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文化的命运与作用

文化的命运与作用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引领作用与监督作用是不可抹杀的。除了儒道墨法的一些圣哲的论述以外，民间还有许多说法。一方面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另一方面，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臣子也可以选择人主、选择主子，双向选择。选什么？选择君王的合道性，主子无道，就会天下大乱，应付无方，鸡飞狗跳，国破家亡，无道昏王弄不好死无葬身之地。正像今天的权力系统讲究权力的合法性一样，中国古代讲究的是权力的合道性、合德性即合文化性。

我读卜键先生的《明世宗传》，觉得有趣。明世宗朱厚熜是明孝宗的侄子，孝宗之子明武宗无子，大臣迎立朱厚熜继承了皇位。继位后这位深受中华孝道熏染的皇上，想将自己的生身父亲兴献王也封成太上皇，拼其毕生，求了多少臣子，未能做到。他想更改太祖朱元璋留下的春季两次求雨的风习，也未能成功。老臣们维护朝纲，维护太祖的规矩，维护纲纪礼法的权威性，胜过了维护当朝天子的说一不二地位，他们践行了荀子所说的“从道不从君”原则，挫败了明世宗的两个念想，这一点不可小觑。

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看影片《末代皇帝》，也屡屡看到万历帝和宣统小皇帝被老臣管教、拒绝乃至抹杀其天性习惯与个人愿望的可悲故事。

看来，中国的封建社会家天下政治制度，有专制主义的独断性，也有道德信仰、礼义原则，其本质是文化的引领监督与对君权的约束性。文化，对权力与权力系统、对朝廷与帝王体系，有所评价、有所谏争，等于是有所讨论、有所调整、有所平衡的一面。尽管文化的讨论调整平衡有时无用、无效、失声，有这么个天道、人文、仁政、礼义的说法悬挂天下，比没有这么个高大上的公器好。

在中国历史上有窝窝囊囊或者大权旁落的皇帝，如东汉末年受董卓、曹操挟持成为傀儡的汉献帝，但这并不太多见。反过来说，完全做到金口玉言、说一不二、为所欲为、生杀予夺、称王称霸的泰山压顶式强势皇帝，也是数量有限的。更多的是普通的皇帝，一方面是权重如山，山呼万岁，另一方面是从朝廷到全境，道德大旗已被各方面高高祭起，皇帝受到某种程度的文化约束与评议。

中国的谏官制度也很有趣：据说是春秋初年齐桓公设大谏，有所谓谏官，专事对君王的过失直言规劝提意见。后来晋国有中大夫，赵国有左右司过，楚国有左徒，都是这一类谏官。汉代也有一大批官职名义，号称掌议论，侍从皇帝、顾问应对。宋朝有补阙、司谏、拾遗、正言一些说法，还有什么谏院，元代以后没有了。

贾宝玉用“极左”的手段批判“文死谏，武死战”，说是文官拼着一口浊气仗义执言，死于谏争，为自己扬名，却陷君王于不义；而武将只知拼命一死，却误了自身保卫君王的任务，都不足取。

应该说，世上没有绝对不受监督的权力。权力是高大威严的，权力创造着改变着引领着一切，但权力又总表现为掌握在数量上处于少数的帝王将相大人物手中，而更多得多的人的拥戴服膺才构成了权力的高大上重之威严，一旦多得多的庸众，心里思想里对权力产生了问号，就不知道会发生怎样的灾难与危殆了。而庸众们、民人们、百姓们的心理走向，常常可能用天、地、道、德、命、运、气、数这些抽象的文化范畴来命名、修辞、研讨、臆断。抽象的文化要管具象的权力、抽象的道德要过问具象的官职待遇。以文化人，以德治国，以孝廉的名义去匡正朝廷官场，以各种抽象的概念与原则、礼节与规范、风俗与习惯、法律与命令掌控管理浸染人生、人民、人心、人意、人气、世道，其博大精深、千头万绪，难以言传，只能通过实践，慢慢去心领神会。

中国历史，是改朝换代的历史，是文化促进、生成、赞扬、美化权力事功的历史，是或有权力受到文化监督、谴责、惩罚的历史，是农民起义、兴衰交替的历史，也是民心起伏、得失互见、顺逆难验的历史。个中的文化内涵、文化意义，经验教训都极丰富。

谈中华文化，谁也不能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