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个人资料简历简介

赵树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曾被誉为我国当代的语言大师和描写农村生活的铁笔、圣手。他一生致力于实现文艺的革命化、群众化的创作实践，以其特有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熔新文学与旧传统于一炉，不仅为我们创造了反映中国农村伟大变革的真实生动的历史画卷，而且开创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新的审美领域和一代文风，为实践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研究赵树理的生活道路和艺术创造，对于具体了解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对于正确总结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和探索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无疑都是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和现实意义的。
 

一、 “野小”——孕育在群众文艺土壤中的一粒种子

 

(1906——1925)

 现在发现的赵树理的最早作品是1931年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北晨艺圃》上的《打卦歌》，署名“野小”。赵树理在谈到取这个笔名的用意时曾说，我父亲是乡野农民，是“野大”，我是农民的儿子，所以叫“野小”。这正说明了农民的家庭出身和从小生活的农村环境对他后来创作的影响。
 赵树理1906年9月24日出生于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乳名得意，学名树礼。起初家道中康，有十六亩土地和十几间房屋，父亲赵和清聪明能干，是他后来作品中描写的王宝全、陈秉正式的“万宝全”农民：不但耕犁锄耙样样俱全，铁木工艺件件皆会;而且还读过一些医卜星象之类的书，行医问卜，测字算卦，远近颇有点名气;尤其喜爱民间艺术，是村里农民自乐班“八音会”的拉弦好手，在村里有“小孔明”的美称。母亲王金莲也是一位勤劳能干的农村妇女，据说赵树理的小说《传家宝》中的那位分门别类、有条不紊地收藏破布片的李成娘，就有她的影子。
 赵树理出生时他的祖父赵东丰还在世。老人年轻时曾在河南周口镇一个乡亲开的杂货铺里当过小伙计，三十多岁生了赵树理的父亲后便不再外出，除务农外，还于冬春两季开馆授徒，教授四书、五经，也懂得中医星卜。晚年跟老伴一道信神信鬼，参加了三圣道教会，把三圣道教经背得滚瓜烂熟。
 幼年的赵树理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第一个启蒙老师就是十分疼爱他的东丰老人。从五岁起，爷爷就教他读书识字，背《百家姓》、 《神童诗》之类，同时还教了他不少三圣道教经文和打卦算命的口诀。当时的小得意正象《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一样，聪明伶俐， “象那些算属相、 卜六壬课、念大小流年或‘甲子乙丑海中金’等口诀，不几天就弄熟了”，乐得他爷爷常把他引在人前卖弄。
 赵树理七岁时，曾一度被爷爷送到本村的私塾读书，不久即因受到同学的捉弄和老师的毒打而辍学，直到十一岁爷爷去世，他才又重新上学。
 1916年赵树理的祖父、祖母相继去世，医疗丧葬，使得本来尚可维持的家庭经济一下变得债台高筑，整整欠了地主“驴打滚”的高利贷四百元大洋。这样赵树理只勉强念了一年书，十二岁时就不得不回家种田。他父亲后来曾对人说： “这小东西心灵手巧，眼里有活。学什么一看就会，干什么一做就对，倒是个好帮手。” (转引自高捷等《赵树理传》)本来，象赵树理这样的农民子弟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很可能会跟他父亲和祖父一样，成为一个农村的小知识分子兼“万宝全”式的农民。可是在他十四岁的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却使他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1920年，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离尉迟村三十里的端氏镇上办起了县立第二高级小学，赵树理家的一位富农邻居为了替儿子找一个伙伴到那里去读洋学堂，就想法说动他的父亲让他重新上学，就象他后来在《灵泉洞》中所描写的银虎陪伴地主的儿子接旺到三十里外的地方上高小的情形一样。关于这件事他在《“出路”杂谈》一文中也有过记述： “我本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从小虽然上过几天私塾，我的父亲可并未打算叫我长大了离开农业，突然在我十四周岁那年，我的父亲被一个邻居劝得转了念头，才让我上了高级小学。这位邻居对我父亲自然费了很久唇舌，不过谈话的中心只有一个——‘出路’。”
 1923年赵树理高小毕业后被邻近的拍掌村初级小学聘做教师，一年可以赚到四、五十块大洋，他父亲眼看读书求出路的愿望就要实现，心中自然高兴。可是在当时的社会里，如果没有一定的靠山，就连一个乡村教师的职位也是很难保牢的。所以只一年，他就被解聘了。这件事对他的父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他自己却并不怎样懊恼，相反倒“有点象被抛上岸的鱼，又回到了水里”那样的高兴。关于这种心情，他在1933年写的小说《金字》和1934年写的散文《到任的第一天》中，都有过描写。
 1925年夏天，长治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招生，他父亲抱着一不做，二不休的决心，借了十五块大洋，逼着已经结婚并刚刚作了父亲的赵树理到远远的长治城里去赶考，从此就使他从狭小的天地中冲了出来，走上了更加广阔的世界。
 赵树理青少年时期的这段农村生活和家庭环境，对于他后来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正象他的好友王春在《赵树理是怎样成为作家的》一文中所说， “这个家庭和他生长的农村环境，给赵树理同志带来了三件宝，保证他一辈子使用不尽”。这三件宝就是：
 第一，深深懂得农民的痛苦和愿望。赵树理从中农的小康之家坠入困顿，使他对于广大农民的痛苦生活有着更加深切的体会。他在回顾这一段生活时曾说： “我是被债务挤过十几年的，经我手写给债主的债约(有自己的，也有代人写的)，在当时，每年平均总有百余张，其中滋味，有非今日青年所能理会者。” (《挤三十》)
 第二，熟悉农村各方面的知识、习惯和人情。赵树理因为家庭的特殊条件，一方面从小就参加劳动，从他父亲那里学得了耕犁锄耙等全套的农家本领;一方面还耳濡目染，懂得了农村婚丧医卜等许多知识和风土人情。他自己就“上过村学、放过牛驴、担过炭、拾过粪，跟着人家当社头祈过雨，参与过婚丧大事，走过亲戚拜过年，总之是他在农村实顶实活了那么大，再加上他父亲遗给他的那些‘知识’，也就算得是真正熟悉农村了。” (《赵树理是怎样成为作家的》)
 第三，热爱和通晓农民的艺术。前面说过，他父亲是村里八音会的好把式，每逢阴天下雨，赵树理就跟着父亲到那里去接受一番农民艺术的熏陶。时间一长，锣鼓笙笛，吹拉弹唱，没有一样不会。他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曾写道： “我生在农村，中农家庭，父亲是给‘八音会’里拉弦的。那时‘八音会’的领导人是个老贫农，五个儿子都没有娶过媳妇，都能打能唱，乐器就在他们家，每年冬季的夜里，和农忙的雨天，我们就常到他家里凑热闹。在不打不唱的时候，就没头没尾的漫谈，往往是俏皮话联成串，随时引起轰堂大笑，这便是我初级的语言学校。” (《回忆历史，认识自己》)
 以上这些生活和艺术的原始积累，后来便成了赵树理这位农民艺术家进行文学创作的宝贵财富。
 

二、 “出路”问题——人生和艺术道路的探求

 

(1925——1937)

 1925年夏天，赵树理以名列第四的成绩考进了长治的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据当时和他同学，后来成为患难之交的王春、史纪言等同志回忆，赵树理在四师期间给人的印象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家道贫寒，生活俭朴，身上还带有明显的农民保守落后的特点。他入学时是自己用扁担挑着行李进校的，平时不修边幅，沉默寡言，甚至还吃斋信教，敬惜字纸，一副乡巴佬的样子;但却喜欢唱戏逗笑，富有农民的幽默和机智。其次，勤奋好学，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他从闭塞的山区来到上党地区的“高等学府”，面前顿觉打开了一个新奇广阔的知识世界，使他目不暇接，特别是对于五四以来广为传播的中外进步文化，从鲁迅、郭沫若到易卜生、高尔基，从《新青年》、 《小说月报》到《天演论》、《共产主义ABC》，他都认真阅读，广为涉猎，从而得以很快摆脱了封建迷信的家庭影响，补上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一课。从现有的材料看，在这段时间里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接受“非中国民间传统而属于世界进步文学影响”的最重要阶段。 “我在学生时代也曾写过五四时期的语文体(书报语，不能做口头语用)和新诗(语言属翻译语)，而且有一度深感兴趣”(《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这点我们从现在还能看到的他所创作的个别“新体小说”(如《白马的故事》)中便可得到证实。再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积极向上，追求进步和注重实践的精神。他在长治期间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大革命处于高潮时期。当时学生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四师学生中已有了党组织。他在王春、史纪言等共产党员和进步同学的影响帮助下，不仅思想上有了很快的进步，而且行动上也非常积极，热心投入各种改革社会的实践活动。当时学校里曾发生过一件驱逐贪污专制校长姚用中事件，赵树理就是这次运动的领导骨干之一;在其他反帝反封建的游行示威、宣传演讲等活动中，他和几个共产党员都站在斗争的前列，并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于1927年春通过王春和常文郁的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便冲破了他父亲替他设计的读书谋“出路”和“向上爬”的生活道路。他后来在谈到自己的这一转变过程时曾说： “等到我上了师范学校，接受了一点革命道理，才理解他们要我‘出’，是要我从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中走出来;要我‘上’，是要我向造苦造难的压迫者那方面去入伙。既然理解了这个，就不想继续完成他们所赋予我的任务”(《“出路”杂谈》)。这时他还曾想过写一篇叫做《双生子》的小说，“想写弟兄两个，一个找个人出路——爬、撞;一个找到社会出路。” (《赵树理同志谈〈花好月圆〉》)可见他当时对于人生的“出路”问题，已有了比较明确的追求。
 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是一所六年制的专科学校，可是赵树理只读了两年多就被迫离开了。这是因为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1928年初，这股反共浪潮就席卷了反动军阀阎锡山统治的山西，白色恐怖笼罩了太行山区，第四师范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共产党员常文郁被杀害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得于1928年的春夏之交和王春一起逃离了学校，到阳城、安泽一带的深山里躲了起来。据说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他手执三弦，以走方郎中“杨大夫”的身份，走村串户，行医觅食。其间还曾在寺院里替老和尚抄写经文，学习庙堂音乐和中草药配方，直到秋后才敢回家。这时赵树理的前妻已病逝，家中最好的三亩河滩地也卖了，父亲眼看儿子“出路”无望，竟气得生了一场病。对于这段经历他曾写道：“后来革命组织被反动势力破获，我便逃出了那个学校。这时候，我的故乡对我的舆论是这样： ‘念了一阵书做了什么?’ ‘命中没有莫强求!’ ‘那孩子落魄了!’……” (《“出路”杂谈》)。
 幸好这年年底沁水县招考小学教员，他考了第一名，被分配到关西小学任教，月薪十元，他父亲又高兴了一下。可是这次比上一次更不如，大概只隔了个把月，沁水城门洞里就出现了“赵树理是漏网的共产党”的标语。没几天他就被逮捕了。先是在县看守所关了几个月，又被押送到太原的“自新院”。几经审讯，前后过了一年多的铁窗生活，直到1930年的五、六月间，才终因没有查到共产党的证据被放了出来。但从此他也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
 出狱后，赵树理回家只住了两三个月，难以安生。适逢四师同学史纪言、王中青等被学校开除，来信约他一起去太原。这时正值蒋、阎、冯新军阀混战，阎锡山当了什么“中华民国军”的总司令和北平“国民政府”的主席。他在山西的喽啰也想趁机当官发财。可是没多久，阎锡山在山东打了败仗，南京飞机又来太原下过弹，人心惶惶，山西票子大跌，许多“留守处”、“参谋部”之类又纷纷撤销。赵树理刚到太原时住在新南门外的“满洲坟”，这一带的房子都是些泥抹顶的土房，地下坑坑洼洼，一下雨漏得湿湿的。住在这里的都是一些匠人和穷学生。赵树理为了谋生，当过抄写员，刻过讲义，改过语文卷，糊过信封，还被某位“参谋长”拉去当过一个月端水跑街的听差。这一切，后来大多都被写进他的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中去了。
 正是在这种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下，赵树理正式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为了表示从此要抛弃旧礼教，追求革命真理，便改名“树礼”为“树理”。在这段时间里，他曾写了不少各种文体的作品，其中有小说《铁牛的复职》，“内容叙述了一个乞儿铁牛给地主放牛，因遍身生疮，被地主解退，回到家里，看到他在墙上挂着的打莲花落的板子断了绳子，掉了下来，他又把它穿起，重新拿出去讨饭。所谓复职，意指又恢复了讨饭生活，暗含幽默意味。”(刘泮溪《赵树理的创作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原卷已佚。另有一篇古体叙事诗《打卦歌》，是由史纪言带到北京在1931年1月14日《北京晨报》副刊《北晨艺圃》上发表的，现在已找到。这对于了解赵树理的早期创作很有意义。这首诗叙述了一个“憔悴游人”在军阀混战中被弄得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父亲死于战火，自己和母亲从河南逃到上党，靠乞讨和叫卖祖传“灵膏”过活。后来母子异地，川粮无着，愁肠牵断，莫知所从，只得求神问卜，以图慰藉。通过这首诗，联系上面说过的《铁牛的复职》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一开始就注重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反映人民群众的苦难和揭露地主军阀的罪恶。从艺术形式上看，这首叙事诗虽然是用旧体来写的，但叙事状物，生动形象，洗练流畅，把文言和白话的词语自然贴切地融为一体，显示了作者运用语言的能力和古典文学的素养。
 赵树理这次在太原的时间不长，到1931年底，就因生计所迫又返回了家乡。这时他第二次结了婚，爱人叫关连中，六岁就被卖给人家做养女，吃苦耐劳，赡老抚幼，后来赵树理长期在外面工作，全靠她承担着家庭重担。
 在家期间曾经人介绍到本县洞庵村小学教过书，但不久就仍因不能见容于乡里的豪绅权贵，不得不决心远走高飞。他先是步他祖父的后尘，到河南博爱县清华镇一个同乡的笔店里当伙计。不久笔店关门，他得知史纪言、王中青在山西大学教育学院读书，就于1932年冬天再次去太原投奔他们。从此，直到1936年春在阎锡山大搞“思想防共”的白色恐怖下，才离开太原回老家。这其间他除了在宋之的领导的“西北影业公司”里当过两三个月的“没有台词”的演员和到太谷县北洸村小学做了一年左右的小学教师外，其余大部分时间便住在山西大学的学生宿舍里读书创作。据他自己和别人回忆，这段时间里他创作了大约有三十万字的作品，其中包括《蟠龙峪》、《白得雪》、《有个人》等长中篇小说和诗歌、散文、剧本等各种文体的作品。可惜这些作品大多都未能保存下来。现在还能够看到的除了他解放后根据回忆重写的《金字》和《打倒汉奸》外，还有近来陆续发现的《糊涂县长》、《到任的第一天》、《耳畔》、《赠盲艺人赵高升师徒》等诗文和发表在1935年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山西分会月刊》2至4月号上的长篇小说《蟠龙峪》的第一章。此外还有用何化鲁的笔名连续发表在1934年8月份《山西党讯》副刊《最后一页》上的五篇关于大众化和大众语争论的文章。从这些现有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约略看到他这时的创作思想和风格。
 如果说从《打卦歌》我们还只能一般地了解到他年青时侯的创作倾向和文学素养，那么《蟠龙峪》第一章的发现，便使我们进一步看到早在1935年以前，这位未来的人民艺术家在大众化、民族化的艺术创造上，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
 据赵树理后来回忆， 《蟠龙峪》 “是描写农民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故事”，全书约二十万字，因无处发表， “只写了一半约十万字就搁笔了”(荣安《人民作家赵树理》)。现在刊登在《汾水》1981年第5期上的第一章只是全书的序幕，写的是盘龙里西坪上庄的十二个农村青年拜把换帖的场景，虽然只有八、九千字，但却有不少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首先，作者一开始就通过人物之口向我们透露：农村的官僚地主和高利贷者对广大农民的盘剥压榨是非常厉害的， “收钱和割韭菜一样，割了一次又一次”， “咱村人差不多家家都欠下人家的钱”，就连两个每家“都有五十几亩地，人口又不多”的首户，家里也没有一点现钱。这就预示了作品所要表现的“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主题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其次，作品所描写的情节事件和生活场景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风俗画特点，如小说中关于敬神结拜和敲拉弹唱等具体场景的描绘，都表明了作者具有深厚的农村生活的基础。再有，在艺术手法和风格上，已可以看出赵树理后来作品中所具备的许多特色，如语言的通俗生动，格调的幽默风趣，结构的自然紧凑等。特别在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已显示出作者自觉的努力和突出的才能。赵树理后来在回忆总结这段时期的创作思想时曾说：“我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1934年，其后一直坚持下来。”(《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这点不仅从上面分析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而且还可以从他当时写的那组直接论述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文章中得到说明。在这些文章中他除了坚决认为只有努力使文学“变成为大众、有大众的东西，”才有发展的前途和真正的价值，并且还进一步认识到，只有能“实地参加在大众的生活里，体验了大众的心情与体态，用大众的语言”，才能创作出真正属于大众的文学。因此他指出， “中国作家想要有伟大的作品产生，必然的得把现在的生活改变一下，从实生活中创造自己，创造作品”;否则，“假若只住在租界的三层楼上，而主张大众语的文学，无论赞成或反对，都是幻想，都是欺骗。”应该说，这些意见不管从当时还是现在来看，都是非常正确和深刻的。可惜这在那时候却并没有能够引起应有的重视。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认识和创作实践的基础上，他离开太原不久，于1936年夏至1937年夏，应邀在史纪言、王中青主持的上党公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期间，就积极投入了党所领导的抗日宣传活动，并重新投入党的怀抱，正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总观这一时期的生活和创作，可以看做是他人生和艺术道路的探索阶段。在长治师范期间，破旧立新，从善如流，是他人生道路上从封建迷信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走向民主主义的第一次飞跃。1929年被捕入狱以后，思想上曾一度产生傍徨苦闷，不知所从。1930年6月出狱后，他曾在四师一些同学合影照片的题词中写道： “萍草一样的漂泊，或许是我们的前程。此间一度的欢聚，不知何时再会。朋友们，我们的归宿，让我们分头去找。”正反映了他当时上下求索的心境。后来在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他终于在党的指引下，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走上了人生和艺术的革命道路，从而完成了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第二次飞跃。
 

三、投向新的群众的时代——“文摊文学家”的初步实践

 

(1937——1942)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西安事变的推动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朱德、彭德怀亲自率领的八路军总部和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一二九师开进了太行山区，开辟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敌后根据地。在这种形势下，惯于看风使舵的阎锡山也表示要开放思想，守土抗日。于是党便广泛发动群众，以统一战线的形式建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山西新军决死队”等抗日组织和群众武装，并在广大农村和城镇建立起了人民政权。
 赵树理在上党乡村师范时就和许多同学一道参加了“牺盟会”。 “七七”事变后，学校解散，他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开始时在阳城县一带做过区牺盟会特派员和区长等，并于1937年八、九月间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即1938年夏天，阳城的牺盟会便象《李家庄的变迁》中所写的那样，遭到敌人的破坏，大批领导骨干惨遭杀害，血染大地，他“自己也差一点染到里面去”。
 赵树理一开始从事革命工作就非常注重运用他所熟悉的群众文艺武器来进行宣传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在上党乡村师范时就写过小剧《打倒汉奸》、《打灶王爷》和许多很受群众欢迎的通俗生动的传单、顺口溜等。这些虽然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文艺作品，但他写得却很积极认真，有些直到老年都能背诵。
 阳城牺盟会遭到破坏后，赵树理被调回长治任牺盟会中心区第五专署民宣科干事，兼任烽火剧团团长。日寇占领长治后，他带着剧团翻山越岭，深入山村为群众演出，常常既是团长，又是编辑、导演还兼演员、乐师。在正戏开台之前，他一人先在台中央摆开家伙，根据刚了解到的本地群众中的新人新事，现编现唱，来一段开场锣鼓，台上台下，就立即出现了一种融洽欢乐的气氛。此外，这时他还编写过两个上党梆子的历史剧《韩玉娘》和《邺宫图》。前者写的是南宋一个名叫韩玉娘的妇女不堪胡人凌虐，与丈夫一起投奔岳飞抗金的故事;后者写的是后赵时期李宏率领被强迫拉来修建邺宫的民工起义，反抗胡王石虎暴行的故事。这两个戏都表现了抵抗异族入侵、发扬民族气节的主题，当时曾由武乡光明剧团演出，激励了群众的抗日热情。
 1939年夏，赵树理调到牺盟会的机关报《黄河日报》路东版(后为太南版)编副刊《山地》，主要是运用通俗的民间文艺形式揭露阎锡山手下的“虾兵蟹将”们破坏抗日、欺压百姓的劣迹，生动活泼，颇有威力。不久因阎锡山配合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黄河日报》太南版停刊，跟一二九师的《晋豫报》合并，成立《人民报》，赵树理继续编辑主要面向部队战士的通俗副刊。1940年，又被调到华北新华日报社学习，后留社作校对，并参加《抗战生活》编辑工作。同年冬，《新华日报》社创办专供敌占区边沿地带群众看的小报《中国人》，赵树理再次负责编辑副刊《大家看》，仍然坚持发扬《山地》的风格，以实践他的通俗化、大众化的文艺主张。在前后主办这三个副刊的两三年期间，由于组稿困难，几乎都是由他一人“包打天下”，写了“几十万字的小鼓词、小小说、小杂文” (《回忆历史，认识自己》)，可惜这些都散失无存。
 此外，这一时期他还先后写过三个剧本：一个是写农民减租减息，清算地主剥削帐的《清债》，一个是揭露农村封建迷信活动的《神仙世界》(未完成)，一个是以1941年秋黎城县的“离卦道”反革命暴动为背景的反会道门的戏《万象楼》。除《万象楼》外，其他两个剧本已佚。
 从1937年到1942年，可以被看做赵树理文学主张的正式实行阶段。我们知道，早在三十年代时期，他就立下了做一个“文摊文学家”的志愿。但是正如鲁迅所说，文艺大众化的真正实现“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文艺的大众化》)。在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他的这个志愿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当他正式走进革命行列，投身到党所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的群众的天地里，才能够如鱼得水，自由地施展他的大众化文艺的天才和抱负。
 这一时期从创作实绩上看，由于绝大多数作品我们现在还无法看到，所以很难做出确切的评价。但从现存的一些作品和他自己与别人的回忆来看，似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他的这些作品都是根据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才创作的，都有着明确的创作目的和具体的读者对象。如鼓词《茂林恨》是为了及时揭露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反共罪行的，剧本《万象楼》是他在太行区党委宣传部工作期间，根据反会道门的政治需要而写的;至于发表在他自己编的那些小报副刊上的大量通俗文艺作品，则更是为了紧密配合当时的革命任务才写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在艺术上往往就来不及进行更多的加工和提炼，因而一般也就难以广泛流传。
 第二，正是因为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和读者对象，因而就更加促使他自觉地为实现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而努力。这一时期他的所有创作，几乎都是采用当时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形式写成的，因此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他当时创作和改编的几个剧本演出时效果都很好，曾在太行地区广为传播;他编的报纸副刊，常常贴到那里，群众就挤到那里，有时弄得道路为之堵塞。
 第三，从文艺观点上看，通过这一阶段的斗争实践和创作实践，使他进一步坚定了文艺大众化方向的信念。在当时，他的创作成绩虽然还没有得到更多人的重视和支持，甚至有时还不免受到压制和非议(如在编《山地》期间，就曾一度被人认为“不够艺术”而被撤换去做管伙食的司务长);但是群众的要求和革命的需要使他越来越深信，要使文艺真正被广大农民群众所接受，就非走通俗化、民族化的道路不可。关于这个问题，在1942年初召开的晋冀豫文化人大型座谈会上，他曾用临时从农民家中搜集来的《太阳经》、《麻衣神相》、《秦雪梅吊孝》等充满封建迷信毒素的小册子来大声疾呼，说明它们还象敌人的“挺进队”那样毒害人民，要用通俗化、大众化的革命文艺来“打垮它，消灭它，夺取它的阵地!”赵树理的这种主张在会上曾引起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这是“庸俗化”和迁就群众的落后习惯，并把主张向民间文艺学习的同志指责为想要拉文艺开倒车的“旧派”。但是通过讨论，最后得到大多数同志和会议领导的支持和赞扬。不久，他就被调到杨献珍领导的华北党校政策研究室，专门从事文艺大众化的创作和研究工作。
 四、大众化文学的硕果——人民艺术家的
 

光荣称号和赵树理方向的确立

 

(1943——1949)

 1943年春，赵树理和王春一起调到北方局调查研究室以后，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发现题材，用群众所便于接受的文艺形式来宣传和教育群众。这对赵树理来说，真可谓如鱼得水，很快就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1943年4月敌人“大扫荡”，他随机关来到左权县的一个村子里。一天房东家有个亲戚来告状，说是他的侄子岳冬至是村里的民兵小队长，因为和同村的一个俊闺女智英祥恋爱，被村干部活活打死了。后来经过进一步了解，发现智英祥的母亲是个“三圣道教会”的道徒，因为贪图钱财要把女儿许给一个走关东的四十多岁的商人，而岳东至的父亲却给他养了个九岁的童养媳，所以他们都反对儿女的自由恋爱。另外，本村有个富农出身的村长，因为对智英祥不怀好意遭到拒绝，就借口岳冬至身为民兵队长搞腐化，毒打致死。案子告发后，坏人得到了惩罚，但群众中却有不少人认为自由恋爱是“伤风败俗”的丑事，教训一番也可以，只是不应该打死。 (参见董均伦《赵树理怎样处理〈小二黑结婚〉的材料》)这件事让赵树理想起了他所熟悉的农村的许多人和事，多年的生活储备和艺术积累一下子都被调动起来。于是他的第一篇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很快就产生了。
 我们看到，《小二黑结婚》的主要情节和人物与上面所说的真实事件差不多，只是他把悲剧的结局改成了喜剧，让小二黑和小芹终于成了“村里第一对好夫妻”，两位神仙也接受了教育，得到转变。应该说，这个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地方;如果一般地叙述，它也只不过是个具有一定反封建意义的“通俗故事”罢了。然而它之所以“决不是普通的通俗故事，而是真正的艺术品”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主要是因为作者在人物的塑造和语言的运用等艺术表现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如前所说，对于二诸葛、三仙姑这样的农民形象，赵树理可说是早就“熟烂于心”。他的父亲和祖父就是很典型的二诸葛式的人物;至于象三仙姑那样的妇女他也见得多了，有一次他在一个村子里曾见过一个神婆子， “每日起来也装神弄鬼，并且要借着这装神弄鬼，勾引一些男子，企图一些不正当的享乐，她的女儿也曾和别人进行正当的恋爱，而遭到她的阻碍”。 (董均伦：《赵树理怎样处理<小二黑结婚>的材料》)所以正象他自己所说，我对我写的那些旧人物的“环境、思想和思想所支配的生活方式、前途打算，我无所不晓。当他们一个人刚要开口说话，我大体能推测出他要说什么” (《决心到群众中去》)。这样他描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惟妙惟肖。在人物创造的具体特点上，他成功地借鉴了我国民族文学的优秀传统，主要是通过人物的行动和语言来刻画人物性格，而很少作静止的、长篇的叙述和描绘。如对于二诸葛和三仙姑的塑造，便是这样。
 二诸葛“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他要给小二黑收养个童养媳，先要问一下生辰八字，然后掐算半天，说是“千里姻缘使线牵”;当小二黑被金旺兄弟捆起来送往区里，他先是跪下求饶，接着就躲在家里摆弄起他那“鬼八卦”，吓得面如土色;后来到了区上则是苦苦哀求区长“恩典恩典”，说是“命相不对，这是一辈子的事”……。这样他那种迷信迂腐、胆小怕事的性格就被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至于三仙姑，作者一开始就通过介绍“米烂了”的故事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她“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顶着红布摇摇摆摆装扮天神”的丑态;接着通过引诱青年人“看圣象”，包办小芹婚姻和到区上去逞能显眼等一系列的事件和行动，把她的那种轻浮放荡，刁钻泼辣的性格特征刻画得入木三分。
 另外，在通过人物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方面，这篇小说也是极为成功的。如二诸葛到了区上，区长问：
 “你给刘二黑收了个童养媳?”答： “是!”问： “今年几岁了?”答： “属猴的，十二岁了。”区长说： “女不过十五岁不能订婚，把人家退回娘家去，刘二黑已经跟于小芹订婚了!”二诸葛说： “她只有个爹，也不知逃难逃到哪里去了，退也没处退。……请区长恩典恩典就过去了……。”区长说： “凡是不合法的订婚，只要有一方面不愿意都能退!”二诸葛说： “我这是两家情愿!”区长问小二黑道：“刘二黑!你愿意不愿意?”小二黑说： “不愿意!”二诸葛的脾气又上来了，瞪了小二黑一眼道： “由你啦!”

就这样一问一答，不要加任何其他描写和说明，二诸葛的那种迷信愚昧、胆小怕官和家长作风便跃然纸上了。
 《小二黑结婚》写成后，很快就得到了领导的重视和群众的欢迎。彭德怀同志为它亲笔写了“象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的题词;出版后在群众中不胫而走，仅太行区就印行了三、四万册，还被改编成秧歌剧由许多农村剧团纷纷上演，小二黑、二诸葛、三仙姑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小二黑结婚》写出不久，赵树理就被调到新成立的华北新华书店任编辑。这时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作为整风文件传达到太行，其中的许多观点和论述都是赵树理多年所追求和实践的文艺主张，使他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时隔不久，他的另一部代表作，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就问世了。
 在写作《李有才板话》之前，他曾带着任务到正在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左权县峧沟村深入生活，跟村干部一样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当地群众算剥削帐、丈量土地和组织生产等工作和斗争。这时据说他曾结识过一个大名叫李有才的青年，虽然没念过书，但为人正派，说话风趣，编得一串串的顺口溜，在工作中很有点号召力。另外，他还发现，当时我们一些区、县干部中不少是外地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工作热情很高，但不善于深入群众和发动群众，常常犯官僚主义的毛病，被坏人利用。这些就都成了他创作《李有才板话》的重要题材和主题。 (参见高捷等《赵树理传》)
 人们历来认为，《李有才板话》是最能代表赵树理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的杰作，这是因为：
 首先，从小说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和深刻性来看，《李有才板话》可说是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的一个杰出代表。他后来在谈到这篇小说所要揭示的问题时曾说： “那时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别对于狡猾地主还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法。” (《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小说通过当时农村中正在进行的减租减息、斗争清算、成立农会、改组村政权等一系列激烈复杂的斗争形式，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解放区农村中发生的伟大变革的“庄严美妙的图画”。在这幅图画中，作者不仅深刻地揭示了当时中国农村阶级关系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而且在广大农民和地主之间所进行的这场斗争的若干方针政策、工作方法(诸如调查研究，发动群众，组织斗争)等细节的真实上，也具有着一定的认识意义和教育意义。所以小说发表后，在当时农村的现实斗争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曾被有关部门指定为减租减息和整风运动的参考文件来学习阅读。
 当然，作为一部文艺作品来说，它的艺术价值还不只是一般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还要看它如何艺术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在这方面， 《李有才板话》也可以被看做是赵树理的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一个代表作。
 和《小二黑结婚》相比，小说为我们塑造了更加丰富多样的农民艺术形象。其中有李有才、老秦那样的老年农民，也有小顺、小元等“小字辈”的青年人;有老杨、章工作员那样的干部典型，也有阎恒元、刘广聚之类的反面人物……。他们各具特色，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深刻的典型意义。如同样是老一辈农民，李有才是老槐树底下的第一能人，他凭着自己的机智和热情，象一炉火一样地把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吸引在自己的周围，成了阎家山农民和地主斗争的实际宣传者和组织者;老秦却全不一样，他虽然也是深受压迫的贫苦农民，但落后意识非常浓厚， “吃亏、怕事、受了一辈子穷，可瞧不起穷人，”所以青年都讨厌他，在运动中常常成为运动的阻力和绊脚石。又如同样是干部，老杨一到村子里就深入到群众中去，和他们一道吃饭、一道劳动、一道聊天，很快就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发现了“模范村”的“工作不实在”，不到三天，就使这个村子发生了一场真正的革命;可章工作员也辛辛苦苦，连地主老恒元也说他“腿很勤”，但因为不深入群众，只满足于开起会来讲一些“‘重要性’啦，‘什么的意义及其价值’啦之类的大道理，所以‘一来就叫人家团弄住了’”，成了一个典型的官僚主义者。我们知道，正是通过这些活生生的典型人物的创造，才使他在“问题小说”中所提出的各种社会问题获得了“艺术上的解决，”从而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另外，在表现方式上，小说还别开生面地采用了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快板诗的形式，把民间的文艺传统和现代的小说技巧巧妙地结合起来，自然新颖，生动活泼，突出表现了赵树理在大众化和民族化方面的创造才能。例如当老杨同志在老秦家听见五岁的小女孩顺口念道：
 

模范不模范，从西望东看;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

这一下子就把阎家山的阶级关系和假模范村的实质揭示了出来，不仅引起老杨同志的注意，而且也使读者感到生动有趣。在语言运用上，不管是快板，还是一般的叙述和对话，都是用的活生生的农民的口语，通俗自然，清新朴素，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正象周扬在论述到赵树理语言的艺术特点时所说： “他在他的作品中那么熟练地丰富地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显示了他的口语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的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在他的作品上，我们可以看出和中国固有小说传统的深刻联系;他在表现方法上，特别是语言形式上，吸取了中国旧小说的许多长处。” (《论赵树理的创作》)
 这一年的年底，他还写了一个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庞炳勋反共投敌和歌颂解放区军民团结战斗的三幕话剧，名叫《两个世界》。1944年春，在参加减租减息的工作中因遇到农民和地主争论土地收租算不算剥削的问题，就写了短篇小说《地板》。同年冬，在参加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召开的“群英会”期间，通过采访，写了报告文学《孟祥英翻身》和鼓词《战斗与生产相结合——一等英雄庞如林》，满腔热情地歌颂了解放区的新人新事，曾被传颂一时。这年夏天，他还跟随太行山区的襄垣剧团到各村镇演出《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一个夏天就跑烂了两双新鞋。
 1945年春天，赵树理的家乡沁水县重获解放， 同年夏天(一说1946年夏天)他回到了离别九年的故乡探亲。在家期间，走亲访友，得知他的父亲和许多乡亲都被日本人和阎锡山的部队杀害了。仅他家院子里的三户人家，就被杀害了两口，饿死三口，卖掉三口。同时他还了解了许多对敌斗争和农民翻身的情况。这些都和他在著名的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中所写的很相似。
 《李家庄的变迁》写成于1945年冬。这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阎锡山即抢占上党，进攻长治，企图吞掉晋冀鲁豫边区，由此便发生了“上党战役”。赵树理早就想写一部阎锡山统治山西的罪恶史，这时就日夜赶写起来。可是还没有等他写完，上党战役已经结束，阎锡山的匪军被打得一败涂地。赵树理后来在谈到这段往事时曾说： “《李家庄的变迁》，是揭露旧社会地主集团对贫下中农种种剥削压迫的，是为了动员人民参加上党战役的(这一任务没有赶上)”。 (《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但是象赵树理的其他“问题小说”一样，由于作者严格遵循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运用了他毕生的生活积累和揭示了深刻的社会矛盾，所以这部作品的现实意义并不限于他所“赶”的“任务”本身，而是具有更加深广得多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
 《李家庄的变迁》从民国十七、八年开始写起，一直写到抗战胜利，通过一个穷乡僻壤的山区村庄这二十年中所发生的几度变迁，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晋东南地区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状况，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绚丽多彩的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小说主人公张铁锁的生活道路正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广大农民从自发走向自觉的革命历程。作为一个长期被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在最低层的贫苦农民，他本来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受苦人”。当他平白无辜地被恶霸地主李如珍弄得倾家荡产的时候，他也只有忍气吞声地气得病了一场;后来到太原做工，又白白给他的仇人小喜当了一个月的勤务兵，最后连一身单军服都被剥掉了。象他这样的农民，本来很可能会走上象二诸葛、老秦那样老辈农民的老路，终身做一个浑浑噩噩、逆来顺受的奴隶。可是时代前进了，人物的命运也必然要跟着改变：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加剧，迫使象铁锁这样走投无路的农民不得不到处去寻求出路;而在太原以及后来与小常的相遇，共产党人所传布的革命真理便象干柴中的烈火，一下就点燃了他胸中郁积已久的反抗怒火，使他终于走上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的必由之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革命农民的艺术形象，铁锁的典型意义也正在于此。
 另外，作为一部长篇的艺术画卷，小说还塑造了小常、冷元、白狗、二姐以及福顺昌掌柜王安福等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的群象，刻画了李如珍、小喜、春喜、小毛等恶霸地主和流氓兵痞的反面人物。这些也都被描写得有血有肉，真实动人，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
 此外，从题材的提炼和情节的结构来看，小说在七、八万字的不长的篇幅中，写了红军的北上，新的国共合作，组织牺盟会，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政变”，日本人的入侵，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武装斗争，以及反奸除霸，建立人民政权等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简明朴素，剪裁得当，并无游离堆砌，浮泛庞杂之感，这也是值得称道的。但从生活提炼和艺术构思的更高要求来看，作者当时在驾驭这样广阔复杂的生活题材方面，还显得不是那样得心应手，舒展自如;加上前面所说的“赶任务”的关系，往往以对一些历史事件和故事情节的仓促交待代替了对生活细节和人物性格的细致刻画。从作品的结构和人物性格的发展来看，也给人以头重脚轻的感觉，即头几章写得生动细腻，真切感人;后面的章节便显得有点松懈粗疏，举力不足。
 此后，从1945年6月开始，华北新华书店先后创办了向工农兵群众普及文化教育的小型报刊《新大众》和《新大众报》，赵树理一面担任编辑和参加土改等实际工作，一面努力创作。1946年在太岳区阳城、高平一带采访时，因有感于当时我们有些农村工作人员常常分不清好人、坏人——把农民中一些一度为生活所迫，沾染了某些坏习气，但本质尚好的“二流子”看做坏人，加以歧视;而把那些奉迎拍马，欺上压下的旧社会的渣滓看做好人，加以重用——便创作了短篇小说《福贵》和《催粮差》。1947年写了表现农民和地主豪绅斗争的另一个中篇小说《刘二和与王继圣》(未完成)和反映解放区合作社运动中如何“改造旧商人，培养新干部”的短篇《小经理》。1948年作为他参加土改运动的艺术总结，写出了中篇小说《邪不压正》，由于作者着重反映了土改运动中左的倾向和内部矛盾，曾引起争论。1949年发表了短篇《传家宝》和《田寡妇看瓜》，通过日常的家庭琐事和生活片断，深刻地反映了解放区土改后农村的新人新事和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些作品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曾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赵树理这一阶段文艺创作的重要收获。
 通过以上的创作实践，赵树理在解放区文艺创作中的特殊贡献越来越受到广大群众和文艺界的重视和赞扬。1946年4月，他被选为晋冀鲁豫边区文联的常务理事。不久，周扬、郭沫若、茅盾都先后撰文评介了赵树理的创作，充分肯定了他的文艺方向和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认为这是“抗战以来文艺作品的杰出者”，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1947年7月在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的座谈会上，更提出了学习“赵树理方向”的号召，他的小说还获得边区政府颁发的特等奖，并赋予他“农民作家”的光荣称号。1948年8月当选为华北文艺协会理事。1949年3月被推选为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四十二人的筹备委员之一。7月，当选为全国文联和作协的常务委员，全国曲艺改进会的副主任。从此，他就以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人民艺术家的身分进入了建国后的新的历史时期。
 

五、新时期的曲折道路和赵树理的历史功绩

 从农村来到城市，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这对一直在农村中成长起来的、素以“农民作家”著称的赵树理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变化。在这种变化了的环境和新的历史时期里，如何坚持和发扬他的艺术风格和创作道路，就成了他所面临的一个艰巨而紧迫的课题。
 建国初期，他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文艺的大众化和民族化的工作。在他的倡议下，1949年10月在北京成立了“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他被推选为主席。为了推动大家学会利用和改造旧戏曲、旧小说来占领城市里的大众文艺阵地，他一方面在前门箭楼搞了个“大众文艺社”，以实践他用新的群众文艺“打入天桥”，挤垮旧文艺的宿愿;一方面又在《工人日报》、北京《新民晚报》等报刊上开辟群众文艺专栏，创办综合性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以提倡和扶持大众化的文艺创作，培养群众文艺队伍。这一切虽然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不少作品——包括他自己改编和创作的《石不烂赶车》和《登记》等，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由于种种困难和干扰，他的这种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不久，因为在《说说唱唱》上发表了一篇被指责为“侮辱了劳动人民”的小说《金锁》，从此就做开了检讨。1950年底，被调到中宣部任文艺干事，主要任务是读书。从1951年2月开始，又“打回老家去”，到晋东南地区深入生活，投入了当时老根据地正在开展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为后来写作长篇小说《三里湾》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1953年冬到1954年冬完成的优秀长篇《三里湾》，是反映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赵树理建国后最重要的著作。小说通过对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和发展过程的具体描写，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合作化运动初期农村的政治动向和社会风貌，塑造了范登高、王玉生、糊涂涂，常有理等一系列鲜明生动的典型形象。此后，他还创作了短篇小说《锻炼锻炼》(1958年)、 《老定额》(1959)、 《套不住的手》(1960)、 《实干家潘永福》(1961) 、《互作鉴定》(1962)和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部、1958 )、文艺论文集《三复集》( 1960)等。其中除《灵泉洞》是反映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题材外，其他所写的仍然是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常常“碰到的”现实问题。因此和过去一样，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都是农村读者所熟悉的、所关心的问题，通俗亲切，易于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和欢迎。但是从总的来说，他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创作道路是艰难的、曲折的，特别是在1958年以后，由于左的思潮的干扰和文艺教条主义的束缚日趋严重，使他越来越感到无法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文艺潮流，不能象过去那样把自己的认识感受和党的方针路线不谋而合地统一起来。因此他感到忧虑苦闷，无所适从，并常常受到批评和指责。待到1965年开展了所谓“中间人物”论的批判，他实际上已成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不得不放下手中那支一刻也没有忘记为工农兵服务的笔，去进行那种无休无止的检查交待。
 至于在十年浩劫当中，如所周知，赵树理从一开始就成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重点迫害对象。他们出于扫荡人类一切进步文化和反党篡权的罪恶目的，把标志着文艺工农兵方向的赵树理的作品和理论一概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和修正主义的“黑八论”，使他在十年动乱中受尽摧残和折磨，终于在1970年9月23日被迫害致死，时年六十四岁。
 人民作家赵树理的一生是艰苦卓绝的一生。他的独树一帜的艺术成就和创作道路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影响是不可磨灭的。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践大众化文艺方向的一面旗帜。如前所说，赵树理从他决定从事文艺创作之日起，就立志做一个“文摊文学家”。他曾说过： “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李普《赵树理印象记》)后来的实践证明，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对于推动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知道，我国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就引起许多进步作家和革命文艺工作者的重视。到三十年代以后，随着群众斗争的需要和革命文艺的发展，在关于大众化和大众语，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等问题上，曾多次展开过热烈的争论，许多重要的认识问题和理论问题得到了正确的解决。但是，由于当时的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都不是来自工农大众，对于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斗争缺乏应有的了解，加之客观上反动派的阻挠和破坏， “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因此大众化的文艺运动并未能取得应有的成就。而赵树理则不同，他一方面不象现代的大多数作家那样是从外面扎进去的，而是真正从农民群众中土生土长起来的。因此从思想感情，生活习惯到兴趣爱好，都和广大农民群众有着根深蒂固的血肉联系。为了使自己永远保持和劳动人民的这种联系，他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习惯于和农民群众吃一锅饭，睡一个炕，在锅台前、炕头上和农民拉话，彼此换着一个旱烟或水烟袋抽烟”(史纪言《赵树理同志二三事》);而且在进城以后，仍然要让自己从小锻炼出来的“消化小米的胃口和两条爬山的腿”永不退化(《下乡杂忆》)。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才能够始终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成为他们的忠实代言人。因此实现文艺的大众化方向对他来说，就不是什么外在要求，而是完全出自内心的自觉的行动。 “我每逢写作的时候，总不会忘记我的作品是写给农村的读者读的”，所以总是力求要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能读懂(《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另一方面，农村人民政权的建立和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使他获得了自由创作的新天地和无限丰富的生活源泉。他常常说： “我的题材大部分是拾来的”。在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成了他所要写的题材和主题。所以对他来说，革命工作和文艺创作已经那样地融为一体，根本不存在什么专门搜集材料来进行创作的问题。“在群众中工作和在群众中生活，是两个取得材料的简易办法”，而那种单靠采访和记笔记，他认为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
 第二，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赵树理在文艺大众化方面的最大贡献，是他创造了真正雅俗共赏的、富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艺形式。在他看来，我国五四以来从外国移植过来的某些新文学样式并没有在群众中“栽活”，其原因就是因为未能把它们和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这方面，过去往往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轻视和否定民族传统、民族形式，采取所谓“全盘西化”的方针;一是完全照搬照抄以往的旧传统、旧形式，采用所谓“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来代替新形式的创造。和这两种倾向相反，赵树理一方面非常重视向民间文艺和民族传统学习，认为“要为群众服务得好，就得照顾群众的习惯，使我们的兴趣和群众的兴趣取得一致”(《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这样在写法上对传统的那一套就照顾多一些。另一方面，他认为学习和照顾并不是照搬照套，而是既要在传统上接收一些东西，又要加上自己的创造，才能“构成现阶段的新的艺术活动”。关于这一点，他在谈到《三里湾》的创作经验时曾有过一段很好的论述：“我以为我都照顾到了，什么也继承了，但也可以说什么也没有继承，而只是和他们一道儿在这种自在的文艺生活中活惯了，知道他们的嗜好，也知道这种自在文艺的优缺点，然后根据这种了解，造成一种什么形式的成分对我也有点感染，但什么传统也不是的写法来给他们写东西。同时我这种写法也并不能和大多数作家的写法截然分开，因为我虽出身于农村，但究竟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识分子，我在文艺方面所学习和继承的也还有非中国民间传统而属于世界进步文学影响的一面，而且使我能够成为职业写作者的条件主要还得自这一面——中国民间传统文艺的缺陷是要靠这一面来补充的。”(《<三里湾>写作前后》)这就告诉我们，他决不是象当初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只是民间文艺传统的简单的爱好者、模仿者，更不是什么文艺上的守旧派、倒退派;而是正象周扬同志所说，他所创造出来的“决不是旧形式，而是真正的新形式，”决不是墨守成规者，“而是革新家，创造家” (《论赵树理的创作》)。
 第三，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又一次胜利。一切从群众的实际生活和自己的亲身感受出发，把生活真实和人民愿望在现实可能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这一直是赵树理所遵循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作为我国农村伟大变革的真实生动的历史画卷，赵树理的作品无论在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炼和人物的塑造上，都力求按照生活本身的样式和规律来反映生活，而绝不从什么抽象的社会概念或既定的创作公式出发去进行创作。我们知道，过去在“左”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赵树理几乎被认为是一位只擅长于描写旧人物和旧生活，而不善于表现新人物和新生活的旧现实主义者。这当然并不是事实。事实是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都深刻地揭示了我国广大农村中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落后的伟大的新的历史现实，塑造了象小二黑、小芹、李有才、老杨同志、铁锁、冷元、小常、孟祥英、三喜、金虎、王金生、王玉生、陈秉正、潘永福等一系列先进人物和英雄群象，从而使他的作品永远给人以革命乐观的精神和积极向上的力量。不仅如此，即使在一些描写消极落后人物为主的作品中，也充满着一种幽默机智、轻松明朗的色彩，而决没有什么使人灰心丧气、悲观失望的调子。所不同的，只是和当时的时尚相比，他没有去做那种人云亦云的赶浪头的文学家，而是无论歌颂也好，揭露也好，都始终坚持从客观的生活实际出发，既不夸大矛盾、丑化生活，又不粉饰现实，把生活简单化、划一化。例如在人物塑造的问题上，一方面他从不把自己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写得超凡入圣，失去一般人的常态，因为他认为现实生活中是并不存在这种完美无缺的、“高大全”式的英雄典型的;另一方面，他也从不把反面人物面谱化、简单化，即使在那种“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岁月里，他也很少写什么地主富农的破坏活动，也从不给自己的落后人物无限上纲，因为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农村中象刘老五式的地主早就被打倒了，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可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精神反而被认为是一种不能容忍的过错;特别是当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左”的倾向越来越厉害的时候，他就只得老老实实地承认“我已经了解不了新人，再没有从事写作的资格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然而历史总是最公正的见证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些看法和做法都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而他在这一时期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则是他一贯遵循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又一次胜利。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歌手。赵树理的创作道路和他的创作实绩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它们有着自己的历史功绩和宝贵经验，当然也有着自己的时代局限和不足。例如在对待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上，自觉要求自己的作品密切配合当前的政治运动，这在当时来说是可贵的，甚至也是必要的，但如果作为一种普遍要求，则未必恰当;又如重视学习和运用民族传统和民间文艺形式是正确的，有益的，但如果过分偏爱和满足于旧形式的利用，则难免会影响艺术上的革新和创造的进取精神，从而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着的时代需要。因此，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赵树理的许多作品和经验虽然并没有失去它们的艺术魅力和学习价值，但是正象一切文学现象都不能简单地重复一样，赵树理的创作道路和生活道路也是不可能简单重复的。时代不同了，生活内容和读者对象也不同了，我们不应该随意地用今天的审美标准来评价赵树理的理论和创作，当然也不应该简单地用赵树理的艺术主张来要求今天的作者和读者，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