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太炎先生轶事简述》

我是浙江吴兴乌镇人。在1913年，30岁时，由上海务本女校同学张默君的父亲、同盟会员张伯纯先生介绍，与章太炎结婚的。时为推翻中国数千年帝制的辛亥革命第二年，袁世凯已篡夺革命果实，为中华民国总统，任命太炎为东三省筹边使。
在我和太炎结婚前，曾由我母舅介绍一留法归国的唐姓青年议婚。据说唐为广东富户，留法毕业后，考试亦第一名。当时男女婚嫁，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老章法。在未确定前，我并未表示意见。适有一内眷以阿谀口吻谓：“如无舅舅关心，将不易觅到此既有财产、又有文才的好对象……。”我听了很气愤，觉得这是令人难堪的讽刺。因如果同意与这姓唐的结婚，就是为了贪图他的财产。因此立即表示，如谈婚事，则对这姓唐的不嫁。事后，又有上海《神州日报》主编名章鉴者，用梅红笺端楷写一求婚书，托我一个亲戚送来。我看了二三行，即纳入原封，嘱即退还其人。
民国二年，和太炎结婚时，彼此并未见面，我对此婚事，也未有明确表示。是当年五月，太炎在武昌与黎元洪商讨二次革命时，来信向我求婚。张默君曾向我征求意见，双方是否先要见面谈谈?我说：我自己没有反对，就算同意，没有见面必要，因为在务本求学时，即已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见过。关于章太炎，对一个女青年来说，有几点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他长我十五岁;三是，很穷。可是，为了革命，在清皇朝统治时，即剪辫子，以示决绝。其硬骨头气魄和治学精神，却非庸庸碌碌者可企及，决非和有些欺世盗名，祸国殃民者可比拟。并想，在结婚之后，对文学方面，向他有所讨教。无如婚后的章太炎，渐以夫权凌人。始知其已逝之妾王氏，虽与之生有女儿三名(名㸚、叕、㠭)，稍不遂意，即遭其凌辱。所以太炎除老丑穷，脾气也很坏。其伯兄章篯无子女，后抚㸚作女。(章篯为拔贡)
章太炎爱用古字，长女名㸚，即展字，次女名叕，音几，三女名㠭，音力，即窗格子。
太炎任东三省筹边使，设署于长春。僚属十人，经费三千元一月。所谓筹边，名义而已。是年三月，袁世凯嗾其爪牙，刺杀宋教仁于上海。在未刺宋前，太炎当然对袁犹有幻想，否则，未必愿当东三省筹边使。四月，太炎南来，抵北京晤袁，袁已下令授太炎勋二位，并语太炎：清帝退位，革命成功。参加革命而识时务者，今日多已踞显要，住洋房，子女玉帛，如愿以偿。惟君犹孑然一身。近来南方报纸，对余多方谤毁，谓余将复辟帝制，淆惑人心。今特授君四万元支票一纸，以去沪办报为名，实际只需向上海各大报，以津贴为由，酌予点缀。所余大部分可由君自由支配。名为“津贴”，实则为行贿。当时太炎颇踌躇，但仍受之返寓所。经过考虑，以受此四万元，非但负收买上海各报使命，且自己亦为一并收买矣。但已接受，将如何处理?一时想不出办法。其时，忽有早已在京的南通张季直来，他开门见山的说：听说项城拨款四万元，给你去上海办报。今共和党在上海出版的《大共和报》，经费支绌，可把此四万元交给我以资维持。这样既符项城在沪办报要求，又无须由你为此繁琐劳神。现在你我同为共和党发起人，将此款维持《大共和报》计亦良得。当时太炎便不再思索，将四万元支票交于张。事后始知张季直有人布置在项城左右，所以太炎接受支票回寓，张即接踵而来。时太炎已向袁辞东三省筹边使。
太炎与我结婚时，仅有在筹边使任内所积俸给，以及北京等地友好所送贺仪，共现钞七千元。偕一随员，返抵上海靶子路家中，亲友闻讯，多来探问。时在上海新闻界工作的苏州人钱某，谓这七千元现款应存入银行较为妥当。太炎颔首表示同意，并将这包钞票，交钱携去存银行。移时钱持一存款数字三千五百元存摺交太炎，谓交银行职员当面点清，只有三千五百元。太炎将款交钱时并未点明数字，除瞠目结舌外，毫无办法。旋太炎与我在哈同花园举行结婚仪式，发出观礼券二千张，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革命党人和其他知名人士均参加，蔡元培为证婚人。我与太炎结婚后，住大陆坊，孙中山、廖仲恺、苏曼殊等人，时常在一起，有时亦在我家叙谈，但在莫利爱路孙家时为多。太炎能独自雇人力车往孙家，可是对自住里弄地名却记不清楚。因此由孙家回来时，必由人陪送。按常识讲，似乎是不可能的，可是有一次，却闹了一个笑话。事情是：中山先生派人陪送太炎回家时，出了孙家，门口仅一辆人力车，太炎不等陪送的人找到另一辆人力车同行，即自己坐到车上，挥手令拉车工人快跑。拉车工人问往哪里?太炎说“家里”;问：你家在哪里?太炎说在马路上弄堂里，弄口有一家烟纸店的弄堂。因而他坐在车上，一直在马路上兜圈子。凡经过马路边的里弄时，人力车工人都问太炎;太炎都说不是他所住的弄堂。这时陪太炎回家的人，另找到了一辆人力车，但太炎已不知去向。乃由电话向章家询问，知太炎并未回家。遂由孙家再派三人，协同原来陪送者，在“大世界”游艺场前马路的四边角上，注意来往车辆。结果，发现太炎坐在车上顾盼自若，迎面而来，才拦着送回家中。事后非但孙中山、廖仲恺等作为笑谈，我们家中亦为之忍俊不禁。
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后，当年七月，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网罗密布。孙中山、黄克强等均去日本，以避其锋，亦劝太炎同去日本。太炎不但坚决拒绝，且谓要去北京，向袁世凯质问。他理直气壮地说：“以前，在满洲人统治下为了反帝反清，所以在日本闹革命。现在已光复，为什么再要去日本?”又说：“定要去京，面质包藏祸心的袁世凯，明知虎穴也要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太炎去北京，被袁幽禁经过，报刊杂志记载已很多，但歪曲夸大，与真相不免有所出入。尤以章鉴主编的上海《神州日报》，谓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大闹总统府，且多讽刺。其实当时太炎如果用勋章作扇坠，亦仅勋二位的勋章，并非大勋章。事实是，在袁世凯当了八十三天洪宪皇帝，身败名裂，完蛋之后，黎元洪任总统，以太炎反袁有功，乃晋升勋一位的。在授大勋章时，举行一种仪式，由一大员主持。须备军乐队，吹打奏乐，大员代表政府授以勋章和证书。
太炎抵京后，先是住在徒有虚名的共和党总部，终日默坐。其弟子钱季中、黄季刚时往问候。1914年2月，太炎乃往总统府向袁辞行，袁不见。太炎则以袱被宿其门下，袁遂命戒严司令陆建章将太炎拘禁于一军事废校。而陆建章对太炎却相当恭敬，续移龙泉寺，以巡警守门，门警却态度恶劣。在此过程中，宪兵与警吏等先后传言告太炎，谓如招家属来京，则可无事。而我在上海，同时亦经常有不明来历者到家中，威胁利诱，劝我去京探望太炎。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要我去做太炎的思想工作，劝其勿反袁世凯。当时我与太炎犹经常通信，家书的一部分，已影印出版。
我在上海，因无人可以商量，曾派杂工寿荣去杭州，拟请太炎伯兄章篯到上海，或由通信，交换营救太炎意见。寿荣至杭州见章篯时，章篯以太炎闹革命早已全国闻名，族人恐被牵累，已在余杭家祠中开会，全族会议将太炎开除出族。因闹革命非一人一家事，势必祸及全族。现已被捕，家族殊属无能为力。向寿荣讲这番话时，章篯即命他站立于天井中沿厢房短窗外，不准进入室内。讲了这几句话后，即挥令离去。寿荣无法，只好回沪向我汇报在杭经过。
太炎在37岁时，因给邹容所着《革命军》作序言，倡言革命，推翻满清帝制，并于事前剪辫断发，以示决绝。是年三月，在上海租界被捕，清廷要求各国领事引渡，并愿以沪宁铁路权利为交换条件。当时不仅各国有正义感的人民反对，在各国的华侨，亦群起抗议。各国政府因此不敢将太炎、邹容引渡给清廷，结果，邹容判刑二年，刑期将满即病，医师谓必死。出狱后送工部局医院，服药后，当夜死去。外传邹容之死，虽是患病，却是被清廷官吏贿嘱医生与服必死之药剂致死云。当时曾有在国外华侨林义顺，将外国报纸记载反对上海公廨将太炎、邹容二人引渡给清廷之剪报一纸寄给我，至今犹贮藏家中。
我在上海，其时来作我工作的，每三数日必有一二次。有一次，来两个口操北京口音的彪形大汉，软硬兼施，且谓护送我去北京。我则相机应付。他们舌疲唇焦，威胁利诱，终不得要领，悻悻而去。他们走出我家，我因想了解他们是什么人，即由后门望到弄口，望见他们乘人力车而去，我亦乘上人力车，并将额前鬓发掠向后面，把裙幅撩起，临时化妆，叮嘱拉车工人紧紧跟着前两人车辆。及至大南门，见前两人在一家黑漆门大宅前停车入内。我亦停车，向对面一家烟纸店打听这大宅主人姓什么?据答：但见这大宅里，进出都是长大汉子，不知是干什么的，更不知主人姓名。我只得过去看了门牌号码，回家托人探讯，才知道是北京驻上海的侦探机关。
当时我与太炎通信中，得知所有信件来往，均由警察总局检查。而袁世凯为了称帝，正不顾一切，一意孤行，竟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二十一条，全国人民群起反对。袁犹悍然推行帝制。如我去北京，则太炎与我将同被杀害，此在袁败亡后，即得到证明。
关于太炎被囚在京的日常情况，国内外报纸报道不绝。在京之太炎友好与门下弟子，前往视太炎者颇多。当年六月，太炎以资斧不继，即命厨司断炊，决意绝食。终日用大幅纸，或就在墙上，大书“死”字。此事传出后，太炎友好纷纷致书袁世凯，表示愤慨。袁恐太炎饿死，除令医生诊视外，并将太炎移禁钱粮胡同，又月致五百元，作赁屋与伙食费用。但太炎仍绝食，此时其弟子朱逖先曾往力劝不能绝食，以袁如无所忌惮，则杀太炎，只须命爪牙一举手之劳。所以不敢下此毒手者，正因太炎之声望关系。如绝食而死，正投其所好。后朱在沪见我时说：太炎认为他的话言之有理，但仍未闻开始进食。绝食已七八天，仅饮茶水，身体已颇虚弱，但精神还不差。
在此以后，一个晚上，马夷初去探问太炎。二人对当时时局的看法，越谈越对劲，谈到黄昏时分，好像意犹未尽，还有许多话要谈。马说：“还没吃晚饭，肚子饿了;要回去吃晚饭。”太炎说：“这个问题在这里也容易解决，这里也有厨房。在这里吃比回家去吃，可以快点。”马夷初说：“知道你这里有厨房，但想到面对一个绝食的人，自己据案大嚼，试问情何以堪?何况你是为了民国存亡续绝而斗争才绝食的。自己饱餐，岂仅自私，简直太残忍了!”当时太炎听后，略一思索，便说：“那我就同你一起进食如何?”马夷初就非常高兴的同太炎共进晚餐，吃了两个水浦鸡蛋。这是马夷初来沪时和我所谈关于太炎绝食截止的经过。
民国四年三月，长女章㸚，次女章叕及其婿龚宝铨入京省视太炎，即居钱粮胡同。时袁世凯正积极进行称帝。在太炎绝食后未复食前，似不甚注意，及至停止绝食，其两女一婿去京侍奉后，又一再遣人往说太炎，最低限度希望他不反对袁氏称帝。在中山先生领导的以反袁为主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太炎冒险入京，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可是到京被袁世凯监禁起来。当时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对太炎态度颇好，在送太炎入龙泉寺时，陆骑马前导过市。人问陆何故如此尊重太炎?陆曰：他日太炎若能为我草一檄文，则我可少用十万兵马，安得不尊重?我对太炎尊重礼貌，自为表示不与陈宦同流也。先是太炎于民元入北京，一见参谋次长陈宦(二盦)即曰：“此中国第一等人物，然亡民国者，必此人也。”闻者皆以为妄，而陈恨之入骨，因串通共和党人郑洪年等诱章入京，安置龙泉寺，软禁北京，皆陈为袁世凯所策划也。多年后太炎死时，陈宦亲作挽联，寄苏州，联曰：“囊括大典，整齐百家，否岁值龙蛇，千载修名君比郑。人号三君，国推一老，抗颜承议论，世间北海亦知刘。”下联即指太炎人物胆略。太炎死后，陈在北京常语人：太炎殁，世间无真知我陈某者，太炎真知我，我亦真知太炎。彼陆建章谓得太炎作一篇文字，胜过用十万兵马，犹轻视太炎耳;我则谓太炎一语，足定天下之安危也。以上陆建章、陈宦二人，对太炎的看法，都是湖北刘成禺先生在所着《世载堂杂忆》中语，我于太炎辞世后，收到了陈宦寄来这挽联;在看《世载堂杂忆》时，才对挽联的涵义有所了解。
7月，希望在袁世凯称帝后当“开国元勋”者组设筹安会。劝进者日有所闻，其中亦有在袁的爪牙特务威胁下而列名者。对太炎则软硬兼施，并由袁克定遣其德国顾问曼德视太炎，告以如移居彰德克定府中，当较在北京宁静。太炎未予理会。
次女章叕，以偕婿去京省视，同住钱粮胡同，已经4个月，耳目所接，了解袁世凯囚禁其老父，并在上海多次对我做工作，要我去北京，其目的乃为企图达到毒害太炎的阴谋。而在此阴谋得遂后，即胁迫用我的名义，谓太炎病死，再把我害死，章叕洞烛袁世凯之阴谋，始知去京省父，已无意中落入圈套，非但将致老父于死地，即自身亦陷入绝境，遂于8月间自缢而死。当时国内外报纸，误传太炎已死。我在上海见报，急电北京问安。即得太炎复电：“在贼中，不能安。”电报露章明发，袁氏亦无如之何也。关于上述陈宦、陆建章，以及太炎绝食时马夷初说服进餐等经过，《太炎自定年谱》及《世载堂杂忆》均述及。袁世凯当了83天“洪宪皇帝”，于6月6日死于新华宫，不久即有与我熟识的、对中西文均有根底的无锡女子杨清如，她于袁死前曾在新华宫担任袁之家庭教师，虽不参与袁之政治事件，可是对袁谋害太炎之阴谋，亦有所闻。杨清如来上海，和我谈起这些事，与当时我和太炎的估计，基本上是相符的。(杨曾被张謇聘请去南通工作。)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为总统，太炎恢复自由南归，浙江都督吕公望，已派代表在天津迎接，六月二十五日至天津，当晚登轮，七月一日至上海回家。吕公望派员迎太炎，太炎和我同去杭州。时西子湖畔所有高级旅社，绝大部分已由都督府租赁，指定为招待太炎的宾馆，由当地耆老与知名人士以及他们的眷属作陪。太炎的伯兄章篯夫妇亦参加作陪。
太炎日去都督府与吕督商讨国事，章篯夫妇则对我倍极亲切，章篯要求太炎向吕督介绍，希望能在杭州谋一位置。结果，在太炎离杭之前，即发表章篯为杭州图书馆馆长。
太炎编着革命书报，较为着名的有：(1)最早的为“訄书”，1899年由苏州毛上珍刻字印刷所代印。(2)《革命军》，邹容着，太炎序，1903年在上海出版。(3)《复报》月刊，执笔者有太炎、柳亚子、陈去病等人，宣传民族革命，反对君主。太炎发表有《立宪驳议》、《逐满歌》等着作。(4)《国粹学报》，1905年在上海出版，武昌起义后停刊。(5)《民报》，1906年在日本出版，为孙中山创刊，同盟会机关报。后由太炎负责编辑，提出六项政治主张：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立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命事业。《天讨》为《民报》临时增刊，1907年在日本东京发行，载有《讨满洲檄》、《普告汉人书》、《论立宪党》等十三篇，并附《吴樾遗书》一卷，画多幅，宣传推翻封建统治，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亦当时影响较广泛的革命刊物之一。我听太炎讲过，在日本办《民报》时，报社房屋是租赁的，《民报》是委托印刷所代印的，全部经费，都由孙中山负责向人筹借供给。后来孙中山因赴欧洲及南洋筹款一去数月无消息，《民报》经费大成问题。结果，报社办公处房主与印刷所老板以太炎为债务人，向法院诉追，太炎无法偿付，判决拘押数月，刑满释放。太炎以再接再厉的精神，印发传单，继续鼓吹革命，要求贯彻《民报》的六项主张。
太炎在东京讲学时期，经常听讲的有：黄季刚、朱逖先、汪旭初、钱玄同、鲁迅、龚宝铨、许寿裳、周作人等，亦即后来有些刊物上提到的“十大弟子”。我个人认为，这十位之中，或者在这十位之外的太炎弟子，既有青出于蓝而受到广大群众尊敬的，也有虚有其名而未必有真才实学的，还自以为了不起。虽然我自知不学无术，但对太炎，记得曾向他当面指出，他年轻时期即靠笔杆子鼓吹革命，可是有些文章中的文字，常有古体字或很古僻的字，例如《訄书》的訄字和他三个女儿的名字㸚、叕、㠭之类，即使是大学生，恐怕认识的也不多，革命宣传的对象，首先是工人、农民、城市平民，他们对这种奥僻的文字，只能望洋兴叹。所以我认为越通俗越能起大的作用。太炎听了我的话，他说：“你的意见我不反对。”
上面我讲过，我与太炎结婚时，曾有一个想法：即希望婚后对学问方面，可以向他讲教。大约在我的长子章导五六岁时，我作了一首五言诗，描绘以前在乌镇农村的景物，教导儿读。这首诗是：“春水鸭头绿，夕阳牛背红;无风炊烟直，摇出小桥东。”不久，孩子已能琅琅上口，便去念给太炎听，并说是我作了教他的。不料太炎听后，竟说：“这首诗不知哪里抄来的。”我听了非常气愤，从此，不再向他问一个字。并因太炎常作诗，我便填词，即便有时作诗，也决不向他请教。
1917年，章导出生后。一日，太炎没有归家，事前亦未关照，翌晨见报载已与孙中山先生乘舰赴广东番禺宣布护法。当时正宗社党郑孝胥、劳乃宣、张勋等，阴谋拥清废帝复辟。此晚午夜，我抚导儿入睡后，以为太炎可能深夜回家，因而假寐未睡。忽闻后房有人在翻箱倒笼，度必有人由晒台越至后房行窃。当时我很恐慌，如窃贼窜入前房，将不堪设想。但约半小时，窃贼仍在后房。我即比较镇静，乃故意使儿啼哭，我哼催眠曲抚拍小孩，并自言自语说奶妈马上来了，不要哭，不要吵。又过了半小时左右，即听窃贼越晒台而去，我即下床，招呼佣妇至房中作陪。翌晨，至晒台上检查，则我家与邻家晒台贴近，只要能跳跃者便能来去自如，而邻家楼上的房间，开窗时可以望见布置陈设相当富丽，因而认为窃贼并非邻家之人。过了一个时期，太炎返沪回家。几天后，忽来一不速之客，拜访太炎，这位客人仪表轩昂，服装华丽，据他自己介绍，姓龙名在田，住在我家隔壁，是贴邻。并很坦率的说：“以前，你家楼上失窃，即我所为。当时不知是你府上，现在知道觉得非常抱歉。我所窃取的东西，除衣物外，尚有现款二百元。原物早已变卖殆尽，现今以四件‘文房四宝’作为退赔所窃衣物，另有公债票二百元，作为退赔所窃现款。”并说实在手头拮据，只能奉上这些东西，聊表歉意。太炎当时接受了龙在田这些退赔的东西，很是高兴，并嘱不必介意。龙在田去后，太炎才把这事告诉我，我觉得很有趣，并以未能面见其人而引为憾事。后来，在“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前，曾在报纸上看到有关龙在田的消息，记得好像是当了官了。
1902年，太炎与张继(溥泉)、章士钊(行严)三人在上海义结金兰，拜为盟兄弟。我和张继的夫人崔振华(曾任监察委员)亦亲如姊妹。他们夫妇二人，伉俪甚笃，个性爽直，亦复相似，且敬老怜贫。崔振华当时在南京，一些什么院，什么部的大官，当面对她都相当恭维;背后则都称她为“崔疯子”。原来当时的有些大官，每逢星期六下午，都提早下班，乘特别快车在上海行乐。这时上海的租界里，正是跳舞场、妓院、酒菜馆及一切娱乐场所最热闹的时间，他们便各取所需，尽情狂欢。对国家大事，民众疾苦，早已抛到九霄云外。直到星期日夜里，才乘卧铺回南京，赶上班。关于这种情况，对当时的官老爷来说，本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公开的。可是崔振华在了解这种情形后，在一次大会上尽情揭露，毫无顾虑的予以斥责。这批官老爷只好“笑骂由他，好官我自为之”，而把她唤作：崔疯子!
其时太炎在沪，曾有游某、李某二人来与太炎密谈。谓已在日本组织中国流亡政府，并决定举太炎为总统，希望即日东渡主持大计……。太炎本是反蒋的，听了游、李二人意见，意向似有所动，但并未作任何表示。游、李二人则仍在座，以俟太炎作出决定。此时，他们的密谈，我已洞悉，便当着游、李二人，向太炎明白表示说：“这个家是你我共有的，如果你要去当总统，则我决不想当总统夫人，你离家去日本当中国的流亡总统，这个家便是我的。此后无论你当总统与否，不必再来过问我这个家。我明天当亲自做一桌丰盛酒席，为你们饯行。”结果，太炎对游、李二人的劝驾，仍未做出任何决定，二人旋亦离去。
太炎于1933年秋，应金松岑邀请来苏州讲学，先后在大公园县立图书馆、青年会、沧浪亭等处讲。要听懂太炎的演讲，是需要有一定的旧学基础的。但每逢一周一次的讲学期，颇有少长咸集，群贤毕至的气氛，所以太炎很高兴。同时，由于李印泉、张仲仁等建议，可在苏州创立一讲学组织，扩大范围，俾使各地研究国学者得有听讲学术的机会。太炎则以垂暮之年，设一讲学会，计亦良得，苏州原为旧游之地，遂有迁居苏州动机。于是托李印泉代为物色房屋，返沪后，他把这问题和我计议，我以太炎一生，为了反帝反满，七次被捕，三次入狱，数千年的封建统治终被推翻，“中华民国”的名称，即太炎在日本主持《民报》时所提出。这也是他留在革命史上的业绩，现在定居苏州讲学也是适宜的。
大约1922年，我家住在嵩山路贝勒路礼和里，章㸚、章㠭入附近的博文女学小学部求学，因而认识该校创办人黄绍兰。黄早年在北京女子师范学堂毕业，辛亥革命后，因张勋闹复辟，黄南来，在上海创办博文女学，校址即现在的太仓路一二七号。由于她爱好钻研文学，处理日常事务工作非所长，因而请同学赵敬若担任校长，另一姓钟的同学为教职员，位置仅次于赵敬若。赵与邹鲁结婚而辞职，钟即接任校长。并设有董事会，由黄兴的夫人黄宗汉担任董事长。
黄绍兰办博文女学时，我和她经常过从。其时她写了《易经注释》四卷，要我请太炎指正，并表示愿列太炎门下为弟子。我亦力劝太炎收绍兰为弟子。太炎以从学的弟子虽然不少，但都是男的，没有女的，后来，要绍兰试写《三体石鼓文》，如写得好，可破例收她为女弟子。结果，绍兰便把《石鼓文》写成三体四卷，要我请太炎指正。所写一笔不苟，字均娟秀端正如其人。太炎看了，赞赏不已，遂收为女弟子。
太炎于1933年，在苏州成立“章氏讲学会”，而全家迁苏之议以所购侍其巷房屋不能作住宅而未果。我仍托人留意，代为物色。一日，我和太炎经过景帆路南首，见有行将落成的新建洋房一所，即入内参观，据在场的包造工场工头向我们介绍：这所洋房，日内即可完工，造价约二万七八千元，但屋主突然须远行，愿照建筑原价出售。如果有人愿意购置，即可联系云云。我以这所洋房，面向朝南，东西两面，均有门出入。外表为一宅，内部系分成两宅。后面迤北尚有一片空地，可以扩大，所以认为较理想。太炎也无异议，因即由建筑工头联系，几天后即成交。我家亦由沪迁苏，时为一九三四年秋，章氏国学讲习会亦即正式成立。全国各地、负笈求学者，络绎不绝。在以前由于讲学无固定地址，听讲者大多也不固定，不少人以太炎有大学问而来听听究竟讲些什么。据说听讲者由广告牌而得知讲学的地址和时间，事前听讲者即集中在讲堂。太炎带白金龙香烟一罐，火柴一盒，到场时，即有人员招待并喊：“章先生到。”众皆起立，表示敬意。太炎乃就座讲学，点香烟一支，清茶一杯，听讲者振笔疾书，自作记录的颇不乏人。但有听不懂所讲内容的人，散出会场时说：不及《三国志》、《岳传》好听。这样的人也不少。
章氏国学讲习会成立后，由太炎主讲，并请王小徐、蒋竹庄、沈瓞民等任特别讲师。其他担任讲师者，有朱希祖、汪东、孙世扬、诸祖耿、王謇、王乘六、潘承弼、王仲荦、汪柏年、马宗芗、马宗霍、沈延国、金玉黻、潘重规、黄焯。各省学子前来就业者渐增至五百余人。以当地人不多，来自各地者，均需供膳宿。原有居屋无法应付，但屋后空地较多，乃由我个人出资，购地十余亩，建筑房屋，作为讲习所之用，并在侍其巷旧屋设预备班。现在我住的房子，锦帆路八号，即当时的章氏国学讲习所的课堂与宿舍。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李印泉先生曾托集宝斋镌刊太炎画像一块。待抗战胜利，太炎虽已去世，这座刊有他画像的石碑仍在集宝斋。李印老发现后，即取回运至我家，我乃把这座碑置于讲学会后面园中。周围种有花木，作为衣冠墓。章氏国学讲习会成立后，讲授课程有《诸子略说》、《文学略说》、《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等若干种。据估计，太炎的弟子，现今存在的和已去世的、在国内外担任大学教授的，共约一百多人。
章氏国学讲习会在苏州成立后，正是蒋介石对日寇的侵略实行不抵抗主义的时期。黄季刚在南京中央大学当教授，曾来苏州，谓奉中央之命，特来敦请老师去南京讲学。并谓已在中山陵山麓，特为太炎建筑房屋及讲学会场。当时太炎以苏州国学讲习会事务较多，无意去其他地区。黄季刚返宁后，政府以国民党中央名义来电：请太炎赴京讲学，并说一切均已筹备妥当云云。结果由我征得太炎同意，去一覆电，大意是因病不克离苏。过了一个时期，黄季刚忽然夜半来苏叩门，全家为之惊醒，以为发生什么事故。见面后，他一定要见老师，时太炎正熟睡未醒，我乃问他是否有不能和他人谈的事情?他未回答，但要自叩太炎卧室的门，被我阻止，并询究竟是什么事一定要见你老师。他一时无法与太炎面谈，只得吞吞吐吐的说：“日内有人来苏和老师联系，希望届时勿拒人太甚，使人难堪……。”我告以如果有客人来，我们自会招待，请勿顾虑。黄为急于返宁覆命，旋即离去。但究竟南京有什么人来，来了要和太炎联系什么事?黄季刚当时既未说明，只得听之而已。
大约两三天后，有当时的中央委员丁惟汾自南京来访太炎。太炎与丁因为是熟人，且为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同志，知名人物，即欣然接待，并陪同游览名胜古迹。三日后，丁始兴辞，太炎照例送丁出门握别，看丁坐上人力车而去。返至室内，发现客厅茶几上有丁所留的一封信。据家中侍应人员说：“丁于出门时自马褂衣袋中取出这封信，放在茶几上的。”太炎拆看，内有寥寥数语的信笺一纸，另外有一万元支票。太炎以丁惟汾在苏时并未说起此事，也没有提到这封信，所以对这张支票应当怎样处理颇为踌躇。我从黄季刚夜半来叩门到丁惟汾临去留信的经过来想一想，心里已很清楚了。因此对太炎说：“这件事由我来处理。”
在章氏国学讲习会就学者，当时虽仅有五百多人，但讲习会除延聘讲师外，供应就学膳宿以及其他杂费，并不简单。因此所收学费，也比当时一般大专院校为高。而就学者的经济状况不同，也有不少经济困难的，于是我把一万元充作讲学会的助学金，对就学者的一切费用全部免收。太炎认为这个办法甚好，随即在苏州、上海等地各报登载广告，扩大宣传，为清寒学子解决一些困难。
太炎由于为国学讲习会准备讲义材料，日益劳累。至1936年6月初，鼻菌大发而病倒。当时，每天请博习医院主任医师美国人苏迈尔诊治。延至六月十四日，喉中吐出鼻菌烂肉两小块，病情已到弥留状态。逝世前，在场者有我与李印泉先生、苏迈尔医师、章氏国学讲习会全体学生，各持燃香一支，鳞次跪于太炎卧室外啜泣不止。嗣即照例治丧入殓。后来，据研究治癌的医学界人士说：“太炎的鼻菌，很可能是鼻咽癌。”
太炎前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钱粮胡同，其在京弟子前往探望者，颇不乏人。杜天一亦即其中之一。解放后，人民政府决定，将厝置苏州家中防空洞内的太炎灵柩，运往杭州。由当地各界人士组织委员会，勘定在张苍水墓附近建筑坟墓，并准备在这坟墓中建一寿穴，为我死后合葬之用。经我一再谢绝，始未建寿穴。在植墓碑之前，即由杜天一之子杜时霞送来太炎在被袁世凯软禁时，亲笔自书的“章太炎之墓”墓碑一纸。据杜时霞说：“这张用宣纸所写的碑文，为乃父杜天一生前在北京去钱粮胡同探望太老师时，受托保存的。在他父亲去世时，曾郑重嘱咐他保管，屈指已四十余年。”原文“太”字，写成大字下面两点，大约是古体，又因碑文限于纸幅尺寸，遂将原样放大刊碑，植于墓前。太炎生前我听他讲过，他对明代的刘伯温相当景仰。刘的后人，要他写一篇有关刘伯温的文章，因不受润笔，特将青田山上刘伯温墓附近的一块山地，赠给太炎。

(1980年)

(选入本书时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