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农村经济的回顾与前瞻——专论米谷农业地带

韩国农村经济的回顾与前瞻——专论米谷农业地带

据1932年的统计，韩国农民占总人口的77.7%，农业生产占全生产额的58%，可见韩国的经济基础大部分在农村，在今后韩国再建的过程中，农村经济的建设，当然是最重要的了。我在本刊上期《韩国经济再建设问题》一文中，虽然也曾论及韩国今后农村再建设的问题，可是没有作比较详尽的检讨，所以这次还要来用这个专题来讨论。

朝鲜的水田，大部都在南部，就是现在美军统治下的京畿道、忠清北道、忠清南道、全罗北道、全罗南道，以及江原道的一半。南部共有36 781平方里，占全国面积的43.1%。人口有14 485 000，占全国人口63.5%。水田有1 254 500町（每町合2.45英亩），占全国水田总数73.7%，谷物的收获，占全国谷物总收获的62.4%。所以朝鲜南部可以说是朝鲜的农业地带。至于朝鲜北部，在最近六年中，已日趋于工业化了。

农业的处女地“”

以前朝鲜的水田，韩民称之为“”。就是说：这等水田没有什么水利的设备，完全靠天下雨，贮在田里，藉以种植的。朝鲜并非没有水川，可是时常泛滥，既没有蓄水池调节，也不筑堤防，同时支流很少，不够作水田灌溉用的。这种用原始耕作技术来耕作“”，竟占耕田总数的60%，约有90万町，如果老天不帮忙，一旦遭遇了水灾或旱灾，那就没法耕作，这样的“”，收获既没有确切的把握，有谁再肯下本钱去施肥呢？因此耕作的技术老是没有进步，从古以来始终保持着原始状态。往往三年间，不是受一次水灾，便是旱灾，时常任其荒芜，无人顾问。三年一获，十年三获，久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农民们几乎没一个不是存着靠天吃饭的心理，谁也没有心思去设法改良，韩国农民的保守性就是这样养成的，要比任何一国来得保守。这些“”因为三年一种，土地得二年的休息，若遇风调雨顺，便可得到丰收，所以朝鲜因天时关系，大丰年和大凶年是常见的事，他们的农村经济和食量问题，几乎完全受着自然的支配，过去朝鲜的耕田，大概在河川沿岸的，因为不讲究水利，往往半荒半熟。灌溉的田，都沿着山谷，成为“涧田”，山旁没水的地方，都是麦田。

经济的猛虎侵入了农业处女地

自从日本吞并了朝鲜，日本为了解决本国的米荒，便不断地设法把朝鲜的产米增加，使朝鲜农业现代化，主要的是京城以南七道米产增加计划的实行。同时那些日本内地农村里无法施展的人们——日本的地主和农民，也开始向原始化的朝鲜农村作经济的侵略，在这个农业的处女地上，便侵入了经济的猛虎，真不知害了多少的韩国农民呀！

不可否认的，这些农业处女地上的经济猛虎，对于韩国农作技术是大大地改进了。他们利用“水利组合”，十多万町水田的灌溉已经改善，20%水田的水利已有了设备，虽没有发挥其高度的生产，却也渐次可免凶荒，7.5万町步的旱田也已变成了“”，勉强可以种稻。关闭了峡做成的大规模蓄水池也已有了，蜿蜒几十里的配水路，也是纵横地流过着广大的平原。他们还曾封锁海面，开拓了几万町的水田，这不能不算是一种伟绩。农业的现代化是在韩国出现了，同时韩国农村经济的殖民地化也更深刻了。

韩国农民过去有时也施肥，只是用些灰和粪，现在已被强迫用肥田粉了。至于品种的改良，80%已使用日本运来的改良种子，因此朝鲜的米也是日本化的。日本这个米产增加计划，事业资金共用去了1.1亿元，而且所得到的代价，历年从韩国农民那里榨取得来的，那只有用天文数字来计算的。在1911年到1917年平均每年韩国米谷的总产额是12 777 000石，输到日本的只1 309 000石，到1933年和1934年平均产额1 309 000石，输到日本的竟达7 830 000石。生产力虽不断增加，而输到日本的更加率度的剧增。经济的猛虎正想把韩国的农村吞噬下去。

经济猛虎吞噬下的韩国农村

自从货币经济的强力侵入了朝鲜农村，那些经济的猛虎侵入农业处女地，农民的负担一天天的加重，地税、杂捐、水税、水利组合费、肥料金、土地工业及修缮费，都得由佃户负担，一切费用听凭地主压到佃户身上，或用别种名目转嫁到佃户。（据1933年6月朝鲜总督府的调查，米一石的生产费需20.98元，而市价却每石只价20元）。而各种农产品都被统制收买，许多日用品都被置专卖制度之下，连日用品的香烟也专卖的，自己喝的酒，也不能酿造，而代替草鞋的胶皮鞋又不能不买。农民的出品被限价统制着收买，而日用品必须在专卖制度下用高价买进，当然是入不敷出的了。实物经济既一天天被打败，货币经济一天天在强大，农民的东西能够变货币的只有农产品，农民需用钱时，只得忍痛把自己留着吃的米到市上去出卖，换货币来纳税或购日用品。所有农产品除了被收买的以外，也就一批批运入市场而货币经济化，结果还不是都给日本人吃了去。

韩国的农村经济，在日本强烈的殖民地政策之下，第一个现象：就是自耕农的坚守和佃农的增加，从日本1918年到1932年佃租已增加到12万町，而新开垦的和海面开拓出来的水田达13万町，而那些农民又都是资本主义下的新佃农。从1914年到1933年，自耕农从569 517户减为440 592户，自耕兼佃农从1 065 705户减到724 741户，而佃农从911 261户增到1 563 056户，在荒山垦荒的火田民从极少数增到82 572户。第二个现象是：自耕农每户平均耕作面积在增加，佃农每户平均耕作面积在缩小，而那些自耕农耕作面积多的，又大多是些日本农民。我们只要看从1929年自耕地占44.9%，到1933年只减到43.7%，佃耕地只由55.1%加到56.3%，知道自耕地和佃耕地历年的比例无多大变动，而佃农增加之数却很多，自耕农减少也不少，就很显然。据1936年的统计，南部耕田的分配比例有如下表：（百分比）

第三个现象是：日本大地主每年在增加而韩国地主每年在减少。我们有下列两表就很显明：

50町步以上大地主1921年—1932年比较

1930年大地主所有状态表

这些统计距今已是十多年，在这十多年中日本人兼并韩国土地更是厉害，所有耕田十分之八已为日本大地主所有了。

“地主”“舍音”和“看坪法”

这样不是朝鲜的农民大多成为日本大地主的佃农了么？本来韩国地主对佃户的剥削已很可怕，日本的大地主来得更凶了。韩国的小地主大多自己收租，日本的大地主和以前的“两班”（官吏阶级），每多是“不在地主”，常委托“舍音”（即庄头）及农监代为管理和收租，地主既想多收，“舍音”又想分肥，一面欺骗地主，一面敲诈佃农，积弊重重。（据朝鲜总督府的调查，此中积弊其有十多种之多）。朝鲜地主收租的办法，大概可分“定额法”和“分益法”两种。定额法大多行于旱田，不问丰年凶年有一定的租额，水田过去因水利关系，收获有大丰大凶的差别，所以多行分益法。分益法有所谓检定、制定，每年到收成时，地主或舍音会同佃户实地检视“庄稼”，以定分益之多寡，这叫做“执租法”，俗称为“看坪法”。但因地主和舍音可以强迫行使职权，检定每多不公平，地主和舍音总是想多取于佃户，地主或舍音如果不能达到欲望，就时常调换佃户，佃租权的变动在1930年的一年中达二三万件之多。从来朝鲜的惯例，佃作权夫子相传的很少，一切都无法律保障，而朝鲜农民除农业以外，别无他种职业可做，佃户争租田地更甚，当然地主权力强大，佃户自居不利地位。当订立新赁田契时，地主便提出种种额外要求，例如租佃保证金例、地主交际费咧，名目繁多。而介绍土地租借的中间人也乘此敲诈，要介绍费，叫做“离作料”。朝鲜的不在地主竟占总数的31%，他们不认识田地和佃户，便一任舍音和农监去管理。日本的那些资本主义大地主——东洋拓殖会社及其它农业会社，更是茫无所知，只是指使着舍音或农监多取于佃农而已。

地主收租佃户交租后剩余米谷分配表（单位日本“石”）

“春穷民”和“长利谷”“立稻差押”

在这里的地主和舍音两重压榨之下，又加上各种捐税，更遭遇统制和专卖制度的掠夺，农村经济哪有不破产之理？“春穷麦岭难越”，这一句谚语，就遍传于朝鲜农村中，就是说秋收的米，到春天就已没有，真是穷了，一直要到六月麦熟的时期，这是个最难渡越的。这不仅佃农如此，韩国的自耕农也每多如此。据1933年庆尚北道农务局的调查：调查村落53处，调查户数2 491户，调查家族15 089人。平均每户每年收入131.86元。每家杂入8.50元，合计140.40元（应为140.36元）。支出地税12.93元，户税6.03元，农户及水利费1.8元，肥料工资23.27元，合计45.10元（应为44.03元），存余86.30元（应为96.33元）。这86.30元（应为96.33元）如何能够一家一年之用。每户平均6口，每人每年只14.40元（应为16.05元），每月只1.20元（应为1.34元），如何能应付呢？

据1930年朝鲜总督府的调查，所谓“春穷民”，自耕农约9万户（占总数18%），自耕兼佃农约33万户（占总数28%），佃农约48万户（占总数60%），这种情形在京城以南七道人口密度较高的米谷农业地带，尤为显著。到今日，事态当然更严重了。

春穷民既不能过日子，惟有靠借贷来度日。可是穷民们一贫如洗，有什么东西可以抵押呢？只有拿未来的收获作保证。高利的米谷借贷就到处流行，他们称做“长利谷”。在春天借一斗，到秋天要偿还一斗五升，如到秋天不能偿还，明年休想再借，这些借“长利谷”的春穷民为了要明年再借必然赶紧还清。而多数债权人在秋收时就派人趋集农村追索，春穷民就迫不及待的把米半干燥的就打出，正是过着“寅吃卯粮”的悲惨生活。

春穷民除了吃长利谷以外，不免典质度日，有时也举债，用未来的收获作抵，到期稍有延迟，不免发生扣押米谷或前往割稻的事件，他们叫做“立稻差押”。据朝鲜总督府统计，在1930年“立稻差押”案件约8千件，1932年把其它农产作押的有7.2千件，这种情形以前是很少的。扣押的原因，大多为了债务，为佃租的只占20%。今日的情况当更恶劣。这都说明为了春穷民的困穷状态。

韩国的农民为了要纳税和买日用品，保留不住自己吃的食粮，为了地租率的增高和种种剥削，以及偿还长利谷和立稻差押，一粒粒的米都到了日本大地主和大商人的手中，陆续运到了东京大阪。韩国在这种情况之下，碾米业就很发达，成为一种新兴的工业，所碾好的米当然是运往日本的。从1912年到1932年，韩国米的生产额有11 568 361石增到18 192 720石，可是韩民每人平均的消费量七斗八升九合降为四斗一升一合。种米的人是吃不到米了，只能拿些杂粮来代替。

“米产增殖计划”中农业技术的改进

在1920年，因为日本闹着米荒，米价飞涨，开始实施“朝鲜米产增殖计划”，一直到1934年世界经济恐慌，米价大跌才停止。在这首尾15年中，日本在朝鲜竭力使其米产增殖，其努力的方向有四：

（一）治水并水利设施的改善；（二）种子的改良；（三）肥料的增施；（四）农具的改良并机械化。“水利组合”的蒙利面积，在日本吞并朝鲜前仅7 252町，到1934年已增至226 599町，此外水利组合以外的水利蒙利面积还有38 107町，合订264 706町。

优良种子的种植，在1925年有占全面积72%，到1933年占达78%。优良种子的收获量，在1925年有11 974 000石，到1932年有12 886 000石，占全收额的70%。

贩卖肥料在1915年消费8 653鸈，到1931年增为315 885鸈，增加265%。自给肥料1915年10 482鸈，到1931年增至30 564鸈，增加192%。每段施用贩卖肥料额，1915年270鸈，1931年7 204鸈，增加166.8%，每段施用自给肥料额，1915年331鸈，到1931年增至697鸈，增加110%。

农具方面，煤油发动机在1928年共3 711架，马力16 945匹，平均每架748.9户合用，到1933年增到5 606架，马力23 886匹，平均每架536.9户合用。打水机，1928年动力的有772架，足踏的有2 000 004架，1933年动力的1 250架，足踏的26 047架。回轮式打稻机1928年80 262架，到1933年增到145 117架，增了81%。改良犁1928年41 240架，平均每架67.9户合用，1933年已增到147 449架，平均20.4户合用。

我们从上面许多统计数字看来，知道日寇在朝鲜实施“米产增殖计划”的十五年中，朝鲜的农业技术的确大大地进步了。

“佃作调停令”和“农地令”

日寇对于改进朝鲜农业技术是相当成功了，可是另一方面，所谓“振兴朝鲜农村”是大大的失败了。朝鲜的农业技术因为日寇侵略的愈深入农村而愈加进步，而农村经济是由日寇的愈深入农村而愈加动荡。原来日寇的改良朝鲜农业技术，是预备作更进一步榨取的，那么朝鲜农村经济的更加破产，更加动荡不安，是必然的。自从1931年以后，日本在朝鲜，虽也有穷民救济事业，农渔振兴方针，朝鲜佃作调停令，以及税制整理和副业奖励等方法，可是并没有什么成果可言。

1934年4月11日，日本颁布了“朝鲜农地令”，这个农地令还是保护日本地主利益的为多，保护佃农利益的只是些空文而已。这农地令既没有规定佃租率，而佃作期间规定“普通庄稼”三年，“永年庄稼”七年，因为他们认为佃农长期佃作是不利地主的，且有低落地价之虞，可是短期佃作，变动无常，不但不利于佃农，也不是增加生产的永久办法。从此佃农三年至七年间，每多将丧失其生命线的佃作权，落于乞人状态，或者流浪到中国东北，和西伯利亚等地。关于佃作权，虽然这农地令有“在租借人无背信行为原则下，地主不得拒绝更新”的规定，可是怎样叫做无背信行为，就很难说，依然是条空文罢了。这农地令，虽然有对于转租的规定，有佃户因收获减少得请地主减轻或免租的规定，可是转租的终了，总督有决定的大权。佃租的减免标准，佃作委员会有裁判权。

日本当局曾认定从来舍音的弊害，曾备置舍音薄子于各处警察署，令行取缔，然无效果。这农地令中虽有舍音设置必须呈报的规定，舍音变更必须核准的规定，还有关于舍音必须事项之规定，依然不能绝绝具根深蒂固的积弊。

在这个农地令中，总督的权力可说是最大了。舍音呈报的核准，永年庄稼的指定，转租的终了，收租额的检定，总督都有决定的特权，依然是由日人来包办剥削的制度。当朝鲜佃作调停令发表时，曾设置府、郡、岛佃作委员会，以为调停机关，可是委员老爷都是些日本官吏、地主和地方上有势力的人士，还不是仍旧偏在地主方面说话。这个农地令依然承认这为“相当有效的劝解机关”，赋予一切权力，如佃租额，缴纳时期，减免标准，佃作期限，租契更新，他们在当地均有裁判之权。大概对韩农的压迫和榨取是“相当有效”了，不但相当有效，是更加有效了。这些法令和规定，还不是替日本地主更加多了许多榨取的机会和保障？

自从日寇发动侵略战以后，朝鲜的米粮就全部被统制收买，而实行所谓配给制度，农民所配给到只是些杂粮。韩民农村经济的被摧残，较之中国尤甚。

韩国农村经济的回顾与前瞻

我们回顾韩国的农村经济，知道韩国的农村，在日寇吞并的35年中，因受日本政府和日本地主的双层剥削，陷入了整个破产的境地。农业技术是进步了，而农村经济的破产也跟着深入了。耕地大部分集中于日本大地主手中，而地主们对于佃农，又有地主和“舍音”农监的双重剥削，征收田租实行着极端榨取的“看坪法”——所谓检定制度，而佃作权又绝无保障，每当租契更新或订立时，又一任地主和中间人的敲诈。过去日本政府所颁布的佃作调停令和农地令，完全站在日本地主的立场，反使地主们的榨取剥削，有了法律保障。农民大多成为“春穷民”，过着吃“长利谷”的生活。米谷历年运入日本的数量激增着，而韩民每人平均的消费量却一年年在减少。

在这韩国复兴之际，要解救韩国的农村经济。第一步就得没收日本地主的土地，使韩国大部分的佃农从日本地主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格拉基丹泽甫（Andrew I．Grajdanzev）在《远东观察报告》本年10月10日上，发表一篇《割裂的朝鲜》，（我国有舍刚韩国农村经济的回顾与前瞻——专论米谷农业地带译文，刊11月23日《前线日报》副刊）。其中有一段论及当前朝鲜的农业改革问题：

大家都知道，俄国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间，攻占东欧各国的时候，鼓励分配耕地给予贫农，如果认为俄军在朝鲜也将采取同样办法，那是不无理由的。基于下列四种原因，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俄军在占领区内如果推行农业革命，是颇易收效的。（一）日本人在北方之土地权益，经不起这种改革。（二）北方的大地主们原本住在汉城，或于今年八月间逃亡汉城。（三）有些韩国的大地主们有被当做挪威的奎士宁般看待的危险。（四）北方大地主在北方的势力不如南方大地主们在南方势力之强大。

至于在南方美国占领区中，农业改革的希望比较稀少。美占领军能否下令剥夺日本人在韩土地所有权，这点尚属未知之数。报纸曾经载过，美占领军认为在韩日人和韩人可以同等享受政府权益云云，则我们可以假设财产所有权已包括在政治权益之内。阿诺德将军并且说过：‘……日本人可以不受限制不受歧视的享受一切自由’。在这种条件之下，在美占领区中要想推行一种迅速的农业改革，不但困难而且不可能了。照这样耽误下去，将来全面的调整和合流工作，恐怕难以着手了。

但是，朝鲜如果没有农业改革，则朝鲜的革新也就很少希望。

这些话把当前朝鲜的农业改革问题分析得很清楚。我们认为今后韩国应该立即让其自由独立，一切经济政策更应该由韩人自主，任何联合国不必越俎代庖。如果美苏二国在南北两部各自推行其经济政策，那么将来的调整更其困难了。为韩国前途复兴计，自应将农村经济加以彻底改革，而改革之道，也唯有没收日人的土地权。北方一带，大部是旱田，人口较稀少，而农产品的收获量也远不及南方。北方自耕农还占农民的四分之一，佃农约占百分之四十五。而南方的水田，久为日本大地主所看重，陆续为其所兼并，佃农占农民的大部，而米谷的生产量较富，又经十五年中的米产增殖计划，农业技术已大大改进，所以我们认为要改善韩国的农业，重点必须在南方。在南方一带，日人所经营的新式大农场很多，韩国今后必须把它接收而重加整顿。这些大农场要改为国营，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产业是日人的，没收自无问题，而其规模已有基础，经营起来也并不是难事。

至于那些韩国本国的地主们，过去利用日人势力来鱼肉农民的，自当调查清楚，予以韩奸的处分，没收其财产。大部分的地主，目前不妨任其存在。可是对于这些佃农，目前必须要予以法律的保障，佃租率必须减低，同时必须保障其永佃权，使佃农有休养生息和安居乐业的机会。“舍音”制度和检定制度必须彻底取消，使佃农不再受中间人的重重剥削。

现在韩国的土地权既部分在日本地主手中，如果由韩国新政府一律没收，那么大部分的土地就轻而易举地成为国有。至于韩国本国的地主，暂时让他私有，陆续可由政府发行公债，估价收买，所以韩国今后的土地改革，比较上比旁国容易推行的。所有土地既成为国有以后，至于土地的分配必须要审慎从事，必须要有周密而永久的计划，决不可鲁莽，更不可轻易随便地分配，而且分配的办法必须有绝对的标准。如果分配时把人口和劳动力作标准，那么人口和劳动以及田町数必须有精密的统计，但是各户的人口和劳动力，因生老病死，时常有变动，至于这些变动如何应付，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妥善的办法，而轻易平均分配，结果这个分配在当时是平均了，不久就会变成不平均的。如果因不评价而一再分配，不但影响生产，而将引起社会的紊乱。韩国大部分的人民是农民，在韩国工业没有发达以前，农民没有其它的出路，依然只有耕田。我们认为在目前的韩国，没法使农民都得适量耕种的田，只要采取适应目前环境的办法，暂时依旧耕种原来耕种的田，同时由政府陆续增设国营的大农场，开辟荒芜的土地，陆续把小农移往，使小农一天天的减小。在工业渐次发达的过程中，也可竭力奖励小农进入工厂成为工人。必须把小农一天天的减小，然后韩国的农村经济才有复苏之望。

等到韩国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小农陆续变成工人。那么国营农场可陆续补充，所有的农业也可渐次工业化。从今日韩国的农业情况来看，土地唯有收为国有，而农民只有使用权，必须逐渐使小农进入工业圈中，然后才能使农民得到适量的耕田。一方面政府可利用原有的大农场改为国营农场，一方面可利用荒地改善水利，增设国营农场，一方面可用合作社使农业的技术生产相互合作，消费也合作，这样韩国农业的改革，便可渐次进步。何况韩国农村上生产消费的合作团体——契，历史悠久，普遍存在，向合作这方面发展，一定会有成就的。要知道韩国目前的经济基础，完全在贫困的农村，要复兴韩国，对于农村经济必须使之改善。但也不宜用过于激进的办法，弄得一发而不可收拾。

（原刊《中韩文化月刊》1946年第1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