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翼个人资料简历简介

一、在探求中叩进文学的大门

 张天翼，1906年9月26日(丙午年八月初九)出生于江苏南京，祖籍湖南湘乡。原名张元定，号一之，小字汉弟。笔名除张天翼外还有张无诤、铁池翰等。
 张天翼父亲张通谟，字仲纯，号蓬叟，光绪年间中举，参加清末“经济特科”考试得中进士，被委以江宁知事职，但没有就任。他为人耿直，擅长书法，做过教员、职员，长年携家带口漂流异乡，苦苦地挣扎着维持生计，一九三八年于抗战烽火中离开杭州避乱，客死于浙江嵊县。张天翼便是出身在这样一个破落了的世家望族里。据张天翼后来回忆，他父亲是一个“诙谐的老人，爱说讽刺话，待儿女象朋友，让儿女们去自己发展，他不希望儿女象他自己一样，‘他们那一代总比我们那一代进步得多的’”，“他看过许多小说，还知道许多笑话”。母亲魏茂先，字澄如，出身书香门弟，能读会写，常给儿女们说故事，她曾给某周刊写稿，“指摘那刊物上对于男女问题的那些文章不对，因为那完全是站在男子一方面说的，现在事实上男女并没有真的平等”。二姐张稼梅，是“五四”时代新女性，曾就读于上海启明中学，通英语，她“爱说弯曲的笑话，爱形容人，往往挖到别人心底里去”(以上引文均见张天翼《我的幼年生活》)。父母兄姐的性格、脾气以及对文学的酷爱，对张天翼后来走上文学的道路，并擅于讽刺与幽默，具有深刻的影响。
 1913年，张天翼八岁，父亲送他进浙江杭县县立高等小学(后改名杭州佑圣观巷小学)读书。这所小学没有丝毫的活气，初小课程都是《论语》、 《孟子》之类，他感到厌烦。能引起他兴趣的是课余在家听父母讲故事，听保姆老王妈讲徐文长，讲《屁弹铜匠》;此外便是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童话集，以及《说岳》、《杨家将》、《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彭公案》等小说。家中线装书藏得不少，他也常取来翻看。
 1920年秋，张天翼小学毕业，升入杭州宗文中学。这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了一年，但是这所全省闻名的中学依然被保守、沉闷的空气包围着。从校长到教员都起劲地反对白话文，教科书一律采用文言，禁止学生看小说，学生的思想遭到严重的禁锢。张天翼课余常偷看林(琴南)译小说，如《撒克逊劫后英雄略》 (W.Scott：Ivanhoe，今通译《艾凡赫》)一类。这位受他尊敬的大师，也往往通过小说，如《荆生》、《妖梦》，攻击新文化运动。这些教育和影响，都使张天翼在精神上变成一个“小老头”。那时他的民主意识尚未萌发，盲目地跟随那些“保古”派们认为，“凡是新式的小说总不会好的”，虽然自己一篇也没有看过，“可总信自己这个判断没有错”(张天翼《论<阿Q正传>》)。此外，他还爱读《福尔摩斯》、《亚森罗苹》之类的侦探小说;“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对他也有强烈的吸引力。
 1922年，16岁的张天翼就开始以“张无诤”的笔名先后在《礼拜六》、 《星期》、 《半月》等刊物上发表近二十篇作品。张天翼并不讳言他是在林琴南和《礼拜六》之类的影响下叩进文学的大门的。他那时认为，“哀情小说”对于人生是有益处、有教训的，既可以帮助读者在情场上“谨慎”些，也可以启迪顽固的封建家长有所“觉悟”。至于“寻开心”的“滑稽小说”，他认为“很有益于身心”，这种小说要具有“误”、“呆”、“顽”的特点。他主张侦探小说要有神奇性和趣味性，不加任何评注，否则便“索然无味”(无诤《小说杂谈》)。这些都反映了张天翼早年的美学趣味和文艺主张。
 1922年4月8日，张天翼用文言写的滑稽小说《新诗》问世了，刊载于《礼拜六》周刊第156期，署名张无诤。这是我们迄今发现的他的最早作品。作为出世作，应该说是不成功的。小说通过描写黄遵妻及其夫人斯莱这两个人物，对“五四”以后的新诗进行了嘲讽和指责。短篇《流星》的讽刺锋芒也是针对新文化运动的。小说讽刺了自命为“新文化健将”的“方苟丕”先生及其夫人“尤昌”女士的种种“禽兽行”。这一对新型夫妻的结局是：方苟丕因非孝沦为叫化子，尤昌女士得了一身杨梅大疮。短篇《月下》，通过一个青年男子的忏悔，鼓吹封建“孝道”。深夜，老鸦在为嗷嗷待哺的雏儿觅食，母亲在啼哭的婴儿旁轻轻地唱起了催眠曲……这个青年受感动了。“我儿时不是这样的么!唉，父母多么的慈爱……我为什么要提倡非孝……。”小说结尾描述了这个青年在梦幻中听慈母的训诫，母亲饶恕了儿子过去的不孝。张天翼自认年轻时期是“林琴南的信徒”，读了林琴南的《荆生》，他感到高兴，跟着也写了几篇“得意之作”。他说：“那是讽刺自由恋爱，讽刺妇女解放那些邪说的。我把我这些活动都瞒着我父亲，为的怕他笑我太守旧。”(《论<阿Q正传>》)
 不过，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张天翼同广大青年一样，身心受着当时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的冲击。1923年5月，他发表了短篇小说《恶梦》，作为《半月》杂志纪念国耻的“呜呼5月9日”专栏小说之一。小说假托恶梦，痛哭中国之沦亡，真切地表达了一个热血青年的亡国之痛。小说还批判了某些反帝者的“五分钟热度”。这篇小说在艺术上诚然是幼稚的，但不虚伪造作，是一篇虽有缺点却是直抒胸臆的作品。短篇《苦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张天翼的民主意识的抬头。当作者把目光投注到社会现实的一角时，他看到了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城市小市民的苦难命运，描写了一个中学书记员在生活道路上的苦痛与烦恼。尽管作者这时还不可能从这生活矿藏中去开掘蕴含的社会真理;作者在经验、阅历、观察、思索等方面的局限，还影响他踏入生活的深层，但他毕竟以最真挚的感情和最诚实的态度，表现了他对城市劳动者的同情心。
 张天翼早期还写了《少年书记》、 《人耶鬼耶》、 《空室》、 《铁锚印》、 《斧》等侦探小说。虽然他的侦探小说博得了同人的赞赏，但仍未能跳出当时“国产侦探”的窠臼——专事描写刑事案件的发生与破案经过，以侦探人员为中心人物，追求情节的紧张离奇与故事的新鲜有趣，虽“不背人情”，却缺乏积极的社会意义。
 大约在1923年间，张天翼在宗文中学读书时，偶读鲁迅的《阿Q正传》，感铭很深。他被这篇小说“迷住”了，真有“说不出的不安”。《阿Q正传》，象是一面镜子，既显现了现实生活中某些人的嘴脸，也使张天翼从中看到自己灵魂深处“也有阿Q的灵魂原子”。未庄的生活，未庄的文化，熬炼出了这样一个阿Q。这阿Q的哲学是来自赵太爷、钱太爷们，是属于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的哲学。而阿Q“正是莫明其妙地维护这一些东西”，“他固执，他有他的一套道理。这些道理是怎么回事，是那里来的，那他管不着。总而言之，向来如此，所以应该如此，不然就是‘异端’”。张天翼因此反省，他越觉得自己象阿Q，就越觉得他所尊敬的林琴南大师以及中学校长们“都象赵太爷”，“他们把一部未庄文化塞给我们，要把我们年轻小伙子都训练成一个小阿Q”。“我如果要不再象阿Q那样糊里糊涂做人，我只有从未庄文化的圈子里跳出去，不再怀着我不知其然的那些成见，并且要不再自欺自的想出些话来安慰自己，而勇于正视自己的毛病”。“总之，不再作阿Q”(《论〈阿Q正传〉》)。
 张天翼创作思想的转变，当然主要是受当时进步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但是学习鲁迅的作品，不能不说是他决心摆脱“未庄文化”、摆脱“鸳蝴派”影响的重要契机。
 1924年秋，张天翼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刘海粟，后因学费昂贵，又对课程不满，学画近一年即辍学回杭。值得注意的是，偶读《阿Q正传》以后，于1924年至1925年间，张天翼沉默了，不再写滑稽、侦探等类小说，有时甚至否定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这是他在思想转折期苦苦求索生活真理的反映。
 1925年秋，张天翼从上海来到北京，次年夏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住在北大附近的一个公寓里。课余时间他贪婪地阅读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以及新出版的中外文艺作品，并常常与周颂棣、潘振武、潘训(即潘漠华)、赵平复(柔石)、冯雪峰、邬光煜、姚蓬子等学友聚谈文艺问题。在求索中，张天翼逐渐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于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逐渐地领会了那唯一的历史真理”(张天翼《自叙小传》)。
 度过两年的沉默以后，张天翼重新提笔创作。1926年12月，他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散文《黑的颤动》，这是迄今发现的首次使用笔名“张天翼”的作品。1927年9月发表短篇小说《走向新的路》;1928年8月发表短篇小说《黑的微笑》。他自称这是“模仿所谓‘象征主义’的东西”(《自叙小传》)。虽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当时黑暗现实的不满与诅咒，以及对光明的憧憬，但明显地存在着观念(包括思想意识、文艺观点等)模糊不清、没有定型等缺点。张天翼说他在决心放弃“未庄文化”以后，也想“学得时髦一点”，于是“挑中了那说话叫人听不懂的一派”——现代派，“躲到象牙做的宝塔里玩玩神秘劲儿”;后来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创作思想有问题，“牛骨头之塔造到什么地方去呢?都市里有什么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的枪声，乡下有天灾人祸，也不行。这就是说，无论躲到什么地方，总还是在这现实的世界里”(张天翼《创作的故事》)。严酷的现实世界，要求张天翼走出“象牙之塔”，直面人生，去感受时代脉搏的跳动，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勾画出社会的魂魄。
 

二、三十年代文坛的“新人”

 1927年夏，张天翼离开北京回到杭州。从此，他经常来往于沪宁一带，先后当过家庭教师，替人抄写过账簿，做过新闻记者，编过一家报纸的副刊，在一些机关里任办事员、文书、录事等，不过失业的时候居多。为了走出“象牙之塔”的艺术官殿，他有意识地在都市里广泛接触中流社会和底层社会的各种人物，如小官僚、小政客、小乡绅、小市民、太太、小姐、公子、职员、店员、军官、士兵、和尚、尼姑、流浪儿童、学生，以及附属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了解这些不同职业、身份的人的生活、思想、性格、嗜好，他们的谈吐举止和喜怒哀乐。他对方言的领悟极敏，除了会说很好的湘乡话、杭州话、扬州话和北京话，也谙习沪语、宁语。这些都为作者开拓新的文学道路在思想上、艺术上作了必要的准备。
 短篇小说《三天半的梦》，载于1929年4月鲁迅、郁达夫主编的《奔流》月刊第1卷第10号。张天翼曾把这篇小说投寄给一些报刊，未被采用，后寄给鲁迅先生。鲁迅看后立即回信说，小说可以发表，不过有些地方还不很成熟，并鼓励他以后多写;末了提到笔名，说他所署的笔名，似乎有些破坏文章的严肃性，问他是不是可以另换一个。“原来天翼小时候在家里大家都叫他做汉弟，他在文章上署的就是‘某汉’。得到鲁迅先生的来信以后，他才写了现在这个笔名寄给鲁迅先生，文章就是这样发表了”(蒋牧良《记张天翼》)。鲁迅的热情扶植与有力支持，如张天翼自己所说，“这给予我极大的鼓舞，使我有信心继续写下去”(《自叙小传》)。他的创作从此进入了一个旺盛时期，成为三十年代多产的左翼作家之一。
 从1929年的《三天半的梦》到1931年的《二十一个》，张天翼便以不同于当时一般作家的鲜明特点和艺术个性，崭露头角，引起了社会的普遍注意，被广大读者誉为三十年代文坛上的“新人”。
 张天翼不写脱离现实的或感伤颓废的东西，不重弹“革命加恋爱”的老调子;也不趋时，不去硬造一个他不熟悉的、突变式的革命英雄。他不虚张声势，不热衷于制造“理想”和“热情”，没有简单化地图解生活，没有空洞的说教，没有在作品中描写所谓“今天中的明天”，没有去创作属于将来的东西。
 张天翼以鲁迅为榜样，执着于现在，老老实实地反映他所深切了解的那个充满罪恶的社会现实，在他的愤激冷峭的笑声中蕴藏着他对现实人生憎爱分明的、严肃的立场和态度，坚定不移地把笔锋指向那个病态的、畸形的社会，那个用“仁义道德”装饰起来的“禽兽世界”;对于社会上各种类型的小市民、小地主、小官僚，作了生动的描绘和无情的鞭笞，出色地刻划了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旧中国的形形色色的“人生相”，从而构成了一幅旧中国的百丑图。
 对于看厌了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的三十年代的广大读者来说，对于被生活的纷乱弄得神经已经有点迟钝、麻林的知识分子来说，张天翼的小说使他们感到耳目一新;而对于文坛上存在的不良倾向来说，他的小说则是起到了扭转风气的作用。“所以，如果我们考察天翼底作品是怎样地受到了广大的欢迎，就不应该忘记了当时新生的文学要求在创作实践上找不到具体表现的苦闷，更不应该忘记了那要求是在所谓进步的知识人底气氛里面经过了屈折作用”(胡风《张天翼论》)。
 不过，严格说来， 《三天半的梦》虽然是标示张天翼创作思想的重大转折，是他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新起点，但它不是代表张天翼风格的作品。“抒情气味很浓而且带了浓厚的自我批判精神”是这篇小说的重要特点;而且作者把小说主人公对旧家庭的“矛盾”、“敷衍”说成是“胜利者”，是不真实的，作者对主人公所表示的“同情”也流于浅薄。后来作者意识到了这一点，这种同情才在他的作品中“完全消失”，代之以讽刺和批判：“掀开假面以后就露出了本相：所谓矛盾其实不过是认识的错乱，名誉地位，利欲等在发生作用而已”(胡风《张天翼论》)。
 1930年2月发表的短篇《从空虚到充实》(后改名《荆野先生》)，才是张天翼走上讽刺文学的开始。作者在这里把讽刺的锋芒指向了历史前进的阻力，在嬉笑中批判了“五四”低潮期一些软弱动摇的知识分子，剖露了他们虚伪、做戏的可笑性格。短篇《猪肠子的悲哀》里的“猪肠子”，是“中国一个有名的作家”，他参加过共产党，但大革命失败后他已经堕落成为一个依靠东南公司豢养的无耻文丐，然而当他坐着小汽车逛燕子矶时，却要佯装革命，叫嚷着“要推动历史的车轮”。张天翼用严肃而又诙谐的笔调，挑开了那伪装的帷幕，无情抨击这类“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所谓‘文学家’”。他要把自己对这类堕落文人的憎恶，“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鲁迅肯定了“现今的讽刺家之所以为讽刺家，却正在讽刺这一流所谓有教育的知识者社会”(《伪自由书·从讽刺到幽默》)。张天翼便是注重去刺痛这所谓“有教育的知识者社会”的出色的左翼讽刺家。他后来写的《找寻刺激的人》中的江震， 《出走以后》中的何太太， 《友谊》中的苏以宁等，也都是这类人物的代表。
 描写小市民生活并批判他们的向上爬心理，也是张天翼讽刺小说的另一个常用的主题。他成功地写出了在向上爬的路径上“老实人”和“聪明人”这两种典型。短篇《皮带》里的邓炳生，家里穷，来找处长姨爹在军界里谋差，幻想自己有一天也能飞黄腾达：“武装整齐。斜皮带。符号上是，蓝边三颗星，三颗!”后来处长给他补了个少尉司书的缺，他很兴奋，觉得前途无量：“斜皮带只是愈吊愈稳固，地位一天天在爬高。”可是到差才三个月，由于处长被调走，他也被革职了，上校科长的梦也幻灭了。他竟跪在皮带面前嚎哭。邓炳生是属于刚开始爬上去复又摔下来的一类。小说对于邓炳生的愚蠢和不切实际的幻想给予了尖锐的批判。
 长篇《一年》中的白慕易，短篇《我的太太》中的“我”，《请客》中的云守诚……他们的最大欲望就是“爬上去”。尽管爬的本领、手段、姿态和结果都很不相同，“可是爬的人那么多，而路只有一条，十分拥挤。老实的照着章程规规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聪明人就会推，把别人推开，推倒，踏在脚底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鲁迅《准风月谈·爬和撞》)。短篇《宿命论与算命论》中的舒可济，便属于“聪明人”的一类。舒可济是个无耻的叛徒，在敌人营垒里，他不甘心于“每个月只是三四十块钱的特务员”的地位，为了“有个女人”，“过舒服的生活”，竟不择手段，出卖同志，而他却把这种出卖灵魂的勾当归咎于天命：“人生是，五成靠命，五成靠工作。”这种人虽然尚未爬上去，但在得意忘形之际，暴发户所特有的那种丑态，已经赤裸裸地显现出来了。
 但在向上爬的路径上，也还有一些穷人、老实人，“照着章程规规矩矩的爬”;他们的思想是愚蠢而麻木的，他们不晓得等待着他们的只是一个悲剧的命运。脍炙人口的短篇《包氏父子》(1934年)中的老包，便是突出的代表。老包是在某公馆里伺候了三十年的老听差，他省吃俭用，甚至借债，供儿子包国维读书。他“望子成龙”，天真地以为“洋学堂里出来的就是洋老爷，要做大官”，而他自己俨然就是“老太爷”了。但是除了包国维不争气外，现实社会也是不会容许这个无权无势的下等人的儿子爬上去的。包国维被学校开除，债主们逼债，老包走投无路，哭诉无门……应该指出，由于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所决定，在老包身上所深刻反映的小生产者想改换门庭的意识，是很有代表性的。不过，在这部分人身上，幻想与现实永远是矛盾的，他们的向上爬欲望与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愚昧、落后、软弱、卑怯的性格也是矛盾的。作者真切地、艺术地再现了现实世界的这些矛盾和斗争，批判和鞭挞了老包这些可笑的性格和行为;与此同时，作者也更深一层地揭示了这些劳动者忠厚善良的品质和最后的悲剧遭遇。透过讽刺，作者对老包是含蕴着深厚的阶级同情心的，所以他这时的笑，就不是旁观的笑，更不是恶意的笑;而是含泪的笑，是一种说不出滋味来的苦笑!作者希望那些还在做着升官发财迷梦的劳动者，拿老包作一面镜子，快快醒悟过来。这就是张天翼塑造老包这个讽刺形象的重要意义，也是张天翼小说的现实主义艺术力量之所在。
 张天翼没有仅止于讽刺与揶揄“中流社会”的绅士淑女、官僚政客以及小市民的灰色生活，他的目光同时关注着在底层社会里的苦难人生。短篇《二十一个》写了一群不愿为军阀卖命的士兵的哗变; 《面包线》写了有正义感的士兵帮助饥饿的群众劫粮; 《小彼得》反映了工人同工厂资本家展开的微弱的斗争。在更多的中短篇小说里，张天翼给我们开辟了另外一个世界——尖锐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的农村世界。他的这类小说，在揭露地主恶霸的罪行时，往往不可遏止地要发出一种反抗的呼声;在表现劳动人民的厄运时，又往往从内心深处激发出一种深刻的道德感情，一种高尚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短篇《三太爷与桂生》，描写了土地革命时期农民造反和大革命失败后恶霸地主反攻倒算，活埋了桂生和他姐姐招弟的血腥罪行。在轻松、诙谐的笔调中，传达了作者对不公平的社会的谴责和对杀人凶手的血泪控诉。短篇《仇恨》写一群因兵灾而逃荒的农民在路上遇见三个伤兵，立即把仇恨发泄在他们身上，甚至想活埋他们，但后来难民们终于认识到，他们是同属于一个世界的，他们应该团结起来，向那些专门制造灾难的恶魔去发泄他们的仇恨。至于短篇《笑》(1934年)，不属于“幽默”一类。因为小说所反映的这一严肃的主题——即揭露土豪劣绅从肉体上、精神上凌辱与摧残劳动农民的罪恶行径，使擅长幽默的张天翼无论如何也“幽默”不起来。土豪劣绅九爷把农民杨发新当作“土匪”抓起来以后，发新嫂来为丈夫求情，九爷借机调戏她，要她象卖淫妇似的对他发笑：“我花钱买你一张哭脸么!……你要的是钱，我要的是快活!”“笑一个!——不笑不行!”当九爷达到目的，给她一块假洋钱的时候，还要“笑一个!——笑一个才给你”。后来那女人知道受骗了，终于反抗，举起茶壶向九爷掷去。旧制度毁灭的不仅是人的生活，同时还毁灭了人——人格、人的尊严。土豪劣绅可以在一个善良妇女身上任意发泄他的兽欲，而且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毁灭她的人格。于是这成了张天翼憎恨的焦点，成了他的小说抨击的中心。当作者通过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艺术形象，提出要维护人的尊严、人民的精神价值的时候，便越是加深了作品的悲剧性质。
 当然，在张天翼笔下，劳动农民不都是麻木的、忍从的。如果说中篇《万仞约》(1934年)里的箫老官，是一个替闵贵林“卖够了力气”的奴才，那末饥饿的穷人就没有那样驯服，他们成群结伙，到财主家“吃排饭去”。作者在暴露敌人的色厉内荏的本质时，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人民的坚韧性格和深厚的潜在力量，这就使他的反映农村题材的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乐观、坚定的特色。不过，比较说来，张天翼写中国农村那些悲剧和喜剧的主人公，往往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可是当他写那些觉醒的、愤怒的农民时，人物性格便显得苍白、单薄，说明他对这部分人还不熟悉，还缺乏艺术上的体验。
 1930年，张天翼在南京《幼稚》周刊上连载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鬼土日记》。作者通过描画居住在鬼神世界里上流人与下流人之间的矛盾斗争，给我们展示了一个阶级对立与阶级压迫异常分明的“现实”世界，一个上流社会为地狱的统治权而展开激烈争夺的群魔乱舞的世界。小说以讽刺与幽默的手法，生动地刻画了形象各异的上流人的丑恶嘴脸。在失去言论自由的二十年代末期，张天翼有意地学习《何典》编著者张南庄的手法，把畸形的现实社会移到阴间去，开鬼心，扮鬼脸，钓鬼火，做鬼戏，搭鬼棚。因此小说着意描述的两大政治集团在外国的和本国的垄断资产阶级操纵下殊死的搏斗，虽然是在鬼土里进行的，但这决不是作者“自身空想”出来的幻影，而是借一些做“狗”的鬼，确切地展现了活的人间相。 《鬼土日记》虽然不能说是成功之作，但张天翼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通过艺术的夸张和想象，塑造了一些在鬼蜮世界里活动的讽刺形象，还是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天翼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左联”所属的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的活动，并协助由鲁迅主编、冯雪峰编辑的《十字街头》刊物。次年春，张天翼在南京组织了“左联”分盟。1931年，他将《三天半的梦》以后写的十几个短篇结集出版： 《从空虚到充实》(收短篇小说6篇); 《小彼得》(收短篇小说7篇)。
 张天翼的小说，引起了鲁迅的注意。1932年， 日本改造社准备编译《世界幽默全集》，由增田涉负责中国部分。当增田涉请鲁迅推荐一些中国的幽默小说时，鲁迅回信说：“……郁达夫、张天翼两君之作，我特为选入。近代的作品，只选我的，似觉寂寞。”信中在介绍张天翼的短篇集《小彼得》时还说，“作者是最近出现的，被认为有滑稽的风格。例如《皮带》、《稀松(可爱)的恋爱故事》。”(致增田涉，1932年5月22日)鲁迅在推荐张天翼小说时，也指出其缺点，说“张天翼的小说过于诙谐，恐会引起读者的反感，但一经翻译，原文的讨厌味也就减少了”(致增田涉，1932年8月9日)。
 张天翼的某些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确实存在着“过于诙谐”、戏谑和失之油滑的缺点。那时张天翼尚未与鲁迅会面，听别人说及鲁迅的意见，便去信讨教。鲁迅在回信中说：“……你的作品有时失之油滑，是发表《小彼得》那时说的，现在并没有说：据我看，是切实起来了。但又有一个缺点，是有时伤于冗长。将来汇印时，再细细的看一看，将无之亦毫无损害于全局的节、句、字删去一些，一定可以更有精彩。”(致张天翼，1933年2月1日)。张天翼后来的创作，虽然有些小说(如1933年的长篇小说《洋泾浜奇侠》)尚未能克服“失之油滑”的毛病，但大部分作品是“切实起来”了。作者已经认识到如鲁迅所说的“‘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向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 (《伪自由书·从讽刺到幽默》)。张天翼后来的幽默，为避免堕入“说笑话”和“讨便宜”，便注重于“对社会的讽刺”。他说“笑是一把锋利的刀子”(《什么是幽默》)。 他要破坏社会上的虚伪和丑恶，用笑来杀害它。作者往往把自己热烈的爱憎之情，寄托在一种催人泪、揪人心的幽默之中。过去那种油滑的、戏谑的幽默已被严肃的批判所取代，因此，寓刺于笑，怒在笑中，形成了张天翼后来小说的一种辛辣的、冷峭的讽刺艺术——张天翼的笑。
 张天翼的笑，是一种社会姿态。他要借助笑来纠正、批判、否定那些行为脱出常轨的人。他的笑是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的。“九·一八”战事以后，张天翼在揭橥小市民的灰色生活的同时，十分关注着在国内日益尖锐化的民族矛盾，讽刺的笔锋也逐渐指向那一时期在中流社会各类人物中出现的观潮、动摇、忏悔、投降的意志薄弱者，花样不断翻新的“救国”团体和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汉奸走狗。他的讽刺文学因此更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短篇《移行》 (1934年)里的桑华，在时代潮流席卷下，一度追随革命，但当她体验了革命工作的艰险时，便畏缩动摇，离开革命队伍，躺倒在一个大腹贾的怀里，过着阔太太的生活。对于桑华那种站着“没忘了要摆个好看的姿势，腰板轻轻弯着，手撑在桌上，右脚用脚尖顶着地”的装模作样的丑态，以及那种“好也是一辈子，坏也是一辈子”的人生哲学，作者投以极大的憎恶和辛辣的讽刺。这个短篇，被埃·斯诺收入他编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中。 《出走以后》(1935年)里的何太太是一个在穷困的职员家庭中长大的女子，年轻时受过她七叔的进步思想的影响，后来嫁给一个大资本家当太太。故事开始时，何太太在感情一时冲动下返回娘家，扬言要和丈夫离婚。为什么呢?因为她看不惯丈夫对待工人的压榨手段。她咒骂她丈夫是“腐化，恶化，守财奴，国家社会的罪人”，是仗着外国人发财的“吃人野兽”。但是尽管言词这般激烈，回到这个寒酸的家里，破旧的宁波床她不敢坐，连依床站着都怕被虱子咬。她感到惶惑不安了。“以后是一种什么生活呢?……一家十几口都挤在这所潮湿的黑屋子里挨着饿，啜泣着”;可是回去又“太丢面子”了。她哭得很伤心。这时丈夫准备接她回上海的电报给她解了围;她高兴地打扮起来，准备重新过她诅咒过的生活。揭露口头革命派，剥掉“时髦”人物的种种“时髦”的面纱，正是这篇小说所包含的深刻的主题思想。在《畸人日记》 (1936年)里，作者还塑造了一个从反封建战场上败下阵来的忏悔者的形象。通过这些小说，说明作者已经注意到了在新形势下知识分子所暴露出来的严重弱点，而且他要进一步探索这类知识分子动摇、倒退的社会根源与思想根源。
 与此同时，张天翼把讽刺的目光更多地注射到社会政治的弊病中来。在许多长短篇中，揭露国民党政府推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揭露那些披着“爱国主义”时髦外衣的新的“抗战官”，新的发国难财的“主战派”，新的卖狗皮膏药的“宣传家”、投机商等， 成为他的主要的讽刺主题。例如在长篇《齿轮》 (1932年)里，作者挞伐了那些佯装“爱国”的投机分子，嘲讽了一个所谓“好心眼儿救国会”的团体。在长篇《洋泾浜奇侠》 (1936年)里，主人公史兆昌，计划着用道教的巫咒和法术来“救国”。这一家从北平逃到上海，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有许多社会名流参加的“绝食救国会”。这些富豪们口称绝食，其实只是不吃米饭，转而去吃更加讲究的珍馐而已。小说还广泛揭露了社会上借抗战以营私的欺骗性宣传：
 　唯有热水瓶可以救国! ? ? ! ! !
 　东北苦寒。故抗×义勇军作战时，常携带月光牌热水瓶一具。因月光牌热水瓶价廉物美，能保暖七十二小时。爱国志士，无不乐用之。故曰：
 　唯有热水瓶可以救国! ? ? ! ! !
 　切勿失此爱国机会! ??这种商业广告，在三十年代初期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张天翼用幽默的手法加以揭露，使人在笑谑之中看到了隐藏在各式各样“爱国主义”旗号下的投机分子的嘴脸。
 “滑稽只是叫人发发松而已”，“是为了笑而笑，打一阵哈哈之外再没别的玩意”;幽默则是严肃的，“表面上似乎很厚道，而骨子里是很厉害的”(张天翼《什么是幽默》)。“用玩笑来应付敌人，自然也是一种好战法，但触着之处，须是对手的致命伤，否则，玩笑终不过是一种单单的玩笑而已”(鲁迅《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从罗列一些丑恶的社会现象加以漫画化，到着意刻画“有血有肉的活人”，写出发人深省、击中要害的社会典型，张天翼的讽刺文学有着长足的进步。例如，正当国民党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提倡尊孔读经，把一些封建遗老、腐儒奉为国家“栋梁”的时候，张天翼写了一些抨击三十年代复古派、道德家的讽刺小说，对于那些名曰“栋梁”实则“蛆虫”的社会渣滓，投出了轻蔑的一瞥。1936年发表的短篇《砥柱》，便是其中的代表。小说写了一个被诩为“乱世里的中流砥柱”的理学家黄宜庵， 在一次沿着长江的航行中，带着一个十六岁的女儿(贞妹子)到另一个城市去和易总办攀亲家。黄宜庵满嘴的至德要道——“男女要没得个防范，何异于禽兽”，“无论天下怎样变，一个礼字是要讲的”。他在地方上享有“声望”，据他说“并不是因为他家里每年有三百担租谷，也不是因为他当过秀才又学过法政”，只因为他是一个“方正卫道之士”。他发现女儿竟同一个敞着怀给婴儿喂奶的女人在甲板上谈话，立刻把她召回舱内，一本正经地说：“莫去跟她讲话，晓得吧?……一定不是什么正派人。”可是他自己先前已经张望了两次，鉴赏着那女人“一对肥泡泡的雪白的奶子”，甚至在想象着那奶子“要是用手去一碰，就怎么有弹性地颤法”。紧接着隔壁官舱传来一群人的淫语，他摆出了一副道学家的面孔教训女儿：“非礼勿听!”可是隔壁的污秽的谈话却使他听得“惊心动魄”，有“特别的诱惑力”，他一直很有兴味地偷听着：
 　他身上发着热，还觉得毛孔里冒着汗。书捧得高高的挡着脸：他怕自己腮巴子红得失了体态。他甚至后悔自己这回带着女儿出门——碍事。他终于憋不住，把女儿撵到那露出奶子的女人那里去，自己则加入了隔壁一伙的猥亵言谈。这里原来都是“经学研究会”的会员，是“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他答应了大家的要求，要来报告他的出色的“轶事”和“秘密花头”。这些不学无术的“砥柱”们庸俗、猥琐、虚伪、丑恶的灵魂与行径，经作者一一剜剔，陈尸示众，使读者透过冷嘲与幽默，清晰地窥见了三十年代国民党政权的腐朽与社会的黑暗。
 这几年间是张天翼创作的丰盛时期，长篇小说除《鬼土日记》外，还有《齿轮》 (1932年)、 《一年》 (1933年)、《洋泾浜奇侠》 (1936年)、 《在城市里》 (1936年);短篇集除《从空虚到充实》、 《小彼得》外，还有《蜜蜂》 (1933年)、 《反攻》 (1934年)、《移行》 (1934年)、 《团圆》(1935年)、 《万仞约》 (1936年)、 《追》 (1936年) 、《春风》 (1936年)。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几年间，张天翼还发表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品。如长篇童话《大林和小林》(1932年)、《秃秃大王》(1933年)、中篇小说《奇怪的地方》 (1936年)、短篇小说《蜜蜂》 (1932年)、 《奇遇》 (1934年)、 《失题的故事》(1936年)等。作者熟悉儿童心理，想象丰富而新奇，作品能寓教育意义于活泼生动的故事讲述之中。三十年代儿童文学创作的状况是：叶绍钧的《稻草人》出版之后的十来年中，“此后不但并无蜕变， 而且也没有人追踪， 倒是拼命的在向后转”(鲁迅、《<表>译者的话》)。这时，张天翼为中国童话故事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他以新颖而又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童话作品，为我国儿童文学输送了新血液，增添了新光彩。
 《大林和小林》是张天翼的童话代表作。这部童话以奇幻的色彩和动人的情节刻画了大林、小林两兄弟的思想、性格以及不同的生活道路，描写了善与恶、压迫与被压迫的尖锐斗争。作者不仅善于用儿童的眼光来观察世界，而且运用了他所熟稔的讽刺与幽默的手段来表现。对于过着好吃懒做的寄生生活的大林，他的丑陋的外貌、可笑的举止、肮脏的内心世界，作者在顾及小读者可以理解的基础上，以流水似的畅快、机智与俏皮，在毁灭性的嘲弄中注入诙谐的成分，虽是冷嘲却也使抨击旧世界的锋芒脱颖而出。
 1934年，鲁迅、茅盾为美国伊罗生编辑中国现代小说集《草鞋脚》时，曾推荐张天翼的短篇小说《二十一个》、 《最后列车》 (鲁迅、茅盾致伊罗生，1934年7月31日)。1936年，鲁迅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曾向他推荐一些“自从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足以引起知识界认真注意”的“最优秀作家”，其中有张天翼(尼姆·威尔士《现代中国文学运动》)。
 这年4月，于上海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店里，鲁迅约张天翼会晤。张天翼将自己的小说集《万仞约》和中篇小说《清明时节》奉送给鲁迅(见《鲁迅日记·1936年4月10日》)。这是张天翼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亲聆鲁迅的教诲。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张天翼在南京闻耗立即赶到上海奔丧。在万国殡仪馆内外，他参加鲁迅的入殓仪式，并与十几位青年作家一起扶先生的灵柩上车、下葬，还书写了“鲁迅先生丧仪”“鲁迅先生殡仪”等大字横幡。张天翼在《哀悼鲁迅先生》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并表示“要用神圣战争来给他致哀礼”;在《鲁迅先生是怎样的人》一文中进一步表示要继承与发扬鲁迅的精神，“学习鲁迅先生那样熬苦”，“学习鲁迅先生那样不怕一切，只是奋斗!奋斗!奋斗!”他决心循着鲁迅的足迹，继续为无产阶级文学事业奋斗、前进。
 

三、讽刺文学的成熟期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天翼参加发起成立上海市文艺界救亡协会，后又任《救亡日报》编委。9月，张天翼从上海回湖南，在长沙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和文化界统一战线工作。
 张天翼说：“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斗争。在当前， 我们就自觉地来把艺术服务于我们民族解放的神圣斗争。”他批评了梁实秋等人鼓吹的“与抗战无关”的超时代的艺术至上论，强调作家要写出“生活在抗战中的中国”，“的的确确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论“无关”抗战的题材》)。他自己正是这样身体力行了。1937年11月，张天翼发表了短篇小说《谭九先生的工作》，1938年2月发表《华威先生》，同年11月发表《“新生”》。作者后来将这三个短篇合集，取名《速写三篇》。 它标志着张天翼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走向成熟的阶段，标志着他的讽刺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在《速写三篇》中，张天翼成功地塑造了在一片抗战声中假公济私的投机分子(《谭九先生的工作》)、抢夺文化界统一战线领导权的破坏分子(《华威先生》)和对于抗战失去了热情和信念的颓废分子(《“新生”》)这三个不同类型的艺术形象。这三者是一个既有区别又不可分割的整体，作者企图从三个不同的侧面，给读者展示在抗战初期比较普遍存在的阻碍与破坏抗战的几种丑恶的嘴脸，以引起读者的警觉。
 谭九先生是一个每年收三百担租谷的地主豪绅。他虽然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却从来不看书报，很迷信，出门还要查看一下黄历。抗战了，他也跟着侈谈“主义”。他的热心抗战，实际上是想在防空演习、演戏、办壁报、成立“抗敌协会”等工作中捞个“领衔”的资格。当报上提醒人们要谨防商人地主“囤积居奇”时，谭九便以宣布“不合作”，再现他的土豪劣绅的原形。《“新生”》里的李逸漠，也是一个地主绅士，他的投机，是想借抗战的声浪，改变一下他的形象，改造一下他的空虚颓唐的精神世界，从一个腐朽的地主分子一跃而变成能为民族存亡而奋斗的爱国志士。他刚到中学任教时，兴奋地说：“我真要感谢日本强盗：要没有他的炮声震醒了我，我还在那里做隐士哩。”然而，传统的孤僻和历史的惰性，却使自己和周围筑起一道墙来，他很快就感到苦闷、倦怠，留恋过去家乡的地主生活。不久他便和一个满口汉奸理论的老朽来饮酒浇愁了。这种人想借抗战以“新生”，抗战却反把他的地主阶级腐朽、寄生的本性显现得更加分明了。
 《华威先生》是张天翼的代表作。主人公华威是在国难声中浮泛起来的沉滓，但涂满了五光十色的“抗日色彩”。他和谭九、李逸漠所不同的，他不是一个腐朽的地主分子，而是永远挟着一个公文皮包，永远带着一根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是一个职业文化人的外貌。他摆着一副积极抗日的架势，每天都为“国事”忙碌着：“一切抗战工作都要领导起来才行。我怎么跑得开呢，我的天!”他声明自己“不怕吃苦，在抗战时期大家都应当苦一点”。因为太忙，他乘坐的黄包车在全城跑得最快——象闪电一样快!他毫无必要地一天开十几个有关抗战的会，每次讲话又都是重复着“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一类的谰言。所谓“认定一个领导中心”就是认定国民党这个领导中心，这是抗战初期国民党右翼假抗日、真反共的腔调。党棍的本质使华威想干预、想包办一切事务，甚至连妇女界组织的“战时保婴会”，他都要参与领导。他动辄查问有没有“汉奸”、“不良分子”，诬陷群众的抗日活动是“秘密活动”，“有背景”。最为“名正言顺”的“日本问题座谈会”，也要受到他的蛮横干涉。又要领导一切，又要查禁，华威忙得“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制度”。但是在私人交往中，华威又是另一副嘴脸。他忙碌着，其实“每天——不是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别人吃饭”。他带着很机密很严重的脸色小声地问小胡子：“昨晚你喝醉了没有?……”“……我不能猛喝。刘主任硬要我干掉……密司黄说要跟刘主任算账呢……”小说从另一个侧面揭露了华威庸俗、贪佞的性格特点。华威是不是一个国民党特务?作者没有这样明确具体地写。他说：“‘华威先生’是抗战初期国民党中的一种人物，那时还挂着抗战招牌，但是不干抗战的实际事情，专门闹磨擦;到后来，这一号人物也许就做‘盯梢’之类的勾当去了”(《张天翼同志和部队作者的谈话》)。《华威先生》只有五千字，如此简短的篇幅，容纳了如此丰富的思想内容，并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维妙维肖的“党老爷”的典型形象，深刻揭示了这个反面人物的本质特征，我们不能不对作者概括生活的本领、巧妙奇特的艺术构思以及高超的讽刺才能表示敬佩。张天翼塑造的华威这一艺术形象，已经被大家公认为一个文学典型。“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华威先生之多，犹如恒河沙数，而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更不断地接触得到，抗战以前有，直到抗战第八年的今天仍旧在活跃着。华威先生的时代还没有死去”(蒋星煜《论华威先生》)。
 《华威先生》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但也存在争议。据当时主编《文艺阵地》的茅盾说，“收到了不少读者的来信都是对于《华威先生》感到很大的兴味的”，同时也有一些“丑恶抉摘的反对者”指摘小说“太谑画化”， 对于读者“害多而益少”(《八月的感想》)。日本作家把《华威先生》译载在《改造》杂志1938年11月号上。因此有的评论者一方面认为小说“对于救亡工作的病症的指摘，是有不可磨灭的意义，对本国的知识层，绝对是象药般有益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小说会给日本读者“看中国在抗战中有这样干不出所以然的干部人物，而得一种轻蔑对方的快慰”，甚至认为这会“符合着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而增强他们侵略的信念”(林林《谈<华威先生>到日本》)张天翼不同意这种批评意见。他指出：“日本人的发现‘华威先生’，想要拿这一个人物来证明我们全民族都是这样泄气的家伙，而向他本国人宣传，那是白费力，因为效果适得其反。……我认为我们的自我批判，被敌人听见了也不要紧。为要我们自身更健康，故不讳自身上的疾病。这一点，日本人民会拿去与他们本国的情形对照一下的。”(《关于<华威先生>赴日》)围绕着《华威先生》出国问题，这年在文艺界展开了关于文艺对抗战现实要不要暴露、怎样暴露，文艺的真实性及其客观社会作用等问题的热烈讨论。
 自1937年至新中国成立前，张天翼除出版《速写三篇》外，还有短篇集《三兄弟》、 《同乡们》，文艺论著《谈人物描写》，并发表了长篇童话《金鸭帝国》 (第1、2卷，全书未完)，论文《论〈阿Q正传〉》， 《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 《贾宝玉的出家》， 《读〈儒林外史〉》等，以及《老虎问题》、《仙岛》、《混世魔王》等二十余则寓言。
 1942年秋，张天翼患严重肺结核病，在他创作的颠峰期不得不辍笔。当时张天翼贫病交加，国统区及解放区各界人士在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等报纸上，为之呼吁，募捐，收到许多救济款和慰问信。1944年11月湘桂大撤退时，他离开湖南，于次年5月间到达四川重庆，后在成都郊区郫县养病。疗养期间，读了《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一类的线装书，为他后来写《〈西游记〉札记》等论文作了准备。1947年，张天翼病势减轻，即与一些友人组织“整风文献”学习小组，调查当地情况，向农民宣传党的土地政策。1948年秋，张天翼离开四川去上海，同年11月赴香港。那时他盼望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早日渡江南下，相信新中国的诞生已为时不远了。1949年夏，张天翼满怀喜悦之情准备北上，不料又大吐血，党组织便把他送到澳门镜湖医院疗养。
 

四、儿童文学创作的新成就

 1950年5月，张天翼病情有明显好转，便决定离开澳门经广州来到北京。他几乎忘却了自己是一个初愈的病人，热情地以他的笔为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文化事业服务。1951年，他任中央文学研究所副主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1953年、1960年先后被选为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创作委员会委员。1953年，他任《人民文学》编委，1957年底任主编，并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1958年夏，住北京大学临湖轩体验生活，与中文系一些学生交朋友，酝酿着写大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1963年任《儿童文学》编委。此外，从1954年后，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与人大视察小组去各地工厂、农村参观访问，与当地作家、青年业余作者交谈创作问题。
 张天翼这一时期忙于编辑刊物、培养青年作者以及作家协会日常事务工作，但工余之暇仍坚持创作。不过这时他不再写讽刺小说了，专心致志地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自1951年至1956年，他发表了小说《去看电影》、 《罗文应的故事》、 《他们和我们》;童话《不动脑筋的故事》、 《宝葫芦的秘密》;剧本《蓉生在家里》、《大灰狼》。其中《罗文应的故事》于1954年获全国少年儿童文学艺术创作一等奖。这些作品生动反映了新中国儿童少年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的成长过程，成为教育儿童少年的好教材。
 《罗文应的故事》深刻地描写了成长中的孩子的性格特点。罗文应象一般儿童一样对生活充满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心，但他在生活上学习上散漫无羁，不能管束自己。作者着力描写罗文应在不断克服自己缺点过程中所表现的坚强的意志和勇气，对于正在成长的小读者如何正视自己的弱点，并增强改正缺点的信心显然有着重要的教育作用。许多孩子们正是从罗文应身上汲取了一股力量，从而激发了潜藏在他们内心里的热情和对生活的美好希望。这就是小说主题的积极意义。由于作者对新中国儿童同样作了细微的观察和了解，因此对儿童的生活习惯和心理活动，他们的思想情趣和性格特点，写来丝丝入扣，尽情尽理。作者善于用优美、朴素的为孩子们容易理解的语言，去描写那些平常的生活故事。对于孩子们身上的缺点，作者虽然也进行讽刺，但那完全是善意的、充满热情的、而无冷嘲与戏谑的成分。他把他对儿童的挚爱完全倾注在他的作品里面。
 《宝葫芦的秘密》是继《大林和小林》以后张天翼又一部具有代表性的长篇童话创作。这部童话不仅结构谨严，艺术构思也较奇特，无论叙事状物，处处都表现了作者的机智与风趣，语言生动而富于幽默感。作品通过少年王葆的遭遇，批评了不劳而获的懒惰思想，指出坐享其成的生活不应该是新中国儿童少年追求的生活。宝葫芦虽然满足了你“要什么有什么”的欲望，但这种满足是不会有快乐的。当作者对小读者进行这种人生观教育的时候，他不是采取说教的办法，也不是把现实生活中获取的材料直接写成小说，而是采用了孩子们所喜爱的童话形式，使幻想与现实巧妙地结合起来，取得了既新颖活泼又富于教育意义的表现方法上的成功。同样，童话剧《大灰狼》，通过生动有趣的对话，成功地刻画了喜鹊们的愚蠢饶舌，大灰狼的刁滑阴险，大妞儿的智勇双全，二妞儿的年幼力弱，三妞儿的天真任性，把人物的不同性格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作品洋溢着一种清新的气息，比之某些儿童剧本的通篇大人气的说教，大异其趣。
 此外，张天翼还陆续发表了《文艺工作者和群众》、 《关于<华威先生>》、 《<西游记>札记》、 《契诃夫的作品在中国》、《关于指导青年阅读古典文学作品的几点意见》、《略谈曹雪芹的<红楼梦>》、 《关于人物性格和典型问题》、 《阿Q的典型意义》等论文、杂文。其中如论文《<西游记>札记》，发表时曾引起学术界注意，认为这是在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一篇好文章。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四人帮”迫害下，张天翼被迫停止一切工作和写作活动，他的作品全部遭禁锢。1969年底，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春因病返回北京，在家休养期间，写了一些读书札记和漫谈创作的笔记。1975年1月，张天翼患脑血栓，虽治愈却留有后遗症，言语困难，右手不能写字，因智力尚清楚，多年来坚持用左手写字。张天翼希望自己能继续为孩子们写作。他说：“为孩子写作是幸福的。我一定要努力锻炼身体，战胜疾病，争取早日恢复健康，继续为我那些亲爱的孩子们创作新作品”(《为孩子们写作是幸福的》)。朋友们为张天翼能坚持锻炼身体，半身不遂大有转机而高兴，相信“他的蓬勃生气和乐观的精神是永远不会衰老的”(《吴组缃谈张天翼》);“衷心祝愿他能够重新拿起笔来，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教育后一代，再贡献出他自己所期望、也为大家所热切盼望的一份力量来”(周颂棣《我和天翼相处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