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刊《中国上古史导论》前言

重刊《中国上古史导论》前言

这是我青年时代的一部著作，原来发表在吕思勉、童书业主编的《古史辨》第七册上。这是系统地探讨三皇五帝、尧、舜、禹等古史传说的来源，认为所有这些古史传说都是从古代神话演变来的，所有这些圣贤帝王原来无非是上天下地的神物。

一九二三年顾颉刚先生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认为禹原是上帝派下来的社神，它原是神话中的一条大虫，大约是蜥蜴之类。因为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尧、舜、禹的时代是黄金时代，尧、舜、禹是圣贤帝王，正代表着儒家世代相传的“道统”，听到“大禹是虫”的说法，不禁哗然起来，于是“大禹是虫”成为话柄，在社会上哄传开来，一时毁誉交加。当时顾颉刚这一说法，钱玄同认为精当绝伦，可以由此廓清云雾，斩尽葛藤，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自称“疑古玄同”，于是“疑古派”这个称号就传开来了。我当时很赞成顾颉刚的高见，赞赏他这个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的主张，认为这是有力摧毁三皇五帝、尧、舜、禹的伪古史传说系统的锐利武器。

从清代末年以后，研究经书的经学家，有“古文”和“今文”的争论。康有为是那时著名的今文经学家，著有《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是古代“托古改制”的圣人，把六经说成出于孔子为了“托古改制”而写成；康有为还著有《新学伪经考》，认为“古文经”《周礼》《左传》等书都是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位和改革制度而伪造的，凡是古书上有和“古文经”相同之处，他一概说成出于刘歆的窜入，甚至《史记》《汉书》也被刘歆窜入，甚至说有铭文的铜器也是出于刘歆伪造而埋在地下的。这种考证方法出于武断，太不合情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著名学者钱玄同也采用这种“今文经学家”的谬论，当时北京大学的教师崔适又是个道地的“今文经学家”，同时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也还带有“托古改制”说的缺点，他把伪古史系统的构成，看作全是什么人在那里为了某种目的而有意作伪的。他又把神话的演变为古史传说，所有天神的“人化”，也出于诸子之手，例如他说：“自从许行辈抬出了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黄帝之前了。”农家确是把自己学说托之于神农，必然当时早有神农传说的存在，不可能出于他们作伪的。顾颉刚的《五德终始下的政治和历史》（收入《古史辨》第五册），也还没有脱出“今文经学家”的成见，甚至说《吕氏春秋》的《十二纪》也有被窜改的篇章。

我为了纠正当时史学界流传的“今文经学家”的成见，运用民俗学、神话学的方法，对古史传说作了全面的、系统的剖析，写成了这部《中国上古史导论》。当时出版这样一部全面而有系统的探讨古史传说的著作，不但在国内有很大影响，而且在国外也有深远影响。1946年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贝眆茂树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以批判旧文献为主要任务的疑古派，决不会对于释古派研新史料如甲骨文、金文的成绩漠不关心，从疑古派中出现了像杨宽先生这样的人物，在充分摄取释古派的方法和成果的同时，正积极开拓一个可以称为‘新释古派’的新境地，它暗示着一条可以推动现在的古史研究的前进途径”（弘文堂1946年版，收入《贝眆茂树著作集》第四卷，中央公论社1977年版）。这是说我已经摄取释古派罗振玉、王国维的方法和成果，进一步成为“新释古派”的学者了。这是说我已从疑古派变成了释古派。

其实我既不是什么疑古派，更不是什么释古派，只是初步把一系列的古史传说，分别还原为古代神话，把所有古代圣贤帝王的传说，分别还原为上天下地的神物，我曾为《中国上古史导论》的结尾一篇《综论》作出了概括的结论，认为所有“五帝”传说都是出于殷周两族的上帝神话，伯益、句芒和九凤、玄鸟都出于春季之神的分化，丹朱、兜和朱明、祝融都出于夏季之神的分化，天之刑神蓐收是出于秋季之神的演变，鲧、共工和玄冥、冯夷是出于冬季之神的分化。禹、句龙和夏后氏、后土是出于后土之神（即社神）的分化。

一九四二年湖南长沙东郊子弹库地方的楚墓中被盗掘出土的《楚帛书》，现藏美国华盛顿的塞克勒美术馆（The Arthur M．Sackler Gallery）。帛书的四边环绕绘有春、夏、秋、冬四季十二月的神像，在这十二月神像中每季最后月份的月神，既是主管此月之神，同时又是职司此季之神。楚帛书中间有八行一段文章，讲的是伏羲（雹戏）的创世神话，据说远古之时伏羲生有四个儿子，就是四季之神。伏羲命令四季之神把一团混沌分解，使得日月分明，四神得以轮流掌管四季的转变，从而推步为一年，于是炎帝下令祝融派四神下降，从而“奠三天”和“奠四极”。炎帝出于日神、火神的分化演变，祝融是夏季之神，又是楚人的祖先之神。出土的楚帛书足以证明我在《中国上古史导论》所作古史传说还原为神话的分析，是正确的。详见拙作《楚帛书的四季神像及其创世神话》，发表于《文学遗产》一九九七年第四期。敬请指正。

杨宽

2000年8月12日

（来源于手稿，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