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人闲话》(小说故事梗概_内容介绍)

志怪小说集。五代景焕撰。成书于乾德三年。 《太平广记》录有佚文。原本五卷，《说郛》、《五朝小说》本均不全。

景焕一生很不得志，自称“野人”。所谓“闲话”，皆“记孟蜀时事。”由于官场落拓，使得他对下层人民的生活比较熟悉，并能寄予同情。在《野人闲话》中，有很多故事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特别是乞丐的生活，这在唐代传奇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如《击竹子》篇所写的乞丐，他没有自己的家，以在成都酒肆间击竹卖唱为生，晚上就宿于桥下;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人们唯以其所操之业呼之。又如《蜀都妇人》写的也是一个女乞丐，她不但乞而无所得，而且还遭人叱骂，以至“将加殴击”。作者通过这些乞丐形象的描写，深刻揭露了在晚唐五代这个特殊的混乱年代里，即使是在西蜀这样的号称为天府之国的地方，一般的穷苦人仍免不了沦为乞丐的厄运。但是作者虽然看到了痛苦的现实，却无法把人们从这苦难中真正解救出来，他象封建社会许多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一样，只能把解脱的希望寄托于幻想之中，所以在《击竹子》中他为乞丐安排了一个死后火化变仙的结局，并以此劝告那些有钱有势者说：“大凡不可以贫贱行乞之士而轻易者焉。”这样的劝告自然软弱无力，但它反映了作者对穷人的怜悯和同情。 《杨子度》描写的也是一个下层劳动人民的形象。杨子度以弄猢狲为业，有一手弄猢狲的技艺，他饲养的猢狲“会人语”， “或令骑犬，或参军状，则呵殿前后，其执鞭驱策，戴帽穿靴，亦可取笑一时。”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社会的一些风貌。

作者受当时崇信方术的风气的影响，在《野人闲话》里也记载了不少方士术士的故事。不过，与这一时期的同类作品相比， 《野人闲话》所记的这些故事又有自己的特点，它大都与为民除病灭灾有关，并非单纯渲染神异鬼怪。如《赵尊师》篇，写赵尊师能“飞符救人疾病”，“故所居前后百里内，绝有妖怪鬼物为人患者。”又如《掩耳道士》篇，写一道士有术，到集上卖葫芦种子，极夸其大，人皆笑其假，终不买;突然，道士又说风水之声何其凶猛，人又笑其疯癫。至来年秋，嘉陵江水涨，“漂数百家”，唯有道士坐葫芦瓢飘水上得救。原来道士有先知先觉，故卖葫芦种子以期救人。这些故事虽然奇异，但在浓厚的浪漫氛围中却包含有积极的意想，作者首先想到的和关注的，不是个人的得道升天，而是一般百姓的疾苦灾难的解脱，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很值得肯定的了。

《野人闲话》的作者还常常设幻为文，通过一些神异的故事，劝人去恶从善，教诲意味相当突出、明显。如《谯本》篇，写一不孝之子常无端毁骂寡母，一日忽变为虎，被蜀主命人射之， “正中其口，众人分而食之。”这个故事就是劝诫人们要孝敬父母的。在这则故事中，作者注意到了用富有特征的细节来勾画人物性格。如写谯本骂其母： “一日，归自晚，其母倚门而迎，本遥见，便骂。”这里，“倚门而迎”四字写出了这个母亲的爱子之情，而“遥见，便骂”四字则把谯本的凶恶无情揭露了出来，寥寥数语，十分传神。当然，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作者的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封建意识的影响，因而他的善恶观也常常是带着封建的烙印的。如《孟德宗》篇，写孟德宗“脱略傲诞”，“携妓而往太湖行香”，认为这是对神的一种严重亵渎，因此便给了他一个早死的下场。这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局限。

《野人闲话》大部分作品都有志怪色彩，但也有一些作品摆脱了怪异的套子，而在情节的构思上转向了现实的真实。由于在这些作品中作者采用了“巧合”等艺术手法，所以故事读来同样曲折有味。如《章邵》篇，章邵是一个大商贾， “巨有财帛，而终不舍歧路，贪猥殊求。”邵夜间劫路，看见一人在路边憩歇，便刺其喉、取其衣物逃，天明方知杀死者是自己的独子。这里的巧合，自有它的现实可能性，所以读者会信其真，而这样的故事对于那些财迷心窍、心毒手狠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警告。

《野人闲话》中还有少量作品是记述文人轶事的，如《黄筌》写的是黄筌改唐吴道子“钟馗画”的故事。其它还有《八仙图》、 《应天三绝》等，这些作品篇幅虽短，亦有阅读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