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记》(小说故事梗概_内容介绍)

谴责小说，十二回。原不题撰人， 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吴趼人发表《李伯元传》，方言明此乃南亭亭长(李伯元)所著。1904年6月12日《时报》创刊号始，陆续连载至同年11月30日第172号止。

作者在楔子里说：小说不写“上下相蒙， 内外隔绝，武以弓刀为重，文以帖括见长，原是个极腐败不堪的”过去之中国，也不写“兴学通商，整军经武，照此下去，不难凌轹万国，雄视九州”的未来之中国。虽然对“过去之中国，既不敢存鄙弃之心;未来之中国，亦岂绝无期望之念”，但对过去之中国，“既往不咎”，对未来之中国，“我等他不及”，且“穷而在下，权不我操”，那就“把我生平耳所闻， 目所见，世路上怪怪奇奇之事”，亦即中国之现在记下来吧。“欲知来世因，今生作者是”，作者借佛语表达了写现在之中国的意旨。

浙江绍兴府在籍侍郎朱紫桂，虽擅八股，却因书办同司官暗弄手脚被革职。正欲返乡时，一位“要到外洋留学，特地把条辫子剃掉，只留得二三寸的短头发，弄得和尚不象和尚，外国人不象外国人，赛如一只猫头鹰似的”副劳贡二瘸子来访。朱视他“有心擅改天朝服制”，他则称这是“自由之权”，他行外国礼，满口新名词，却是在“不以私心败公德”的口号下来向朱紫桂借钱的，本就悭吝的朱侍郎自然加以推托，其理由是，他“已入于反叛一流”。朱紫桂为科举减额上折力争，本当受正“锐意维新”的朝廷批驳，因得以前座师老中堂施守球极力回护，折子才算“留中”。二人深为朝廷要变祖宗成法而愤恨，容不得一切“新”的、“洋”的：卫得胜求官，因逞能而称“也会洋操”，当即被施中堂斥逐;朱紫桂则“不穿洋布，不点洋灯”，这番出京，“放着铁路、轮船一概不走，坐的是双套骡车，走的是旱路十八站”，心爱的姨太太病了不看西医，儿子宁肯误事也不打电报，他很满意，连称“到底是我的儿子”。到了杭州，他去见浙江巡抚的侄儿黄仲文，黄当年被押时，曾得到他的营救和保举，现在荣枯变易，翻脸不认人。黄以“官都是钦命的”为由而自视为“钦差”，却到处碰壁，所得甚少，颇为失望。

富户冯有志， 自捐了从九品职衔，又托妹夫朱宽延请城里先生褚达来教儿子耀祖，儿子中举，他竟乐得“昏迷不醒”，后听说褚达已死，便乘机赖掉原定的四百吊束修。次年，他打发耀祖进京会试，虽中进士却因“鄙吝性成”，结果“引见”后只得了个知县，还在湖北。为求一个好差，他花千两银子“京债”，托人向姬中堂求了封“京信”。很快被擢为黄梅县令，但由于得罪了首府荐来的稿案，被私下里“替他报了丁忧”，改由胡安邦接任，冯耀祖只得谎告家里，诳了一万两银子来“敷衍过去”。

胡安邦上任， 岳父朱老四“非凡得意”，立即要人们改称他“老太爷”，老婆也马上拿出了“太太身份”，而且想着既是太太也该得钱的，逼得胡安邦只好在老百姓送呈子时另外加钱。

替胡安邦出过力的道台毕植本，因其子毕珠读书不成，“想想还是做官好”，便花钱为他捐了个试用道。毕珠上任后，分不清“鹰洋”与“英洋”，闹了大笑话，但抚台反而重用他。毕珠有两个癖好：一是女色，二是鼻烟。一个到省二十多年的穷候补知县薛务齿送了他半瓶传代鼻烟，他就委薛当了湖口镇釐局委员，顺便也把自己姨太太的兄弟赵布义和“相好私门头的男人”桑良蜻两人当面荐去做司事。赵坑害船户，甚得薛夸赞，却引起桑的不悦，桑谋划取代赵当了“督”，又把所有下人换成至亲密友，把个薛务齿蒙在鼓里。谁知赵一状告上去，又把桑挤跑，薛务齿也只落得个“收拾回省候补”的结局。

桑良蜻带着搜刮来的几千银子去苏州与表兄梁丰合做蚕茧生意，却受其骗而把钱丢光，他去喊冤，又因搅了烟瘾未过足、一直昏睡不醒的长洲县令的好梦而白挨了四十大板。得安富钱庄薛富仁资助，方始回到原籍。

利源钱庄管事陈纯甫来见薛富仁，讲常州三位财翁欲合开钱庄，请郑善昌为管事，同来苏州，先寄四万两银，以后便与安富钱庄汇划往来，薛即应允。不料郑善昌吃喝嫖赌，私挪乱用，使“年利道”的牌号成了“年里倒”。财翁恨极，把郑送官究办。后郑托人保出，变卖田地房屋，捐了个县丞，分发到山东去。他打听得河工上的钮知府是同乡，便去攀附，钮不理，后从其属下那儿“叨了许多教”，才“又在钮知府手下得意起来”。钮贪赌，郑便发暗号让他赢，从而顺其心畅跪讨得“料厂”肥差。另有候补县丞黄元吉，因送礼给钮太太，讨得“绳厂”差使，试用从九品朱有星则投其姨太太之好，取代了原办“收支”的周家骥。循郑、黄、朱三人的发迹之道，各委员“就千方取媚，百计钻营，万般百样的法子去想”，候补经历陆奎，一帖药治好钮知府那难产的二姨太，便得了个油水很大的“买土差使”。“总之山东的河工，是皇上家的一个大漏”，一个叫史培的夫头向黄元吉说：“这个黄河开口子共有两种，一种是天意，一种是人力”，“这个人力，就是小的们干的”，“小的叫他不开，他也许要开;要是小的叫他开，他是万万不会不开的。”他传授治河工的十六字诀是：“既镶复垫，既垫复镶，随镶随垫，随垫随镶”，因为依此行之，工程料作无法统计，赚钱也就无限度了。

山东的黄河连年决口，“皇上家的帑银，用的真象水淌的一样，仍旧是毫无实济”。于是，朝廷钦派刑部左侍郎文大人去查办，他大张声势一番，结果是：“文大人得了七万银子，把这一起参案，竟是风平浪静的敷衍过去了”;四个“司员跟人的腰里都满满的”;钮知府受保举，“赏了一个二品顶戴”;而司员中一个叫白尽忠的，醉后吐出几句直话，立即就被文大人上奏革了职。

白尽忠被迫回嘉兴府原籍，途经金山寺， 目睹了和尚种种势利、混帐的丑行。到家不久，接任了山长，又忙着去拜县令安福。安福的官是其父捐的，安福“只晓得讲究赚钱，各样事体，除了命盗之外，一概都是批‘亲族调处’，所以后来也没有人来打官司了”。贾乡绅逼死王小二之妻，他依贾“诸事包涵，彼此心照”之嘱判她为“自缢身死”，又将贾行贿的银子分了点给王小二了事。他嫌“州县不是人做的”，便汇银进京，“捐升了知府”，又“把一位藩台玉山巴结的很欢喜”，得委“洋务局”，他认为对洋人“理应谦恭点”，故称洋人是“大人”，说自己是“卑府”。他暂理太平府时，当涂县令张长懋误以为他体谅下属，未送钱去，急得他又是派人去“借”，又是亲自去要，直到张托人送来一千银子， 他“才略略的有点欢喜，但是想他三千，只送一千，还不到一半，未免满肚的美中不足”，最后终以“才不胜任，难膺繁剧”为由，将张调到了贫穷的含山县。

安福回省后，告穷说苦，玉山便委他运漕釐卡，让他捞了很多钱。安福只有一妻，最想纳妾，太太不允。一次他酒后失言，漏出与两个丫环的事，被太太将大丫环的胎打下，又将她俩带到上海卖掉，领回侄儿伏世仁为嗣，安福气病交加而亡。伏世仁花几千银子，捐了湖南宁乡知县，他用各打二百板的法子，一天就问结三十二起案子，上头夸他“能干”，下头叫他“勿是人”。他送五百两银给史巡捕，史就通过姨太太尽力向黄抚台夸赞、保举。

吴趼人在谈到李伯元的创作时说：“恶夫仕途之鬼蜮百出也，撰为《官场现形记》，慨夫社会之同流合污不知进化也，撰为《中国现在记》， ……”(《李伯元传》)阿英在将它与《官场现形记》对比时，说《中国现在记》“比《官场现形记》暴露得更为露骨。在这里面，他主要的不是写那些佐杂老爷，而是写一些捐班出身的官吏，尽量暴露他们的贪污、无耻和相互间的争夺。”“十二回里写的，都是官场黑幕，尤其重要的，是关于黄河逐年培修的黑暗暴露，有许多一般人不知道的材料。”“写作技术，与《官场现形记》颇难分其轩轾。”(《<中国现在记>的发现》)以上论述，揭示了这部小说思想艺术方面的主要特点。作者对于他所暴露的对象是充满憎恶之情的，乃至将笔下的人物名之为朱紫桂(猪自贵)、施守球(死守旧)、薛务齿(实无耻)、桑良蜻(丧良心)、伏世仁(勿是人)，等等。在描写人际关系时，小说很注意透示出那些冠冕堂皇的言辞下所掩饰着的心理活动，如劳副贡喊着“不以私心败公德”的漂亮口号， 目的却在借钱以“洗其寒酸”，而朱侍郎本是悭吝却以不助“反叛一流”加以推托，两人故作神圣庄严，心思却洞如观火，这类描写既有曲尽其微之妙，又构成颇富幽默意味的讽刺。

小说在结构上突破了一般谴责小说的模式。前三回以朱侍郎为贯穿人物，从第四回始，由嵊县富户冯有志，逐个串引出新的人物，直达第十二回：冯有志捐官，引出儿子耀祖中举授官;辉祖得罪稿案，引来胡安邦接任;由胡安邦以后，依次引出毕珠、薛务齿、桑良蜻、薛富仁、郑善昌、钮知府、文大人、白尽忠、安福、伏世仁……人物的如此勾牵串连，使得四散的情节得以一线穿却，绵绵而来，这种匠心独运，在改变“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范式时显出了自己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