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主要事迹简介

林语堂

林语堂(1895—1976年)，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语堂，笔名有萨天师等，书斋名“有不为斋”。父林至诚，农民，肩挑小贩。自修得入神学校，后为长老会乡镇牧师。母杨顺命，农妇。生子女8人，林语堂为第五子。长兄景良，二兄玉霖，三兄憾庐，四兄和平，弟玉苑，姐瑞珠、美宫。
林语堂是山乡的孩子。“童年时与自然接近的经验，是我一生智识和道德的至为强有力的后盾，一与社会中的伪善和人情之势利互相比较，至足令我鄙视之。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因为我相信我仍然是用一个简朴的农家子的眼光来观看人生。”(《林语堂自传》)
13岁，入厦门鼓浪屿寻源书院。1914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1916年，任北京清华学校英文教员，同事中有梅贻琦、王文显、周辨明。1917年，写《汉字索引制说明》，蔡元培、钱玄同作序。1918年，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委员。本年结识胡适。1919年，与廖翠凤(1897—1987年，父为厦门富商。毕业于上海圣玛丽女中)在漳州结婚，婚礼在一所英国圣公会教堂举行。
婚后赴美，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1921年，获硕士学位。后赴法国，不久转德国，入耶那(林语堂译为段内)大学、莱比锡大学。1923年夏，获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哲学博士。9月，归国，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开设英文和英文语言学等课程。此时发表文章开始用“语堂”署名。英文系同事有张歆海、陈源、温源宁、叶公超、徐志摩等。
1924年，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幽默杂话》等文，将英文“Humour”一词创造性地译为“幽默”，通行至今。11月，《语丝》周刊创刊(1927年3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后迁沪，由鲁迅、柔石等任主编继续出版，至1930年3月停刊)，孙伏园、周作人任主编，林语堂被约为16位经常撰稿人之一，和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站在同一阵营，与段祺瑞政府、封建文人展开斗争，同时在女师大风潮等问题上和胡适“现代评论派”论战。林语堂反对“读经复古”、“读书救国”，发表《祝土匪》、《说文妖》、《读书救国谬论一束》等文章，成为“语丝派”健将，而被复古主义者诬为“学匪派”。在战斗间歇时，发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提倡“费厄泼赖精神”，反对“打落水狗”，说“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攻击其个人。”鲁迅立即发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予以善意批评，并提出着名的“痛打落水狗”原则。1925年，任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兼教务长。9月，与钱玄同、赵元任、刘半农、黎锦熙、汪怡、周辨明等共7人组成“数人会”，推广国语罗马字。1926年，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三一八”血案，激于义愤，“我也加入学生的示威运动，用旗竿和砖石与警察相斗”(《林语堂自传》)，并作《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等文，称刘和珍、杨德群女士“死得光荣”，为“全国女革命之先烈”。血的教训使林语堂接受鲁迅的批评，服膺“痛打落水狗”原则，连续发表《讨狗檄文》、《打狗释疑》等文，说：“事实的经过，使我益发信仰鲁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之话。”这一时期的文章，作为林语堂早年的战斗实绩，收入他的第一本杂文集《剪拂集》，在次年出版。后遭北洋政府通缉，遂于5月赴闽，出任厦门大学教授兼文科主任，开设“英语发音学”、“英国语言史”、“普通语言学”等课程，并礼聘鲁迅、孙伏园、沈兼士、顾颉刚、张星烺等至厦门大学任教。10月，任厦大国学研究院总秘书，长兄林景良、弟林玉苑任编辑。
1927年3月，应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聘，任外交部秘书，并为英文刊物《中国评论》周报“小评论”专栏撰稿。在武汉，曾会晤宋庆龄，称宋“是我所奉为中国女界之第一人”。9月，应蔡元培聘赴沪，任中央研究院英文总编辑、国际出版物交换处处长，并任蔡元培英文秘书。同时编《开明英文读本》等，风行全国，有“版税大王”之称。在上海和鲁迅、郁达夫等来往颇密。
1932年9月，在上海创办《论语》半月刊(1937年8月因抗战爆发休刊，1946年11月复刊，1949年5月停刊，共出177期)，并任主编(第27期后由陶亢德接任主编，但仍主持实际编务)，在创刊号发表《答青崖论幽默译法》，宣称该刊以“提倡幽默为目标，而杂以于谐谑”，自称“言志派”，反对“涉及党派政府”的“载道派”。推崇中国文人具有幽默者，如苏东坡、袁子才、郑板桥、吴稚晖等“有独特见解，既洞察人间宇宙人情学理，又能从容不迫出以诙谐”，已有“幽默之实”。与陶亢德、邵洵美、章克标、徐訏、全增嘏、潘光旦、李青崖等形成“论语派”。在《论语》撰稿者尚有鲁迅、胡适、郁达夫、刘半农、俞平伯、朱自清、废名、简又文、丰子恺、谢冰莹等，以及“三老”(老舍、老向、老谈——何容)、“三堂”(语堂、知堂——周作人、鼎堂——郭沫若)，阵容强大，畅销一时，发行至三、四万份。鲁迅“并非全不赞成《论语》”，但在国难当头之际，“我不爱‘幽默’”。遂发表《从幽默到正经》、《论语一年》等文，前者指出：“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榆关失守，热河吃紧”，“幽默归天，‘正经’统一了剩下的中国。”后者说：“还能希望那些炸弹满空，河水漫野处的人们来说‘幽默’么?”继批评“费厄泼赖”之后，又一次批评林语堂。
1932年12月，与蔡元培、宋庆龄、鲁迅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并当选为9名全国执行委员之一。1933年2月，英国剧作家、讽刺作家萧伯纳访沪，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接待。杨杏佛被刺后，曾向遗体告别。
1934年4月，与陶亢德创办《人间世》半月刊(1935年12月停刊)，《发刊词》标榜“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提倡幽默必先解放性灵;盖欲由性灵之解放，渐再参透义理，而幽默自然孕毓也。”自承是“自我表现的学派，‘性’，指一人之‘性’，‘灵’指一人之‘灵’或‘精神’”(《生活的艺术》)。追踪晚明小品，如公安三袁、竟陵钟谭、张岱、徐渭诸家，走新的“性灵文学”之路。
1935年9月，又与陶亢德、徐訏合办《宇宙风》半月刊(后改为旬刊，曾迁广州、重庆等地出版，1947年8月停刊)，三兄林憾庐亦参加编辑。《宇宙风》“以畅谈人生为主旨”，自称“孤崖一支花”。此外，还有徐訏的《天地人》、黄嘉音的《西风》、海戈的《谈风》，以及《西北风》、《越风》、《文饭小品》等，小品文刊物，盛行一时。1934年遂被称为“小品文杂志年”。
左翼作家为对抗林语堂，先后出版《太白》(陈望道主编，鲁迅参与编务，1934年9月创刊，1935年9月停刊)、《芒种》(徐懋庸、曹聚仁主编)等刊物。1934年，胡风作《林语堂论》，全面批判林，称林提倡资产阶级文学，他的文学道路没有前途。鲁迅作《小品文的危机》等文，批评“幽默文学”、“性灵文学”是“小摆设”，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候”，对民族而言是“麻醉性的作品”，这种小品文“走到了危机”，而所谓危机“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仍期待林有以“恢复”。8月，鲁迅在致曹聚仁信中也说：“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虽有思想分野，但政治上未至决绝。郁达夫则说：“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剪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的是书生本色。至于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孤行。”(《现代散文导论》)对林作持平之论。
林语堂的“性灵文学”论和他的散文创作，表现自我，“认读者为‘亲爱的’故交”，文化意蕴丰厚，行文若“良朋话旧，私房娓语”(《叙〈人间世〉及小品文笔调》)，在散文园地确已别树一帜，在现代散文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一二九”后，林语堂作《关于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国事亟矣》等文，对现实亦未全然超脱。从《论语》创刊至赴美之前四年间，林语堂创作散文300余篇，大多收入《大荒集》、《我的话》。
1935年9月，经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推荐，为美出版家约翰·第用英文撰《吾国与吾民》一书。是书共9章，全面评述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国的民族，中国人的德性(如圆熟、忍耐、无可无不可、老滑俏皮、和平、知足、幽默、保守性)、心灵(如智慧、女性型、缺乏科学精神、逻辑、直觉、拟想)、理想(如人文主义、中庸之道、宗教)，以及中国的妇女生活、社会生活、文学生活、艺术生活(如书法、绘画、建筑)和生活艺术(如娱乐、居室、庭院、饮食)，西方文化界视为“中国学”启蒙读物，畅行一时，林语堂也成了美国的热门人物。
1936年8月离沪赴美，卜居纽约。与美国文化界建立广泛联系，结识戏剧家奥尼尔、舞蹈家邓肯、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等。10月1日与巴金、茅盾、郭沫若、叶绍钧、鲁迅、谢冰心等21位知名作家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0月19日鲁迅逝世，发表《悼鲁迅》一文，认为“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称为战士”。又说：“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1937年3月至7月，在纽约以英文写成《生活的艺术》一书。该书被评为1938年全美畅销书排名榜首位，迅速被译为十几国文字。林语堂说《生活的艺术》是“私人的供状”，是作者“思想和生活所得的经验”，也就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哲学”，或曰“智慧和欢乐的哲学”、“抒情哲学”、“悠闲哲学”。这种哲学“敬重肉体也尊崇精神”，“使身心协调起来，过着和谐的生活”。他呼吁：“让我们做合理近情的人!”崇拜诗人、农夫、放浪者，以白居易、苏东坡、袁子才、金圣叹为同志，以庄子、陶渊明为先生，“把道家的现世主义和儒家的积极观念配合起来”做成“中庸的哲学”，“不希望太多，也不太少”，讲究“幽默”、“性灵”和“闲适”，“与尘世结不解之缘”，做“城中隐士”，享受“诗样的人生”。书中专章介绍“最会享受人生”的庄子、孟子、老子、子思、陶渊明，分章论述“人生享受”：生命的享受、家庭的享受、生活的享受、自然的享受、旅行的享受、文化的享受等，生动细致地描绘中国式的品茗、莳花、赏雪、听雨、吟风、弄月、眠床、坐椅、谈天、交友、饮酒、吸烟、肴馔、服饰、居室、庭园、登山、临水、读书、写作等。书末，林语堂说到“人性化的思想”，认为“近情精神实是人类文化最高的最合理的理想”，“近情的精神乃是中国文明的精华和她的最好的方面”。而“现代的欧洲并不由近情的精神所统治着，……实在是由疯狂的精神所统治着”，所以“近情精神是中国所能贡献给西方的一件最好的物事。”《生活的艺术》在欧美拥有广大读者，特别为中产阶层人士和知识界所激赏，形成“林语堂热”，出现一批“林语堂迷”。林语堂扮演了西方人生活导师的角色，并获得了成功。卢沟桥事变后，8月在美报发表《日本征服不了中国》一文。并补写《吾国与吾民》第十章《中日战争之我见》，认为中国通过战争不可避免地会“获得新生”。
1938年2月赴欧。8月英文长篇小说《瞬息京华》(一译《京华烟云》)在巴黎开笔。一年后，即1939年8月脱稿。9月，函约郁达夫译为中文，函中称是书为“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的勇男儿”而作。在美国出版后，又成为畅销书，1939—1947年即售出25万部。1975年更被列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作品。《瞬息京华》以姚、曾、牛三个家庭的兴衰为线索，以钜商姚思安和他的两个女儿木兰、莫愁，以及科学家孔立夫为主角，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反映从义和团起事到抗战军兴40年间中国的历史变迁。在致郁达夫函中说：人物以《红楼梦》拟之，木兰似湘云，莫愁似宝钗，红玉似黛玉，阿非则远胜宝玉。林语堂的理想人物是木兰，她敝屣富贵，洗却铅华，追求普通人的生活，既是曾家的贤妻良母，又私恋孔立夫，不惜为他冒险犯难。作者在她身上蕴涵着东西方的女性美，所以有的论者称她是“文化混血儿”。小说弥漫着浮生若梦的老庄思想，但尾声却是对新中国的热切呼唤和人之永生的暗示。本年，林语堂在法国捐款4320法郎，抚养6个中国战争孤儿。1939年5月，在纽约参加第17届国际笔会，发表演讲，题为《希特勒与魏忠贤》，预言“自杀乃是独裁暴君的唯一出路”。6年后，他的预言被证实。1940年，到重庆，蒋介石夫妇曾在官邸招待林语堂全家。不久返回美国，临行表示在国外将继续以文字宣传抗战，而与国内作家殊途同归。并将重庆私宅捐赠给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1941年出版英文长篇小说《风声鹤唳》，主角姚博雅，即《瞬息京华》里姚思安之孙。日寇占据北平后，博雅弃家南渡，与经历复杂的风尘女子梅玲相恋，一起到大后方，梅玲参加救助难民工作时遇到老彭，并爱上了他。博雅得知真情后，在一次与日军的战斗中，为掩护他们而英勇献身。林语堂以博雅、梅玲、老彭在抗战大洪炉中人生境界的变化，向外国读者表明中国将获得新生。
1943年秋，再度回国，历访重庆、西安、桂林、长沙等地，半年中受到蒋介石6次接见。他在各地演讲中多以中西文化与心理建设为主题，受到郭沫若、田汉等人的讥讽与批判。林语堂在桂林对来访记者说：“郭沫若的文章根本是歪曲的、谩骂的。”
1944年初，返纽约。1945年，《苏东坡传》开笔。1946年，作《自传》，说：“有时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到异地探险的孩子，而我探险的路程，是无穷期的。”并自作联语：“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1947年，《苏东坡传》出版。作者认为苏东坡“是道地的中国人的气质。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他尽情享受人生。”苏东坡“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但“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这是林语堂式的苏东坡，是《生活的艺术》中“智慧和欢乐的哲学”的形象化。《苏东坡传》是林语堂最偏爱的一本书。1947年5月，“明快”中文打字机研制成功，赵元任认为“是个了不起的发明”。夏季，经陈源提名，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文学组主任，携眷寓居巴黎，并游历欧洲各国。1950年返美，仍居纽约。1952年，在美创办《天风》杂志，撰稿人中有胡适、李金发、黎东方、简又文、谢冰莹、徐訏、唐德刚、陈香梅等。1953年出版英文长篇小说《朱门》。出身豪门之家的女大学生杜柔安，抗战中和爱国记者李非相爱，他们在西北受到恶势力的迫害，历经磨难而最终团圆。林语堂自称《瞬息京华》、《风声鹤唳》、《朱门》为“林语堂的三部曲”。1954年10月，赴新加坡，任南洋大学校长。翌年4月，因预算等事与校执委会陈六使失和而去职。1933年应邀赴阿根廷讲学。
1958年10月，赴台湾观光，蒋介石夫妇在士林官邸会晤林氏夫妇，并谈论《红楼梦》。于右任、梅贻琦、张道藩等也相继会见林。半个月内会见来访者竟逾千人，并在台湾大学发表关于《红楼梦》的学术讲演。1959年11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康隆报告》，鼓吹“两个中国”，林语堂领衔在旅美华人的抗议书上签名。
1961年1月，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以《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为题发表演讲称“鲁迅在打倒旧中国方面是个主将”，“鲁迅用讽刺作为利器，把旧中国活活剥皮”，胡适是“文学革命”领导者，“他们旧学根底不差，又受了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的训练，所以他们满有资格领导这一革命”。认为“五四”以来，诗人以徐志摩为最，短篇小说则以鲁迅、沈从文、废名、徐訏为“最好”。又说：“我特别怀念老舍，我知道他是个正直君子。”本年，偕夫人访问委内瑞拉、哥伦比亚、智利、秘鲁、阿根廷、乌拉圭6国，并应邀发表演讲，讲稿后收入《不羁》一书。
1962年，英文长篇小说《红牡丹》出版。清朝末年，富家的新寡少妇牡丹，不甘心做“节妇”、“烈妇”，而冲破礼教桎梏，“有意追求男女生命中善良、美丽、令人满足的一切”，先后和旧情人、秀才金祝，堂兄、翰林梁孟嘉，留日学生、诗人安德年，北平田庄主、拳师傅南德等相恋，最后与傅结婚。本书中译者张振玉评论说：“性的冲动，情之需求，皆人性之本能，不当以违背道德而强行压抑之，本书之主题似乎即在于是。”“民国近50年来之新小说作家，绝无人如此大胆，无人敢以如此多笔墨从事热辣辣之性的描写。”林语堂在牡丹身上注入现代西方爱情和性的新观念，以表现他的人生哲学和个性解放思想。
1963年“自传小说”《赖柏英》出版，在《八十自叙》中曾说“赖柏英是我的初恋情人”。1965年1月至1967年，应台湾“中央通讯社”社长马星野之约为该社撰写“无所不谈”专栏文章180篇。从纽约钓鱼，谈到汉字整理，从丘吉尔的英文，谈到碧姬芭杜的头发。天南地北，海阔天空，颇具启发性，而半文半白的语录体，也受到读者的欣赏。
1966年6月，定居台北，蒋介石赠阳明山仰德大道范园住宅一座(由林语堂自行设计，1972年落成)。在台，与罗家伦、吴大猷、蒋复璁、李济、张大千、钱穆、徐訏、谢冰莹、钱思亮、叶公超等相过从。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编纂汉英词典。1968年6月，与王世杰等赴韩国汉城，出席国际大学校长协会第二届大会，以《趋于全人类的共同遗产》为题发表演讲，论述东西方文化差异与融合。1969年1月，林语堂夫妇庆祝金婚。本年继罗家伦出任“中华民国”笔会会长。后偕陈源、马星野等赴法国蒙敦，出席国际笔会第三十六届大会。1970年6月，在台北主持亚洲作家第三次大会。同年，赴汉城出席国际笔会第三十七届大会，以《论东西文化的幽默》为题发表演讲。1972年10月，林语堂穷5年之力主编的《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出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在序中说：“我们深信它将是迄今为止最完美的汉英词典。”1974年，撰《八十自叙》。1975年4月，赴奥地利维也纳出席国际笔会第四十届大会，当选为国际笔会副会长，并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后未当选。10月10日，香港友人在利园为林语堂庆祝80诞辰，当年“论语派”中人徐訏、简又文等与会。12日，飞台北，出席台北十个文艺、学术团体为他举行的庆生联合茶会。中国文化大学出版《庆祝林语堂先生80岁论文集》，宋美龄、张群、蒋纬国、蒋复璁、谢冰莹等均着文致贺。
1976年3月26日，以胃出血、心脏病、肺炎等并发症逝世于香港玛丽医院。29日灵柩由妻女护送至台北，蒋经国亲自到机场迎灵。下午，周联华牧师主持追思礼拜，社会名流、文化界人士500余人出席。4月1日，安葬于阳明山麓旧居庭院。
台湾《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称：“林先生的作品虽未必能代表现代中国文学思想全貌，但其透过文学作品而沟通东西文化、促进国际了解的影响与贡献，确乎是伟大的，甚至可以说求之当世，惟此一人。”台湾《中国时报》社论称：“其一生沉潜于英语英文，而绝不成为“西化”的俘虏，其重返中国文化的知识勇气及其接物处世的雍容谦和，皆不失为一典型的中国学者”。
1985年廖翠凤将旧居及林氏手稿、藏书等捐赠台北市政府，成立“林语堂纪念图书馆”。
有三女：长女林如斯(1923—1971年)，曾任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的秘书，主编英文《故宫展览通讯》，着有《重庆风光》，译有《唐诗选译》(中译英)。1971年自杀。次女林太乙(1926年—)，曾任《西风》杂志编辑、《读者文摘》中文版主编。着有《林语堂传》、《林家次女》，以及《丁香遍野》等六部小说，有中译英《镜花缘》，并与丈夫黎明合编《最新林语堂汉英词典》。现定居华盛顿。三女林相如(1930年—)，美国哈佛大学生物化学博士，曾任香港大学临床生物化学系主任，着有《中国烹饪秘诀》(与母亲廖翠凤合着)。
着译甚丰，中文部分有：散文、杂文：《剪拂集》(1928年)、《大荒集》(1934年)、《我的话》上集《行素集》(1936年)、《我的话》下集《披荆集》(1936年)、《无所不谈合集》(1974年);自传：《林语堂自传》(1936年)、《回忆童年》(1966年)、《八十自述》(1980年);论着：《语言学论丛》(1933年)、《平心论高鹗》(1966年)、《红楼梦版本目录》(1973年);编纂：《中国画论》(1967年);教科书：《开明英文读本》(1930年)、《英文文学读本》(1930年)、《开明英文文法》(1930年)、《开明英文讲义》(1935年)、《新开明语堂英语读本》(六册)(1966年);全集、文集有：《语堂文存》(1941年)、《语堂文集》(1979年)、《林语堂经典名着》(35卷，1986年)、《林语堂名着全集》(30卷，1994年)、《林语堂文集》(8卷，1995年)。
英文部分有：散文、杂文、演讲：《林语堂时事述译汇刊》(1930年)、《女兵自传及其他》(1930年)、《小评论》上集(1934年)、《现代新闻散文选》(1931年)、《小评论》下集(1935年)、《子见南子及其他》(1936年)、《老残游记二集及其他》(1936年)、《讽颂集》(1940年)、《啼笑皆非》(1943年7月)、《枕戈待旦》(1944年)、《匿名》(1958年)、《中国的生活》(1959年)、《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友》(1959年)、《不羁：南美演说及杂感小品》(1961年);长篇小说：《瞬息京华》(1940年)、《风声鹤唳》(1941年)、《唐人街》(1948年)、《朱门》(1953年)、《远景》(1955年)、《红牡丹》(1962年)、《赖柏英》(1963年)、《逃向自由城》(1964年);传记小说：《苏东坡传》(1947年)、《武则天传》(1965年);论着：《吾国与吾民》(1935年)、《中国新闻与论史》(1936年)、《生活的艺术》(1937年);编着：《孔子的智慧》(1938年)、《中国与印度之智慧》(1942年)、《老子的智慧》(1949年)、《美国的智慧》(1950年)、《帝国京华：北京七百年的历史》(1961年);词典有：《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1972年)。
翻译部分有：中译英：谢冰莹着《从军日记》(1972年)、沈复着《浮生六记》(1939年)、屠隆着《冥寥子游》(1940年)、《杜十娘》(1950年)、《英译重编传奇小说》(1952年)、《英译重编全寡妇故事》(1952年)、《庄子》(1957年)、《中国古文小品选译》、《中国着名诗文选读》;英译中：勃兰兑斯着《易卜生评传及其情书》，史宾风、克罗齐、王尔德着《新的文评》，罗兰夫人着《女子与知识》，肖伯纳着《卖花女》、马尔腾着《励志文钞》。
传记回忆录有：《林语堂传记资料》(台湾版)、万近平着《林语堂论》(1987年)、施建伟着《林语堂在大陆》、施建伟着《林语堂在海外》(1992年)、林太乙着《林语堂传》(1994年)、施建伟着《林语堂》(1997年)、林太乙着《林家次女》(1998年)、向弓编《衔着烟斗的林语堂》(1995年)等。
研究着作有：(美)安德生编《林语堂英文着作及翻译作品编目》、林太乙编《林语堂中英文着作及翻译作品总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