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亡中的“哀鸣”》(原文全文)

读了《小品文的新危机》，说是小品文面临了许多矛盾，没法解决，将要“消亡”了。这使我觉得茫然无所措，仿佛真的有了那么一回事。于是我沉默，不想说什么。反正我也没有多余时间拿笔杆。让我的笔杆面临着消亡的运命吧。

但又读到了《我看小品文》，说小品文要是要的，可是应该有些分寸;可作批评的工具，少作或不作讽刺的工具，至于只重诙谐、幽默和趣味，那不过是故意歪曲和夸大，要不得。这样，法规是订定了，而小品文也仿佛可免于“消亡的危机”了。于是我不甘沉默，而有所欲言了。

说小品文是不民主时代的产物，现在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小品文就应该失去其存在的理由。这话，听来是很堂皇的，“原则性”很强的。但不民主的时代，居然还能产生革命的小品文，那么，在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可也难免产生不民主的事实吧! 我看，事情就是这样的。

思想革命并不是今天革了，明天就“一劳永逸”了。革了“奴才”和“西崽”的命，还得革“老爷”和“君子”的命;革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命，还得革“自私”与“贪欲”的命。“思想革命”可真是个不断革命论者。这是它本身使命规定的。

再从我自己来说，并不是今天我革呀革的革去了我的坏思想，晚上睡了一大觉，明天我就满脑子是好思想了。我家有个女工，做饭的，贫农出身，成分好极了。可是她就爱把我那份多余的粮票，去买面、米，准备带回家去。我说，有多应该还公家。说一次无效，说两次依然。她和保姆都在我家吃饭，却自己吃着炖蛋汤，也不分一点给别人吃。这就闹起来了。自私面前没有公家，贪欲面前忘了别人。“好成分”不一定能保证思想进步，正和民主时代不一定能保证没有不民主的事实。摆在我们眼前的，就有“老爷气”(官僚主义)、“君子腔”(教条主义)，革乎不革?

革是要革的。但要“中正”，“和平”，可以批评，不可以讽刺。讽刺用用也可以，但要得当，少用点。——可不是吗，现在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事情呀! 然而，疾病之于生命，却是敌人。我有生命，但我有疾病，真的也是内部矛盾。前些日子，我孩子患了流行性感冒，发烧三十八度。我看报上说，不好多用抗生素，请了个中医下药。药味既中正又平和。吃了后，发烧到三十九度，再吃，第三天，到四十度，而且扁桃腺肿了。于是请西医，打了链霉素针，还吃氯霉素药，烧退，病除。看来，烈性而有副作用的药，对于祛除疾病，保护生命也还有作用的。就是有些中正平和的中药，也常用生姜、葱等辣性的东西作引子。那不是中正平和之中还须加点“刺激”吗? 批评本身未尝不是讽刺。讽刺也不过是真相的揭露，批评而可不揭露真相吗?

问题在于治病救人，还得对症下药。如果说，哪些药应予禁止，哪些药才可作，预先规定下来，那是难乎其为医生的了。

我以为，文章不论是大品或小品，没有本身的风格。风格之所由生，在于作者。故曰：风格是人。而正当小品文兴盛，并且为读者所欢迎的时候，竟有人说小品文应该失去其存在的理由，或规定应该怎样怎样才可写，那正也表现了作者的风格。其目的无非是保护一个“老爷气”，发一通“君子腔”罢了。

然而，对小品文作者的社会压力是有的，而且这种压力往往是自某些上面下来的。我自己也常常退却，以至反省，真的觉得自己不行，因为自己究竟还没有“底”。但那是某些作者的消亡，而不是小品文本身的消亡。大胆的小品文，必然会站出来，说道：我要活! 而且永远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