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馀》(小说故事梗概_内容介绍)

文言小说集。清曹宗璠(明清之际人)撰，参见附录小传。全书十篇，后附《眉妩赋》一篇。长期以钞本传世，直至道光年间，始被收入丛书刊行问世。有《昭代丛书》、 《说库》等本，赋已删去。吴曾祺《旧小说》仅收三篇。

清代著名学者，藏书家杨复吉(1747—1820)曾钞录本书。其跋语说： “尝读弇州山人(即王世贞)所著《短长叹》，为补阙求间，得未曾有。兹更扩而充之，莲花涌舌，玉屑霏霏，文人笔底，具有化工。彼钻故纸堆中、守兔园册子者， 正末梦见也。集中尚有《眉妩赋》，更为壤艳，惜属有韵之言，不得汇入此刊(指其所辑《昭代丛书》)为憾。”后署丙申仲夏，即乾隆四十一年(1776)。 王文濡在《说库》提要中说： “共十篇，皆就古史所载事物，补阙求间，翻空出奇。莲涌笔端， 姜生树上。于此见文人之笔， 无施不可。”均指出了本书的艺术特点，充分肯定了其高度的艺术水准，但未涉及内容。实际上，本书内容尤其值得重视和研究。

艺术形式是艺术内容的一种外部形态。本书内容反映了明末清初汉族“人种子” (其意义相当于今天的民族精英、 人民良心，仁人志士等词语)抗清复明的意志和情绪，对清廷来说，属于“悖缪” “狂吠”之辞，罪在不赦。因而不得不采取一种隐晦、诙诡、奇特的写法。大体说来，本书主要采取了两种写法，即“拟史笔”和“拟子笔”，都是“春秋”笔法。 所谓“拟史笔”，有如历史人物传记，大多是假借秦汉的人物和史实，虚构出新的人物和事件，用以表达作者的某种思想情感，看去好象补史之阙。所谓“拟子笔”，重在议论，人物和情节在似有若无之间，笔致近似《庄子》，多是一些“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隐喻连篇，典故多出自先秦子史等书， 尤其是《庄子》。所用语言也近似先秦古籍。总之，本书是古典式的隐喻、象征小说，较为晦涩难读。就其成书年代较早看，应是清代隐喻、象征小说的先河之一。

至于本书内容，大体可以概括为：反思兴亡，抗暴复仇，激励气节，寻求解脱。

《豢龙氏》、 《梁罍樽》、《大椿》等篇，属于痛定思痛，反思国家、民族以及封建国家的基础世家大族的兴亡成败之作。《豢龙氏》写夏后孔甲(夏朝第十六代君主，下距夏桀王还有三世)时，有二龙(君主的象征)降于廷，向人求食。撄鳞氏(撄意为触犯， 《韩非子》书中说，君主项下有逆鳞， 不可撄) 认为，龙而处此困境，是“君德不建”之故。孔甲闻言大怒，多亏犹龙氏出面周旋，请扰龙氏、豢龙氏出面解惑辨疑，撄鳞氏才得免于难。大体上说，扰龙氏隐喻一般的文臣武将，他们可以使龙保持正常、应有的性情(即君德)。而豢龙氏则隐喻佞臣宠宦，他们能够亲近龙，控制龙，使其失去神明之性，直至食其肉寝其皮。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帝王的丧生败国。以上，作者都有具体描写。在“赞语”中，作者又指出： “语曰：白龙鱼服。既鱼服矣，焉能禁人之不网罟也。”所谓“鱼服”就是有失君德，进一步点明了题旨。很明显，本篇是指斥明代亡国君臣的。 《梁罍樽》也充满了兴亡之感和忧患意识。罍樽本是著名的西汉梁孝王(封地在今河南省内)的一个宝器。这个宝器，不仅孝王自己没有守住，就是先后夺去这一宝器的一些帝王、后妃、大臣也同样没有守住。最后竟落入王莽之手。王莽认为， “惟余功德高，符瑞骈臻，四夷仰沐， 克享帝心，宜有此宝。”也就是说，只有他才具有“君德”，可以据有此宝，也就是拥有天下。但不久他同样也垮台了。史书认为，王莽是篡汉的奸雄，向来为仁人志士所不齿。篇后， 作者又说：“完毁数也，去来时也。得者矜之以为荣，失者蹙然以为恨。悲夫!”也就是说，不要高兴过早了。可以认为，这里的王莽有隐喻清廷的可能。

《荆轲客》、 《狱吏贵》、《弋视薮》、《惊伯有》等篇都以写抗暴复仇为主。 《荆轲客》以荆轲客这个虚构人物的抗秦复仇斗争为中心线索，串连了不少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和事件。从信陵君窃符抗秦救赵写起，中经荆轲刺秦、 高渐离击筑、张良为韩报仇、秦始皇暴死等，直至项羽火焚咸阳而止。此时，历经曲折，荆轲客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便在荆轲墓前自刎身亡。田横的五百义士闻讯也伏剑相殉。这里高扬着一种九死不悔、百折不挠的抗暴复仇精神，表现了明清之际汉族人民的“人种子”们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 《惊伯有》从郑国大臣伯有的鬼魂复仇写起(事见《左传》)，大意说，凡是寿终正寝的人，其精神已归太虚，与道为一，已不再有鬼魂;而那些枉死冤亡的人的神识却郁结不散，成为鬼魂。这种鬼魂的存在，目的就是要伸冤报仇。这里表面上是在议论鬼魂是否存在，实际上仍是表现了一种生死不泯的复仇精神。 《狱吏贵》写西汉武帝前后冤狱如林，狱吏成为天下最有势力、最可怕的人，连萧何、周勃这些功臣名将，见了狱吏也如老鼠遇猫一般。 《弋视薮》写笔舌之祸，即文字狱。文中说士人处世，有如鸿雁降落泽薮，是陷身于一种危机四伏的境地。当时，汉民族的武装反清斗争正在进行，思想更没有“归顺”， 因此，清廷对汉人的武装镇压和思想镇压都是很残酷的。作者本人在顺治十八年(1661)曾身陷囹圄，同年，金圣叹等人被杀头。次年，庄廷珑《明史》案发，牵连被杀者七十余人，象这样的事件层出不穷。因此，上述两篇显然也是对清廷的一种抗议。

《翟公客》、 《故琴心》等篇，或辛辣或隐曲地抨击、嘲讽了那些变节者。 《翟公客》写西汉宰相翟公的门客罗雀可，在翟公得势时，极尽巴结之能事;一旦翟公失势便另攀高枝，竟过其门而不入。结果受到正义的人们的鄙视和谴责。《故琴心》是做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反面文章，说他们都是不贞不信的负心人，人格卑劣。这也是有感而发的，笔锋指向了那些贪生怕死，望风而降的民族败类。这与宣扬抗暴复仇的精神是互为表里的。

综上可见，作者是一个坚持民族气节的人物，他和许多民族志士一起自愿地担负起民族自救的历史重担。但明王朝残局已不可收，身处于重重压迫和矛盾之中，内心不能不忍受着痛苦的熬煎。有痛苦就要寻求解脱。 《庄子·逍遥游》篇中有“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等语， 《大椿》篇就是由此生发而成的。其中说：

(朝槿从而笑之曰：)“自尧舜至今， 仅四千余年，诛伐篡夺，贫愁仇怨，不知几千万变，尚未足尽人事之纪，而徒搅乎纯白之心。今见子(指大椿)薅收之届期，将根摧乎烈风。”于是，大椿瞿然惧、 然悲，怨甘露之无征，痛月华之难润，苟有形而必灰，自与土而俱尽。

可以说，这一段话正表现了作者的处境、感受和内心痛苦。实际目的达不到，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摆脱内心的痛苦呢?在作者看来，只有皈依老庄哲学了，比如“解形释神，与道同居”之类。实际上就是忘掉自我和世界，听凭“时”与“命”的安排。但在作者，这又是不可能的。 《花蝶梦》一篇是由《庄子·齐物论》篇中的“庄生梦蝶”这则寓言生发而成的，表现了作者的矛盾心境。文中说，蝶在梦中寻花，但始终寻不到能使自己栩栩然而心情欢畅的花。最后找到了一种较为满意的花，却是以文采著称的江淹的诗赋文章。但江淹的名篇是《恨赋》、 《别赋》、 《泣赋》、《哀千里赋》等等， 都是抒发“剪不断，理还乱”的愁、恨等情感。说是要解脱，最后还是陷在愁、恨之中而不能自拔。换句话说，作者是很难忘怀民族大义的，他不能不坚持民族自救的斗争。

总之，这部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表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以及汉民族知识阶层的心态。由于环境所迫，当时采用“皮里阳秋”的隐晦写法来表达某种思想的作品并不很少。与本书方法较为接近的，白话小说有《豆棚闲话》等。文言小说多为单篇，成集的有《诺皋广志》等。到了乾隆年间，专集就多起来了。 象《琐蛣杂记》等，与本书方法尤为接近。但其内容已具有新的时代色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