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吴宓先生》

吴宓先生真是举世无双，只要见他一面，就再也忘不了。有些人，非给你介绍一百回不可，而且，到一百零一次相逢的时候，还得重新介绍。这些人，面貌实在平平常常，没有任何特色，“什么”也没有，无非是一般的张三、李四。吴先生的面貌呢，却是千金难买，特殊又特殊，跟一张漫画丝毫不差。他的头又瘦削，又苍白，形如炸弹，而且似乎就要爆炸。头发好像要披散下来，罩住眼睛鼻子，幸而每天早晨把脸刮干净，总算有所修整了。他脸上七褶八皱，颧骨高高突起，双腮深深陷入，两眼盯着你，跟烧红了的小煤块一样——这一切，都高踞在比常人长半倍的脖颈之上;那清癯的身躯，硬梆梆，直挺挺，恰似一条钢棍。

吴先生头顶端正，胸背笔直，像个骰子，好一派尊严之气。他以学者自豪，他的朋友们也因这位天生的名士而得意。他绝不小气，老是热心给别人帮忙，而又经常受到某些友人和敌人的误解;对别人的良好品质和能力，他有点过于深信不疑;外界对他有意见，他也过于敏感。这样，对自己也罢，对外界也罢，吴先生都不能心平气和。工作起来，虽非奋不顾身，也是狂热之至，他对哥德极为钦佩，却远远达不到哥德所说的“不忙也不闲”的境界，正如拼命自讨苦吃的人远远达不到受上帝恩宠的境界一样。

有些人不懂得年轻的滋味，吴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他实际不到50岁，从外表上看，你说他多大年岁都可以，只要不超过100，不小于30。他品评别人总是从宽，对自己则从严，而且严格得要命。他信奉孔子，在人们眼中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孔门学者。他严肃认真，对人间一切事物都过于一丝不苟，采取了自以为是的固执态度，然而，在众人中间，他是最容易相处的。

作为老师，除了缺乏感染力之外，吴先生可说是十全十美。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别人有所引证，总是打开书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么长，老是背诵。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兵中士一样，讲得有条有理，第一点这样，第二点那样。枯燥，容或有之，但绝非不得要领。有些老师无所不谈，却不发任何议论，吴先生则直抒己见，言之有物：也可能说错了，然而，至少并非虚夸。他概不模棱两可，总是斩钉截铁。换句话说，他不怕直言对自己有什么牵累。在事实根据方面，尤其是见于各种百科全书和参考书的事实，他是无可指摘的，只在解释和鉴赏的问题上你还可以跟他争论。这方面，他有缺点，并非出于糊涂或不老实，而是他的观点所固有的，即人道主义者的缺点，而且是白璧德式的人道主义者。很可惜，吴先生为那种人道主义所迷惑，以致他的一切观点都带有相应的色彩。他把道德和艺术混合在一起，乌烟瘴气，常常谁也摸不清他发表言论所谈的是文学问题还是道德品质问题。

作为编辑，吴先生对胡适博士所反对的一律拥护。他几年前创办了《学衡》，公开承认其目的在于与白话运动作战，尽力维护陈旧的文言。那是没有胜利希望的斗争，不过那种苦斗是勇壮的。吴先生编辑《大公报》文学版期间也是勇往直前，努力使中国文学界关心西方文学的实际，而不是关心它的皮毛。是啊，除了极少数以外，中国的青年作家，的确都下了决心要抓西方文学的皮毛，对它的实际不闻不问。实际，时代，学识：全都太枯燥，太难掌握。目前要做的事是，顺流而下，碰上什么浮在水面的失事船只上的东西就捡起来——道孙，波特来尔，法雷芮，维金妮阿·沃尔夫，阿尔道斯·哈克斯里，等等，等等。在当代中国文学界，像吴先生那样不识时务，认为研读荷马、维琪尔、但丁和密尔敦的着作总有些好处，只有招人嘲笑罢了。

一个孤独的悲剧角色!尤其可悲的是，吴先生对他自己完全不了解。他承认自己是热心的人道主义者、古典主义者;不过，从气质上看，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这一点，因为吴先生那么真挚，那么表里如一，所以谁都看得出来，除了他本人!他赞赏拜伦，是众所周知的。他甚至仿照《哈罗尔德公子》写了一篇中文长诗，自相矛盾，然而，谁也不觉得这是个闷葫芦，除了他自己!

一想起吴先生来，我总是想到他那十分痛苦的微笑和清华园里他那干净整齐的、空空落落的几个房间，那些窗子帘幕低垂，对着一片美好的野景。我有一个想法，也许是幻想：他要是把所有的窗帘都拉开，多看看屋外的景色，他常有的苦闷之感和微笑时的痛苦之感就会少一点，或者，他要是一心无挂，尽情享受美丽的户外田野风光，那就越发畅快了。

温源宁(1899—1984年)广东陆丰人。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1925年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处驻香港办事处主任。1947年，任驻希腊大使。1968年退休，定居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