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5月16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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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中块垒 笔底波澜——浙东巨子李邺嗣及其诗文

胸中块垒 笔底波澜——浙东巨子李邺嗣及其诗文明末清初的中国,正处在“天崩地解”的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动。明中叶以来逐步形成的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这个“天崩地解”时代的产儿——浙东学派,通过文化巨人黄宗羲的倡行,终于在清代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影响重大的学派。这个以“经世应务”为治学目的、以“明经通史、兼贯百科”为治学途径...

胸中块垒 笔底波澜——浙东巨子李邺嗣及其诗文

明末清初的中国,正处在“天崩地解”的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动。明中叶以来逐步形成的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这个“天崩地解”时代的产儿——浙东学派,通过文化巨人黄宗羲的倡行,终于在清代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影响重大的学派。这个以“经世应务”为治学目的、以“明经通史、兼贯百科”为治学途径、以“博学实证、质疑求信”为治学特点的学派,在清代“康乾盛世”之际涌现了一群著名的人物,如经学家万斯大、黄宗炎,史学家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文学家周容、郑梁、李邺嗣,天文历法和数学家黄百家、陈言扬等,都在中国思想史、史学史和科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与经学、史学一样,浙东学派同时也形成了富有个性的文学思想,这主要体现在黄宗羲所提出的应有独到见解和真情至性的文学创作要求上。黄宗羲在《寿李杲堂(鄞嗣)五十序》中指出:“夫文章不论何代,取而读之,其中另有出色,寻常经营所不到者,必传文也。徒工词语,嚼蜡了无余味者,必不可传者也。”(《黄宗羲诗文选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这是对文学主题的思想性与作品不朽性关系的判断;他又在《明文案序》中说:“今古之情无尽,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则天地间,街淡巷语,邪许呻吟,无一非文,而游女、田夫、波臣、戍客,无一非文人也。”(《黄宗羲诗文选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这是对文学情感性审美属性的深刻认识。黄宗羲为浙东文学奠定了区别于清初其他文学流派的理论基础,在浙东学派中李邺嗣是这些主张最卓著的实践者。他以四十余年的文学生涯,将宁波的文学创作推向高潮,从而使浙东文学以其真挚深刻的感情和深思卓见的思想而成为浙东学术的重要部分,与浙东经学、浙东史学鼎立而三,为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了独具异彩的一章。

一、跌宕起伏的人生

李邺嗣(1622—1680),初名文胤,鄞嗣其字,后以字行,号杲堂,又号淼亭,鄞县人。世居砌街(今宁波市区),时称砌街李氏。曾祖李生威,嘉靖四十一年(1562)乡贡,官至凤阳府推官。祖父李德升,由县学生人南太学、授直隶苏州府经历司经历,升湖广长沙府浏阳县丞、北直水平卫经历,致仕。父李棡,天启甲子科举人,崇祯丁丑科(1637)进士及第。初授广东潮州府潮阳县知县,行取补顺天府永清县知县,考选授礼部清吏精膳司主事。后绝食殉国。李邺嗣自幼受良好的教育,十二三岁即能做诗,十六岁时,入县学为诸生。时父李棡去广东潮州任职,李邺嗣随同去粤,因年少聪明,被广东惠州人、平越知府张孟奇赏识,两人互引知己,遂成忘年交。明末回鄞县时,二十余岁的李邺嗣已声名鹊起。清军陷北京,李棢在南京南明政府任仪部之职,李邺嗣亦同住南京,目睹了南明政府中奸佞当道、君昏臣乱的内幕,他因此对依靠明王朝残余势力抗清感到失望。1645年,清军渡江攻占杭州,李邺嗣随父李棡回浙东,在会稽、宁波、舟山一带参加义军抗清。1646年,因谢三宾告密,宁波城中参与抗清斗争的一百多人被捕,清军将以李棡、高斗枢为首的宁波义士,解至杭州用刑逼供。李棢誓死默不出一语。李邺嗣因父故也被清军赶至定海,在马厩中关了70天。后经友人万泰力救方得出狱,李棢入狱后,鄞县群情激愤,士人竞相捐资解救。李棡出狱后以死殉国,临终前说:“我先前不愿死于黑阱,今得见白日而死,可以了。”于是绝食数日而死,年62岁。当李棡死讯传来,李邺嗣放声痛哭,悲痛欲绝。此后曾与万泰、徐凤垣、高斗权等结为诗友,流连于僧寺野庙,与木陈、梧留、山晓、天岳等名僧结为挚友,文名因此更显,四方来甬之士必欲与李邺嗣相谈终日、诗酒流连而后快。李邺嗣虽盘桓于山林僧寺之间,但抗清之志未泯,其间又在镇海、舟山参加抗清斗争,清顺治五年(1648)春再次被捕,囚禁70天,后清政府慑于舆论,被迫将其释放。到七月间,在舟山又被捕,在押送回宁波途中,李邺嗣投海取义,被清兵抱住后,他随口呼出激昂的《呼屈公》诗:“日寝下兮高春,潮不缓兮命将穷,噫乎!仰天兮呼屈公!”表达了他要随屈原为国尽忠的决心。李邺嗣被强制送回宁波后,关进死难忠烈华夏住过的死狱,他在狱中写下了《钳头一章招华,杨诸公》一诗:“忆向西台哭不禁,钳头此日续南音。冰城初筑君先人,剑树犹开我复临。干弱支天留士气,霜青剃草见臣心。重泉疑隔无多路,预逐香风梦去寻。”(李邺嗣《杲堂诗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其视死如归之心展现无遗。当时宁波城乡抗清气氛甚浓,清军一面武力镇压,一面又释放被俘之士,欲以笼络人心,李鄞嗣因而在死狱中度过63天后再次出狱。李邺嗣潸然赋《铁围》诗记狱中生活。纵然如此,其抗清之志,仍不稍减,不久后写成的《善哉行》高吟:“采薇硜硜,是为末节。臣靡不死,复兴复室!”即见其好义之心,不以前事少变。

顺治七年(1650),余姚黄宗炎因参加冯京第义军被捕,即将受刑。李鄞嗣与诗社中的冯道济、董天鉴、高旦中全力营救,不惜倾家集资,买通当权者,将黄宗炎救出。康熙三年(1664)九月,浙东抗清领袖张煌言在杭州遇难,李邺嗣设法将张煌言安葬。其时,清将从张煌言处搜得大量士绅与张煌言的来往信件,准备按箱追捕杀之,李邺嗣用奇计使其中止,于是声望大振,浙东士绅皆欲与之交结。康熙十八年(1679),清政府举行博学鸿词科,浙中大臣慕李邺嗣之名,都想推荐他参加考试,李邺嗣以死力辞,方才作罢。

浙东抗清斗争失败后,李邺嗣自知复明无望,自此便潜心于组织诗社和著书。先后与梁以樟、万泰、徐凤垣、高斗权等人组织南湖九子社、草堂诗社、鉴湖诗社等,赋诗言怀,长歌当哭,寄托其悲愤之情,思国之意。又以金代元好问编《中州集》例,以诗为经,与胡文学合作,选编《甬上耆旧诗》,为此,以传为纬,力求收集甬上耆旧之诗。为寻找遗作,李邺嗣搜寻残帙,心力俱枯,若片纸未出,凛然有不祥之惧。《甬上耆旧诗》成书后,李邺嗣悲喜交加,情不自禁,在家中立所录诗人之位,祀以少牢,闻者均为其行而感慨不已。康熙十九年(1680)十月八日,这位浙东学派文学大家、诗坛领袖终因“积愤如山、万愁浇心”(全祖望跋语)而与世长辞,年59岁。妻项氏,留有一子六女,子李暾;长女嫁万斯备,二女嫁邱瑜,三女嫁沈绍雯,四女嫁林时对。

二、血泪凝成的诗歌

诗贵真情,浙东文学强调以情人诗。作为浙东诗坛领袖的李邺嗣,在其传世的数千首诗中,充满了炽热的爱国之情、浓郁的恋乡之情、真挚的亲情和深厚的友情。在李邺嗣的诗集中,随处可见他对故国的深情和对清统治者的仇恨。《杲堂诗续钞》卷四的数十首五律都是这类“大愤留天地”“血渍千秋在”的爱国悲歌。集中的《不信》、《秋望》、《泊定海夜哭》、《当春》、《兵燹后野步哀甬东》、《沧州》、《大愤》、《恸哭》、《十年》、《三月十九日闻杜宇》等诗,读之催人泪下。如《不信》:“不信沧州上,频年门末闲。鼓声扬灌海,烽火照翁山。金虎中天薄,吴殇白日还。关河流血尽,客泪对潺潺。”1664年秋,张煌言在杭州遇难,李邺嗣乘船来到舟山,面对这一块抗清的热土情海,他悲债难禁,写下了《泊定海夜哭》四首。其二是:“频年国破泪,此日更难收。积血知龙斗,遗民问马流。乾坤迷鼓角,风雨溅刀头。太息残生在,黄冠何所投!”亡国后的遗民之心何止太息。面对天昏地荒之境,现实与追忆之际,他以诗招寻张煌言英魂:“我实愁来此,荒荒天地昏。悲风嘶虎石,毅鬼立蛟门。国史千年寄,臣心一日论。关河戎马在,何地可招魂。”他目睹兵燹后的宁波,慨然写下:“战垒村村见,愁云日日浓。乱骸争白草,旧鬼失青松。不断三江鼓,难消八月烽。山居何处好,比屋有新春。”(《兵燹后野步哀甬东四首之三》)他面对清兵铁蹄下的旧河山,和泪吟哦:“乱余野老哭,天地黯然愁。绝爨吹磷火,颓垣凑髑髅。梦依荐黍定,家对旅葵秋。尚有征租吏,频从自屋搜。”(《江上》)国破家亡后的农村惨象在李邺嗣的心中激起了层层波澜,这感情的波澜又化为悲愤的高号,回响在300年前宁波郊野的旷空中。这样的诗在李邺嗣的创作中,何止一首、十首、百首!李邺嗣用血泪凝成的诗歌为失败了的浙东义军抗清业绩唱出了永远的挽歌!

李邺嗣对生他养他的这一片热土充满深深的眷恋之情。为此,除了大量描写鄞县风物的诗外,还以其故乡鄞东的风土人情,写下了79首民歌体的竹枝词,总称《鄮东竹枝词》。这些诗语言清新,节奏轻快,内容通俗,万斯同等仿其体作《鄮西竹枝词》等组诗,从而在宁波诗史上引发了歌咏乡土的高潮。鄞县的青山绿水,不时勾起李邺嗣的豪游之兴和高歌之声,在《遗兴》一诗中说:“此乡风物总能妍,略动先生口角涎。山脑茶香迟更好,水头鱼味早俱鲜。岂须牡蛎方为美,任失青棂亦不怜。千载陆云真足语,举篇一读更欣然。”《冒雨过王氏园亭二首》则把雨中的鄞东描绘得如梦如烟:“太白诸峰列晓烟,谁来横笛倚楼前?数声忽弄怀人曲,大雨因开乘兴船。赤鲤暴鳞冲逆水,白鸦掠尾下平田。仆夫坐识衡门迹,几亩方塘绕舍偏。”“辋川亭馆尽堪夸,闻说开樽兴日加。十里寻烟通水道,一船载雨过君家。携来池上初生草,看到筒东未谢花。情重盘餐俱在眼,足束竹影坐中斜。”烟云朦胧,疏影缥缈,把故园野色推到若仙若幻之境,推到了一种纯洁晶莹的审美品位上。这是诗人用心滤筛过的世界,是诗人追恋的世界,也是诗人深沉的痛楚,正是这条感怙主线,把李邺嗣爱国与恋乡情感熔化为一炉,牵动于一脉。

亲情是最难舍的。李邺嗣的怀女、哭父诸诗都以极沉痛的感情叙述了这位诗人心中难舍的亲情。在《秋日哭先公殡所四首》中倾注了诗人对其父为国捐躯的崇敬和思念之情。如第二首:“魂衣缥渺指归途,痛入玄云不可呼。岛上门人传哭薤,江东国土识怀刍。三秋先识寒金狄,五夜犹闻哭鼎湖。白骨苍茫遗愤在,侧身无地伏菰芦。”第三首:“墓门十世老松揪,綍引灵輀复此投。欲向苍天呼独漉,岂堪白昼舞鸺鹠!一杯掩碧中华土,万鬼啼冤夜壑秋。却问茂陵青露后,几人带剑上遗丘?”在这里,国仇家恨纠缠在一起、交织在一起,因而对其亡父的追思也就超越了一般的思念之情而带有更深广的故园之思和家国之恋,从而使李邺嗣的缅怀亡父和其他先辈的诗歌都带有浙东学派那种极重视当地当代史事人情的印记。如果说李邺嗣哭父诗中体现了亲情中崇高壮美的一面,那么他的《哭亡女美兰六首》和《题亡女美兰墓四首》等怀女诗,则反映了李邺嗣亲情中的温柔秀美的一面。这十首七绝中无处不有李邺嗣对亡女的至爱至情。白发人送黑发人,老年丧子本是人生的大不幸,而早夭的女儿又死在风华正茂的青春时期,这打击对李邺嗣几乎是毁灭性的。尽管亡女的尸骨已寒,尽管令人肝肠寸断的诀别之时已远逝了19年,但撕心裂肺的苦痛并未稍减。渐近老年的李邺嗣以其至爱之心唱出了人间至情之诗:

鬼火荧荧半欲明,幽魂念汝只孤行。

夜台不是平生路,可听爷娘相唤声。

片月曾迥地下明,难将残梦续平生。

人间哭尽摧心句,唤彻重泉得几声?

人间哭尽摧心句,唤彻重泉得几声?

昨岁梨花照眼春,全家忆踏垄头尘。

谁知独卧寒松下,适是同来上墓人。

零落幽奁已积尘,一编断草哭千春。世间不惜风华尽,鬼伯偏趋慧业人。

世间不惜风华尽,鬼伯偏趋慧业人。

遗香一夜散如烟,哭向春风竟杳然。不问卷帘人已谢,木兰花发又今年。

不问卷帘人已谢,木兰花发又今年。

岭外台荒鬼树烟,人间万事总茫然。莫惊短梦须臾事,历尽兴亡十九年。

这种充盈着诗人凄绝惋绝的亲情,这种令人心颤的悲思,在《题亡女美兰墓四首》中依旧如诉如泣地和泪栉血般吟哦着,使人在不忍卒读之间仿佛看到诗人剜出自己的心,一把把地绞出血浆情泪。

几声哀转缔讴长,送汝青枫冥漠乡。

深阁如天人不见,如何夜踏陌头霜?

遗芬石上夕阳斜,寂绝山栖断岁华。

夜半墓门天澹澹,飞来几片是梅花。

昔梦重回路岂迷,幽心应在断桥西。

一盂杏酪清明火,听尽东风花豸啼。

断肠小碣上新苔,黭黭千春向夜台。

谁发幽眠人梦起?梵钟又破晓烟来?

父爱是一种比母爱更沉默却又更博大更持久的感情,这种郁结于心、难以抒发的亲情一旦发为心声,流为文字,就具有了一种催人泪下、发人情思的魅力。可以说,李邺嗣在这些诗中所表达的亲情中,所具有的令人不忍卒读又不能不读的至情倾诉和艺术魅力,可与李密《陈情表》、元稹《遣悲怀》、韩愈《祭十二郎文》等经典名篇相媲美。黄宗羲所倡导的文学作品应有“至情”的观点在这些诗中得到了令人信服的体现。

在人的所有感情中,友情是最广泛也是最宽厚的一种感情。因而,对友谊的歌咏也成为中国诗史中久盛不衰的题材。李邺嗣投身于浙东抗清斗争,又奔波于浙东各地联络抗清志士,这种于血火之中凝成的情谊所具有的动人故事本身就是产生诗情的源泉,况且李邺嗣三人牢狱而得众友相救,两次倾家救助入狱同志,在这种生死相托、荣辱与共的情感交流中,李邺嗣于友谊自有独特而深刻的理解和感受。他的赠友、哭友、怀友诗,不仅数量多、题材广,而且其感情独具一种感人肺腑的感染力。

在李邺嗣的友谊诗中,最沉痛的是悼诗。在《杂哭十三首》中,对已故的挚友万泰(悔庵)、梁仲木、庄汉晓、万允康、何羲兆、吕汉㦂、华夏、杨文瓒、董志宁、姚翼方、郭咨署、何时偕等人的悼念是最感动人心的。这些诗情真意切,辞悲语凄。诗人在其中诗序中说:“嗟夫!诸君奚死耶?诸君不在地上,故地下耳。然则奚哭哉?其十三章,聊自哭耳。”随后将对死难诸友的漫漫思情化为对自己孤独的心的悲惜,“濒死谁遗我?犹为叹逝人!一丘迟付骨,万事早藏身。野腊陈樽古,山畴束带畇。墓旁累土在,先卧白云村。”在《哭履安先生(万泰)二首》中,诗人以“百年高履封遗骨,五夜垂缨哭故人”、“呜呼表墓长留字,恸哭登台未绝声”、“论交此日谁无恙,旧笛音中天地冰”的诗句表达了对他生死相托的故友的怀念。

自然,李邺嗣更多的是赠人、怀友、纪会等歌咏友情的诗,这些诗因人因事不同、诗人心境不同而呈现缤纷的感情色彩,或喜或忧,或怡或灼。尽管意境不同,悲喜有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充盈于诗中的真情——诉相思之情,抒欢聚之意,倾关注之心,吟惜别之音。“英雄到处自藏名,岁晚关河念独行”是思友之情;“相看各洒平生泪,更有燕歌送日斜”是喜逢之情;“悬知别后难忘汝,为念舠开回首情”是惜别之情;“濛濛山色载回船,不是怀人亦惘然”是怀人之情;“平生老友渐无余,才唱离歌即怆余,不道此行番色喜,凭君报得故人书”则是惜友渐尽之情;而“草堂携手即依然,未了交情在暮年,若使故人真念交,江南日月有归船”则唱出了诗人一生对友谊的追求和深惜之情!这情这心,伴随了诗人的一生,使他在天地变色、江山陵替之际,虽百死而不悔,将一番情思化为千百情诗,以直情、至情为那些在历史的昏夜中闪耀过人性真情的灵魂长颂着永恒的赞歌。李邺嗣以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了浙东学派在文学上提倡文以写情的主张,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作为清初浙东诗坛的领袖,李邺嗣在创作之余着力培养诗坛新人,并就诗歌创作提出“因时而异,趋时以变”的主张。他在《散怀十首·序》中说:“诗心之妙在能变,日变斯日新。年少为诗,自当精思极藻洛尽其才;至齿学渐进,于是造而高淡;而奇老,其于风格日上矣。然使守而不变,以至于极,譬如数啖太羹,频击土缶,音味遂为索然,复何可喜!余谓此当以秀色润之,盖澹而能秀则益远,老而能秀则不枯,所谓朝华既谢,斯夕秀当餐,此诚诗家日新之妙也。”(李邺嗣《杲堂诗文集·散怀十首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李邺嗣的诗歌创作生涯亦如其述。他13岁即能诗,遭此国破家亡大故,其诗益进,一扫浮华之辞而成苍凉激越之声,其诗众体皆长,声情并茂,凡古风、歌行、绝句、律诗、排律、集句均多佳作。他自叙其古诗学二谢(谢朓、谢灵运),合体诗学刘文房。他学汲百家,诗备众体,情以魂诗,变以新辞,使其诗歌的思想感情和语言艺术达到了一个清新的境界,从而成为当时浙东诗坛的领袖和成就最大的诗人。他的诗被选入《天下名家诗观》,选者邓孝威称其诗“专以秀胜,而妙有新趣相发”。他那自成一家的冲淡雅秀与苍凉沉郁并相摇曳交错的诗歌由此为天下所知。而在浙东,他对当时浙东诗风产生积极的影响。浙东学派领袖黄宗羲在《李杲堂先生墓志铭》中有段著名的文字,从中可以看到李邺嗣在浙东诗坛的地位和影响。“方外诗人,得先生一言,便可坐高声价,款门云水,疲于应接。里中有鉴湖社,仿场屋之例,糊名易书,以先生为主考,甲乙楼上,少长毕集楼下候之,一联被赏,门士传胪,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赍”。当时甬上著名诗人林时对在为李邺嗣诗集作序时说:“洊经丧乱,羁客幽人,坎廉失职,牢愁填膺,每每工于俳恻,凄人心脾。而吾友杲堂氏奋然崛起,激颓靡而扇芳风,含英咀华,沉浸浓郁,著述满家。癯然以清,凌厉千秋,横绝四海。”又说:“浣涤妍华,自然简老,直写心胸,独持风格,登峰造极,众美毕臻。”等等。作为甬上名家,诗人林时对以“登峰造极”“蔑以加矣”的赞叹表达了甬上诗人对李邺嗣诗歌艺术的评价,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邺嗣诗歌在清初浙东诗坛的地位之高。

三、始开一代文风的散文

黄宗羲在《李杲堂先生墓志铭》中回顾了宁绍二府有明一代文风轻华、文心骞浅的现象后说:“先生(李邺嗣)不以余空隙一介之知而忽之也,自此转手大放厥词,同里稍稍响应,翻然于不辿,于是东浙始得古文正路而由之。四境之内,凡有事于文章者,非先生无以讫意,转相求请,充牣昔席。”(李邺嗣《杲堂诗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对李邺嗣的散文成就及对浙东的影响作了中肯的评价。

作为浙东学派中文学创作的主将,李邺嗣的文风在中期有一个重要的转折,正是这个转折,使之成为浙东的文学大家,并以其创作实践了黄宗羲提出的“夫文章不论何代,取而读之,其中另有出色、寻常经营所不到者,必传文也”的艺术主张。李邺嗣在少年时开始作赋,17岁时写下了《东皋草堂赋》,受到其父李棡的赞许。自此细读韩愈的《昌黎集》,并在广东与罗文正、张公亮等交流切磋,写了许多时文。其文风出入东汉、六朝之间,意摇摇无所定,后经万泰介绍与黄宗羲相识,与万泰诸子万斯大、万斯备、万斯同等及孙万经同受业于黄宗羲门下,对黄宗羲所写的序、记、铭、状等文章细心观摩,大为惊奇,以为自欧(阳修)曾(巩)而后五百年来第一人。于是尽弃旧作,专读《史记》及唐宋古文大家作品,寻源溯派,始复下笔。其文遂一改前风,“要皆自胸中流出,而无比拟对毛之迹,当其所至,与欧、曾、《史》、《汉》不期合而自合也。”(黄宗羲《杲堂文钞序》,李邺嗣《杲堂诗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万经携李邺嗣新作给黄宗羲,黄宗羲嗟赏再三后,在信中说:“今日古文,其学将绝,方借杲堂之力,使诸贤或左或右,则斯文之统自在浙东。”经黄宗羲的倡导和李邺嗣的实践,浙东文风为之大变,明代以来浮华始为众弃。

李邺嗣作文以五经为本源,以班马韩欧为波澜。其文“如层岩束端,霆翔破柱”。两浙之内,皆知文名。举凡做寿、作序、撰状、纪事等均以请李鄞嗣为文而荣。黄宗羲称其文“四境之内,凡有事于文章者,非(杲堂)先生无以迄意,转相求请,充物昔席”。江苏漂阳的周二安,两次致书李鄞嗣,求其为《周氏宗仪考》作序。清考据名家淮安阎若玻之父阎再彭通过天童寺和尚啸堂向李邺嗣求文。当时古文作家,乃有“西有魏冰叔(魏禧,江西宁都县人,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东有李杲堂”之谓,由此可见李鄞嗣的散文成就和影响。盛名之下,李邺嗣以戒作应酬文字为训,但因亲朋作强,时有所笔,为此特作《三戒》以自警。以此李邺嗣的文钞中虽多有寿、状、序、铭等受人托请之作,然因文心在胸、文情在心、文气随情,故所作多文情并茂,文质共胜。即使为未曾谋面者作序,李邺嗣亦必细读其文、深察其行,然后下笔,所作之文自然大有深情微义。如水西卓有枚死前,嘱人必欲请李邺嗣写墓志铭。李邺嗣以与卓有枚地远人隔,互不相识为由予以谢绝,认为“人哭所未识之人,其哭必不哀”。后听万充诚介绍,卓有枚虽居杭州,但知李邺嗣之文者,浙西无过卓有枚,每得李邺嗣之文,必连读三遍,以为必传。闻知此事后,李邺嗣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人的相知并不在于空间距离的贴近,而在于心灵之间的契合,相知者,虽相隔千里,虽从未谋面,虽未尝一语,却依然直入心中,留下永远的印痕。他泫然泪下,说:“相斯言乎!古人有言得一人知我不恨……今于幸于当吾世、去吾数百里,而传有一有枚知我,其人即不相识,其相合已深,奈何不书此一片石,慰知已地下耶?”于是写下了长千余言的墓志铭。作者深情地写道:“后千岁望一人知我者,今则同一世也,远万里望一人知我者,今则间一江也。慕其文者,不必慕其衣冠杖履也,爱其人者,不必爱其音咳状貌也。请告卓君以铭君墓者,即君所知甬上杲堂李氏也。”(李邺嗣《卓有枚先生墓志铭》,《杲堂诗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在李邺嗣的20卷文集中,所作之文多属此类具有强烈感情而少虚华辞藻的文章。李邺嗣的这些文章,对浙东文坛产生的深刻影响,如黄宗羲所说,自李鄞嗣“翻然于不迪”,与黄宗羲相与核复雅郑、洗其偷薄之说,推原道艺之一,“于是东浙始得古文正路而由之”。李邺嗣对清初浙东文学创作活动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

李邺嗣的著作很多,据冯贞群考辨,有《西京节义传》、《历朝纪略》、《可考录》、《古史记》、《汉史记》、《汉语》、《续汉语》、《南朝语》、《楝塘小志》、《世说录遗》、《评点南华经》《杲堂诗钞内集》、《文钞内集》、《杲堂诗钞集》《文钞外集》《杜工部诗选》、《甬上耆旧诗》、《甬上高僧诗》、《甬上名僧四大家诗选》等近20种。其中《甬上耆旧诗》影响最大。这是李邺嗣与胡文学两人合作编选的地方诗歌总集,以李邺嗣的《甬上耆旧传》为本,凡甬上历代诗人名章旧草,搜罗毕至,得选家430人,诗3000余首,为40卷。该书以《甬东诗括》为参照,搜佚补阙,选精汰陈,特别加强了叙传部分的内容。《甬上誉旧诗》诗、传并重,两不偏废,以存一方文献,见一代民心,寓盛衰缘由。这在康熙年间编印的地方诗歌总集,其影响是深远的。在共同的文化心理作用下,全国各州郡竞相仿效,均自称受《再上耆旧诗》启发而追踵效之,以编纂本地的诗歌总集。而在宁波,则有乾隆年间全祖望编辑的《续甬上誉旧诗》及董沛、忻江明编纂的《四明清诗略》、《四明清诗略续编》等。《甬上耆旧诗》虽参与编纂者多人,编撰者署名为“胡文学辑选,男德迈、侄德裕校,李邺嗣叙传”,但实际上主要是李邺嗣主导。黄宗羲先生为李邺嗣所作的墓志铭详细地记录了此书编纂过程:“先生愍郡中文献零落,仿遗山《中州集》例,以诗为经,以传为纬,集为《甬上耆旧诗》。搜寻残帙,心力俱枯。其布衣孤贱,尤所惋结,宛转属人,则顿首丁宁,使之感动,夺之鼠尘、绩筐、锡笛之下,以发其光彩。若片纸未出,先生自比为长吉之中表,凛乎有不祥之惧矣。书成,立诗人之位,祀以少牢,闻者为之轩渠。”(黄宗羲《李杲堂先生墓志铭》,李邺嗣《杲堂诗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其编纂中的苦心孤诣,由此可见一斑,而其文献价值亦可知矣。他的这一行动不仅保存了鄞县历史上的诗歌资料,更保存了大量的地方文献。作为浙东学派在文学方面的代表人物,李邺嗣的文学主张和诗文对宁波的文学创作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和独特的作用,他的整理地方文献的行动取得重大成果并留惠于今。然而对这位于宁波文化和文学史有过特殊贡献的文学家,很久以来一直未能予以重视。我们在研究宁波文化和浙东学派时,不应遗忘这位曾开一代文风的诗人和散文大家,不应遗忘那些至情至性、奔放激昂和苍凉沉郁的凝聚着血泪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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