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主要事迹简介

沈从文

沈从文(1902—1988年)，苗族。湖南凤凰人。原名岳焕，字崇文，后改从文。笔名有小兵、懋林、炯之、休芸芸、上官碧等43个。祖父沈宏富(1837—1865年)，原以卖马草为生，后投湘军，积战功至贵州提督。父沈宗嗣(?—1931年)，清军裨将。曾欲谋刺袁世凯，未果;后为辰州军医院医正。母黄素英，凤凰书院山长黄河清的女儿，读书多，见识广，会照相。兄弟姊妹九人，沈从文排行第四。姊妹四人早殇，生存五人，计兄弟姊妹各一。兄沈岳麓，美术家。弟沈岳荃(1906—1950年)，黄埔军校毕业，抗日中曾荣立战功，升团长、南京政府国防部检查官，中将。随部队起义。镇反中在辰溪河滩上被枪决，“文革”后平反。
6岁入塾。“我的气度得于父亲的影响较少，得于妈妈的较多。她教我识字，认识药名，教我思考和决断——做男子极不可少的思考以后的决断”。(《从文自传》) 13岁入凤凰城文昌阁小学，和老师田名瑜结下终生情谊。
15岁，以补充兵名义加入湘西土着部队靖国联军，驻沅陵。不久升班长，编入游击支队的司令卫队，读到《辞源》、《西游记》，以至《申报》。一位军法长根据《论语》“焕乎其有文章”，为沈岳焕取字“崇文”，后自己改为“从文”。17岁去沅州，在团防局做办事员，收屠宰税。大舅是熊希龄产业管理人，让从文在沅州的旧熊公馆住了一年，读了史、汉，和几大箱的林译狄更斯小说。20岁再次入伍。在靖国联军第一军司令陈渠珍身边做书记，还负责保管古画文物、20来箱书，又得以饱览。
1923年冬到北京，住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一间潮湿的小屋，命名“窄而霉小斋”。1924年，因生计无着，向各名流投书求助。11月13日，当时担任北京大学讲师的郁达夫，得信后到“小斋”看望沈从文，并请他吃饭。事后，郁达夫写《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给予鼓励。不久郁即向《晨报·副刊》主编刘勉己等推荐，沈从文开始向该刊投稿。12月，与作《京报·民众文艺周刊》编辑的胡也频相识。192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林宰平在读到《遥夜·九》后，发表文章称其“全文俱佳”，这是现代文学史上对沈从文作品的第1篇评论。林将沈的困境告诉梁启超，梁遂介绍沈到熊希龄的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工作。9月，经林宰平介绍，在新月社的朗诵会上认识徐志摩。1925年10月，徐接编《晨报·副刊》，把沈从文与胡适、郁达夫、闻一多等并列为特约作者，并着重介绍沈从文的作品。从1924年12月到1927年12月，3年间，共发表沈从文作品101篇，平均每月3篇。1926年，第1本散文、小说、戏曲、诗歌合集《鸭子》出版。翌年，小说集《蜜柑》出版。这些早期作品，大多叙述亲身经历，“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
1928年1月，抵上海。与胡也频、丁玲合作筹办文学刊物《红黑》、《人间》(分别在1929年1月和10月创刊，但均短命，不及一年即结束)。并参加“新月社”，在《新月》发表作品。本年，经徐志摩介绍，胡适聘为吴淞中国公学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得与学生张兆和相识。1931年2月胡也频被秘密枪杀。后来写出《记胡也频》、《记丁玲》两篇名文，记叙他们当时的生活和友情。
1931年秋，应杨振声之邀，赴青岛大学任教，11月徐志摩遇难，赶往济南，与张若奚、金岳霖、梁思成等向死者遗体告别。1932年底，张兆和到青岛，在校图书馆内编英文书目。1933年5月，丁玲被捕。沈从文写《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等文章，参与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对丁的营救活动。
1932年夏，应杨振声之邀，到北平编写中小学教材。1933年9月9日，与张兆和结婚，居西城达子营。接替“学衡派”吴宓，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秋，开始写作《边城》，次年春完成。在湘西一个古渡头，摆渡的老梢公和他的孙女翠翠相依相守，水手大佬、二佬都倾心于翠翠，接着是种种误解，大佬、爷爷的相继死亡，二佬的出走，只剩下翠翠与青山绿水相伴。“《边城》仅约7万字，可能是最短的一部长篇小说，实际上则是一部最长的诗。全书21节，每节两千到三千多字。每一节是一首诗，连起来成一首长诗，又像是21幅彩画连成的画卷。这是古今中外最别致的一部小说，是小说中飘逸的仙女。她不仅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也是三十年代文坛的代表作。”(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李健吾认为沈从文是一个走向“自觉的艺术”的小说家，《边城》是用“艺术的心灵来体味一个更其真淳的生活”，“可爱”!是他小说的特征，“他所有的人物全可爱”，他要读者“走进他理想的世界，一个肝胆相见的真情实意的世界。”朱光潜说翠翠“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翠翠似显出从文自己这方面的性格”。沈从文则说《边城》“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悲剧”。“《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又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他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
1934年初，沈从文回到风凰县，沿途写给张兆和的书信后来编成《湘行散记》，与《从文自传》同是他最好的散文作品。前者写湘西如诗如画的山水，写千年不变的历史中湘西人的不幸，都带有“无言的哀戚”;后者写自己奇特的经历，同时勾勒出奇特的社会景观，残酷中的微笑，远古的愚昧，以及人性的美。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8月12日，与杨振声、朱光潜、梁宗岱等离开北平南下，经天津、南京、武汉至沅陵。年底，开笔写长篇小说《长河》，至1942年脱稿。《长河》计划写四卷，仅只完成一卷。继续着《边城》的风格，而在田园诗中，又加入篇幅不少的社会批判内容，有着喜剧色彩。
1938年3、4月间到昆明，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副教授，次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39年发表《一般与特殊》，1942年又写《文学运动的重造》，吁请作家共同努力，将文学从商界和官场中解放出来，使文学作品的价值，从“普通宣传品”变成“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因此，受到左翼文学批评家的误解和激烈攻击，甚至被视为反对作家抗战的反动文学思潮。
1946年夏，离云南回北平，仍在北大任教，并担任《益世报·文学周刊》、《经世报》、《平明日报》、《大公报》等报刊编辑。1948年，在《大公报》发表《芷江县的熊公馆》，又受到左派作家批判。郭沫若发表《斥反动文艺》，点名批判沈从文，说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而他的《摘星录》、《看云录》是蛊惑读者、软化斗争情绪的“桃红色作品”(尽管郭当时并未读过这两本集子，并且把《看云录》和《看虹录》混为一谈)，还谴责沈从文作品中的所谓“色情描写”。
1949年，张兆和入华北大学学习。沈从文自杀未遂。入颐和园中央革命大学学习，约10个月。后随工作组赴四川宜宾，参加短期农村土地改革工作。回京后，被调随军代表清理整顿北京各古董商店，事毕，即要求留在故宫博物院从事文物研究工作，获得同意。1953年，曾以美术组成员身份参加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会中，毛泽东曾询问沈从文的工作和身体情况，并说：“你还可以写点小说嘛。”上海开明书店曾来信，称沈的作品过时，已印未印书稿及纸型将全部代为焚毁。从此，拒绝各报刊约稿，切断与文学界的最后联系。而物质文明史的研究专着却不断出版，如《唐宋铜镜》、《旧中国漆器》、《中国丝绸图案》、《龙凤艺术》等书，都是极有学术价值的上乘之作。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沈从文小说选集》，作《题记》：“当更大的社会变动来临，全国人民解放时，我这个和现社会要求脱节了的工作， 自然难以为继，于是终于停顿下来了。一搁就是八年。”这是50年代至70年代末，沈从文出版的唯一的文学书。1958年，为庆祝反右斗争胜利，周扬设宴招待文艺界人士，席间宣布：北京文联主席的工作，我们想请沈从文同志担任。沈从文当场辞拒不就。
1963年，接受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转达的周恩来委托，开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写作。1964年春，初稿完成。全书载120幅文物图像，“以实物为主，与文献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相互纠偏，从联系比较中鉴别是非，得到新认识”，第一次科学地展示古代服饰的原始面貌和发展脉络，是一部开山之作。由于社会上“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政治气候，本书难以面世。
1966年，“文革”开始，第一批被揪，罗织为“反共老手”，先后8次抄家，被“架飞机”批斗，后被勒令拔草和打扫女厕所。1969年11月，下放湖北双溪，张兆和则下放至咸宁。1971年夫妇被安排去丹江一偏僻采石场，冬，因病重始获准回京。1974年，经过重新校订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书稿被出版社退还。
1978年，从中国历史博物馆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进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最后校正增补，1981年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当即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社科院院长胡乔木致信祝贺，称：“实为我国学术界一重大贡献”。沈从文说本书“虽具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引言》)。
1980年10月至1981年2月，应邀偕夫人张兆和赴美访问，与美国文化界、学术界名流和华人作家、学者有广泛接触，受到热烈欢迎。
1982年，《沈从文文集》12卷，开始出版。1983年1月，美学家朱光潜教授发表《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湘江文学》1983年第1期)。1985年12月，为庆祝沈从文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70周年，《光明日报》发表《坚实地站在中华大地上——访着名老作家沈从文》长篇专访。
1988年4月，不同意举办沈从文国际研讨会，在给有关人士的信中申明此意说：“《庄子·大宗师》：‘大块赋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孔子曰：‘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两句话非常有道理，我能活到今天，很得力于这几个字。”“我最不需要出名，也最怕出名。写几本书有什么了不起?何况总的说来，因各种理由，我还不算毕业，哪值得夸张!我现在尽量做到不为外人所知，而达到忘我境界。”
1988年5月14日在北京逝世。巴金送了花圈，并致唁函给张兆和：“文艺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我们三四十年代相聚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永远忘不了你们一家。”冰心打电话表示哀悼。内妹夫妇傅汉思、张充和题挽联：“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沈从文执教西南联大时的学生、“京派”小说家汪曾祺评论说：“(沈从文)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最甘于淡泊的作家，这不仅是人的一种品格，也是人的一种境界。”
1989年3月，湘西凤凰县沱江镇中营街24号故居辟为纪念馆。
1992年5月，沈从文逝世五周年之际，夫人张兆和、子沈虎雏、孙沈红等人护送骨灰返故乡凤凰，一半撒入沱江，一半葬在听涛山下。墓地仅立一天然五色石，正面碑文为自题手记“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碑文为内妹张充和女士撰联并手书，碑刻均为雕塑家刘焕章所镌。年底，《沈从文别集》(袖珍本，20册)出版。
1993年，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沈从文全集》的签约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有二子一义女：长子沈龙朱(1934年—)机械工程师。次子沈虎雏(1937年—)供职于北京某花木公司。义女朝慧，弟沈岳荃之女。
着有：《鸭子》(散文、小说、戏剧、诗合集，1926年)、《蜜柑》(短篇集，1927年)、《入伍后》(小说、戏剧集，1928年)、《老实人》(短篇，1928年)、《阿丽斯中国游记》(长篇小说，1928年)、《好管闲事的人》(短篇集，1928年)、《黄君日记》(长篇小说，1928年)、《雨后及其他》(短篇，1928年)、《不死日记》(短篇集，1928年)、《呆官日记》 (长篇小说，1929年)、《男子须知》(短篇集，1929年)、《十四夜间》(短篇集，1929年)、《神巫之爱》(中篇小说，1929年)、《一个天才的通信》(中篇小说，1930年)、《旅店及其他》(短篇集，1930年)、《沈从文甲集》(短篇集，1930年)、《旧梦》(长篇小说，1930年)、《石子船》(短篇集，1931年)、《沈从文子集》(短篇集，1931年)、《龙朱》(短篇集，1931年)、《一个女演员的生活》(长篇小说，1931年)、《虎雏》(短篇集，1931年)、《记胡也频》(长篇传记，1932年)、《泥涂》(中篇小说，1932年)， 《都市一妇人》(短篇集，1932年)、《阿黑小史》(中篇小说，1932年)、《慷慨的王子》(短篇集，1933年)、《一个母亲》(中篇小说，1933年)，《月下小景》(短篇集，1933年)、《游园集》(短篇集，1934年)、《如蕤集》(短篇集，1934年)、《从文自传》(1934年)、《记丁玲》(1934年)、《凤子》、《边城》(中篇小说，1934年)、《八骏图》(短篇集，1935年)、《从文小说集》(短篇集)、《湘行散记》(散文集，1936年)、《沈从文选集》(短篇集)、《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文论，引起创作反《差不多》运动的争论、《新与旧》(短篇集，1936年)、《旧废邮存底》(散文集，与萧乾合集，1937年)、《一个妇人的日记》(短篇集，1938年)、《湘西》(散文集，1939年)、《昆明冬景》(散文集)、《记丁玲》(续集，1939年)、《主妇集》(短篇集，1939年)、《绅士的太太》(短篇集，1940年)、《如蕤》(短篇集，1941年)、《烛虚》(散文集，1941年)、《春灯集》(短篇集，1943年)、《云南看云集》(杂文集，1943年)、《黑凤集》(短篇集，1941年)、《长河》(长篇小说，1943年)、《沈从文杰作选》(短篇集，1946年)、《沈从文选集》(1985年)等。
学术着作有：《中国丝绸图案》(与人树合编，1957年)、《唐宋铜镜》(1958年)、《龙凤艺术》(1960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香港版，1981年)等。
传记有：(美)金介甫着《沈从文传》(美国版，英文本，1987年)、凌宇着《沈从文传》(1988年)、吴立昌着《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1993年)、凌宇着《沈从文传》1997年)等。
回忆录有：朱光潜、张充和等着《我所认识的沈从文》(1986年)、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长河不尽流》(1989年)、孙冰编《沈从文印象》(1997年)等。
研究着作有：凌宇着《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1985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