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严厉的法治精神

实行严厉的法治精神

法愈严厉、愈专制，政治才真正民主，所以严厉法治精神的第一要义是不问亲疏，只论功罪；第二是督责公仆躬亲率属地去为国效力，铲除积弊，制裁祸国殃民的官吏。

现在举国上下有二种迫切的呼声，一是要求整个中国成为民主、团结、统一而富强的国家，一是要求政府迅速地澄清吏治和整肃纪纲。这二种呼声确乎是看清了眼前中国的病症。那么我们怎样去对症发药呢？关于民主团结统一的方案，就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各党各派的平等合法”这三个原则，早为各党各派所一致拥护，更是全国人民一致的殷望。关于澄清吏治和整肃纪纲的方案，舆论界对于这一点也曾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见解。要实现民主和统一要澄清吏治和整肃纪纲，看来是二件事，其实只是一件事的两个面。如果全国能统一而民主，人民真能成为国家的主人翁，不为一党一派霸占政权和军权，不为一党一派割据地盘或强奸民意，那么替人民办事的公仆，谁还会做出寡廉鲜耻卑鄙下流的行为？谁还敢做出破坏公私财产和危害人民生命的行径，吏治自然会澄清，纪纲自然会整肃。如果吏治澄清，纪纲整肃，政治上轨道，个个公仆确能为人民服务，全国人民那一个没有眼睛，那一个没有耳朵，尽有捣乱分子干着捣乱行动作种种牵强的藉口，作种种虚伪的宣传，想把国家的命脉断送，来达到一己的私欲，那断然会被全国人民所共弃。

我们认为在目前要实现民主和统一，要澄清吏治和整肃纪纲，对症发药，唯有采取严厉的法治精神。表面看来，法治带有专制的色彩，事实却不然，唯有法治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才能破除一切封建的色彩。封建制度根本是人治组织，政权的行使，完全基于个人关系，在这种状态下，在上者人格的感召力自然对于其属下有莫大的影响，所以在封建制度之下，一国的盛衰，多视其在上者品质的优劣为转移。现代的政治，那就不同了，一切人民的公仆，虽是中等的人才，如果确能奉公守法，也未尝不可使政治清明，一切上轨道。同时民主的精神，也可由法治而发扬光大。由“人治”而演进为“法治”，这是政治上的一大进步，历史是可以明证的。

我国在春秋以前，无论社会经济和政治形态，都是封建式的，政治的组织完全是家族组织的扩大，由天子以至诸侯，由诸侯以至卿大夫，不断的分封，不仅诸侯在其封国有政权、军权，就是卿大夫在其封邑也是如此。这种封建割据的局面，本来是一种间接的统治，等到在上者威权丧失，彼此间关系疏远。在下者便跋扈起来，不但诸侯不服从天子命令，卿大夫也渐不服从诸侯命令，于是封建的上层的政治组织便一层一层的倒塌，结果那些封建色彩浓厚而“亲亲尚恩”的国家毕竟渐次衰败，而那些“尊贤尚功”的国家毕竟渐次富强。可是富强以后，因为封建世袭的关系，大权又落到贤臣功臣后裔手中，免不了发生篡夺的后果。于是封建制度终于崩溃了。由于贵族间内在的矛盾，相互内讧，许多当政者都想国家富强，竭力选拔民间人才，奖励人民为国家效力，开放政权，终于平民得到了抬头的机会，所以到战国时代，封建制度崩溃，阶级制度渐次破除，士民中优秀人才，利用其才能，便得活跃于政治舞台，产生了许多政治家。那时的政治家，便是所谓“法家”，例如李悝、吴起、商鞅之类，对于魏国、楚国、秦国确曾有很大的政治改革，使国家日渐富强起来，他们所提的便是法治精神。

本来在封建社会里，礼是不下庶人的，刑是不上大夫的，在贵族间唯一维持纪纲的是礼仪，而贵族统治平民，唯一的工具是刑法。在这种情态之下，礼仪一旦废弛，贵族的纪纲便设法维持，如果贵族间人格不高尚的，或是利欲熏心，本身腐败，相互间发生内讧是必然的，但是要贵族里人格修养个个都好，如何可能呢？所以这样的统治阶级必然要倒塌。贵族统治平民用的是刑法，但刑法如无明文公布，贵族任一己的喜怒来处置平民，也怎能维持社会的纪纲？所以春秋末年以后，郑、晋等国都有成文法的公布，从此人民才得了法律的保障，成为国家的公民。“法家”们所提倡的法治精神，就是法律的应用，由平民推广到贵族，把一切阶级制度打破，采用人才主义，取消官职世袭的办法，论功行赏，有罪就罚，不问亲疏，只论功罪。这些政策的推行，虽然遭遇许多困难，吴起、商鞅都成为推行这种法治政策的殉难者，确乎使战国时代整个政治形态渐次改变了，统一的中央政权既渐次确立，中央政府直接统治地方政权已渐次组成（所谓郡县制度），封建割据的局面既渐次消除，阶级制度更渐泯灭。秦汉以后大一统的政局便由此奠定。虽然这些政策推行以后，由于政权的集中，产生了“专制主义”，但就整个政治来说，是在飞跃的进步着，战国时代无论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是在急速而进步的，无非是法治政策的结果。

自秦汉以后，虽然是个君权专制的时代，可是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还很多是平民中跃起的文人和武人。在中国历史上，内乱的发生和外患的侵入，都是使中国政治社会进步的，内乱的结果，便产生军阀割据的局面，武装部族的侵入，更会产生封建割据的形态，同时政治的腐败，士大夫的勾结营私，也会产生门阀制度，造成变相的官僚世袭制度，使一切封建形态重新复活起来。这些情形，在我国历史上不乏其例，我国社会政治在战国以后不能像战国时代的那样突飞猛进，就是由于内乱外患和士大夫的勾结营私在作祟，而且这三种因素还相互牵连地互为因果，在我国过去的历史上，除了主政者的黑暗以外，军人的跋扈和士大夫的营私，都是最主要的病根。不幸这些病根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根绝呢。要根绝这些病根，我们以为只有用法治的精神。法治精神的第一要义，是不问亲疏，只论功罪，选拔民间优秀人才，奖励人民为国家社会服务。法治精神的第二要义，是督责公仆躬亲率属地去为国效力，铲除一切自大自私和敷衍的积弊。制裁一切祸国害民的官吏。这样军人就不会跋扈，士大夫也就不能营私了。

我国二千年来支配政治社会的儒家思想，几完全建筑在封建制度之上，其政治思想的特点，就是人治主义，他们的理想是贤人政治，所讲求的是个人人格的修养，以及阶级制度、宗法制度下相互间的道义和礼仪。秦汉以后，除了天下初定的时期，和外患内乱的时期，政治每多为贵族军阀所霸持以外，大多为士大夫所操纵，东汉的地方察举制度，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度，都想在民间选拔人才，可是没有客观的绝对标准，完全讲求儒家所提倡的道德和虚伪的声誉，结果只凭门第，成为变相的世袭。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虽是一种比较进步的考选制度，但考试的科目不外乎诗文和经典，和现实的政治不相适应。考试和诠选，本是我国历代政府维持纪纲和选拔人才的两大骨干，官吏之选拔和任用，一惟礼部的考试和吏部的诠选是问，但考试的科目每多不和现实政治相应，诠选又只是依据资格和履历，使一般士民只注意着考试的科目和追求资格和履历，不能用合理的教育造就人才选拔人才，更不能就服务的真实成绩来定官吏的升迁，一切着重在人事关系，没有实行真正的人才主义。不幸这些积弊也至今没有全部澄清呢。战国时代游士说客，往往一说之合，一策之用，便拔之于淤泥之中，跃之于青云之上，这些情景在后世便不能看到。我们今后也唯有提倡法治精神，才能实现真正的人才主义。

在今日，“法家”的那些专制政策和重农抑商政策以及军国主义当然是要不得的了。今日是民主的时代，人民的世纪，可是决不能曲解民主，认为任何个人或团体可以为所欲为，做公仆的尤应奉公守法。必须要实行严厉的法治，才能把整个政治和社会纳入正轨，必须要赏罚分明，执法如山，才能澄清吏治和整肃纲纪，必须要不问亲疏，选拔人才，才能推展建国工作，必须使人民真能认识政治，真能选举人才，才能实行真正的民主。

（原刊《经纬》1946年第1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