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丹子》(小说故事梗概_内容介绍)

轶事小说。大约成书于东汉末年。旧题燕太子丹撰，显然是假托的。此书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著录：“燕丹子一卷。”《汉书·艺文志》未录，故可推知班固时尚未成书。东汉王充《论衡·感虚篇》、应劭《风俗通义·正失篇》有关太子丹受质于秦、逃归燕国的怪诞记载，与今本文字有异，可见此时尚未形成定本;而西晋张华《博物志·史补》中的文字，除个别字句外，却与今本相同，在魏晋以前写定，当属无疑。今本三卷，系从《永乐大典》中抄出，内容与一卷本完全一致。

卫人荆轲刺杀秦王赢政事，发生在燕王喜二十八年(公元前227年)。这个惊心动魄、反抗强暴的事件，必然会在秦汉之际引起巨大反响，经过“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的编造、附会，内容不断丰富，情节也更加曲折，主要人物也由荆轲变为燕太子丹。司马迁在《史记》里取其较为可信的材料，编写《荆轲传》，排除了怪异和传说的内容。他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刺客列传》)岂不知传奇性正是“闾阎小论”的特点，是民间传说的生命。在司马迁之后，有关燕太子丹和荆轲的故事，继续丰富、发展和完善，甚或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传说，经文人加工写定的一个本子，这就是我们目前见到的《燕丹子》。明代胡应麟说：《燕丹子》“其文彩诚有足观，而词气颇与东京类，盖汉末文士，因太史《庆卿传》，增益怪诞为此书。”(《少室山房笔丛》)，是很有见解的。

现在通行的版本，是据清孙星衍校本刊刻的《平津馆丛书》本。一九八五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程毅中的点校本，是目前较好的本子。

《燕丹子》是以燕太子丹为中心线索，从他“质于秦”写起，写他逃归、报仇、失败的故事。其中着重刻划了燕太子丹和荆轲两个人物形象。燕太子丹是一个礼贤下士、报仇雪耻又急于求成的年青统治者的形象。燕太子丹在秦思归，秦王跟他说：必得乌鸦生白头，马长出角，才能放你回国。丹仰天而叹， 果然乌白头，马生角。在回国途经的桥上，秦王设计了陷害的机关，但燕丹走过时， “机桥不发”;到了城门，城门未开，丹学鸡鸣，引众鸡悉鸣，于是才得出城而逃。燕太子丹逃归的奇特、怪异的故事，神化了燕丹，也表现了对弱小者的同情。小说突出描写了燕丹的礼贤下士。他尊重鞠武、田光，更待荆轲“为上卿”，亲身为之驾车、陪同出游和“置酒高会”。小说通过黄金投蛙、杀马进肝、玉盘盛手三个细节，进一步刻划了这一点。一次出游时， “轲之东宫，临池而观”，偶拾瓦砾投蛙，太子丹即令侍者送上黄金，用金子来代替瓦片，以示对荆轲的重视;只因荆轲偶言“闯千里马肝美”一句，太子丹即把自己的千里马杀了，把马肝烹了送来;又因他赞操琴美人为“好手琴者”，太子丹即断美人之手，盛在玉盘，进献荆轲。小说对太子丹的刻划是多角度、多层次的。如在善待荆轲的同时，就写了太子丹因个人受辱，急于复仇，不善忍耐和气量偏狭的缺点;又写了他不愿用危难中投奔燕国的秦将樊于期的头去行刺秦王，表现了他的深谋远虑。

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荆轲。他既是勇士，又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典型。他有感于太子丹“遇轲甚厚”，故欲“当犬马之用”，为之人虎狼之国，行刺秦王。为了强调荆轲是个见过世面、喜怒不行于色的大智大勇之士，小说运用了夸张和反衬的手法，来加以刻划。如田光荐荆轲时说： “臣观太子客，无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阳，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轲，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用夏扶、宋意、武阳等人的不足，来衬托荆轲的大勇大智。因此他才能在易水之上，唱出：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之曲，义不反顾;他才能在去咸阳路上，不与屠者争肉的轻重，颇识大局;他才能在秦廷之上，镇定自若，掩饰了武阳的失措，从容行刺。有趣的是，在小说中荆轲行刺秦王成功，秦王乞听琴声而死。秦王从姬人琴声中悟出“负剑拔之”、“奋袖绝屏风而走”之理，荆轲遂拔匕首掷秦王不中，功亏一篑。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咏荆轲》诗中赞叹说：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明代胡应麟称《燕丹子》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 (少室山房笔丛》) 《燕丹子》与隋以前的其它古小说相比，艺术上确有许多长处，如篇幅宏大，情节生动，注意刻划人物;脉络细密，结构严谨，与“粗陈梗概”者较，特点是显著的。究其原因，无非是因《燕丹子》属杂传性质， 历史事件本身就比较曲折，经过长期的流传以后，故事不断完善、丰富;而在写法上，又直接或间接地借鉴了《战国策》、《史记》中的有关描写。应该说， 《燕丹子》是秦汉之际集体创作的一篇杰出的轶事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