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倭寇

明代的倭寇

明代的倭寇，可以说是侵略中国的尝试。虽然终于没有整个组织、整个计划而平息了，可是沿海人民的受害，也已很可痛。倭寇沿海的骚扰，当以浙江沿海一带受害最深，现在许多遗迹还有留存，在民间传说里也还相传着，在浙江沿海一带的乡民，他们在小孩哭闹的时候，还是说“倭寇来了”，拿“倭寇”来吓小孩。倭寇当时蹂躏地方的情形，也于此可见了。在浙江沿海的乡间，春天还有礼拜之举，无论贵贱贫富之别，每户一人，必须持旗枪，巡视全县，这也是当时防倭寇的遗风。

一、倭寇猖獗的原因

倭寇的所以得猖獗，不是一朝一夕之故，祸根早已隐着的，我们仔细分析起来，不外下列几种原因：

（一）盗党的纠结

《明史》说：“高皇帝即位，方国珍、张士诚相继诛服。诸豪亡命，往往纠岛人入寇山东滨海州县。”方国珍、张士诚既失败，他们的余党便流浪到海外，碰到横行的倭寇，当然来得正好，浙江沿海民情本很横暴，民间也多土匪，很有恶人替倭寇作向导的。《明史》说：

黄岩民周来保，龙岩民钟普福，困于徭役，叛入寇，倭每来寇，为之向导。

这也要怪地方官吏办理徭役的不当。倭寇本来不谙地理，很需要中国人来做向导。于是一般奸人竟有把中国人卖给日人的。《明史》载成化四年之日本贡使曰：

其通事三人，自言本宁波村民，幼为贼掠，市与日本。今请便道省祭，许之。戒其勿同使臣至家，引中国人下海。

倭寇初起的时候，由于乱党的纠结，还是倭人多中国人随从的少，到后来中国乱党附和的便多，弄到：

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倭战则驱其所掠之人为军锋，法严，人皆致死，而军官素软懦怯，所至溃奔。

这真是某方便用的惯技，用乱党土匪做先锋来骚扰。所以嘉靖三十四年，倭寇能以六七十人而横行千里，杀戮战伤者，达四千人。

（二）政府的姑息

当时政府太懦弱怕事，最初对倭寇还想不动干戈，用睦邻的政策，《明史·日本传》称：

（永乐）十五年，倭寇松门、金乡、平阳，有捕倭寇数十人至京者，廷臣请正法。帝曰：‘威之以刑，不若怀之以德，宜还之。’乃令刑部员外吕渊等赍敕令责让，令悔罪白新。中华人被掠者，亦令送还。

大明皇帝想保存天朝柔远人意，这样的从奸养寇，便闹成滔天大祸。又《明史》载：

景泰四年入贡，至临清，掠居民货。指挥往诘，殴几死。所司请执治，帝恐失远人心，不许。

明代政府一面放纵倭寇，一面还想外交的途径来解决它。明祖曾以入寇之事责难日本，怀良的覆书很硬，

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武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山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唯上国图之。

这样有恃无恐的态度，对入寇事完全表示不理会。永乐年间，《明史》载日人的覆书曰：

海寇旁午，故贡使不能上达。其无赖鼠窃者，实非臣所知。愿贷罪，容其朝贡。

这样徒然纸上空谈，终无济于事，其实日本政府于这等海寇本来没有管束的能力，而且本来也取放任的态度。

（三）日本政府的放纵

日本政府对于倭寇，一向取放任的态度。当时日本政府虽时常进贡，其实不外借此想挟带商品，做种种侵略的行为。《明史》说：

宣德初，申定要约，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而倭人贪利，贡物外所携私物增十倍，例当给直。礼官言：‘宣德间所贡硫黄、苏木、刀扇、漆器之属，估时直给钱钞，或折支布帛，为数无多，然已大获利。今若仍旧制，当给钱二十一万七千，银价如之。宜大减其直，给银三万四千七百有奇。’使臣不悦，请如旧制。访增钱万犹以为少，求赠赐物，诏增布千五百，终怏怏而去。

贡使这样的贪利，并且还横行为法，掠夺民物，伤害人民，明朝过分的弱，是主张用怀柔政策。《明史》说：

景泰四年入贡，至临清，掠居民货。指挥往诘，殴几死。所司请执治，帝恐失远人心，不许。

又说：

成化四年十一月，使臣清启复来贡，伤人于市，有司请治其罪，诏付清启。奏言犯法者当用本国之刑，容还国如法论治。且服不能钤束之罪，帝俱赦之，自是，使者益无忌。

这样的使者，是从来少见的，明政府的柔弱，也是少见的。日人的进贡，名为进贡，其实所做的都是唯利是图的事，永乐初年定日本十年一贡，而成化四年，日人的进贡竟有两次。“弘治九年三月王源义高遣使来，远至济宁，其下复持刀杀人。”有许多恐怕不是真的贡使，嘉靖二年日本忽然有二贡使，互争真伪，自相追杀，倭寇也往往借进贡为名，大肆抢掠，《明史》说：

倭性黠，时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东南海滨患之。

（四）海防的疏忽

中国因为沿海一向无外患，对于海防十分的空虚，洪武年间汤和虽曾设卫，但一会儿又弛废，《明史·日本传》说：

迨承日久，船敝伍虚，及遇警，乃募渔船，以资哨守；兵非素练，船非专业，见寇舶至，辄望风逃匿，而上又无统率驭之，以故贼帆所指，无不残破。

戚继光又说：

继光至浙时，见卫所军不习战。

嘉靖二年本二贡使互争真伪，自相残杀，竟如无人之境，《明史》说：

嘉靖二年五月，其贡使宗设抵宁波。未几，素卿偕瑞佐复至，互争真伪。……宗设怒，与之斗，杀瑞佐，焚其舟，追索卿至绍兴城下，素卿窜匿他所免，凶党还宁波，所过焚掠。执指挥使袁琎，夺船出海，都指挥刘锦追至海上，战没。

只有一个贡使所带的人马，已经可以所过焚掠，执刃所指，都指挥战没，当时海防的疏忽无用，也可想见。

（五）朝廷处理失当

倭寇性素蛮横，加之当地乱党，又助倭为虐，在嘉靖三十余年的秋天，倭寇特别猖獗，《明史·日本传》说：

祖制：浙江设市舶提举司，以中官主之，驻宁波。海舶至则平其直，制驭之权在上。及世宗，尽撤天下镇守中官，并撤市舶，而滨海奸人遂操其利。初市犹商主之，及严通番之禁，遂移之贵官家，负其直者愈甚。索之急，则以危言吓之，或以好言绐之……倭丧其赀不得返，已大恨，而大奸若汪直、徐海、陈东、麻叶辈……悉逸海岛为主谋。倭听指挥，诱之入寇。

官方处理倭寇既失当，对征发人民的徭役又失当，所以很有人困于徭役，反叛变而加入倭寇的。政府内政不修，对征伐倭寇的将士，也赏罚不明，名将如俞大猷、戚继光等都受权臣的侮害。

二、入寇的大略

倭寇的侵入，在明初便有。高皇帝即位，方国珍、张士诚相继诛服，但亡命之徒，心还不死，于是纠结倭人入寇，最初只在山东沿海一带。此后渐次蔓延到浙江沿海宁波、台州。当时的日本还能约束，《明史》说：

良怀气沮，……遣其僧祖来奉表称臣，贡马及方物，且送还明、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余，以四年十月至京，太祖嘉之。

日本良怀在洪武四年十月遣使送还郡县和人口，可是就在这年倭寇仍然侵掠温州一带。洪武五年又入海盐，可见日本虽然想加以约束，但是总因政权的不一统，不能尽力的约束住。祖虽然移书责让，只是空言，而且日本声言有备，并不害怕。日本一方遣使朝贡，倭寇还是照样的闹着。洪武十六年倭寇侵入金乡、平阳，十九年日本又遣使来贡，中政府谢绝之。

洪武末年，海上的警备力增加，朝贡不止，倭寇也渐平静，当时要算汤和最得力，汤和的海防计划，据说得自方国珍的从子方鸣谦，《明史·汤和传》说：

既而倭寇上海，帝患之，顾谓和曰：“卿虽老，强为朕一行。”和请与方鸣谦俱。鸣谦，国珍从子。习海事，常访以御倭事。鸣谦曰：“倭海上来，则亦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为军，戍守之。可无烦客兵也。”

倭寇的引入，是方国珍的余党，而献策防御的，又是方国珍的从子，也许方鸣谦也曾亡命海外，所以“习海事”。当时从事防御工作的，除汤和外，还有周德兴等，《明史·日本传》说：

（十九年）明年，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滨海四郡，相视形势。卫所城不当要害者移置之，民户三丁取一，以充戍卒。乃筑城一十六，增巡检司四十五，得卒万五千余人。又命信国公汤和，行视浙东、西诸郡，整饬海防。乃筑城五十九民，户四丁以上者以一为戍卒，得五万八千七百余人，分戊诸卫，海防大饬。闰六月，命福建备舟百艘，广东倍之。

洪武末年，广东福建浙江沿海，防卫既严，倭寇也渐平息。

永乐初年，日本的足利幕府，忽然来臣服中国，并且捕献倭寇。《明史·日本传》说：

（永乐）五年、六年，频入贡，且献所获海寇。使还，请赐仁孝皇后所制《劝善》《内训》二书，即命各给百本。十一月，再贡。十二月，其国世子源义持遣使来告父丧。

又说：

（永乐）八年十月，义持遣使谢恩，寻献所获海寇。

但到永乐十五年倭寇势盛。《明史》说：

（永乐）十五年，倭寇松门金乡、平阳，有捕倭寇数十人至京也，……赍敕责让，令悔罪自新。

政府一面对倭寇宽容，一面又责难日本，当时的日本比较软弱，它的复书说：

海寇旁午，故贡使不能上达。其无赖鼠窃者，实非臣所知。愿贷罪，容其朝贡。

实在日本政府既无力约束，一面也取放任态度。永乐十七年倭寇入王家山岛，二十年又寇象山。宣德景泰成化年间，日本虽屡屡进贡，贡使也多横行不法，倭寇的骚扰断断续续，出没无常，有时经商做买卖，见有机可乘，便大肆抢掠。在这时候的倭寇，已很多中国人混在里面。

自从嘉靖二十六年朱纨巡抚浙江，兼制福兴漳泉建宁五府军事，申通倭三禁。倭寇之气稍杀。可是终为奸人所怨，弄到免职自杀，因此倭势又盛。当时沿海的防卫已疏懈，“兵非素练，船非专业，见寇舶至，辄望风逃匿。”当时沿海的土豪对倭人的交易，往往苛求威吓，而大奸如汪直、徐海、陈东、麻叶等于是做主谋，引倭人入寇。当时内政败坏，功赏又不明。《明史》说：

帝乃遣工部侍郎赵文华督查军情，文华颠倒功罪，诸军益解体。

所以俞大猷的勇敢善战，反而获罪，《明史·俞大猷传》曰：

（嘉靖三十一年），倭贼大扰浙东。诏移大猷宁、台诸郡参将。会贼破宁波昌国卫，大猷击却之。复攻陷绍兴临山卫，转掠至松阳。知县罗拱辰，力御贼，而大猷邀诸海，斩获多，竟坐失事停俸。

后来俞大猷旋代汤克宽做苏松副总兵，将卒不满三百人，征诸民兵没有来得及集合，而倭寇来犯金山，俞大猷战失利。当时倭寇屯在松江柘林者竟达二万人，总督张经要前击，给俞大猷劝阻，等保顺保靖兵稍至，于是大破倭寇在王江泾地方。但是功劳给赵文华、胡宗宪拿去，反而拿金山之战失败的事来判罪，谪充为事官柘林。

这时，倭寇势极盛，汉奸附和的真多，嘉靖三十四年，倭人只不过六七十人横行数千里，杀戮战伤的几四千人。倭寇这样盛，可是朝廷里没有赏罚分明精忠报国的臣子，专想夺功劳，因此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都受侮害。当倭寇的根据地大概在舟山群岛宁波普陀一带。胡宗宪的条陈，有移搬汪直剿除舟山之言。

宜令督臣振扬国威，严加备御，移檄直等，俾剿除舟山诸贼巢以自明。

《明史·俞大猷传》又说：

独宁波舟山，倭负险，官兵环守不能克，……大猷乘大雪，四面攻之。贼死战，杀士官一人，诸军益竞，进焚其棚，贼多死，其逸出者复殪，贼尽平。

自从胡宗宪诱杀汪直以后，舟山又为汪直余党毛海峰所盘踞。嘉靖三十五年俞大猷平舟山，三十六年又为所据。《俞大猷传》说：

及直诱入下狱，其党毛海峰等遂据舟山，阻岑港自守。大猷环攻之，时小胜，然苦仰攻，将士先登多死，新倭又大至。朝廷趣胡宗宪甚急，……期一月内平贼，大猷等惧，攻益力，贼益死守。三十七年七月乃自岑港移柯梅，造舟成，泛海去。大猷等横击之，沉其一舟，余贼遂扬帆而南，流劫闽、广。大猷先后杀倭四五千，贼几平。而官军围贼已一年。宗宪亦利其去，阴纵之，不督诸将邀击。比为御史李瑚所劾，则委罪大猷纵贼以自解。

倭寇经胡宗宪这样的放纵，倭寇便由江浙而延及闽、粤，最后仍然用俞、戚的兵来剿它。

三、倭寇平安的原因

倭寇的平定，《明史》说：“秀吉死，诸倭扬帆尽归。”恐怕事实没有这样简单，大概不外下列几种原因：

（一）盗党的消灭，自从汪直给胡宗宪诱死，其余党领袖也相继死亡，像曾一本、黄朝太等到万历年间已都消灭。

（二）海防的巩固，自从嘉靖倭寇大盛，沿海的官吏和人民得一个大教训，防御渐渐地巩固起来。《明史》说：“（万历）十六年，犯浙江，然时疆吏御嘉靖之祸，海防颇饬，贼来辄失利。”

（三）日本政府的统一。日本自从丰臣秀吉出后，国内群雄渐次平服，于倭寇已有约束的能力，而且这类无计划的入寇，也得不偿失。

我们对了明代倭寇的历史，便可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我们深望朝野人士，看清历史上的因果关系，来应付当前的国难。

（原刊上海《大美晚报·历史周刊》1936年12月28日第3版，署名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