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芸小说》(小说故事梗概_内容介绍)

轶事小说集。梁殷芸撰。《隋书·经籍志》著录： “《小说》十卷，梁武帝敕安右长史殷芸撰。梁目三十卷。”其后，两《唐志》、《宋志》及《崇文总目》、 《郡斋读书志》等亦收录，均作十卷，除《新唐志》外，皆改称《殷芸小说》。宋时避宋太祖赵匡胤父赵弘殷讳改“殷”为“商”，故又称《商芸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此书“明初尚存”，亡于何时，未载。鲁迅辑其遗文一百三十五条，未加编排整理，不分卷，载《古小说钩沉》中。一九四二年鲁迅的辑佚本尚未出版问世，余嘉锡另辑一百五十四条，经过精心考订，依原书次第编为十卷，成《殷芸小说辑证》一书，余先生在其前言中指出，此书“元末犹存”， “疑其亡于明初也。”近年，周楞伽在鲁辑和余辑的基础上，辑佚文增至一百六十三条，每条均作注释，依余辑分为十卷，成《殷芸小说》一书，一九八四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当前研究该书最完备的辑注本。

殷芸《小说》的书名，取义符合传统学者对小说家的解释，即所谓“丛残小语”，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辞。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以“小说”名书的短篇小说集。唐刘知几《史通·杂说篇》说：“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其言不经，梁武帝令殷芸编为小说。”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称： “此殆是梁武作通史时，凡不经之说为通史所不取者，皆令殷芸集为小说，是小说因通史而作，犹通史之外乘。”所谓“不经之说”，就是“道听途说”的意思。刘、姚都以史学家的眼光看待《殷芸小说》，指出它原是作者受梁武帝敕命，搜集编撰为正史不录之“不经之说”而成书的。书中所记时代，起自周秦，迄于宋齐，上下千余年，实际上是一部亘贯古今的野史杂记。也许是基于这种认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才把它列入志人小说。

《殷芸小说》 “采集群书”，收录历代名人遗闻逸事，除言简意远，颇有形象，和《世说新语》甚相仿佛外，也自有其特点：其一，它作为述史之“外乘”，博采故书旧籍而成书，保存了许多为正史所不载的珍贵文献资料，如汉高祖手敕太子书，张良与四皓书及四皓答书，鬼谷先生与苏秦、张仪书及苏、张答书等，这类史料，虽与小说命义不完全相符， 《世说新语》等书均不收载，却为后世史家所珍重。

其二，在编选体例上，它完全打破了《世说新语》标榜儒家名教的分类方法，所谓《德行》、 《言语》、《文学》、《方正》、《容止》、 《贤媛》等，一概舍弃不用，独以历史发展的线索结构全书，这既体现了它“通史”的规模，也为我们分析认识它所记历史人物生活、思想的时代特征提供了方便。如卷二有一段记述前汉人的故事说：

汉武帝见画伯夷、叔齐形象，问东方朔： “是何人?”朔曰： “古之愚夫。”帝曰： “夫伯夷、叔齐， 天下廉士， 何谓愚耶?”朔对曰： “臣闻贤者居世，与时推移，不凝滞于物。彼何不升其堂，饮其浆，泛泛如水中之凫，与彼具游?天子毂下，可以隐居，何自苦于首阳乎?”上喟然而叹。

汉武帝时是汉帝国的鼎盛时期，文人士子，鄙视隐逸，争相用世报国。在这篇故事中，东方朔非议伯夷、叔齐，反映了一代文人的积极进取精神，与东晋南北朝时崇尚隐逸的社会风气是大相径庭的。再如卷六专记吴蜀人，其中有一条说：

有客相从，各言所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赀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

魏蜀吴三国后期，士族大地主逐渐登上政治舞台，社会道德风气日趋败坏。上文中人各言其志，有愿升官的，有愿发财的，有愿得道成仙的，更有人三者兼而有之，却没有人立志报国为民的，这种没落颓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为魏晋以来上层社会所特有，尤其那第四种人的自私和贪婪，更是士族人物利己主义思想意识的本色，揭露得多么深刻啊!

卷六还记述一段故事说，吴国官僚沈珩，乘船出外巡行，途中忽遇大风，困于岸渚，食粮乏尽，派人向当地富豪姚彪借盐百斛，姚不仅不与，反将百斛盐倒入江中，并且恶狠狠地说：“明吾不惜，惜所与耳。”这个故事，反映士族人物中权势和财货不能兼而有之者的深刻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关系，在当时，也是很有典型意义的。

其三， 《殷芸小说》不仅记历史真人真事，而且记鬼怪奇闻，甚至还收录了一些民间传说故事和有关地方风物、名人遗迹的记载等。它博采广收，在内容上有新的开拓，使它具有比《世说新语》更深刻的社会思想意义和更广泛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如卷五《魏世人》载：

阮德如尝于厕见一鬼，长丈余，色黑而眼大，著白单衣，平上帻，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气定，徐笑而谓之曰： “人言鬼可憎，果然如是!”鬼赧而退。

这一个故事宣扬不怕鬼的精神，表现了一种不信鬼神、反对迷信的进步倾向。该书中有的怪异故事，还往往包含着一种为当时人所不能理解的科学道理。如卷七《晋江左人》载：

魏时，殿前钟忽大鸣，震骇省署。 (张)华曰：“此蜀铜山崩，故钟鸣应之也。”蜀寻上事，果云铜山崩，时日皆如华言。

中朝时，有人畜铜藻盘，晨夕恒鸣如人扣。以白张华，华曰： “此盘与洛钟宫商相谐，宫中朝暮撞，故声相应，可令轻，则韵乖，鸣自止也。”依言，即不复鸣。

这两篇表面看来颇为怪诞的故事，却说明了一个自然界物体共鸣的物理现象。

再有，卷二《秦世有谣云》条记秦世童谣，预知秦始皇亡于沙丘的故事;卷五《俗说有贫人》条记一贫人，止能办只瓮之资，夜宿瓮中，产生了美好的幻想，喜而起舞，不觉踏破了瓮，幻想也随之破灭。象这类反映人民的生活情趣的民间传说故事，情节虽然简单，却还幽默风趣，富有讽刺意味，是以前的轶事小说中极少有的。此外，卷二《湘州有南寺》条，记贾谊宅;卷三《郑玄葬东城》条记郑玄墓，这些名人遗迹，也是此类小说中的新内容。

其四， 《殷芸小说》产生在南北朝后期的梁朝，在艺术上，它已不似前此的轶事小说，记人记事，求真求实。裴启《语林》因记谢安事失实而遭非难，此事几乎影响到整个东晋以来此类小说的创作。刘义庆《世说新语》囿于前车之鉴，未敢在采录真人真事的界限上越雷池一步。稍前于殷芸的沈约《俗说》，也严格遵循这条不成文法的规定。 《殷芸小说》则不然，它不仅大量收录怪异奇事，就是塑造历史人物形象，也往往引入许多荒诞不经的虚幻成分。应该说，以虚构的情节塑造历史真人的形象而不失其历史面貌， 《殷芸小说》取得了很大成功，是本时期此类小说创作的一大突破，显示了它独有的艺术特色。该书中这类例子很多，兹举卷一《秦汉魏晋宋诸帝》中的一条，全文如下：

汉武帝尝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有国色，帝悦之，因留宿，夜与主婢卧。有一书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见客星将掩帝星甚逼，书生大惊，连呼“咄咄”，不觉声高。乃见一男子，持刀欲入，闻书生声急，谓为己故，遂蹙缩走去，客星应时而退。如是者数遍。帝闻其声，异而召问之，书生具说所见，帝乃悟曰： “此人必婢婿，将欲肆其凶恶于朕。”乃召集期门、羽林，语主人曰： “朕天子也。”于是擒拿问之，服而诛。后，帝叹曰： “斯盖天启书生之心，以扶佑朕躬。”乃厚赐书生。

本篇原注出《幽明录》，写汉武帝好色，奸污民妇，本应受到惩罚，作者却幻化出书生看天象、知吉凶的情节，为其解除了危难，并且杀了受害人的丈夫，暴露了汉武帝的残暴。文中的“书生”、 “客星”、 “帝星”等，纯属作者构想。那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写法，于史实未必相符，而于汉武帝的形象却是很真实的。这个故事和书中其他许多故事一样，可能来源于民间传说。作者采辑旧籍，能着眼于下层人民的艺术创造，这也许是使此书独具风采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综上所述， 《殷芸小说》无论就其题材、内容，还是就其思想、艺术、体制、规模，都应该是这一时期同类小说中的佼佼者。诚然，它还是有缺点和局限的。它的内容“皆抄撮故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唯求其杂，往往表现为缺乏严密统一的思想。它的主导思想是泛神论，而有的篇章却又表现为无鬼论。它把历代帝王单独列在全书之首，也反映封建文人割裂历史的思想倾向，等等。但是，瑕不掩玉，近人余嘉锡先生说它“援据之博，盖不在刘孝标《世说》注以下，实六朝人所著小说中之较繁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