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景德镇瓷业史》

书评：《景德镇瓷业史》

中华书局发行，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初版。

最近商务、中华皆有一陶瓷史出版，商务所出《中国陶瓷史》，为“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其书疏谬肤浅，余已评之。中华所出《景德镇瓷业史》，其体例史识，多远出《中国陶瓷史》之上，材料搜集较《中国陶瓷史》为备。虽仅以一地之瓷业为史，然景德镇素为我国瓷业之中心，且此书上冠有总论一章，对我国陶瓷之演进，颇能作一简要之叙述，固高出《中国陶瓷史》多多矣。此书与《中国陶瓷史》所用参考书，互有未见者，如大西林五郎《支那陶磁全书》，此书作者见之，而《陶瓷史》作者所未见。如上田恭辅《支那陶瓷之时代的研究》、横河民辅《支那青花瓷器》、仓桥藤治郎《陶器图录》等，《陶瓷史》作者见之而此书作者所未见。大西林五郎《支那陶磁全书》共四厚册，大正六年初版，其内容实较昭和四年所出上田恭辅《支那陶瓷之时代的研究》为备，亦且体例明晰。此书颇有取材于此者，如论唐代瓷业勃兴的原因，大西林五郎所举原因有四：（一）铜材之缺乏，（二）吃茶之流行，（三）交通之频繁，（四）文艺之发达。其（一）（二）二原因为最要，今此书所举原因有三：（一）唐代之禁铜，（二）唐代之嗜茶，（三）玄宗之奢侈，其（一）（二）原因与大西林五郎之说同，大西林五郎所举（三）（四）二原因，固较为次要，然亦不可忽视。交通既繁，贸易必盛，贸易既盛，工业器物乃赖是以发达，唐代瓷业之兴，与交通当然不无关系。

此书引用书籍，往往出之间接，故不免疏误。即如第一编第一章“中国陶瓷之演进”，其所引古籍大抵均取之《陶说》等书，而《陶说》等书恐又从类书而得，类书往往意为删节，引用者如不检原书，往往为其所误。如此书引《韩非子》云：“虞舜作食器”，此见之《韩非子·十过》篇。按《十过》篇云：

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

“财”乃“材”之假，《御览》七五六引正作材，此盖谓舜作食器，以山木为材，流墨其上，是漆器非陶器也。《陶说》既引，此书从之。亦可见引书之不可不慎也。又此书此章二引《韩氏外传》，《韩氏外传》当为《韩诗外传》之误，手民之误耶？抑笔者之误耶？（尤可异者，大西林五郎之《支那陶磁全书》，而此书屡称“合书”，又手民之误耶。）又如引《春秋左传》曰：

虞阏父为周陶正，武王赖其利器用，与其神明之后，妻而封余陈。

按此见《左传·襄二十五年》，书评：《景德镇瓷业史》原文本作：

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

近人著书，往往率尔操觚，不能检直接材料，见间接之材料，即据为己有，此其所以不免疏谬也。

此书主要材料，取录于《景德镇陶录》及《江西陶瓷沿革》二书为多。以编制体裁论，不失为佳作。

（原刊《制言》半月刊第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