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情真　红粉青山——慈江之子袁枚

性灵情真 红粉青山——慈江之子袁枚

袁枚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多方面成就的文学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争议、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物。他的书信《小仓山房尺牍》是与许葭村《秋水轩尺牍》、龚未斋《雪鸿轩尺牍》齐名的清代三大尺牍之一；他的文言笔记小说《子不语》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鼎足而立，为清代三大文言（笔记）短篇小说；他的充满至情的悼亡之作《祭妹文》与晋代李密的《陈情表》、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亲情名作。然而他最大的成就和影响还是在诗歌创作方面。他是乾嘉诗坛中毫无疑义的诗坛盟主，在舒位的《乾嘉诗坛点将录》中列名第一，被称为及时雨宋江。在清代诗坛中，他与钱谦益、王士稹相继成为诗坛领袖，并称为清诗坛三大盟主，在乾隆三大家中他的影响远远超出蒋士铨、赵翼两人。当他高擎起“性情”大旗，以性情之说创立性灵诗派时，一扫当时最有影响的三大诗论——王士禛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的一统诗坛之势，标新立异，独立诗坛，以真挚、清新、灵活、洒脱的诗歌创作实绩，赢得了诗坛盟主的地位，在他的周围聚起了一支庞大的诗歌创作方队，并形成在清代众多诗派中力量最强大、成绩最卓著、影响最深远，并最符合诗歌发展规律的性灵诗派。

袁枚（1716—1798），幼名瑞官，字子才，号简斋，又号存斋、淡园、随园老人、石头村人、仓山叟。祖籍浙江慈溪，生于杭州。所以《清史稿》、《辞海》及众多文学史著作都说他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中年以后迁居江宁（今南京），乾隆元年（1736）以广西巡抚金拱荐举，应博学鸿词之试，时年仅21岁，是应试者中最年轻者。“当是时，海内老师宿儒贤达之士计九十有八人，而先生最少。”（钱泳《随园称生》）乾隆三年（1738）中顺天举人，次年成进士，名列二甲第五名，得授庶吉士，人翰林院深造，免课汉文。乾隆七年春，庶吉士三年期满，因满文不及格，外放为江苏溧阳知县，后又调任江浦、沐阳、江宁等县，皆有政声。乾隆十二年，年仅33岁的袁枚即有退隐之志，以母病辞官，移居南京，购得原江宁织造隋赫德之“隋园”于小仓山，改建后名为“随园”。因经济拮据，于乾隆十七年再度出山，后改发陕西知县用。不到一年因父病故，回家守孝。自此一直至老死不复出仕，以文学创作为谋生手段，优游名山胜水达五十年，被誉之为“备林泉之清福，享文章之盛名，百年来无及者”。晚年时，更广收女弟子，为她们编选诗集。有女弟子五六十人，曾在杭州举行湖楼诗会。一时吴会女弟子各以诗来受业，当时有《随园湖楼请业图》以纪之。此举如石投静水，引起轩然大波。为腐儒者所不容，目为“禽兽”。其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三十五卷、《小仓山房外集》八卷、《小仓山房诗集》三十七卷、《补遗》二卷、《袁太史稿》一卷、《小仓山房尺牍》十卷、《随园诗话》十六卷、《诗话补遗》十卷、《随园随笔》二十八卷、《子不语》（又名《新齐谐》）二十四卷、《续新齐谐》十卷及《随园食单》等；编纂有《随园八十寿言》、《续同人集》、《随园女弟子诗集》等。

一、石破天惊性灵风

袁枚在清代文学史乃至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富有影响，引人注目，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思想观念上二的突破与建树。

他在观念上的突破首先是对儒家经典的怀疑和对程朱理学的批判.自清康熙中叶以后，尊儒重道成为清代国策，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袁枚却“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并对孔子也表示了怀疑：“孔子之道，历万世而无弊乎？”并时常表示对六经等儒家经典的怀疑。对袁枚来说，疑经不是终极的目的，而是力图越过儒家经典所划定的思想樊篱，去追寻、探索“微茫”奥秘的世界，这是袁枚思想最有魅力的地方，这最有魅力的思想便是他的“性情”之说。“性情”说立足于人性的解放：袁枚坦言自己“袁子好味好色”，并宣称“人欲当处，即是天理”，认为“无情何必生斯世”。袁枚从不迷信权威，“理足口即言，往主翻扇案”。这是他七十岁生日时的感叹，也是他敢推翻权威之言的写照。他敢于推翻定论，蔑视权威的怀疑精神和积极的探索精神，使其冲破儒家学说的束缚，保持旺盛的思想活力，因而常发别人未发之言，阐别人未阐之理。对权威的挑战，给了他巨大的思想空间。于是乎晚明李贽等人的异端思想在他身上得到传承，公安三袁的“性灵”文字在他那里发展、光大，写“情”、抒“情”、歌“情”成为其诗集的显著特色。正统诗学强调以理制情，去淫滥而归雅正，袁枚却反其道而行之，以情为美，以人的本性为美。他抨击主张复古的“格调说”，“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俳天才不力、”（《随园诗话》卷一）；对以考据为诗的“肌理派”也加以否定，认为诗主性情，以情入诗，方得佳句，所以“凡诗之传者，皆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卷五）；主张以情为美，“性情之外本无诗”（《随园存话》卷七），“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答蕺园论诗书》）。声言：“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随园诗话》卷三）对封建礼教、程朱理学本能地感到厌恶，对以理学入诗的人斥责无忌，在经学盛行的乾嘉之世呈现出反叛正统、挑战权威的斗士形象。而袁枚的这一特点也引起人们的注意，其思想的前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为有识之士所高度认同和赞赏。上世纪20年代出版的杨鸿烈先生《袁枚评传》首言“袁子才是一位中国罕见的思想家”。当代思想家蔡尚思教授在《一个被冷落的大思想家——袁枚》中说道：“袁枚只列入文学史中，称为诗人、文人，这未免太小看他了。他首先是思想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秦汉以后，实不多见。”清诗专家严迪昌先生在《清诗史》一书中特辟专章讨论袁枚现象”及其文化意义，称“如果说诗史上曾经有过本来意义上的‘专业’诗人即以毕生心力集注于诗的理论和实践，持之为唯一从事的文字文化事业的话，那么袁枚就是这样的专业诗人和诗学理论家；而且，至少在清代他是唯一全身心投入诗的事业者；整个清代二百七十年间的所有大家、名家诗人中找不到类似袁枚的第二个”。

作为清乾嘉年间最具影响力的袁枚诗歌，在创作上具有鲜明的特色。从数量上看，他从九岁时开始作诗，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从事诗歌创作长达七十余年。“三朝老物谁陪我，一盏书灯六十年”，“七岁上学解吟哦，垂老灯窗墨尚磨”就是他的夫子自道。从现存的《小仓山房诗集》三十七卷、《小仓山房诗集补遗》二卷来看，共收录袁枚二十一岁至八十二岁六十余年间的诗作，计4480余首。但实际上他的诗远不止于此，嘉庆二年（1797）也就是他82岁那年，他曾自称“吟罢六千三百首”，加上早年丢失和自毁的诗作，袁枚诗歌作品的总数量当在7000首左右。这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是相当可观的。

从表现形式上来看，袁枚诗歌可谓众体皆备，众体皆氏。对此，袁枚自称：“仆诗兼众体，而下笔标新，似可代雄。”张维屏对袁枚的各体诗歌创作作出总结性的评价：“诗则以七律为最，七绝次之，五古又次之，七古才华富赡，奔放有余，然好为可达，无意不宣，以才运情，使笔如舌，此其专长独擅也。”舒位在《瓶水斋诗话》中甚至认为袁枚的七律是继杜少陵（甫）、李义山（商隐）、陆放翁（游）之后七律发展史上的第四个里程碑。

袁枚在诗歌史上最具个性的行为是公开地大量地而且为之广造舆论地招收女弟子。他先后收列门下的女性诗弟子包括其胞妹等在内总数有五十人之多，其家族女弟子有袁机、袁杼、袁棠等，其他女弟子多为江浙闺秀，以苏杭二地为中心，其中江苏以席佩兰为首，关系密切者有金逸、严蕊珠、汪玉轸、屈秉筠、钱浣青、度云锦、骆绮兰等，浙江以孙云凤为首，关系密切者还有孙云鹤、戴兰英等，并至少举行过两次大规模的“闺阁”社集活动。他还多次赴常熟、镇江、吴江等地看望女弟子席佩兰、骆绮兰、吴琼仙等，把席佩兰、金逸、严蕊珠视为“闺中三大知己”。这在当时确属惊世骇俗之举，反观数千年诗的历史，在诗的领域内如此大胆地蔑视并破除“男女授受不亲”的，袁枚堪称第一人。这种石破天惊的行为自然招致卫道士们的非议，其最有代表性的是《文史通义》的作者章学诚的指责：“诱无知士女逾闲荡检，无复人禽之分。”“遂使闺阁不安义分，慕贱士之趋名，其祸烈于洪水猛兽。名义君子，能无世道忧哉。”这正从反面证明了袁枚这一举动在中国社会史上和妇女解放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袁枚之所以能在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就，是他既天才横溢——极具诗人天赋，又“多师为佳”——善取众家之长相统一的结果。袁枚天赋超绝，又热爱生活，善于生活。他自言：“袁子好味，好色，好茸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圭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所好轩记》）。他与李太白、苏东坡一样，是“以天分胜”的诗人，《清史列传·文苑传》称他所作诗文，天才横溢，不可方物”。作为天才诗人，他的诗作天才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一致肯定。赵翼称之为“不拘格律破空行，绝世奇才语必惊”。顾实认为“上下三千年无此才，唯有一苏东坡耳”。除了他的天赋之外，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营养的汲取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袁枚一生酷爰诗书。“其插架之书，无不丹黄一过，《文选》、《唐文粹》尤所服心，朱墨圈无虑数十遍。”他在《黄生借书说》中的名言“书非借不能读也”道尽了他少年求学时的艰辛和读书真谛。“我辈独树一帜，则不得不兼览各家，相题行事。”“自古名家诗，俱可诵读，猎取精华，譬如黄蜂造蜜，聚百卉以成甘，不可节女守贞，抱一夫而不嫁。”正因为这种勤于读书、博采众家的学习，使他具有丰富的学养和知识来支撑他的文学事业。

作为乾隆时代的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袁枚的艺术成就和诗坛地位是世所公认的，即以《随园八十寿言》来看，当代诗人都推崇他为诗坛领袖，如“四海风骚仗主盟”（王文治），“齐名蒋、赵首推袁，余子纷纷孰与伦”（王嵩高），“一代骚坛着此公”（赵翼），“领袖骚坛岁月长”（岳树仁），“海内龙门望，如公信大贤”（中鲍印）等等，被誉为“诗名压倒九州人，文阵横扫千军强”（惠龄）。对此袁枚自己也不无自豪地说过：“以诗受士随园乾，方外缁流，青衣红粉，无所不备，人嫌太滥，余笑曰：子不读《尚书大传》乎……有教无类，其斯之谓欤？”一时间，以袁枚为主帅，赵翼为副将，张问陶、孙原湘为羽翼，袁氏家族诗人群体和随园女弟子为偏师的性灵诗派风起云涌，称雄诗界，而袁枚更是独领风骚，占尽风流，几达“随园弟子半天下，提笔人人讲性情”。在当时朝野声名远扬，“上自公卿，下至市并负贩皆知其名”（《清史稿·袁枚传》），其流风所及，岂止华夏九州，甚至日本、朝鲜、琉球等地诗人也纷纷来求袁诗。他在朝鲜、日本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也是其他诗人所难以比肩的。

二、文兼情理称大师

作为绝代才人的袁枚对自己的文才充满自信。自谓：“子才子，顽而长，梦束笔万枝，为桴浮大江，从此文思日汪洋。十二举茂才，二十试明光，廿三登乡荐，廿四贡玉堂。尔时意气凌八表，海水未许人窥量……”而他的文章也是他那个时代最有个性特点和时代特点的散文。

首先，他的散文“善于论议”，对世上的事物和历史事件，都有自己的看法，并颇有新意。如《佛者九流之一家论》开篇便言：“韩子辟佛太迂，白傅佞佛太愚。折衷者，其北朝高谦之乎！谦之言曰：‘佛者九流之一家耳。’”袁枚此论，即为辟佛之文。说韩愈“太迂”而白居易“太愚”，都恰中要害，又取高谦之“九流之一家”的观点而加以引申，便成了一篇辟佛新论。这种论议用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又屡见新识。如《魏征论》对唐太宗时的名臣魏征谏唐太宗之事发出异议，认为君臣两人在争名。文中说：“当其谏也，太宗有故纵魏征之心，魏征有挟制太宗之意。太宗示其意以引诱征，而博纳谏之名；征反其迹以迎合太宗，而彰能谏之直。是君臣之交相笼络以成名也，曷是贵也？使太宗有纳谏之实，征有忠谏之心，则太宗不应贰过，征谏而不听亦当去矣，何君臣之喋喋不惮烦乎？征临卒以谏草付史官，太宗大怒，踣其碑，停其子之尚主。盖至此而君臣争名之心，彼此露矣。不然，谏草何与乎史官？而付谏草，又何损于太宗哉？”

此论可谓一语中的，剥开魏征贞心忠情之衣，直露以谏博名之实，而其“贤臣”之名，自然丧失。至此，在文终结语时，便用魏征一生事迹证明其不“贞”之心。”征曾为李密官，为窦建德官，再为建成官，终乃太宗官。女之四醮，而以克家称者也，谥之曰‘贞’，愧矣！”语虽尖刻，却直入死穴，置魏征于无地矣。

袁枚的很多书信，都杂以议论，如《与是仲明书》曰：

天下大矣，九州之人才众矣，古之书亦至多矣。书能使人智，亦能使人愚；能使人欣然不足，亦能使人傲然自恃。善读书者常不足而智，不善读书者常自恃而愚。足下庐墓，乃无愚乎？讲学，不应试，毋乃自恃乎？且三者之名，又不容兼收也……

虽然，庐墓近孝，可行；不应试适高，亦可行；惟讲学适伪，且大妄，断不可行……

当今尧、舜在上，足下为皋、夔，可；为巢、由，可；为孔、孟，则不可。何也？孔、孟之与尧、舜，不并立者也。不知此，亦不足以为孔、孟。幸三思，毋悔。

这一番议论既有个性特点，又有时代特点，“书能使人智，亦能使人愚”已是理性之语，而结句尤令人深思，发人深省。在康乾之世，清政府屡兴文字狱，以压迫汉族知识分子。到袁枚生活时的乾隆年间，号称盛世，却不许布衣讲学，不许文人议政，故文人学者均钻进故纸堆整理国故，遂成乾嘉之学。“当今尧、舜在上”，这是何等深刻的揭露和讽刺！因圣主在上，故不容孔孟并立，又岂能容文人议政，结社讲学？所以劝友人三思以毋悔。作者的深藏机心也由此而出。

而袁枚的一些哲理小品，更具机锋。如《余言》云：

佞佛之人，必媚权贵，何也？彼于无知之土木，渺无所凭之福利，尚且低首求之，况赫赫煌煌，炙手可热者耶？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损子华之轻裘肥马，分子贡之结驷连骑，皆足以佐颜子箪瓢陋巷、原宪襟肘。然而两贤无通财之事，夫子无劝助之词，何哉？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天亦不能作主，而况于人平？《白虎通》曰：“朋友之道四，而通财不与焉。”

而在袁枚的议论性文章中，最负盛名的是《黄生借书说》，书中所道的“书非借不能读也”几乎成为治学名言。文中有云：

黄生允修借书，随园主人授以书而告之曰：书非借不能读也……非独书为然，天下物皆然。非夫人之物而强假焉，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矣。”若业为吾所有，必高束焉，皮藏焉，曰“姑俟异日观”云尔。

这篇文章以借书为由议论世事，往往借得之书能精读细研，而自己之书则束之高阁，于物亦是如此，遂将借书之事提到哲理高度，得出人生的一大“悖”论，拥有即为丧失。于中可见袁枚文章中的哲理之思。

作为性情中人，袁枚的文章多有深情之作。《祭妹文》这样情真意长的悼念文章，可媲美于李密的《陈情表》、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充盈着亲情、柔情和真情。试看其文：

呜呼！汝生于浙，而葬于斯，离吾乡七百里矣。当是时虽觭梦幻想，宁知此为归骨所耶？汝以一念之贞，遇人仳离，致孤危托落；虽命之所存，天实为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尝非予之过也。予幼从先生授经，汝差肩而坐，爱听古人节义事。一旦长成，遽躬蹈之。呜呼！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

予捉蟋蟀，汝奋臂出其间。当寒虫僵，同临其穴。今予殓汝葬汝，而当日之情形，憬然赴目……凡此琐琐，虽为陈迹，然我一日未死，则一日不能忘。旧事填膺，思之凄梗；如影历历，逼取便逝。悔当时不将嫛婗情状，罗缕纪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间，则虽年光倒流，儿时可再，而亦无与为证印者矣。

……

汝之诗，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汝已作传。惟汝之窀穸，尚未谋耳……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

呜呼！身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情之悲切，言之凄矮，事之哀惨，俱会于此，读之令人心悸情恸。全文寓深情于忆昔之中，寄悲悯于现状之下。如泣如诉，如梦如幻。其一己之悲借文字而陈人间痛事，将兄妹亲情演化为生死不忘之忆。正其出自肺腑，付诸文辞，遂与《陈情表》、《祭十二郎文》鼎立而成倾诉亲情之美的三大名篇。

同样的深情之作还有《韩甥哀词》。文中写韩生临终前事，凄婉哀绝。文云：“甥出闱月余病死。气将绝，张目问阿奶曰：‘举头望明月，下句若何？’奶曰：‘低头思故乡。’叹曰：‘果然。’如是者再。呻吟懵呼，喉嗑嗑响沉，瞑目逝矣。”“余不解甥之所以生与其所以死，而尤哀其能类我也。”此处详述韩生临终问诗之事，一咏三回，其情益悲，嗜学之状，栩栩如生，其细节如此，岂不哀人？

袁枚的散文成就还在于其山水散文。他一生浪游天下，所至名山大川不计其数，而他又善于观察，长于思考，因而其文更有一种清新爽朗之气，其《游仙都峰记》、《游黄山记》、《游丹霞记》、《峡江寺飞泉亭记》、《浙西三瀑布记》、《随园记》等均是此类名篇。其中美词丽句，不胜枚举。如写浙西瀑布之势：“水来自华顶。平叠四层，至此会合，如万马结队，穿梁狂奔。凡水被石挠必怒，怒必叫号，以崩落千尺之势，为群碌何所挡柲，自然拗怒郁勃，喧声雷震，人相对不闻言语。余坐石梁，恍若身骑瀑布上。走山脚仰观，则飞沫溅顶，目光炫乱，坐立俱不能牢，疑此身将与水俱去矣。”凌空之势、怵然之心，可知也。又如写黄山之势，又是一景：“登丹台，上光明顶，与莲花、天都二峰为三鼎足，高相峙。天风撼人，不可立。幸松针铺地二尺厚，甚软，可坐。晚至狮子寺宿焉。趁日未落，登始信峰。峰有三，远望两峰夹峙，逼视之，尚有一峰隐身落后。峰高且险，下临无底之溪。余立其巅，垂趾二分在外。僧惧挽之。余笑谓‘坠亦无妨。‘问：‘何也？’曰：‘溪无底，则人坠当亦无底，飘飘然知泊何所？纵有底，亦须许久方到，尽可须臾求活。惜未挈长绳缱精铁量之，果若千尺耳。’僧大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于笑谈中自然溢出。黄山之险、之奇、之惊亦铭人心中。而写峡江寺的飞泉亭则充满闲情逸趣：“僧澄波善弈，余命霞裳与之对枰。于是水声、棋声、松声、鸟声，参错并奏。顷之，又有曳杖声从云中来者，则老僧怀远抱诗集尺许来索余序。于是吟咏之声，又复大作。天籁人籁，合同而化。不图观瀑之娱，一至于斯，亭之功大矣！”虽寥寥数笔，但天籁人意，山光水色，融合成画，宛然在目。

由此观之，袁枚之文，各体兼备。其情深挚，其理深刻，其辞生动，其识独到。稍后的古文大家姚鼐以“一代文章满作家，争求珠玉散天涯”等句称誉其文，当为确评。以其散文成就和影响来说，袁枚可谓是盛世之时的文章大师。

三、诗擅众体为盟主

中国古典诗歌在经历唐代的辉煌和宋代的延拓后，于元代转入衰势。嗣后在明清近六百年间，突然别开生面，异彩纷呈，出现了众多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和风格鲜明的诗人作家，而性灵诗派的领袖袁枚便是一个风格鲜明的诗人。他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为乾隆年间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其《小仓山房诗集》现存自21岁至82岁60年间所写古今体诗共4484首。这些诗有律诗，有绝句；有古风，有歌行；有乐府，也有歌谣。可谓众体皆备，情辞俱美。这些诗大多体现了其性灵说对作品的美学追求，可谓性灵诗。其诗意旨可概言为狂放之性、风雅之作、真挚之情、闲适之趣。这种意旨在诗歌中表现为一种狂放的个性，一种不羁的激情。现以这四种意旨分而述之。

袁枚的抒发狂放之性的作品首先是直抒胸臆，表达其自由狂放、唯我独适个性的奔放之作。如《子才子歌示庄念农》诗豪情奔放，狂荡不羁，就是这类诗的代表。诗云：

子才子，顽而长，梦束笔万枝，为桴浮大江，从此文思日汪洋。

十二举茂才，二十试明光，廿三登乡荐，廿四贡玉堂。

尔时意气凌八表，海水未许人窥量。

自期必管、乐，致主必尧、汤。

强学佉卢字，误书灵宝章，改官江南学趋跄。

一部《循吏传》，甘苦能亲尝。

至今野老泪簌簌，颇道我比他人强。

投帻大笑，善刀而藏；歌《招隐》，唱“迷阳”；

此中有深意，晓人难具详。

……

就使仲尼来东鲁，大禹出西羌，必不呼子才子为今之狂。

既自歌，还自赠，终不知千秋万世后，

与李、杜、韩、苏谁颉顽，大书一纸问蒙庄。

这篇激情澎湃的自述诗是袁枚的个性宣言，直接表现了他思想解放、心胸坦荡的个性，读之便可想见他为人的豪狂与坦荡。

袁枚的狂放之性还表现在景物诗中的借景抒怀。如诗人于乾隆元年（1736）赴桂林时所写的《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诗，就充满着诗人的豪狂之性。全诗20韵，气贯全篇，想象奇特，如“山川人物熔在一炉内，精灵腾踔有万千，彼此游戏相爱怜。忽然罡风一吹化为石，清气既散浊气坚。至今欲活不得，欲去不能，只得奇形诡状蹲人间”，把桂林的奇山拟人化地写得生气勃勃。昔日万千腾踔的“精灵”，此时却被“化为石”的奇思异想，则反映了诗人追慕自由的性灵心声。

袁枚的风雅之怀主要表现为咏史诗和抒怀诗中。袁枚的咏史诗数量多、成就高、内涵深，往往让人读之感慨万千。其名篇有《钱塘江怀古》、《题柳毅祠》、《西施》、《张丽华》、《题史阁部遗像有序》、《谒岳王墓作十五绝句》、《施将军庙》、《马嵬》、《黄金台》等。如《谒岳王墓作十五绝句》就迭出新意，深具史心。今举三首，以见风格。

灵旗风卷阵云凉，万里长城一夜霜。

天意小朝廷已定，岂容公作郭汾阳。

小校桓桓道姓施，涌金门外有专祠。

雄心似出将军上，不斩金人斩太师。

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

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这组诗作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以愤慨之笔，抒愤懑之情，对岳飞的悲剧遭遇表达强烈的愤恨。矛头直指罪魁祸首宋高宗，同时又对刺杀奸相秦桧的小校施全予以称颂。而最具深意的是第三首中的结句“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仅此一句，便使此诗从千百首咏岳飞及岳坟诗词中脱颖而出，让人从中领悟到江山与人文的深层关系。其诗更因此深刻的思辨而独具艺术魅力。

另外《马嵬驿》诗也颇可读。诗云：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这首诗以唐玄宗与杨贵妃在马嵬坡上死别与杜甫《石壕史》所描写的平民百姓因安史之乱而生离相对照，而将同情之心倾于百姓，以“泪比长生殿上多”之句控诉灾难的发生本因长生殿上的主人唐玄宗。其关心民痪、重民轻君的史识用流丽生动的诗歌语言表达出来，其效果就大不一样。钱振锂在《袁枚传》中说：“世但知枚以性灵为诗，不知枚以肝胆为文；但知枚有乐天之易，不知枚有史迁之愤。”确实点出了袁枚的胆略和史识对他诗歌的作用，这使他的咏史诗常含深意，引人沉思。

袁枚的抒怀诗则直抒他忧患时世，关怀民生的情怀。他与百姓休戚与共，乐百姓之乐，忧黎民之忧。在天灾人祸之时，他为百姓发愁：“镇日飙风旱不禁，秋田望尽老农心。”（《苦旱》）在黎民期盼之中，他与百姓同乐：“万物乃有安枝条。野人赤脚凌滔滔，对天狂歌《甘泽谣》。”（《南楼观雨歌》）对官吏残暴的苛政，他义愤填膺：“我闻苛政猛于虎，蠢吏虐于蝗；又闻刘昆贤令蝗不人，刘澄剪秽蝗为殃。而今蠕蠕声触草，得毋邑宰非贤良？”（《捕蝗曲》）而对百姓的挽留，他铭刻在心：“我闻此言感知己，两年自负如斯耳。斜阳策马一回头，哭声渐远河声流。”（《沐阳移知江宁，别吏民于黄河岸上》）而面对理学统治的文坛，他又直抒自己的意愿，高扬起性情的旗帜”：“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一帆直渡东沂水，文学班中访子游。”“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遗兴》）总之，在这类诗中，袁枚笔无遮拦，尽情歌吟，将他的所见所闻所感化为诗行，寄寓他对黎民百姓的深切同情，反映了他人本主义的情怀。

作为性灵派的主将，袁枚于情尤专。他说：“且夫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情。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在封建礼教依然盛行的乾嘉时期，声言男女之情最先是要有勇气的，而袁枚却蔑视礼教，坦陈心迹，所以其爱情诗隽永真挚、辞美情深，如他寄给宠妾聪娘的诗：“一枝花对足风流，何事人间万户侯！生把黄金买别离，是侬薄幸是侬愁。”“思量海上伴朝云，走马邯鄞日未曛刚把闲情要抛撤，远山眉黛又逢君。”（《寄聪娘》）由于袁枚一生娶妾多人，但凡所爱，均能得之，因而他的情诗不同于李商隐的哀婉，也不同于元稹的悲悔，更不同于陆游的凄切，而是充盈着自豪的幸福，自信的喜悦，所以才有“何事人间万户侯”的宣言，其之为情可谓幸哉！

亲情是源于血缘的感情，它不由人选择却于冥冥之中主宰着人的行动。亲情有父母子女间的相依之情，也有兄弟姐妹的相伴之情，更有亲戚姻娅的牵挂之情，而对亲情的渴望，愈是年老愈是强烈。袁枚此类诗甚多，如《嫁女词》、《示儿》、《过葵巷旧宅》、《哭三妹五十韵》、《归家即事》、《陇上作》、《哭阿良》、《还杭州》等都是倾诉亲情的佳作。如《过葵巷旧宅”久将桑梓当龙荒，旧宅重过感倍长。梦里烟波垂钓处，儿时灯火读书堂。难忘弟妹同嬉戏，欲问邻翁半死亡。三十三年多少事，几间茅屋自斜阳。”诗歌通过写对旧居的深厚感情，借童年的往事烘托，再回顾三十三年的人生经历，方觉邻翁多亡，斜阳茅房。此间感慨、充满沧桑，亲情之深，亘古斜阳！

再次，袁枚的友情诗亦颇可观。袁枚一生为人豪爽，于人垣荡，所交上至公卿，下有平民，尤多同好。其中《哭蒋心余太史》、《瘗梓人诗并序》、《别常宁》、《送鱼门舍人入都》、《白衣山人画梅歌赠李晴江》等均为可观。如《送鱼门舍人人都》：“中年容易动深情，况唱骊歌与客听！折柳路从江上尽，断肠人对暮天青。霜鸿羽健秋千里，桐树心孤月一庭。妻子不知缘底事，脸边来问泪星星。”此外，他的《小仆琴书事我有年，今年赎券去，跪辞泪下，作诗送之》尤值得注意。在这首诗里，诗人突破等级隔阂，将主仆之间长期生活形成的感情用诗表达，既直抒胸臆，又借助生活细节予以表现，从而感人至深。诗云：“都儿洒泪别阳城，来是垂髫去长成。人好才能八年住，春归那忍一朝行！交还锁钥知谁托，欲扫楼台误唤名。总为香山居士志，杨枝骆马倍关情。”据徐珂《清稗类钞·奴婢类》记载：“袁子才有仆日琴书，给事八年矣！”又言：琴书有去意，袁枚“足成之，焚其券”。

作为一个以文谋生的文人，袁枚是成功的，除了短期的拮据外，袁枚一生生活无忧，徜徉于山水之间，闲居在随园之中。这种闲适生活，使他也有众多闲适之趣，化为诗歌，自成佳品。这类诗歌集中体现了袁枚情灵说中的又一重要环节——“风趣”。他在《随园诗话补遗》中说：“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言悦耳，便是佳诗。”又打比方说，菱角、竹笋、鱼虾，这些东西都属美味的食品，但只要过了半个时辰，色味俱变，就毫无鲜美可言了。作诗也是这样，你一旦发现了有趣的诗意，就要用最鲜活生动的语言，原汁原味地把它表现出来，千万不要长久地沉吟，不要引用古人的陈辞旧调，宁可不合韵律，也不能失去生机。所以“味欲其鲜，趣欲其真”。只要能这样，即便“辣语、荒唐语亦复可”。甚至说“口头语说得出便是天籁”。这种主张实际上已开近代价值观的先河，具有都市中市民审美眼光的特点。所以他特别注重表现日常生活中的美的瞬间和有趣的事物，如“轻风刚值吟残春，替我吹翻一页书”（《步山下偶作》），“梧桐知秋来，叶叶自相语”（《夜立阶下》），“晚坐碧波上，飘然白练裙”（《晚坐》），“爱水兼爱月，有客坐于亭。其时万籁寂，秋花呈微馨”（《水西亭夜坐》），“花似有心来作别，半随风去半升堂”（《春日杂吟》）等等，都表现出诗人对自然的亲近，与自然的和谐，以及诗人悠闲的心境。惟其闲适自然有趣，故而有了情致。

作为一代诗坛盟主，袁枚诗歌成就杰出，影响深远。朱克敬的《儒林琐记》说：“（袁枚）诗文才气横逸，语必标新，尤喜奖掖后进，偏章断句，称誉不休。一时文士多宗之，公卿载贽，以得见为幸；高丽、琉球争购其诗。”对袁枚在诗界的地位、影响称誉有加，他在社会上的影响无人能比。据传，福建富豪徐某，平日素喜袁枚诗文，一天夜里，盗贼破门而入，将主人捆绑后准备行窃，正当众盗翻箱倒柜时，盗贼头目突然发现书架上放着宋版的《文选》和袁枚的《小仓山房诗集》，就笑道：“此人能读随园先生的诗文，可见非市俗之人，可以放了他。”说完便叫众盗停止行窃，只抱着这两部书扬长而去。此说虽有夸张，但袁枚在社会上的影响之大，也由此可见。（参见《苦境》第26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但同时亦有人诋毁不已。如张际竞在《答朱秦州书》中对性灵派诗人不以为然，以为是“人才之诗”无益匡也，而对袁枚尤为鄙薄：“袁子才辈则又所谓野狐外道也燃皆是以惊众移俗，取一口寸之声誉。子才尤甚，盖少年轻薄，其溺于佻滑放荡之习久矣，或犹畏大稚之讥，不敢显以自遂，一旦见当世负重名如子才者，举其佻滑放诞之诗谆谆道之，其乐为依附，犹积薪燃火焰必张矣。”但在这种攻毁中，尤以章学诚最为突出。他在《文史通义·妇学》篇说：“文章虽曰公器，而男女实千古大防，凛然名义纲常，何可诬耶！……以纤佻轻薄为风雅，以造饰标榜为声名，炫耀后生，猖披士女，人心风俗，流弊不可胜言矣！”在《〈妇学〉篇书后》又说：“彼不学之徒，无端标为风趣之目，尽抹邪正、贞淫、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风趣，甚至言采兰赠芍之诗有何关系，而夫子录之，以证风趣之说。无知士女，顿忘廉俭，从风波靡。是以六经为导欲宣淫之具，则非圣无法矣。”而在《文史通义·书坊刻诗话后》又指责袁枚：“近有倾邪小人专以纤佻浮薄诗词倡导末俗，适然饰事，陷误少年，蛊惑闺壶，自知邪不容诛，而曲引古说，文其奸邪。”面对袁枚的惊世骇俗之行，章学诚于愤慨之后，必以除之为快，遂不顾文人脸面，恶语中伤，直言“江湖轻薄号斯文，前辈风规误见闻。诗佛诗仙浑标榜，睡当霹雳净妖氛。诬枉风骚误后生猖狂相率赋闲情。春风花树多蝶蜨都是随园蛊变成”（《题〈随园诗话〉》）。为此，对袁枚这样“淫乱邪说，宕惑士女，肆辱圣言，以六经为导欲宣淫之具，败坏风俗人心，各教中之罪人，不诛为幸。”（《文史通义·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士规》）。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是耶非耶，各有所据。但毋庸置疑，章学诚之属对袁枚的大肆攻诋，正证明了袁枚提倡性灵之说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和强烈冲击。作为开一代诗风的领袖人物，袁枚以他的诗歌和延及如今的影响证明了他的选择和追求的价值。这里，还是引同为乾隆三大家的诗人赵翼之诗（《读随园诗题辞》）为结吧。诗云：“其人与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作宦不曾逾十载，及身早自定千秋。群儿漫憾蚍蜉树，止匕老能翻鹦鹉洲。相对不禁惭饭颗，杜陵诗句只牢愁。”

四、吾家先祖慈溪人

这个独领风骚、占尽风流的天才诗人袁枚虽生于钱塘，却是从慈江走出的慈江之子。袁氏在明代时是慈溪（慈城）的望族。嘉靖年间的袁炜于嘉靖十七年（1538）连中会试会元、殿试探花，后为大学士，是慈溪袁氏的一大名人。与此同时的袁载则是袁枚的先祖，世居于慈溪西乡的祝家渡，据光绪《慈溪县志》卷八《舆地》三之《海江河湖浦渡》记载：“祝家渡，县西三十五里。”清诗人孙旭照有《过祝家渡诗》：“一抹林梢落照留，片帆如驶坐中流。芦花似识诗人面，满岸秋风乱点头。”可知祝家渡是一个充满乡野情趣、清幽秀丽的乡村渡口。而渡口边的“祝家渡袁”则是当地的宗姓大族。袁载字安道，号滨阳，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文上知县，后官至海南兵备副使。他生性介洁，归家唯携书而返，家中四壁萧然。袁载之子袁环，孙袁宗泗，虽仕途不顺，但都以儒业名世。袁宗泗次子袁茂英为袁枚第六世祖。袁茂英字君学，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授行人，历礼部郎中，官至云南布政使。袁茂英之子袁宏勋，字尧夫，号槐眉，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官至大理寺少卿。袁宏勋有七子，其中袁象春是袁枚的曾祖父，一生好游，官至知府。袁氏祖孙三代为官，累世读书，成为慈溪西乡著名的望族，并建起了袁氏祠堂。这些都为袁枚所念念难忘，他曾说：“先祖慈溪籍，前明槐眉侍郎之孙。槐眉与其父茂英当伯，有《竹江诗集》行世。”（参见《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六）

家道中落是在袁枚祖父袁琦时开始的。袁象春之子袁琦字旦釜，清初在世。他为人性格豪爽，一生漂泊四方，为人作幕，未曾做官。由于长年漂泊，四海为家，遂将其家从慈溪祝家渡迁至杭州。其两子袁滨、袁鸿都随父作幕漂泊南国。“祖讳琦，考讳滨，叔讳鸿，皆以贫游幕四方。”（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袁枚父亲袁滨是袁琦长子，擅刑名之学，精通法律，对《大清律》极为通晓，长期为人幕僚，游墓于湖南、广东、云南、福建，以微薄的收入维持家用，乾隆十七年（1752）病逝。袁枚叔父袁鸿为袁琦次子，以布衣游西粤三十余年，最后病死于桂林。卒时其子袁树仅有10岁，因袁枚没有兄弟，因而与堂弟袁树十分亲爱，视如亲弟。

袁琦北迁杭州后并未发达。至袁枚出生时，袁家寄居于钱塘大树巷，7岁时又迁居葵巷，在葵巷，袁家住了十年。昔日的风光与荣耀早已荡然无存。父亲在外游幕，家中唯靠母亲操持，面对的是艰难的生活。“吾少也贫贱，所志在梨枣。阿母鬻钗裙，市之得半饱。敲门闻索负，啼呼藏匿早。推出阿母去，卑词解烦恼。”（《秋夜杂诗》）贫寒的家境，衰落的门庭，使小袁枚与其姐妹们嗷嗷待哺，在饥寒中度过了难忘的童年，而故乡慈溪的秀丽景色和祖上的荣耀显赫，也在其心中结下了难以释怀的情结。“高祖槐眉公，乌台称矫矫”，“我家虽式微，氏族非小草”这些诗句，都道出了他对先祖的追思和敬仰。

五、诗人八十故乡行

袁枚一生好游，37岁时，曾赴陕西任时领略秦地风光。但他的远行主要集中在辞官以后，尤其在63岁生下儿子阿迟之后，他尽情遨游，一年中几乎有半年出游在外，黄山、庐山、天台、雁荡、衡山、武夷山、九华山、石钟山、广州、桂林、彭泽、仙霞、禹穴、兰亭、太湖、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百花洲……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乾隆四十七年（1782）袁枚67岁，他携弟子刘霞裳游天台，过临海、台州、黄岩至雁荡，后又游温州、丽水，折回缙云、兰溪、金华、桐庐、杭州，然后返回南京随园。乾隆四十八年（1783）三月，袁枚与刘霞裳又同游黄山；次年袁枚又与刘霞裳出游广东，顺游桂林。乾隆五十九年（1794），79岁的袁枚三游天台。袁枚游遍了中国的名山胜水，游遍了浙北、浙西、浙南和浙东南，唯独剩下宁波，剩下慈溪，剩下他梦中的故乡。是他不愿来故乡吗？不，是他忘记故乡吗？不，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一直牵挂着故乡的草木，期待着故乡的呼唤。

乾隆六十年（1795）春天，宁波克知府邀请年已八十的袁枚来甬做客，这一邀请在年迈的袁枚心中激起层层波澜。世间的荣辱沉浮，入世的沧桑玄黄，在大半生浪迹江湖的袁枚心中早已黯然失色，只有故乡的山水仍在他童心般的梦境中闪现。因此，当他接到克知府的邀请后，即刻整装待发，到杭州后，在西湖盘桓了七天，便乘舟东游。渡钱江，过曹娥，沿浙东运河飘然东行。浓郁的乡情使他诗兴大发池在旅途中吟道：“湖楼再住兴阑珊，儿自完姻我看山。一渡曹娥江上水，乌篷船仄鸟绵蛮。”当他临近慈溪时，心情尤为激动。他的故乡就在慈溪西乡祝家渡的水竹村！那里有他五世祖袁宏勋（槐眉）的祠堂，尽管他的祖父袁琦和父亲袁滨、叔父袁鸿由于游幕四方、家道中落而寄籍钱塘，但他的根仍在故乡，仍在慈溪的水竹村啊。

近乡情更怯，移舟傍岸泊。在慈江边的祝家渡，他舍舟登岸，怀着虔城的心情进入袁氏祠堂。祠中高悬两匾，一为“清华世胃”，为袁枚人翰林院时所上，一为“兄弟科甲”，为袁树中进士时所上。（参见《随园逸事》）看到祠堂里高挂着他人翰林（袁枚中进士后为庶吉士，故称翰林）和其堂弟袁树（号香亭）中进士的匾额时，白发苍苍的袁枚百感交集。家族的荣誉，游子的情思，光祖的责任……霎时齐涌心头，他知道他永远属于故乡、属于慈溪的那一片山水。在这血浓于水的激情中，他提笔写道：“路过慈溪水竹村，祠堂一拜最消魂。不图刘阮归来早，人间已见七世孙。”并在诗中注道：“五代祖察院槐眉公有祠堂，余人翰林、香亭成进士匾额俱存，八十年来，从未一到。”这四句短诗和题注凝聚了他对故乡深深的眷恋。数日后，他来到慈溪县城（今宁波江北慈城镇），在千年名观清道观住了一夜，游览了当地的名胜古迹，随后到宁波会见克知府。在宁波，他访朋拜友，并被范钦后人破例请入天一阁参阅藏书。看到书橱里已无宋版秘钞时，他心酸得老泪横流；而在书画收藏家范永祺家中看到自己的书信被作为名人尺牍收藏时，又欣喜万分。他用诗记载了这悲喜交加的感受：“久闻天一阁藏书，英石芸草辟蠹鱼。今日横存珠已去，我来翻撷但欷歔。”“莪亭尺牍善收藏，三百年人聚一堂。采到袁丝真有幸，涂鸦也厕两三行。”

在府城宁波住了几天后，袁枚又游览了千年古刹育王寺和天童寺。在天童寺中吃了香积饭，寺僧的好客和谦恭使他难以忘怀。他用《天童寺》、《放光松》等诗记载了鄞东之行。随后来到镇海，在招宝山上登高望远，不息的波涛从天际涌来跌碎在石壁之下，他感悟着时间的永恒和人生的短暂。在游览鄞县和镇海后使直赴奉化，来到禅宗名寺雪窦寺，此时已是暮春时节，袁枚游兴大增，不顾年迈力衰，登上了舍身岩、妙高台。天助人兴，在雪窦山的十天里风和日丽，使得袁枚尽兴而返。袁枚用《游四明雪窦》七章记录了十天的游踪。“舍却肩舆换竹兜，为探雪窦作仙游。一峰才了万峰起，似上青天我欲愁。”“一条瀑布有声闻，喷出山腰认不真。览胜须登峰绝顶，兴豪应让舍身人。”

从雪窦归来，袁枚再次登上招宝山，他对大海怀有一种着迷似的挚爱，面对经久不息的大海波涛，他浮想联翩，把他对人生和历史的沉思写入《再过招宝山观海四首》诗中，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宁波。回到南京后，他在寄给宁波知府的诗中阐述了故乡之行带给他的欢愉感受和他对故乡的依恋之情。

两年后，袁枚永别人世，时为嘉庆二年十一月，年八十二。一个天才的诗人从此息声，但故乡的山水已永远留下了他轻灵而深情的歌唱。

袁枚，这个从慈江走出的游子，终于在18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社会掀起一阵旋风，而他也以其一生的言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文人，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者。在政治上，他于盛时激流而退，与之保持距离，既脱身于官场，又畅游于天下，以平民之身笑傲王侯；在思想上池反理学、批汉学，尊孔而疑；在文学上，一生致力诗文创作，乃诗坛盟主堆灵派领袖，又擅长古文、笔记小说，为当时文学大家；在经济上池独出心裁，以文养文，以财生财，遂以文人而积财万金，以贫寒出身而为巨富之人。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一个知识分子能像袁枚那样，笑傲王侯，纵横文坛，建业当时，留泽千秋。既无须仰仗任何人，又无须顾忌任何事，行其所欲，成其所愿。从这种意义上说，他才如李白、苏轼，而经营人生，把握命运却胜于两者，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充裕、政治独立、思想解放、影响巨大的自由文化人，所以他永远是中国文人的骄傲和榜样。慈江，也因他而充满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