生活与创作中他的爱国思想为了摆脱后三者的羁縻，经过了极为漫长而曲折的历程!
 1920年秋，许地山毕业于燕大文学院，获文学士，随即转入燕大神学院学习。是年底，他和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等十二人联名发起了著名的文学研究会，次年1月4日正式成立。1月10日，他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命命鸟》，引起文坛的热烈注意，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
 1921年到1926年是许地山创作的高潮时期。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十二个短篇小说，后结集为《缀网劳蛛》;四十四则散文小品，后结集为《空山灵雨》;此外尚有七、八首短诗和十来篇杂记。这些小说与小品的总主题，是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人生和人生观是当时青年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茅盾说：“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以下简称《导言》)。许地山干脆认为文学是表现人生观的(《创作底三宝和鉴赏底四依》)。他的小说大都以异域风光为背景，“穿了恋爱的外衣而表示了作者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导言》)。
 《命命鸟》的主人公敏明与加陵是一对热恋中的青年。由于家长的阻拦，不得不双双殉情。小说是在佛国仰光展开的。端大光塔的的金光彩云，绿绮湖上的月色萤火，使全篇笼罩在奇丽而又感伤的氛围里，凄艳得象一首诗。作者以委婉动人的笔调，精心描绘了他俩纯洁缠绵的爱情，对于他们的悲惨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在貌似冷静的叙述中蕴藏着对封建礼教的无比愤慨。这是“五四”精神的体现，也是小说的积极面。但它也存在严重的消极面。原来敏明与加陵并不把自杀作为抗议的手段，反而当成通向幸福的桥梁。他俩是怀着对“西方极乐世界”的无限神往，从容自在地、欢天喜地地投水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生的意义，宣扬了佛教的“涅槃归真”思想。
 《商人妇》里的惜官是个小商人的妻子，丈夫发财后抛弃了她，将她卖给一个印度人做第六妻，使她受尽凌辱。但她不再轻生，发誓要活下去。印度人死后，她终于逃出来独立生活。小说控诉了封建夫权对妇女的摧残，赞扬了惜官的坚韧意志与奋斗精神，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篇末，却让她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人间一切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苦乐底分别”，“眼前所遇的都是困苦，过去未来的回想和希望都是快乐”。这无异是说，人间本无幸福可言，人只有将现实中的苦变为想象中的乐，才能保持生活的勇气，这仍然是消极的佛教思想。
 《缀网劳蛛》是许地山前期的代表作。故事发生在马来亚。主人公尚洁是个既自尊自爱、又逆来顺受，既博爱众生、又看破红尘的虔诚的基督徒。因为流言与误会，被丈夫杀伤，逐出家门，剥夺财产与女儿。但她既不愤怒反抗，也不自暴自弃。因为她以虚无主义的态度看待不幸，认为人生好比蜘蛛结网，破了又结，结了又破，“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罢了”。这种人生观貌似积极有为，因为它主张人在厄运前不应消极悲观，而要顽强努力。但它又认定灾难是不可避免的，人对灾难是无能为力的，人只能象动物一样盲目生存，听天由命。所以从本质上讲，它仍然是消极的宿命论。
 尚洁的话是许地山的心声，他在十一年后写道：“人类底被压迫是普遍的现象。最大的压迫恐怕还是自然的势力，用佛教底话，是‘生老病死’……我不信人类在自然界里会有得到最后胜利底那一天。地会老，天会荒，人类也会碎成星云尘，随着太空里某个中心吸力无意识地绕转。所以我看见底处处都是悲剧;我所感底事事都是痛苦。可是我不呻吟，因为这是必然的现象，换一句话说，这就是命运。作者底功能，我想，便是启发读者这种悲哀和苦感，使他们有所慰藉，有所趋避……在不可抵挡的命运中求适应，象不能飞底蜘蛛为创造自己的生活，只能打打网一样。天赋的能力是这么有限，人能做什么?”(《序<野鸽的话>》)由此可见，许地山曾长久信仰过“蜘蛛哲学”，而它的根源仍是佛教思想。
 佛教对人生的基本观点是超阶级的多苦观。它认为人不分贫富、贵贱都有痛苦，这就是“一切皆苦”的“苦谛”。许地山对此深信不疑。《空山灵雨·弁言》的第一句话就是“生本不乐”。“开卷的歌声”《心有事》说：“做人总有多少哀和怨，积怨成泪，泪又成川。”小品《蝉》以被急雨冲到地下、湿翼又不能飞动、随时可能被虫鸟吞食的蝉象征多难的人生。小品《海》更把人生喻为海上沉船——苦海无边。他的小说详尽描写了妇女的痛苦，但她们并不痛恨压迫者，因为在她们看来，这一切都是命运与天意，人生本来就是一场灾难。那么出路何在呢?正统的佛教主张“涅槃归真”。他们认为人生是虚幻的，只有另一个世界——天堂(又名涅槃、彼岸、西方极乐世界等)才是永恒的。这就是叫人厌生乐死的“灭谛”。敏明与加陵走的就是这条路。在小品《山响》、《鬼赞》里，许地山公然盼望并赞美死亡。小品《愚妇人》干脆要人类绝嗣。中国化了的佛教禅宗的答案有所不同。他们反对涅槃说，鼓吹“西方只在眼前”，人只要听天由命，随遇而安，就能“恒安乐”，惜官与尚洁就是这样做的。小品《海》里的旅客坐在“一只不如意的救生船里”，只管划桨，不问前途，其实也就是“蜘蛛哲学”的翻版。为了反证其正确，许地山在小说《换巢鸾凤》里，描写了一个贵族小姐为追求自由恋爱而上当送命的悲剧。他似乎想说明：“一个人最怕有‘理想’，理想不但能使人病，且能使人放弃他的性命。”“‘理想’和毒花一样，眼看是美，却拿不得。”(《缀网劳蛛·无法投递之邮件》)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贯穿在许地山前期小说中的基本线索，是人道主义与佛教思想的矛盾。人道主义使他热烈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者，痛恨吃人的礼教与黑暗的社会;佛教思想却使他把一切归诸于天意与命运，从而掩盖了苦难的根源。人道主义使他肯定生活，肯定人对幸福的向往与追求;佛教思想却使他否定人生，否定人生的理想与意义。人道主义使他赞美了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佛教思想却使他宣扬了消极忍耐、无所作为的宿命观念。简而言之，人道主义使他把人当作人，佛教思想使他把人当作蜘蛛。这两种对立的东西并存于他的小说里，从而构成了一个矛盾的复合体。由于这个缘故，无论是当时的读者，还是今天的研究者，都曾各执一端，作过截然相反的评价。有人说佛教思想是它的主导，应该基本否定，有人说人道主义是它的核心，应该充分肯定(前者见杨刚《许地山选集·序》;后者见王文英、朱立元《略论许地山的创作》)。其实对于许地山这样充满矛盾的作家，与其简单地作一个结论，不如具体地揭示与分析矛盾，深入研究矛盾的各个方面，然后论证它们是如何既对立又统一的。
 只要细读许地山的前期小说，就可看出矛盾的双方在作品里的表现形态是大不相同的。凡属小说中的议论部分，以及与此相应的情节、细节，特别是画龙点睛的篇末垂教，如敏明投水前的祈祷，惜官的以苦为乐论，尚洁的蜘蛛哲学，都同佛教思想密切相关，并且十分严整、警辟，简直就象是佛教人生观的讲义;而小说的形象部分，特别是对人物命运的描写，如敏明的恋爱与自杀，惜官的被卖与飘零，尚洁的受刺与被逐等等，却浸透了人道主义的情愫，显得非常含蓄、深沉，使人久久不能忘怀。这一现象说明，许地山小说中佛教思想与人道主义的矛盾，实质上反映了他理智与感情的矛盾。高尔基在谈到某些新旧交替时代的人时说过：“他们显然犹豫着：情感的因素倾向于过去，理智的因素倾向于未来。”(《论文学》)我们不妨套一句，许地山显然犹豫着：情感的因素倾向于人道主义，理智的因素倾向于佛教思想。这种奇特的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
 如前所述，许地山的人道主义根源于他对祖国人民的爱，这种深沉朴实的爱是他那爱国的家庭与从小接近底层的流离生活培育起来的，更受到五四精神的滋润。基于这种爱，他执着于人生，向往幸福，同情不幸的弱者，痛恨吃人的社会。他真诚地希望天下人都能过好日子(见小品《债》)，有情人皆成眷属。但是这种以博爱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仅仅是一种良好的愿望。由于个人生活与阶级地位的限制，他未能将其同时代的先进思潮——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结合起来，如同时期的鲁迅、郭沫若那样。因此，他那美好的愿望与高尚的情感不能不在卑琐严酷的现实面前迅速冷却与幻灭。他没有勇气战斗，也没有武器战斗，在这绝望的境地里，自幼就浸透在他脑中的佛教思想就膨胀起来了。古往今来不是有很多仁人志士都在失望之余遁入佛国吗?佛教的“慈悲平等”、”普度众生”不是同人道主义、博爱精神十分相似吗?更何况佛学能够给多苦多难的世界与人生以“圆满”的解释，并指出一条似是而非的、无从验证的“出路”。于是佛学便成了他饮鸠止渴的鸦片，无可奈何的安慰。开始，他选择了正统佛学，幻想从“来世”得到寄托，可是这种阴森可怕的寂灭主义毕竟太空虚太荒谬了，同人的本性格格不入。于是他转向具有深厚民族传统的禅宗，果然这剂麻药更能收到中和清凉的效用。这就是在很长时间里支配了他的宿命人生观。他在小说里大力宣扬它，并且天真地幻想它能够救苦救难、普度众生。这样，他从博爱的愿望出发，却得出了宿命的结论，这就是他本期创作中基本矛盾的由来。
 许地山的这一特点当然与其独特的生活经历有关，但是不能把它看作纯粹偶然的个人现象，它有着深刻的阶级基础与历史根源。
 许地山的前期创作正当五四运动退潮、新的革命高潮尚未掀起的时候。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眼见得振奋一时的风暴过去了，社会的黑暗依然故我，甚至有增无已，于是陷入傍徨、苦闷之中，渴望找到新的出路。其中最先进的分子接受了马列主义，走上了唯一正确的光明大道。但也有不少人迷失了方向，成为各种时髦的或古老的思想的俘虏。即以文学研究会而论，冰心与庐隐都在初期的“问题小说”里针砭过时弊，可这时都转到人生观上来了。冰心宣扬“爱的哲学”，这是泰戈尔式的理想派。庐隐鼓吹“游戏人间”(《或人的悲哀》)，这是世纪末式的颓废派。许地山的博爱精神与冰心颇为相通，但他不相信爱有那末大的神力。他的虚无主义和庐隐不无类似，但他又不甘心颓废沉沦。于是他就象中国历史上许多既不满现实又无力反抗的知识分子一样，把佛学特别是禅宗当作精神上的世外桃源。这是传统的宿命派。无论是理想派、颓废派、宿命派，都是那个特定时代、阶级与阶层的产物。
 许地山的前期创作既然充满矛盾，那么应该如何评价其历史价值呢?我们知道，任何文学作品的客观效果都是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就许地山而言，他在理智上虽想宣发佛教思想，可情感上更倾向于人道主义，而文艺是以情动人的，所以对广大读者影响最大的，主要是作品中的人道主义因素。其次，马克思说过：“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453页)许地山的作品正是他在苦难的重压下茫然四顾、走投无路时的叹息。为什么敏明要涅槃归真、惜官要以苦为乐、尚洁要效法蜘蛛?不正因为她们在人间得不到做人的起码权利，找不到丝毫快乐的缘故吗?所以归根结底，许地山的佛教思想仍然是对黑暗现实的沉默的抗议。
 当然，无论是许地山的佛教思想，还是人道主义，都是排斥阶级观点与斗争精神的，这正是两者虽然对立又能统一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以及冰心、庐隐)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与阶层的共同弱点。然而即使在“五四”退潮期，人道主义仍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因此总的说来，许地山的创作在当时仍然起到了进步的、战斗的作用。
 许地山创作的最大艺术特色是鲜明的浪漫主义倾向。这不单是指异域情调和传奇色彩。更重要的是席勒所说的，“把现实提升到理想，或则说，理想的表现。”(《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许地山的前期小说既然旨在表现自己的人生观，就势必要按照自己的思想将人物理想化。敏明、惜官、尚洁就是这样的理想人物。她们的性格核心分别反映了许地山不同时候的人生观，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他的传声筒，正如《强盗》里的卡尔是席勒的传声筒一样。有趣的是，惜官与尚洁同许地山一样，都是有佛教思想的基督徒。如此强烈的主观理想色彩正是浪漫主义的根本特征。为了刻画理想人物，许地山将她们置于奇特的异域，经历种种奇遇，这种奇境中的奇人奇事也是十足浪漫主义的。在具体描写上，他的小说既有浪漫主义的一面，如敏明神游天堂的奇梦、惜官飘流南洋的奇历;也有现实主义的一面，如封建制度对恋爱的干涉、夫权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前者往往同佛教思想相联系，后者则同人道主义相表里，这里也反映出他理智与感情的矛盾。但总的说来，都是为塑造浪漫主义的理想人物服务的。
 在“五四”文坛上，郁达夫的小说也是以浪漫主义著称的。他和许地山一样，都强调表现主观世界。不过郁达夫侧重于表现自己的感情，因此喜欢热烈奔放的抒情，不重视情节与结构的完整，多数从日常生活取材，他显然深受欧洲感伤主义思潮的影响;许地山侧重于表现自己的理智，因此好作冷静而富于哲理的议论，并力图用有头有尾的、离奇曲折的故事来证明它(唯一的例外是《黄昏后》，这篇小说旨在表现对亡妻的怀念，因此充满了浓厚的抒情色彩，取材于身边琐事，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与通常的传奇性，颇类郁达夫式的“自叙传”)。他显然深受印度神话与佛教文学的熏陶。他们分别站在浪漫主义的两个极端上。
 最早指出许地山的浪漫主义倾向的是茅盾。他在《导言》中说他的异域情调是浪漫主义的，对封建制度下的婚姻悲剧的揭露是写实主义的。“他这形式上的二重性，也可以跟他思想上的二重性一同来解答。浪漫主义的成分是昂扬的积极的‘五四’初期的市民意识的产物，而写实主义的成分则是‘五四’的风暴过后觉得依然满眼是平凡灰色的迷惘心理的产物”。这话似有矛盾。许地山的浪漫主义主要表现在理想化上，异国情调则是次要的，这且不论。他对婚姻悲剧的如实描写恰恰是“五四”初期的市民意识的产物;而对异域情调的浪漫渲染才真正是风暴过后的迷惘心理的产物。
 与此相反的意见是将许地山归入现实主义之列。理由是他是文学研究会成员，而该会是主张写实主义的(最典型的文章是《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与人道主义》，《南京师院学报》1980年1期)。其实文学研究会中不少公认的现实主义作家，当他们想要表现自己不切实际的理想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拿起浪漫主义这一工具的。叶绍钧的《春游》与《低能儿》、冰心的《超人》与《悟》、王统照的《沉思》与《微笑》，都是通过理想化的人物与情节抒发自己“爱和美”的人生观的(对这些作品的分析参见曾华鹏、范伯群的《现代四作家论》与茅盾的《导言》)。可见将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同浪漫主义绝然分开，是不符合事实的。
 与众不同的人生观，与众不同的浪漫主义，使许地山成为五四新文苑中最独特的作家之一。正是这种鲜明的创作个性使他赢得了众多的读者，在文学史上占据了不可抹煞的一席地位。
 

三、稳健平和的中年

 1922年夏，许地山毕业于燕大神学院，获神学士，留校任助理。1923年夏，他和冰心、梁实秋一同赴美国留学，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研究宗教，次年获文学硕士。原拟继续深造，因过不惯美国那种豪奢而浅薄的生活，转入英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费用由伦敦传教会提供。由于牛津不承认美国颁发的学位，他只得重考硕士，论文是《法华经介绍》，1926年获文学硕士。本想再学两年考博士，因经济来源无着而作罢(老舍《敬悼许地山先生》)。是年秋归国，顺道去印度罗奈城印度大学研究佛学与梵文。1927年春回到北平，任燕大助教，并被聘为刚创刊的《燕京学报》编委，这对一个助教来说是异乎寻常的荣誉。
 在英国期间，许地山结识了老舍，往来甚密。老舍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就是在他鼓励下写出并由他推荐给《小说月报》的。据老舍回忆，他十分厌恶外国人，“有时连英国人有礼貌、守秩序，和什么喝汤不准出响声，都看成为愚蠢可笑的事。”1924年秋，帝国学院举行“帝国宗教大会”，由各国学者讲述本国宗教。许地山在会上发表论文《道教》。当时在欧美学者心目中，中国的道教不过是非洲黑人、美洲红人的原始宗教一类的东西。他的论文使他们闻所未闻，得到很高的评价，并收入大会论文集。后又改成《道家思想与道教》，发表于《燕京学报》第2期，被学术界认为道教研究的开创性著作。
 1928年许地山升任副教授，1929年与湖南人氏周俟松结婚，1930年升任教授，除在燕大执教外，还去北大、清华、北师大兼课。1933年应中山大学讲学之邀，携夫人同往，绕道台湾瞻仰故居，拜会庶母及亲友。目睹日寇铁蹄下的台胞苦难，不胜悲愤。所带《窥园留草》，因有抗日内容，险些遭扣。1934年2月自广州去印度大学研究佛学与梵文，绕道苏门答腊扫父墓，在印度曾拜会甘地，7月回国。1935年7月因与司徒雷登意见不合，被燕大解聘。许地山在燕大读书和执教凡十数年，一朝离去，感慨殊深。
 离开燕大后，许地山即由胡适推荐，就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教授。这也是根据胡适的建议：港大中文学院主任应由出身英国的大学、有相当学术权威、会讲闽粤方言的中国人担任。港大开办至此，中国人而任教授的，只有王宪益(医学院)、许地山两人(陆丹林《许地山先生生平略述》)。港大中文学院一向以八股为宗，只讲四书五经、唐宋八大家与桐城派。许地山到任后即仿国内大学，分设文史哲三系，革新课程，充实内容。又指导香港中小学改革课程。还发起香港新文字学会，力主改革汉字，曾招来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他还计划创办业余学校，因病逝而不果。所以柳亚子说：“香港的文化可说是许先生一手开拓出来的。”(《我和许地山先生的因缘》，《追悼特刊》)
 许地山在三十年代除从事教育外，主要致力于学术研究。首先是道教，其次是佛教。为此编纂了许多工具书，可惜多数未及整理出版。他穷毕生精力撰写的《道教史》也只出了上册。据说他还准备撰写《中国服装史》与《中国钱谱》，收集了许多资料。在燕大时每年要开个人展览会，陈列这些小古董。春秋佳日常伴家人出游，讲述庙宇道观的典故了如指掌。
 许地山三十年代(包括二十年代末)的创作不多，但较之“五四”时期，面貌大变。如果说他前期小说的背景不是南洋印度，就是闽粤山野;人物不是远离政治的小知识分子，就是飘流无定的小市民;情节不是恋爱剧，就是婚变史;那末中期小说的背景则已落实到北平、广州等都市;人物已扩大到资本家、留学生、乞丐、警察、官吏、教员、革命家、交际花、游民、城市贫民、传教士、妓女等五花八门;情节已开拓到与政治事变、民生疾苦纠结在一起的形形色色。如果说前期小说只有一个主题——人生观(《黄昏后》除外)，那末中期小说的主题就极为纷繁——从暴露社会黑暗到鼓吹改良主义;从宣扬宿命论到赞扬奋斗精神。这一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已经不能再用佛教思想与人道主义的显隐起伏加以概括，只有具体地分析他的作品，才能找出其中的来龙去脉。
 许地山回国后不久，国民党就血洗了大革命。面对严峻的时代，一贯消极避世的许地山也愤怒起来了。他写了一系列批判现实的小说，将笔尖触到了平庸丑恶的社会生活。
 《在费总理底客厅里》是他归国后第一篇小说，它标志着他创作的新起点。小说猛烈抨击了一个反动资本家，并指出北洋军阀和国民党都是他的保护者，“国旗”虽换，骨子里是一路货。《三博士》以漫画手法讽刺了男女洋奴的丑态。《街头巷尾之伦理》展示了下层社会的贫穷与痛苦。《归途》对一个穷途潦倒而行劫杀人的寡妇表同情。《无忧花》鞭挞了一个同帝国主义分子、国民党官僚相勾结，大发国难财的交际花。《人非人》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荒淫无耻与妓女的非人生活。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暴露了社会黑暗，特别是国民党的罪恶，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与进步作用。
 由此可见，二、三十年代之交的许地山，思想的确有了很大的进展。他已开始正视现实，力图具体地、深入地揭示其中的痛苦与弊病。亦即是说，他对生活的态度已经从消极的浪漫主义转为批判的现实主义。尽管此时他尚未摒弃根深蒂固的佛教思想，但是当他睁开眼睛，扩大视野，具体深入地观察与分析现实时，就必然会受到生活逻辑的有力干预，从而产生较清醒的认识。同时一向被佛教思想催眠着的人道主义也在现实的震撼下苏醒了，于是他的作品里出现了违反其理性认识的形象。他在1933年还认为人不分阶级都有痛苦，可是上述作品却告诉人们，世上既有瞎丐、妓女这样的穷苦人，也有“费总理”、“无忧花”这样的享福人，如此尖锐的阶级对立在他前期作品里从未出现过。这正是这些小说最有力、最可贵的地方。
 然而许地山的批判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而且侧重于道德问题。在他看来，“费总理”、“无忧花”之流之所以可恨，就因为他们贪污腐化、丧尽天良。而国民党官僚之所以庇护他们，也因为贪财好色。这样，本来只有用革命手段解决的制度问题就变成了“唤醒天良”、“澄清吏治”的改良问题。这是统治阶级也能接受、并不时装模作样加以标榜的。当他写到下层平民时，总是强调其奴性、愚昧、自私、麻木。甚至感叹说：“大概同情心不是先天的本能”(《街头巷尾之伦理》)。对于离奇情节的偏嗜与宿命的痼疾更使他的某些作品如《归途》变成了“没有打击对象的呼号，成为盲目的不知如何是好的愤怒。”(杨刚《许地山选集·序》)。
 凡此种种，说明许地山对现实的认识尚未深入本质，他并未产生朴素的阶级观点。相反，他在《序<野鸽的话>》里依然从佛教的“一切皆苦”出发，根本否认阶级的存在，进而大肆嘲笑“左联”的“革命文学”，明确宣告：他是坚决反对阶级斗争和工农革命的。他说：“农工受压迫的是事实，难道非农非工都是吃人底母夜叉母大虫;难道压迫农工底财主战主没有从农工出身底;难道农工都是无用者?……我不信凡事都可以用争斗或反抗来解决……我受了压迫，并不希望报复，再去压迫从前的压迫者。我只希望造成一个无压迫的环境，一切都均等地生活着。”这段话实际上是他在整个三十年代的思想纲领。基于这种思想，他在《法眼》、《东野先生》、《玉官》等小说里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作了歪曲的描述。这一方面说明他对党和革命极不了解，因而轻信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另一方面又说明广泛深入的阶级斗争震坍了他玄想的七宝楼台，迫使他对严峻的政治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
 1933年初，他这样表述自己的文学见解：作家“只用生活经验来做材料”，“为那觉根害病者求方药”(《解放者·弁言》)。他于是重新张开浪漫主义的翅膀，塑造了一系列理想人物，具体地开出了他的救世方药。
 《解放者》里的绍慈是个北洋军阀的警探，又是个对垂死的羊羔都爱护备至的活菩萨。他为了拯救一个被贪生怕死的“党底领袖”抛弃与出卖了的革命者，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许地山将小说题为“解放者”，给主人公取名为“绍慈”，把革命者比为“随着一两个领袖在那里瞎跑，幸则生，不幸则死”的“群狼”，显然是要用超阶级的“仁慈”来取消革命。
 《东野先生》里的东野是一个带有国粹主义气味的爱国者和信仰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改良主义者。他赞成“共产”，但坚决反对“暴动”，认为目前只能做“预备”工夫。他是以“救护时世”为己任的，但今生只打算当好教员与周济穷人。小说着力描写他如何不计报酬地献身教育，如何煞费苦心地寻救老友的遗族，这同他的主张看似无关，其实不然。许地山后来在杂文中指出：“风雨国民”之所以“不调不顺不泰不安”，一方面“由于执政者底知识底不足”，另一方面，“人民被欺负多因于知识缺乏”(《杂感集·国庆日所立底愿望》)。更有甚者，“这年头还有许多意志力薄弱的叛徒与国贼民贼底原因，我想就是由于理智底低劣”(《杂感集·今天》)。知识而外还有性情。“许多没灵魂的国贼民贼，多半由于性情乖戾所驱使，要预防这个，我们在文艺上应当供给有益的粮食。”(《国庆日所立底愿望》)既然如此，教育(包括文艺)当然是救国救民的无上法宝了。所以他说：“我们受过教育底人们都应该参加，这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底事业，也是我们神圣的使命之一”(同上文)。“知识与理想底栽培当然是我们动笔管底人们底本分。”(《今天》)
 明白了这一点，东野的思想就清楚了。原来他所谓的“预备”，就是教育。只要用普及教育的手段使统治者与人民都有了充足的知识与博爱的性情，国贼民贼就根本不会产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就会降临。
 为了衬托东野的“高大”形象，反证其主张的正确，小说特意描写了他妻子志能的转向与卓斐的牺牲。小说暗示他俩似乎是共产党员，在莫斯科长期同居。大革命失败后一起从欧洲回广州，准备参加一个秘密暴动。可是回来不久，志能就被东野的见解与人格感化了，她投向国民党，拒绝掩护昨日的同志兼情人，决心牺牲自己的一切，去辅助卓斐的伟大事业。卓斐因此惨死在国民党的屠刀下。小说将东野写成花花公子，冷嘲热讽不遗余力。又借志能之口对东野歌颂备至，称他为“性情好”、“学问好”、“道德好”的“圣人”，可是她终究不得不承认：“我底行为证明了他们(指共产党人)底话，说有资产的人们是不会革命的。”
 1939年初发表于香港的中篇小说《玉官》，是许地山的重要作品。玉官是个闽南的青年寡妇，她的全部希望就是抚孤成人，将来考取功名，为她争节坊、请封诰。迫于生计，她不得不去吃“教饭”。儿子长大后，受教会资助留学美国，后来果然当了国民党的大官。可是他并未给她请封树坊。她的理想破灭了。在基督的感召下，她醒悟到：“从前的守节是为虚荣，从前的传教是近于虚伪”，“她现在才知道不求报酬底工作，才是有价值的，大众若是得着利益就是她底荣耀了。”于是她只身回乡，出任教会小学校长，工作勤奋，成绩卓著。在她的生日，教会给她举办了“服务四十周年纪念会”，四乡百姓自动为她集款建桥，命名为“玉泽桥”。在献桥祝寿典礼上，她受到万民的欢呼，俨然是一个救世英雄。
 小说重申了教育救国论，同时又把基督教博爱主义吹嘘成除暴救民的符咒，为此特意生造了这么个情节：有一次玉官与一群妇女被白军抓去，正要被强奸时，玉官挺身而出，宣传“人和人都是兄弟姊妹，要彼此相爱、不得无礼底道理”。白军居然“不知不觉地个个都松了手”，真的同她们称起“兄弟姊妹”来了。作为对照与反证，小说对工农红军作了毫无根据的歪曲的描写，包括所谓的“暴行”与“溃败”。
 《玉官》发表前一年，许地山作过一个《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 (《杂感集》)的演讲。他说世上的英雄有两类，一类是“假英雄”与“拟英雄”，他们是时势造成的，只能保护人民“不受天灾人患底伤害”;另一类是“真英雄”，他是“不受时势所左右底”“造时势者”，是“形全于外，心全于中”的“超人”。“唯有他才能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改造世界和增进人间的幸福”。那末“真英雄”从何而来呢?“真英雄是天生的”，“等到黄河清也不定等得到一个出现。”而人们除了耐心等待外别无他法。一旦某个黄道吉日，“他”突然降临，人间就会立即变成天堂。这样的英雄其实就是救世主。
 既然现实中还没有“超人”，那就不妨用文学来创造，东野与玉官或许就是这样的“真英雄”吧?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许地山的救世方药至此已形成完整的体系，那是一种以英雄史观为基础、人道主义为核心、改良主义为手段、无政府主义为目标的宗教色彩浓厚的救世主义。在烽火连天、战祸遍地的三十年代，这种救世主义当然是十分错误的，也是荒唐可笑的。但它并不是许地山个人的奇思异想，而是特定社会历史背景的产物。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展开了风起云涌的救亡斗争。国民党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从武力与文化两方面围剿革命，教育界也是重要战线之一。为了麻痹青年的革命意识，统治者大肆宣扬“教育救国”，从而在文化界掀起了一股改良主义思潮。
 蒋介石带头在1932、1933两年中五次公开演说，贩卖“教育救国”(见陈元晖著《中国现代教育史》)。买办文人胡适立即响应，大谈“教育救国”、“读书救国”、“人才救国”。有一篇《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竟说：“普鲁士战胜法兰西，不在战场上而在小学校里”，“英国的国旗从日出处飘到日入处，其原因要在英国学堂的足球场上去寻找。”要爱国学生回到课堂与足球场里去，不问国事，听任日寇灭亡中国。
 与此同时，西方帝国主义加强了文化侵略。早在五四时期，杜威与罗素就来华鼓吹教育救国论，在知识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大革命中，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遭到沉重打击。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卷土重来。据《美国平信徒调查团报告书》，1927年后中国的教会学校又逐年上升。鉴于以前的教训，他们建议教会学校不再以布道为主要目的，而应以教育为主。不再强迫学生读圣经、做礼拜，而要用“宽容和同情”的态度灌注“基督精神”。1929年美国在华投资中用于教会事业的(学校、医院、教堂)达八千万美元，而用于商业的仅七千万，可见其对文化侵略的重视。
 “教育救国”之所以能形成一定的声浪，除了帝国主义者、官僚、封建地主的倡导外，还因为它迎合了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不满黑暗现实又畏惧流血革命的矛盾心理与走第三条道路的天真幻想。《教育杂志》1935年1月曾刊登了“全国专家对于教育救国的信念”特辑; 3月又刊登了“读书问题”特辑; 5月竟刊出“读经问题”专号。学术界大量翻译出版了欧美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教育学著作。
 许地山在整个三十年代里都在美英帝国主义直接控制的大学执教，而这里正是“教育救国”与“基督精神”的双重基地。他本人既是个生活优裕、地位清高的学者，又是个以救护时世、普度众生为己任的基督教徒。这就决定了他必然会从自己的职业自尊心与宗教伦理观出发，把稳健平和的教育救国论与基督教博爱主义当成救世良方。他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只能这样回答严峻的时代向他提出的问题。
 许地山热心宣扬救世主义固然不可取，不过至少他已开始承认：现实世界是可以改造的，即便是和平改良也罢。这就说明他的人生观在发生变化，当然这变化是逐步进行的。
 在1931年的《法眼》、《归途》里，许地山着重表现的还是宿命论。这里的人物没有什么生活目的，只有本能的挣扎与呼号，他们仍然是些破网上的蜘蛛。
 1933年的《女儿心》是许地山人生观开始转变的界石。这是一篇充满矛盾的传奇小说。主人公麟趾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理想，虽然这理想颇为渺小。她不甘心忍受命运的摆布，她要向命运大胆挑战。可她的理想在即将实现的瞬间破灭了，而破灭的原因恰恰在于她因为理想即将实现而产生的激动与忙乱。小说仿佛用这个戏剧性的结局来否定她十几年顽强的努力，证明一个人不管怎样反抗终不能逃脱命运的罗网。可是小说对她的叛逆精神又作了那样热情的讴歌，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小说的道德观也是十分矛盾的。
 小说的矛盾反映了作者的矛盾。这在他同年的《序<野鸽的话>》里也有所表露。《序》一边重申蜘蛛哲学，一边又说：“我只希望不要循环地做、要向上地做。”可见他此时的人生观正处在十字街头。
 一年后的《春桃》明朗多了。春桃凭借其坚强的意志和泼辣的才干把自己的命运勇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她那乐观、爽朗的进取精神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蓬勃朝气与旺盛的生命力。她对苦难的态度是：“谁不受苦? 苦也得想法子活，在阎罗殿前，难道就瞧不见笑脸?”这样斩钉截铁的话是惜官与尚洁绝对说不出来的。这里没有人生渺茫的无谓呻吟，也没有以苦为乐的强颜欢笑，有的只是对苦难的蔑视与挑战，对生活的信心与希望。更突出的是，她不仅对旧社会加诸她的贫困无所畏惧，而且对传统的道德不屑一顾。当李茂用夫权来压她时，她毫不犹豫地将他顶了回去。对于两个男人的交易，她气愤地说：“你们商量着怎样处置我来!可是我不能由你们派。”“我是我自己”。这些火辣辣的话喊出了千百万劳动妇女要求人格独立的迫切愿望，是五四精神的深化与发展。
 春桃虽不承认李茂的夫权，却同情他的不幸。为了救他，她不顾礼教与习俗的强大压力，果敢地采取了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解决办法。就反对封建道德而言，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第二个这样勇敢地冲破一切的妇女形象。许地山一向喜欢穿着恋爱的外衣表现自己的人生观。春桃这种惊世骇俗的行为正是她反抗命运、征服命运的强悍意志的独特表现。从中可以感到有一种新的人生观朦胧出现了，它还有点幼稚与原始，但它已突破了宿命的蛛网，把人的力量、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提到首位来了。
 在1935年的一次演讲中，许地山将他的新人生观作了完整的表述。他说：“人类底命运是被限定的，但在这被限定底范围里当有向上底意志，所谓向上是求全知全能底意向，能否得到且不管它，只是人应当努力去追求。”(《杂感集·造成伟大民族底条件》)同“听其自然”的蜘蛛哲学相比，这种“求全知全能底意向”简直是一场革命，也是许地山人生观的一大转变。
 联系许地山的救世主义，我们知道，他所谓的“知”与“能”是不包括正确的社会科学与暴力革命在内的。而排除了这两者，人类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世界与有效地改造世界。所以他的新人生观的内容是空洞的、贫乏的，它也未能超越其改良主义的局限。当然，如果我们不作苛求，仅仅从人生态度着眼，那末应当承认这种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精神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综上所述，在三十年代，许地山前期思想上的矛盾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现实生活的教育下，佛教思想的阴影越来越淡薄，而人道主义的思想则越来越明显。正是人道主义思想，驱使他揭露批判了社会的黑暗，特别是国民党的罪恶，激发他对劳苦大众的深厚同情，并进而颂扬了他们的崇高品质，帮助他克服了宿命论，树立了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人生观;但同时，这种人道主义思想又蒙蔽了他的眼睛，掩盖了社会黑暗的根源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指引他得出了教育万能、博爱至上的结论，走入了改良主义的歧途。总之，许地山本期创作思想的两重性正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高潮时期的两重性的反映。
 随着思想的发展，许地山的创作方法也有很大变化。他写于二、三十年代之交的暴露性作品，基本上属于批判现实主义范畴。人物、情节取之现实生活，背景富于时代感，哲理性的议论几乎完全消失，代之以大量讽刺性描写，结构紧凑，语言朴实，这一切都同前期形成强烈的对照。但是由于对现实缺乏较深刻的认识，未能塑造出较典型的人物，因此终觉缺乏鲜明特色。换句话说，他在艺术上失去了自己。
 后于这类作品的，是几篇旨在表现救世主义的小说。为了创造理想化的救世英雄，许地山不得不重新求助于浪漫主义。但这并不是前期浪漫主义的简单复归。重要区别在于，这些小说的背景不再是不知今世何世的异域与山野，而是有明确时代标记的城市;情节不再局限于恋爱或婚变，而是同重大的政治事件(大革命、土地革命)发生了紧密联系。亦即是说，小说的环境已带上浓厚的现实色彩。相形之下，小说的人物就太浪漫了。他们都是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出现与存在的完人、圣人、超人。为了证明其救世方药的正确，小说违背历史的逻辑，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与环境作了歪曲的描写，这当然是不能令人信服与感动的。事实上即在当时，这些作品也未曾引起读者的注意。
 唯一的例外是《春桃》。它是许地山三十年代唯一的杰作，也是他全部创作的巅峰、现代文学史上的珠玉。它几乎集中了他思想与艺术上的所有积极面与长处，却避开了他的消极面与短处。首先，春桃是个劳动者，是许地山全部小说中唯一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的主人公。小说通过她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却没有将其同救世主义相纠结。小说也赋予她某种博爱的光泽，但她仅仅将其施之于同阶级的穷人。小说让她喊出了妇女解放的强音，做出了惊世骇俗的举动，但又给以合理的解释：“在社会里，依赖人和掠夺人的，才会遵守所谓风俗习惯;至于依自己底能力而生活的人们，心目中并不很看重这些。”这是朴素的阶级观点，虽然象火花一样瞬息即逝，但出诸许地山之口，就格外难能可贵。总之，无论从阶级观、人生观、伦理观、妇女观上看，《春桃》都有进步因素，即使在今天仍未丧失其价值，这正是它经得起岁月磨炼的根本原因。
 《春桃》的艺术也是十分出色的。对于一个短篇小说的主人公，能从这么多角度去分析，正说明其性格的丰富性与立体化。为了刻画这个雕象，许地山动用了自己掌握的一切手段。个性化的语言，活生生的细节，真实可信的环境，紧凑严谨的结构，这些都是现实主义的。但小说的中心情节，春桃那三人同居的决定，却是浪漫主义的惊人之笔。即便是今天的读者也会忍不住拍案叫绝。正是这关键的一笔，使她的性格辉耀出夺目的理想之光(最近有个日本学者加藤千代也认为春桃是寄托作者理想的属于未来的妇女形象。见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报》No.140，1980.3)。这种理想虽然还有点朦胧，却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向的。所以《春桃》既不是纯现实主义作品，也不是纯浪漫主义作品，而这恰恰是它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的秘密。它标志着许地山在艺术上找到了新的更成熟的自我。
 

四、奋起战斗的晚年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开始后，全国的爱国文艺家一致要求团结抗日。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在武汉成立了，周恩来同志任名誉理事，郭沫若、茅盾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其中即有许地山。1938年起，由于大批文化人与青年学生流亡香港，香港文化界的抗日运动空前活跃。为了领导这一运动，1938年党派楼适夷同志去香港组织文协香港分会。由于楼是著名的左翼作家，一来就遭到监视，一时打不开局面，便去找许地山。当时许是香港的“高等华人”，拥有私人小汽车。除任港大中文学院主任外，还是香港中英文化协会主席。地位既高，声望亦隆，连法院里有什么中文解释上的争执，都要来请教他。由许地山出面联络上层各界报导，方将香港文协建立起来。成立大会就在港大礼堂举行，由许任主席(楼适夷同志1980.10.24晚在北京寓所与笔者谈话港文协成立后，发挥了有力的战斗作用。当时在它周围的青年团体有四、五个，在它影响下的杂志与副刊有十余种。许地山作为其主要负责人，日夜辛勤工作。在时代风暴的激荡下，从小郁积在他心底里的爱国炽情终于象火山一样爆发了。他毅然决然地走出书斋，奔走于港九闹市，从在群众大会上演讲，到黑夜去深水涉小楼上偷偷给流亡青年补课，他没有一次不到。国民党海外部一方面压迫他，强邀他去给他们开会挣场面，另一方面造谣说他拍共产党的马屁，想出风头，他毫不妥协。抗战彻底暴露了国民党的腐败与罪恶，许地山终于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真心爱国、真正抗战。当时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为解放区筹措了一批药品，他曾想借送药之机亲访延安，可惜港大不准假，他深引为憾。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他即与张一麐联名致电蒋介石，呼吁息争共同御敌。2月1日又领头在香港文化界的宣言上签名。是年5月4日他又发表演说反对摩擦(《国粹与国学·青年节对青年讲话》)。不幸的是，正当他初步看清了正确的方向，开始努力了解与接受历史的真理时，无情的死神阖上了他“向上望”的眼睛，中止了他“向前行”的步伐(“向上望，向前行”系许地山1941年的题字，见《追悼特刊》)。1941年8月4日，他因心脏病猝发逝世，终年仅49岁。他的早逝不仅是救亡运动的一大损失，也是文学界的一大损失，人们无不为之惋惜。
 许地山逝世后，宋庆龄立即赠送了花圈。郭沫若、茅盾等人纷纷著文哀悼。香港大学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香港与新加坡的文化界都召开了追悼会。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都作了 并发表悼念、回忆文章。解放后，开明书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他的选集。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译的两本印度神话。尼赫鲁总理访华时，周总理曾将其介绍给尼赫鲁(周俟松《回忆许地山》)。作为一个著名的作家、学者、爱国知识分子，许地山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中国文学史与文化史上。
 许地山晚年写了不少激励民气、针砭时弊的杂文。在这些杂文里，他除了大声疾呼动员抗战外，还驳斥了国民党不相信中华民族的力量，一心指望美英援助的依赖政策。他说：“别人是绝对靠不住的。”(《国庆日所立底愿望》)“要记得援助我们底就可以操纵我们呀!”(《杂感集·民国一世》)他尖锐抨击国民党卖国卖民的无耻秽行，指出：“人民对于政府和国家缺乏热情的拥护，都是因为多数的文武官吏渎职贪婪。”(《国庆日所立底愿望》)他号召掀起一场“打狗轰猫”运动，打倒那些“吠家狗”(镇压人民的顽固派)、“引盗狗”(汉奸)、“饕餮猫”(贪官污吏)、“懒惰猫”(渎职的官僚) (《杂感集·七七感言》)。他已意识到统治阶级是不怕亡国的，只有人民才是抗战的中坚(《杂感集·<硬汉>序》)。这种初步的阶级观点使他的杂文犀利泼辣、深刻有力，充分发挥了投枪与匕首的作用。我们完全可以把许地山称为民族解放的英勇战士。
 与战斗同时，他对过去的错误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清算。在杂文《谈<菜根谈>》里，他批判了“人生似瓦盆，打破了方见真空”的佛教人生观，指出它是“消极的格言与闲人的哲学，很不适于向上思想底。”在长文《国粹与国学》里，他系统批判了国粹主义，指出许多“国粹”其实是“国渣”，要改造中国，必须清除渣滓。被国粹派奉为至宝的“国学”，其实只是“治人之学”即“做官技术”，或沽名钓誉的“社交学问”。文章作出了如下的结论：“要知道中国现在的境遇底真相和寻求解决中国目前的种种问题，归根还是要从中国历史与其社会组织、经济制度底研究入手。”
 就许地山的思想而言，这句话可谓石破天惊。我们还记得，教育万能、博爱至上是他的救世主义的两大支柱，这实质上是认为思想意识能够决定社会存在。现在他终于意识到社会问题的症结不在人的知识与性情，而在社会经济制度。
 思想的跃进开辟了艺术的新生面。许地山晚年顺应时代的召唤，提出了“弹腥文学”与“群众文学”的响亮口号，要求文学成为“爱国爱群底人们底资粮，不是富翁贵人底消遣品。”(《<硬汉>序》)他还身体力行，写了不少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铁鱼底鳃》。它以坚实的现实主义塑造了一个倔强执拗的爱国科学家的动人形象，通过他发明有术、报国无门、颠沛流离、死于非命的悲惨遭遇沉痛控诉了“无勇无谋、贪权好利”的国民党摧残科学、毁灭人才的罪行。《桃金孃》歌颂了聪明善良的劳动者，鞭挞了娇懒狠毒的统治者，末了借天雷劈死了统治者，使人间变成劳动者的乐园。这个蓄满诗意的浪漫主义故事是许地山最后的作品。它仿佛是他对中国人民最诚挚的祝福，对祖国未来最美好的憧憬。
 综上所述，许地山晚年在政治思想各领域都有显著的变化。无论是他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及中国共产党、人民群众的认识，还是他的历史观、社会观、人生观、文艺观，都超越了三十年代的救世主义体系，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尤为宝贵的是，他已具有初步的唯物史观。总起来说，他在逝世前已呈现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高度。我们有理由设想，如果他不是去世得这样早，他完全可能象闻一多那样坚定地站到人民一边来，彻底完成其立场的转变，从民族民主的英勇战士变为人民革命的光荣战士。
 

结 语

 从二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初，许地山共创作了四十余万字的文学作品，数量虽不多，但由于个性鲜明，仍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引人注目的痕迹。
 首先，他那些探索人生问题的小说在“五四”时期发挥了相当的反封建作用。这些小说的浪漫主义与异域情调则丰富了“五四”新文学的创作方法与描写领域。其次，正如阿英指出的，他的《空山灵雨》与冰心的《往事》 (一)在1922年的发表，“是给小品文的运动，以不少推动的力。而《空山灵雨》尤可说是现代小品文的最初成册的书”，“在小品文运动史上，是将永久存在着的。”(《现代十六家小品·落华生小品序》 )再次，他在三、四十年代的两篇杰作《春桃》、《铁鱼的鳃》也以其进步的思想与独特的风格而脍炙人口，至今仍在海内外拥有读者(后者发表后即被新加坡报纸载转;前者曾有宫本百合子的评论，直至1980年还有日本学者研究，详见附录二)。
 至于他二十年来的创作道路，更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动向，给我们以许多有益的启示。
 这是一条极为特殊的道路。在现代文学史上，还没有类似的例子。但是即使在这样特殊的人身上，仍可发现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来。
 许地山是个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从小就看到并身受了祖国人民的深重灾难，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不倦地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可是他在大半生里却未能找到它，更确切地说，他找到的是一条行不通的死路。
 在“五四”时期，他一方面对社会的黑暗发出了深沉的抗议，对人民的苦难倾泻了深切的同情;可是另一方面，他却徘徊在佛学的迷宫里，幻想用佛教人生观“普度众生”。
 在三十年代，他一方面愤怒批判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热情颂扬了劳动者的崇高品质;另一方面却陷入了改良主义的泥淖，幻想走第三条道路。
 直到四十年代初，他的思想才发生根本变化。虽然他还来不及同改良主义彻底决裂，但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共卖国政策，他的立场是坚定的。他初步清算了头脑里的封建毒素，扫除了对美英帝国主义的幻想。他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救亡运动，为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
 推动许地山不断进步的当然是暴风雨般的时代，但它是通过人道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内因发生作用的。正是人道主义帮助他摆脱了佛学的鬼魂，又是爱国主义促使他扬弃了旧民主主义。他的思想历程雄辩地证明了这样一条历史真理：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不管原来思想如何，只要他是真心爱国的，有正义感的，那末他终将在现实的教育下投入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中去。伟大的鲁迅、郭沫若、茅盾是如此，光荣的闻一多、朱自清是如此，诚挚的许地山也不例外。这正如地上的大江巨河，它们曾遭到多少高山的阻挡，受到多少沼泽的滞留，然而不管它们的流程多么迂迥曲折，它们终究汇入了浩瀚无际的大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郭沫若无疑是长江黄河一样的巨流，闻一多、朱自清、许地山等人则象其他的一些江河。它们的水量、流域与声势虽有大小，但它们都是大地的儿子，大海的波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