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回忆往事——纪念赵元任院士》

去年3月1日我姑母赵夫人病逝加州后，还未到一年，在今年2月24日，姑夫赵元任先生也随着离开这个世界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震惊得很久不能说话。悲哀的心情，实在无法形容。前两个多月，我还接到他亲自写来的信，知道他身体的近况还好，只是精力衰退了些。没想到这么快就与世长辞了。真使我无穷的追思跟怀念。

前几天，王天昌先生要我写一篇短文，在《国语日报》的书和人双周刊上发表，来纪念赵先生。像我最近这种情形，实在是什么也写不出来。要想写关于赵先生一生的事迹，在各报纸上大都已陆陆续续的发表了，不必再重复。我现在只是就回忆往事，关于赵先生的研究学问的热忱，跟他工作精神的认真这方面，略述一二。

初次见面

在60多年前，民国九年左右，我正在北平，有一天是个寒冷下雪的早晨，我去森仁医院看望当医生的姑母杨步伟女士;在她那里，我见着了赵先生。姑母给介绍之后，我对他深刻的印象是一位温文尔雅、谈话风趣而幽默、一见而知的是回国学人。这是第一次见面。后来，我就离开了北平，回南京读书了。第二年，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姑母跟赵先生结婚了。之后，他们游历国外，数年中一直没有什么信息。

在清华大学

民国十六年春天，忽然接到我姑母来信，告诉我她替我找到了一份工作，要我立即到北平。那时候我知道姑夫是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叫我去做他的助教;当然很乐意接受这份工作。我到清华后，暂时就住在他们家里，朝夕相聚，他们待我非常亲切和爱护。在清华时，姑夫随时教导我国际音标的读法、语言学、实验语音学及记音方法。我在这二年中，得益良多。

我们曾经一同南下江苏、浙江两省的许多县城、乡村，调查吴语方言。从南京起程，沿着京沪杭铁路，每站下车寻找当地学生作发音人，记录该处方言。有时一天跑二三处，常常夜间找不到旅馆，只好借宿在乡间农村人家。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夜间赶火车，是由无锡到苏州的短程，只有四等车厢;车中人并不多，我们上车去，因为太疲倦了，各人用小手提箱做枕头睡着了。等醒来时，车上黑暗，我们望外一看，才知道前面几节车厢已经开走了，只有我们这一节车厢仍留在原处。姑夫对我说：“我们就睡到天亮吧!”想起那时交通不太方便，我们实在也太辛苦了。由此小事可见赵先生对于工作认真的态度跟浓厚的兴趣。那时我常常在深夜睡醒时，还看见他在房间里看书或写文章或整理资料。

我们结束了一个多月调查的工作，回到清华，继续整理，写成了《现代吴语研究》一书，交给清华大学出版。同时，赵先生又写作了一本《新诗歌集》。《吴语研究》的音标符号，及《新诗歌集》的乐符，当时都无法排印，大都是由我描绘而成的。所以每天我们的工作总在10小时以上，姑夫跟我虽在同一间办公室内，可是我们的工作进行，除了有些不懂的地方需要请教他之外，我们差不多的时间都各司其事。尤其是在赵先生正聚精会神思考的时候，绝不敢打扰他。他的工作态度，一直到现在，仍深深地影响了我，也令我钦佩不已。

在史语所

民国十八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北平刚筹备成立，赵先生就负责筹划语言组，先在江擦胡同租了一所房子，三月中旬就开始办公。研究员只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三位先生，助理员有刘学濬、陶燠民跟我，另外还有几位事务人员。不过数月，傅斯年所长由广州来接洽借北海静心斋、蚕坛为历史、考古两组办公之用，语言组搬到东城洋溢胡同办公。不到三年，中央研究院奉命集中南京，所以史语所也随着迁移。那时，南京所址正在兴建之中，我们暂时留在上海。

几个月后，赵先生和我先赴南京，在社会研究所借了一间房间办公。赵先生拟订了两个大计划：语言研究与语音实验。研究方面，想由语言组研究同仁全体动员，预备在几年内把全国境内汉语方言及非汉语语言都调查一遍，整理出来，作为以后研究语言的参考资料。实验方面，规划建造一个规模宏大的语音实验室，预备把所调查的语言材料，都用仪器灌制成音档，以便随时供给听写整理之用。所以，赵先生急于先离开上海，到南京去，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亲自督促建造语音实验室的工程。在那段时间里，赵先生实在太忙了，一边要监工，一边要拟订调查方言的字表。在半年之内，已拟订了三千多字的方音调查字表，及一千多字的常用字表。这两种字表所选择的例字，要顾及调查各种汉语都可以应用，也真煞费苦心。

民国二十三年秋起到二十六年春，我们就开始进行调查的工作。非汉语方面，是李方桂先生领导，已调查傣、苗、瑶、倮倮、藏及广西境内其他非汉语语言;汉语方面，则在赵先生领导之下，调查过江西、湖南、湖北各省县乡等处的方言。当我们正预备进行调查福建全省方言时，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火弥漫全国，方言调查的工作，就无法进行了。在这两年中，语言组汉语方面的工作同仁在赵先生领导下，完成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是赵先生全盘策划的。这本报告出版之后，为国际的语言学者所重视，也成为方言报告的蓝本。

语音实验室共建造了四大间。关于设计、绘图等一切，都是赵先生规划的。曾经向美国订购隔音纸板及其他隔音设备，如：双层玻璃窗、四层隔音板大门等等。室内四面墙壁及天花板、地板，全部用八层隔音纸板铺成，下面加上地毯。隔音的完备，真是无以复加了。又向国外订购语音实验的各种仪器。如：最新式的录音机、音浪计、电子微音器、留声机、音叉及其他仪器数十种，差不多是应有尽有了。此外，赵先生自己拟订一个超高率的扩音器，请中国电气公司制造，效果比国外购买的要好几倍。他对于电子科学的知识，实在很丰富。我们所调查的语言，灌制成铝片音档数百张，并购置各国语言会话唱片二十余套，及中国各地方言数百张。在当时可以称为东南亚首屈一指的尽善尽美的语音实验室了。

哲人风范

赵先生不但在学术研究方面有莫大的成就，就是办事的才干和智慧，也非常人所能及。我们在一块儿工作，差不多十几年，他的为人在我的印象中，可以用下面几句话来形容：和蔼可亲，不多言而使人敬畏，从来不与人大声争论，从未骂过人，就是讨论学问时，也都是和颜悦色，说话风趣幽默;一诺千金，答应做的事一定要遵行;天性纯厚，道德、风采、修养，都令人十分敬仰。真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值得我们效法。

看见报载，赵先生和夫人去世之后，都未举行葬礼，经火葬后，把骨灰撒在外海中，这是他们的愿望。至于他们所有的书籍，约有万册左右，跟他们所住的楼房，听说在他们的遗嘱中，把他们一生全部产业都捐给加州大学了，并未留下来分给他们的四个女儿。这堪称哲人的又一风范。

(1982年)

杨时逢，语言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