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联星》人物生平事迹简介

解放初期，人们一提起故事影片《赵一曼》，总要和石联星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就象人们一提起电影《白毛女》中的喜儿，就想起电影演员田华那样。因为石联星在电影《赵一曼》中成功地塑造了抗日女英雄赵一曼这一银幕形象。然而，石联星在拍摄故事片 《赵一曼》 以前并不是电影演员，而是一名长期战斗在舞台上的革命文艺战士。

一 投身革命的学生时代

石联星原名石莲馨，1914年6月1日生在湖北省黄梅县城一个小地主家庭里，10岁随父到北京读小学。大革命开始后，她从北京来到武汉，考取了汉口女子第二中学。当时革命的浪潮已涌进武汉，整个城市在沸腾，革命的烈火燃烧着每个人的心。在这样的环境下，石联星每天除了上课外，经常和同学们上街游行，积极参加各种宣传活动，还常在晚会上表演舞蹈、唱歌、演戏。当时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象长江水那样浪涛滚滚，汹涌澎湃。
但是不久，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了革命，党内又出现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因此一夜之间，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大武汉，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了万里长江。
当时学校关了门，石联星只好寄居在一个同乡的家里。在那失学后的惨淡苦闷的日子里，面对许多问题得不到解答，在她那颗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感到政治上的重压和痛苦。她只好整天闷在屋子里读蒋光慈的小说《鸭绿江上》、《少年漂泊者》，看郭沫若、成仿吾主编的创造社的一些刊物。
不久，她随父亲到了南京，考入了南京女子中学。在学校里她参加演出了话剧《少年维特之烦恼》，主演维特。这是她第一次正式登上舞台。1930年又回到武汉，考入湖北省立女子第一中学。在校期间，她受到语文教员黄嘉今的进步思想影响，他经常在课堂上讲一些革命道理，石联星过去的许多问题找到了答案，思想得到解脱和启发。当黄老师被捕牺牲后，她难过得哭了，对国民党反动派更加仇恨。不久，她又转到湖北省立高中读书，并积极参加了由进步教师和同学组织的秘密读书会，她学习了 《政治经济学》，初步懂得了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的道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炮声，激起了各校师生的爱国热情，并且一天天高涨起来。省立高中成立了学生会，石联星被选为学生会副主席。省立高中的学生会很快与武汉三镇的其他学校的学生会取得联系，并且决定联合起来到湖北省政府去请愿。他们冲出学校，打着校旗涌向街头，师生们一边撒着传单，一边唱歌，喊着要求抗日的口号。请愿队伍从四方八方汇集成一支浪潮翻滚的洪流，冲向省政府的大楼，一路上得到大街两旁市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和欢迎。省政府的门口架着机枪，卫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但他们面对枪口刺刀毫不畏惧，游行队伍象潮水般涌向省府的大门， 这时伪省长何成��被迫和学生代表谈判。 石联星是参加谈判的代表之一。她们向省政府提出的条件是坚决抗日，到前线去，男生拿枪，女生当护士。省政府虽然没有明确答复，学生们的行动却得到武汉爱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二 红色苏维埃的文艺战士

1931年秋，白色恐怖继续笼罩着武汉，许多革命组织遭到反动政府的破坏和镇压，学校的秘密读书会也无法活动了，石联星很想离开这个鬼地方。正当她苦闷之时，一位同学的哥哥 “小谢”从鄂西苏区回到武汉，并带来了几本进步书刊，其中有一本题名 《斗争》的刊物，上面有两篇文章说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开辟了苏区根据地，主张抗日，红军里非常需要医生和护士。她们几位女同学读了很兴奋，这几本刊物就象在令人窒息的黑屋里忽然开了天窗，豁然开朗，使她们看到了蓝天阳光，吸到了清新的空气，看到了未来和希望。她们高兴极了，便向小谢表示，她们愿意参加红军，上前线当护士，拿枪去打日本! 这位大哥同意了她们的要求，答应给她们联系。但通往鄂西苏区的交通线被切断了。小谢不能回鄂西苏区，只好先到上海去找关系。小谢去上海前嘱咐她们在武汉等他的消息。不久，小谢从上海发来电报，要她们赶快去上海找他。她们几个女同学不顾家庭和亲友的阻拦，急忙乘船东下去上海。到了上海黄浦江畔，小谢和另外一个人早在岸上迎接她们了。她们在霞飞路租了一层楼房，每天有人来给她们上政治课，讲抗日形势和医务救护知识等。晚上小谢带她们去法租界写“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铁的红军!”“坚决抗日!”等标语。她们还经常到沪东、沪西工人住宅区动员女工们绣红旗，准备送到苏区去。她们结交了很多工人朋友，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当她们遇到危险和困难时，曾多次受到女工们的保护和支援。不久，两大箱红旗都绣好了，先分散藏在工人家里。她们也经常参加地下党组织领导的示威、游行和集会。有一次她参加了 “要求释放工人领袖牛兰夫妇”的游行。她们巧妙地集合在车站，然后组成队伍，挥着小旗，唱着国际歌，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牛兰夫妇无罪”等口号。这次游行虽然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她们的队伍被冲散了，但她为能够参加这一次斗争感到兴奋，好象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开扩了眼界，增长了阶级斗争的知识。
不久，石联星接到从友人那里转来的一封家信，信中告诉她父亲已去世，要她回家去看看。她一边哭，一边考虑： 是回家呢还是到苏区去? 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终于铁了心： 既然父亲已去世，回家有什么意义呢?好不容易才到上海，并且刚刚参加了火热的革命斗争，怎能因私事回家呢? 不! 坚决到苏区去!
她在上海战斗了半年多，并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赤色护济会”。有一天小谢告诉她们一个好消息：去中央苏区的交通线接通了! 组织决定让她们去苏区红都瑞金。她们听了这个喜讯，高兴得彻夜不眠。不久，由江西苏区来了个中年交通员，他个子不高，会讲广东话和上海话，扮作小商的模样，组织派他带她们到瑞金去。她们几个人分两批走，石联星分在第一批，并带上女工们绣给中央苏区的两箱红旗。她们当天晚上乘从上海开往广东汕头的轮船。在海上漂泊了几昼夜后，在一天晚上到达了汕头，先住在海岸一家旅馆，第二天乘火车到潮州，在大埔的一个交通站休息，受到主人的热情接待。过了半夜，她们在大雨滂沱中沿山路步行出发了，并增加了两个交通员： 一个挑着那两箱红旗，一个腰里插两把手枪负责保卫。
雨越下越大，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脚下是崎岖泥泞的山路，个个淋得象水鸭子，一个人滑倒了，大家来搀扶，一路互相提携，互相牵引着前进。领路的交通员为了不让她们掉队，在肩上搭一条白毛巾作标记。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但处在白区地段，为了不让敌人发现，她们摔疼了也不肯吱声，有时滚到山坡下草丛里与前边失掉联系，交通员学着鸟叫又找到她们。走这样的路对她们这些在大城市念书的女学生来说还是第一次，但她们毫无畏难情绪，而是感到格外兴奋、新鲜。
不下雨时，山林中象苍蝇那么大的蚊子，成群结伙地向她们扑来，这些野蚊子咬人最厉害，不管是脸上、腿上、脚上、手上，凡是能咬的地方都不放过。蚊子咬过的腿脚部在泥水里泡过后都感染了，走路十分艰难，但她们仍然咬牙一跛一拐地前进。她们为了找红军，为了抗日，为了奔向革命，奔向光明，再苦再累也不怕，革命的理想犹如一团烈火燃烧在胸膛，给了她们必胜的信心和战胜困难的力量。
她们日宿夜行，穿过敌人无数条封锁线，攀过无数道山，一路上受到设在山林里红色交通站的热情接待，挑箱和保卫的交通员替换了无数个，这些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任务的无名英雄，令她敬佩和怀念。她们在交通员的带领下，在深山密林里不知走了多少个夜晚，送走了一个个凄风苦雨的黑夜，迎来了破晓的黎明。
有一天在山林中，她们透过细雨蒙蒙的树丛，看见远处有一点通红的灯光，交通员指着灯光告诉她们，那是他们的引路灯。就象大海中迷失方向的航船看到了灯塔，大家兴奋极了，交通员带领她们朝灯光快步前进。走近了才知道，那灯光原来是河边一只渔船上的桅灯。她们来到河边柳荫下，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渔翁将船划近岸边，交通员和她们都跳上船去，另外两个交通把两箱红旗交给她们后，就和她们挥手告别了。老渔翁吹灭了桅灯。她们坐在船上喘息着，听着潺潺的流水拍打着船边，象母亲唱着摇篮曲，又象少女们在诉说着美好的理想，又象婴儿睡在母亲的摇篮里做着甜美的梦……船在暗夜中悄悠悠地荡漾着，一直把她们送到日夜思念向往的彼岸——红色苏维埃的光明幸福的天地。
当灿烂的朝霞染红东方的时候，她们已踏上了红色苏维埃的土地。
苏维埃的天是那样晴朗，苏维埃的土地是那样肥沃芳香，她们贪婪地吸着那清爽新鲜空气，苏区的人民是那样慈祥，就象回到了家乡一样，感到一切都那么亲切、和谐。她们不再是风雨夜行军，而是骑着高头大马行走在充满阳光和鲜花的大路上，迎着老表们一张张笑脸，观赏着解放区生气勃勃的新景象，分享着解放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她们很快就到达了苏维埃红色首都瑞金。
石联星一到瑞金，就向领导要求参加红军，当护士，打日本。组织上却分配她到列宁师范当教员，开始她思想还不通，后来经过校长徐特立讲明当教员对革命的重要性，她才安了心。和工农学生交朋友，使她学到了很多东西; 徐老那勤俭办校、艰苦朴素的作风，也使她受到了教育。
她到苏区不久就参加了戏剧活动。为了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她曾在一个话剧中扮演苏联女孩。不久，她又调到红军学校看护连当文化教员，连长是康克清，康大姐的那种严肃认真、以身作则、平易近人的作风，给她很深的影响。在红军学校工作期间，她经常参加在俱乐部举办的星期六晚会的演出活动。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首长、干部和军民们也来观看文艺演出。她曾向沙可夫学跳海军舞，后又参加演出话剧、歌剧，她曾在沙可夫编写的话剧《武装起来》中扮演农民的女儿，在《海上十月》中扮演地下女交通员，几个角色都演得很成功。
1932年初，高尔基戏剧学校成立了，同时又成立了蓝衫剧团，李伯钊任校长兼剧团团长。石联星不久调到高尔基剧校当教员，也兼蓝衫剧团的演员，经常演出些活报剧。她们一边演出，一边创作节目，她们用江西、福建的民间小调编成歌剧或歌舞剧，如《活菩萨》、《富农婆》、《粉碎敌人乌龟壳》等节目，剧校的领导李伯钊、沙可夫、钱壮飞、胡底等经常和她们一起编排节目，苏维埃中央民主政府文教部长瞿秋白也常来对她们的编排节目进行指导。
1934年，为了迎接第二届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她们排演了大型歌剧《我——红军》，她扮演剧中一个红军家属，并在话剧《沈阳号炮》中扮演一个女仆。在会议期间，她还与李伯钊、刘月华等一起排演了 《工人舞》、《农民舞》、《红军舞》，受到大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不久，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高尔基剧校的师生分成三个演出组到前线慰问演出。石联星和王普青带领一个演出组到雩都的三军团慰问演出。在途中遇见了她在红军学校结婚的爱人钟伟剑，他原来在红军学校当队长，后又在红军大学负责教务处工作，这次红军大学改编为干部团他任参谋长，正开赴前线。当她来到他的驻地时，他正忙着和陈赓团长研究作战工作，整整一夜没睡，当时她还不知道，这就是伟大的长征开始了。当东方发白的时候，她和他匆匆告别了，谁知这竟是他们的最后见面。
当她随演出队到达雩都正准备给战士们演出时，战士们正准备着远征。教育部长瞿秋白打来电报，要她们立即返回。战友们都不解其意，在路上看到红军在山路上急行军，感到情况有变化。在瑞金郊野的两间草房前，瞿秋白接见了她们，并告诉她们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已经北上了，高尔基剧校校长李伯钊也随队伍出发了。她们听了这个突然的消息感到象失掉什么似的，想到中央首长和战友们都走了，悲痛得哭起来。秋白部长又安慰她们说： 中央还留下不少领导干部和部队继续打敌人，她们也要留下来继续演戏。当时瞿秋白正患肺病，讲话时还发烧，但他的话给了她们莫大安慰和力量。晚饭后瞿秋白又把石联星叫到身边，拉着她的手告诉她说： “钟伟剑已随部队北上了。”并把钟伟剑给她留下的被子、蚊帐、毛衣和从白区带进来的一套灰呢衣裤，还有一封用红墨水写的信，信中夹着几张苏区票，统统交给她。钟伟剑在长征途中第二次打遵义时英勇牺牲，这些东西竟成了烈士的遗物。留下来的戏剧文艺工作者有一百余人，其中有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红色中华》报社编辑韩进、朝鲜小提琴家崔音波、台湾籍的刘月华、施月娥、施月仙、施英、施月霞等亲密战友们。这些留在苏区的文艺战士分别组成为红旗、战斗、火星三个剧团，分散到各部队活动。石联星与王普青负责火星剧团，随部队转移到农村进行演出活动。她们排演了一些歌剧、歌舞剧和话剧等，向群众宣传坚壁清野、防止敌人破坏等。同时她们还编写了二百多首歌词。石联星自己写了一首较长的鼓词 《王大嫂》，内容是写一位红军家属和丈夫分别后积极参加游击队的故事，经过瞿秋白的修改后在 《红色中华》 报上发表，演出后得到军民观众的欢迎。
为欢庆元宵佳节，总部举行了三个剧团参加的文艺会演。在这次文艺盛会上演出了由石联星执笔、集体创作的话剧 《女英雄》，主要歌颂一个红军家属在坚壁清野中机智勇敢地与敌人斗争的英雄事迹。石联星还主演了 《牺牲》等话剧。那天夜里尽管下大雨，中央苏区的领导陈毅、何叔衡、陈潭秋、瞿秋白、谭震林、邓子恢、项英等都冒雨观看了演出，军民观众一直站着看到闭幕。她们演出的节目军民很爱看，她们也受鼓舞。会后进行评奖，火星剧团被评为第一名，石联星也受到表扬。
从这次会演后，各剧团又分散到部队各奔东西参加战斗了。出发前瞿秋白鼓励她们要紧跟部队，多做宣传鼓动工作，尽一切可能坚持为战士们演出。天快亮的时候部队和瞿秋白部长告别，没想到这次也是和他的永别。
当时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教育部艺术局长兼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工农剧社社长和战斗剧团团长的赵品三，在1962年遇到石联星时曾赠给她两首诗：
(一) 十里听歌冒雨来，辉煌灯火照山台。
　　 军民同乐逢佳节，星月联华叹妙才。
　　 东边唱罢西边和，前幕收场后幕开。
　　 披蓑张盖通宵立，三度闻鸡不肯回。
(二) 元宵结彩赣江春，壮舞高歌洗战尘。
　　 夜雨绵绵弦韵急，红灯冉冉掌声频。
　　 蒸猪煮酒劳军旅，磨剑擦枪待敌人。
　　 三十年来谁记得，雩都情景宛如新。
( “星”指石联星，“月” 指刘月华。)
那次元宵盛会确实是令人难忘的。
石联星领导的火星剧团被分配到刘伯坚领导的那个团参加行军战斗。当时因枪枝不足，剧团每人分到一杆红缨枪，它既是作战时的武器，又是演出时的道具。剧团的战士们在行军路上唱着山歌，做着宣传鼓动工作。她们日夜行军，风雨无阻，有时一边走路一边打瞌睡，甚至还真能做梦呢。大雨中道路泥泞，滑倒了爬起来又跟上队伍。她们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因为她们心中有一个坚强的信念： 红军一定会胜利，一定能和北上的战友亲人们胜利会师!
不久，敌人对苏区的进攻越来越紧了。为了便于战斗，女演员们把头发剪短了，完全象个男孩子。剧团里有两个小战士： 一个是9岁的丘兰，一个是10岁的郭德海，他们都是红军从火坑里救出的孤儿，他们紧握红缨枪跟着部队急行军，有时战士们就轮换背他们行军。她们冲过敌人用碉堡、机枪控制的道道封锁线，每通过一道封锁线都有不少战士牺牲。
有一次夜行军，部队佛晓前到达牛岭，发现被敌人包围了。团长刘伯坚在这次指挥战斗中受伤被俘，最后英勇牺牲了。这位早年曾留学法国、比利时，苏联，回国后曾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的老红军，牺牲前留下了 《带镣行》、《移狱》、《狱中月夜》等大义凛然的壮烈诗篇。
在这次牛岭战斗中，两千多人的队伍大部分在突围中牺牲了，有二十多人被俘，其中有石联星、赵品三及韩进等。他们被关押在牛棚式的屋子里，看守他们的国民党士兵听口音是湖北人，石联星通过和他拉同乡关系，了解到他原来是被抓丁来当兵的，是穷苦人家子弟，石联星做了他很多思想工作，最后这个湖北兵帮了她们不少忙。后来她们又被转押到广东军一团团部，在那里押了两天，敌人从她们那里得不到什么东西，便分批放了她们。
她被放后想找红军，但又不知红军开到哪里去了，这里举目无亲，到哪儿去呢? 石联星忽然想起在关押期间韩进曾对她说：“若能出去，到上海北四川路内山书店去找鲁迅先生，就说是从瞿秋白那里来的，也许会帮助你的。”现在她只好照韩进的话去行动了。她历尽了千难万苦，经过吉安、南昌到九江。过江后就是湖北黄梅县老家了，家里还有母亲、祖母、弟弟和妹妹，是回家呢还是去上海?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后决定去上海找鲁迅。她到了上海先找到内山书店，并且通过内山完造先生终于见到了鲁迅先生。她向鲁迅说明了来意，鲁迅看她衣着狼狈的样子，黝黑的脸膛，剪得象男孩子式的短发，穿着那套不合身的中式便服，不象是上海人，更找不到一点证据可以说是从瞿秋白那里来的人，谨慎的鲁迅很为难地说他已在上海不与任何人来往了，因此无法帮她找工作。石联星感到遗憾，但能亲眼见到革命文豪鲁迅也使她感到荣幸。
她在上海没有亲友，只好先到南京，在一个同乡的帮助下回到黄梅县老家。因为家里要逼她结婚，她一气之下又回南京，寄居在一位堂兄那里。这时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正演出 《说谎者》，为了接触社会，了解红军的情况，她决定报考南京戏剧专科学校，结果考取了。她在剧专二期学习期间，曾在着名剧作家曹禺亲自导演的一个外国喜剧《迷眼的沙子》中扮演一位大夫的太太。曹禺导演此剧非常严格细致，亲自作每个角色的示范动作，这使她受益很大。这个戏在南京演出了几十场，颇受观众欢迎。她除演戏以外，还经常和进步同学一起唱革命歌曲。

三 活跃在抗日舞台上

1937年“八·一三”事件后，她随南京剧专迁到长沙，路过武汉时从一位同乡处得知南京已有八路军办事处，于是她立即返回南京，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从那里得知她爱人钟伟剑在长征途中打遵义时壮烈牺牲的详细经过，她为爱人的牺牲感到悲痛，但红军的革命精神又鼓舞她更坚定地跟党走。她当时强烈要求到延安去，办事处同意了，先介绍她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再转延安。她到了西安办事处，荣幸地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亲切对她讲：很多革命青年都想到延安去，很好。可是白区、大后方也需要有人工作，象她这样有社会关系和一些熟人的革命青年，最好能留在白区工作。她同意了周恩来副主席的意见。不久转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分别多年的徐特立，然后她又回剧专学习。
为了配合抗日宣传工作，她在剧专同学骆文编写的宣传抗日的街头剧《疯了的母亲》中扮演母亲，全校同学也都热情地参加了这个戏的演出。戏的内容主要写母亲的儿子被日寇飞机炸死了，母亲深受刺激而疯了，她又哭又笑地到处去找她的儿子，最后得到邻居的照顾。这个戏在长沙街头演了一百多场，每场都收到很好的效果，激起了广大观众对日寇的仇恨，鼓舞了他们抗日的热情。
不久，她和剧专的几位进步同学商量去延安，后因路费不足而作罢。
1937年下半年，她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又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和李克农，认识了剧作家阳翰笙。不久，她参加了正在武汉的上海救亡演剧队，后又转到在安徽的救亡演剧八队。她在八队除演出了袁文殊编写的话剧《壮丁》外，还参加演唱抗日救亡歌曲等。后来负责军委政治部工作的周恩来、郭沫若等要准备在武汉成立十多个演剧队，并举行会演。当时的武汉是全国抗日活动的中心，许多来自上海、南京及各省的进步文化艺术团体云集于武昌昙花林 (政治部三厅所在地) 参加文艺会演。演剧二队的王为一编写了一个话剧《宣传》，剧中有幅宣传画，画中人是一个一手抱着婴儿，一手举着斧头的农妇，当剧中的宣传员讲完日寇到处烧杀抢掠，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这时画中人行动起来，她和丈夫同日寇进行了搏斗，日寇把她丈夫杀了，同时又把孩子摔死，农妇举起斧头将日寇砍死。宣传员讲完故事，农妇又变成画中人。戏中的画中人当时就是由石联星扮演的。她塑造的这个与敌人搏斗的中国妇女的英雄形象，对号召人民团结抗日起到了宣传鼓舞作用。有个美国电影队将“画中人”这段戏的表演拍摄成纪录影片。
当时敌机不断轰炸武汉，警报不断拉响，但她们仍在昙花林排练节目，有歌有舞，有说有笑，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气氛，她好象又重新回到苏区的革命大集体里，感到无比的兴奋和快乐。
这次十多个抗敌演剧队在这里举行成立大会，也是一次空前的抗日文艺队伍的盛大检阅和会演，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出席了大会，并且观看了会演演出，最后讲了话。石联星参加了这次会演。
武汉的形势越来越紧，在她们撤离武汉的前一天夜里，她们正在武昌的一个大剧院上演话剧《胎妇》，她扮演剧中的胎妇，虽然外边不断响起空袭的警报，剧场里的观众还是坐得满满的，非常镇静，直到看完戏才离开。第二天早晨，她随演剧二队到了长沙，不久他们又根据上级指示撤到衡阳。当时守卫长沙的国民党军以所谓“焦土抗战”为名，竟然放火烧了长沙，大火烧了三天，整个长沙市被烧得尸骨遍地，一片瓦砾。她们刚到衡阳又奉命赶回长沙投入救灾的战斗，全力以赴去救援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灾民，她们忘我地工作，周恩来、郭沫若都亲到长沙看望她们，使她们深受鼓舞。
当救灾工作告一段落，她即随演剧二队到江西、吉安、南昌前线慰问演出。她除参加歌咏队的宣传活动外，还参加演出话剧《壮丁》、《妇女三部曲》等。《妇女三部曲》是她和其他战友在街头剧《宣传》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938年春为纪念“三八”妇女节演出了此剧，她演得感情充沛，富有感染力，很受军民观众的称赞。
1939年，她被借到劳动妇女服务团工作，帮助服务团排练了很多戏剧、舞蹈等。
次年，她又离开演剧二队(这时已改为演剧九队)，调到广西省立艺术馆欧阳予倩那里当演员。她曾在欧阳予倩导演的话剧《国家至上》中饰演教师爷的女儿，同时也演《日出》中的李太太。这位戏剧大师的指导和教诲使她受益不浅。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她离开了广西省艺术馆。
1941年在桂林她与杜宣、汪巩、严恭等人组织了“新中国剧社”，名誉社长是戏剧家田汉。这个剧社是由地下党领导的，周恩来副主席亲自过问的。剧社排演的第一个话剧是陈白尘的 《大地回春》，她饰剧中的冯兰。这个戏是在一天只吃到一顿饭的极端困难情况下排练的，并且是在敌机隆隆的轰炸声中演出的，演出后得到桂林观众的一致好评。
她们常常饿着肚子排戏练歌。有时饿得实在难以忍受了，她们就想各种办法取乐，以乐忘饿，效果还是不错的。有一次她们玩起杂技来，大伙敲着脸盆、茶缸当乐器，两个人演小丑，石联星演走钢丝的女郎： 她打着一把小花伞，在地上那根无形的钢丝上巧妙地做着各种危险而又使自己平衡的动作，小花伞飘来荡去，象一朵荡漾在湖面上的荷莲。惟妙惟肖; 两位小丑也与她巧妙地配合，演得非常出色，大家鼓掌叫好。她们称这个节目为 《巧走钢丝》，由于这个精彩逗乐的表演能使大家忘记饥饿，大家又风趣地称这个节目是 “饥饿疗养法”。后来为了做李济深先生的工作，田汉带他们到李先生家里去，曾表演了这个《巧走钢丝》的节目，李先生非常高兴，还请她们吃了一顿饭呢。后来与演剧九队联欢时也表演了这个节目，很受欢迎。
当时新中国剧社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许多剧社的朋友把自己教书的薪金捐赠给剧社。剧作家田汉从来不导戏，但为了剧社的生存，他也破天荒地来剧社导演《大地回春》，并且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为剧社编写了新剧本《秋声赋》，写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的正直作家，用他的笔做刀枪，向敌人展开英勇斗争的故事。这个剧曾在桂林、湖南一带演出，石联星饰作家的夫人。由于剧本写出了时代的声音，生活气息浓厚，所以演出时真实感人。
石联星除了演中国话剧外，还在俄国名剧《大雷雨》中扮演母亲卡巴洛娃。她虽然演的是外国老太婆，但是对这个人物的思想性格并不陌生。她演这个角色时，常联想起她家中的那封建冷酷的祖母来。祖母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听说母亲刚生下她，祖母得知是女孩时，非常生气。母亲抱着她和爸爸一同跪在祖母面前求情，可是狠心的祖母连看一眼孙女都不看，坐在一旁气乎乎地抽水烟袋。当石联星演那凶狠无情的卡巴洛娃时，祖母那冷酷无情的形象就浮在她眼前，所以她演这个人物入木三分，很成功。她为了着重刻划这个人物的垂死没落的心理，特意设计了一根手杖，当卡巴洛娃绝望叫喊的时候，她借助这根手杖的动作来加强表现人物的垂死内心感情。这个细节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久，“旅港剧人”从香港回来路过桂林时，与“新中国剧社”联合演出了《再会吧香港》。这个话剧是由田汉、夏衍、洪深编写的，由洪深导演。石联星在剧中扮演广东大姐。在演出的这天晚上，她正在后台酝酿感情等待开幕，忽然国民党宪兵闯入剧场，勒令他们停演。为了同国民党巧妙斗争，导演决定马上开幕，在观众面前揭露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洪深导演亲自指挥开幕，田汉也来后台等待这场斗争。就在这紧张的气氛中，石联星强压住对反动派的愤恨怒火，从容地上场了： 她在台上拖着一双木板拖鞋，走来走去地收拾屋子。一个国民党宪兵蹿上台，蛮横地宣读禁演令，并且要观众立即退出剧场，但是剧场里鸦雀无声，无一人退场，这是观众对剧团的支援，对敌人是无声的抗议，“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时导演洪深冲到台前，大声疾呼，质问国民党反动派：“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禁演这个戏!现在由于当局禁演，我们无法在桂林演此剧了!非常遗憾，只好请观众原谅，请到门口售票处退票。”但台下没有一个人去退票，仍然坐在那里，观众们用静坐的形式向国民党当局抗议，示威。那个读禁演令的国民党宪兵看到这种情景，就狼狈地溜走了。由于广大观众对剧社的同情和支持，这场斗争终于胜利了!
后来困难越来越多，最大的困难是剧场经理不敢租给他们剧场。为了对抗国民党当局的禁演令，他们采取旅行公演的方式到湖南一带演出，并把《再会吧香港》改名为 《风雨归舟》再度演出。在衡阳、湘潭、长沙，他们和演剧九队联合演出了很多剧。她曾在《日出》中饰翠喜，在 《水乡吟》中饰梅漪，在 《海国英雄》 中饰皇后。在桂林举行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上，新中国剧社献演了话剧《戏剧春秋》 (夏衍编剧，瞿白音导演)，石联星在剧中饰交际花，演得很成功。
1944年，日寇进攻大西南，她随剧社撤到柳州。在柳州她参加演出了《金玉满堂》，饰剧中的老奶奶，在与演剧四队、九队联合演出的抗日多幕剧中，她扮演了群众角色。
在柳州演出时，左洪涛给她转来周恩来副主席的口信和路费，说她现在可以去延安了。她听到这个喜讯后激动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她带着新中国剧社的四个孩子，离开了4年多同患难共欢乐的新中国剧社，穿过黔桂铁路成千上万的逃难人流，经过千难万险，经贵阳转重庆，终于在1945年6月，到达了她日夜思念、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四 从话剧舞台走上银幕

日本投降后，她随鲁迅艺术学院师生步行一个多月到达张家口，在那里的华北联大戏剧系教书。第二年又随爱人凌子风返回延安，他准备参加电影的拍摄工作，但是到延安不久形势紧张，延安保卫战开始了。她们只好又随机关转移，后来到山西，她在临县参加了土改运动。1947年她参加华北电影队，次年石家庄解放后，留在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参加城市接收工作，并于1948年在石家庄市委加入中国共产党。
翌年到东北工作，分配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故事片《赵一曼》，由她主演赵一曼这个女英雄。她当时又激动又有顾虑，因为这是她第一次上银幕。对电影她毫无所知，怎能胜任呢?但她并没有在困难面前却步，她下决心学! 在导演、摄影师的帮助指导下，她一切从头学起。首先熟悉角色。为了演好赵一曼，她到哈尔滨访问过当年曾救护赵一曼烈士的丈夫，到赵一曼街革命烈士纪念馆参观学习，细心查阅了有关赵一曼革命活动和英雄事迹的大量资料，走访了曾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与日军进行斗争的冯仲云，以及赵一曼烈士的生前好友，了解了许多抗日联军中的英雄事迹。经过几个月的访问调查，加深了对赵一曼的感性认识。影片经过八个多月的拍摄完成了。《赵一曼》在全国放映后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1950年7月，该片参加了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五届国际电影节，她因成功地塑造了女英雄赵一曼的银幕形象而荣获优等奖状。
同年她代表中国电影界参加了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
回国后她调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同时在北京电影学校教表演课。1956年她又参加故事片《湖上的斗争》的拍摄，扮演影片中的区委书记。为拍好这部影片，她曾到当年新四军战斗过的苏北高邮地区体验生活三个多月，在那里她深刻了解了群众和新四军的鱼水感情，群众为了救护新四军的女干部在水荡里出生入死，宁愿自我牺牲。三个多月的苏北生活使她学到许多感性的知识。但是影片刚拍到五分之二时，导演因受胡凤事件的牵连而受审查，影片停拍。后来虽然换过几位导演抢救，但仍没能拍完。
不久，她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训练班学习两年，由苏联电影专家伊凡诺夫授课。这期间，她曾兼任电影学院第一期导演系的导演课。导演训练班毕业后即留在电影学院任教，培养了我国第一批电影导演，她对教学认真负责，孜孜不倦。着名影片 《城南旧事》的青年导演吴贻弓等同志就是在石联星的精心辅导下成长起来的，她为我国电影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培养人材费尽了心血，做出了贡献。
1957年至1959年，她参加了中苏合拍的宽银幕故事片《风从东方来》的导演工作。
后来，她因为身体不好，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搞导演工作。60年代，她曾参加导演过话剧 《渔人之家》、《红岩》、《年轻的一代》、《生活的彩练》等。在 “文革”期间参加过《云泉战歌》的话剧导演。
在十年浩劫当中，她受到残酷迫害，致患不治之症。在养病期间，她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创作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名叫《红色交通线》。她虽知自己在世不会太久了，但她乐观坚定，奋笔创作，战斗到最后一息。1984年8月1日，她不幸病逝。
石联星同志是一个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是一个出色的文艺战士，是一个战斗终生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