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回忆郁达夫一些小事情》

近三四年来，大约因为是知识阶级已得到平反，祖国的出版事业忽然热闹起来，四面八方找寻可重印的书籍。远居英国无甚名声的我，也忽然收到不少催稿书信，大多是请我帮忙写纪念某某作家的文章，看来我如不作理会便成了不识抬举了。

郁达夫是我敬爱的一个作家。我常想他的文章，感情，充沛认真的写出来，是很可佩服的，他为国牺牲的忠诚更是前人不及的(1955——1960年间我在南洋大学里执教近代文学，此事我在南洋青年的口述中知道不少)。现在有些书店封我作五四运动健将，我呢，拒之不恭，受之有愧，其实，郁达夫才是五四运动健将。

在五四运动当时，我正在初级女子师范读书，那里同学大都是家里困穷，把女儿送出去学一门手艺，二三年后，可以毕业教教小学。我家里并不是要我教书挣钱，但是我母亲却是极希望我可以早早读好了书，免得她要向父亲请求付出大笔学费，让其他姨太太讥笑：“女儿要考女状元呢!”

我母亲虽然没上过新式学校，但她的思想是开明的，她同情困穷的人，藐视不劳而获的富人。不但思想上如此，且表现于日常生活上，凡是父亲的困穷的远亲近友，她都格外体贴招呼，反之，势利逼人的亲友，她就远避惟恐不及。

我头一次读到郁达夫在日本写的短篇小说，是写中国留学生的生活，第一段即写：“袋里无钱，心头多恨。”我念与母亲听，她大为称赞，她很欣赏“客途秋恨”那样的唱本，她说：“那样写法，才是文学，不是无病呻吟。”

我第一次见到郁达夫是在陈师曾与齐白石宴请一个日本画家渡边晨敢的席上，渡边来北京的目的是想捐些中国近代画带回日本出售，得款周济中国华北旱灾。他是陈师曾的日本老友，齐白石原是师曾的挚友，我是师曾得意门生江采的好友，所以她约了我陪她去赴席。那时我还未到二十岁，什么事都看得很容易，当时即应允捐出我画的山水屏风助赈。后来渡边来信致谢，方知道那不成熟的山水画居然卖得一百大洋助赈云云。

陈师曾是陈三立之子，亦是我当年最佩服的画家。他原擅诗、书、画，堪称三绝，而且刻印也与吴昌硕齐名，那时白石虽也擅长此道，但他不敢与陈师曾相比。因陈师曾有数次代白石在日本卖画，甚至把自己的画收起一半，让白石的画全部展览出售，这种豪举，不但当年没人可比，证之后人，也未再见。

从陈师曾谈话中，我知道郁达夫不但是小说家，且擅长旧诗词，他俩谈到诗词，便语惊四座。我那时只是大学一年级生，只知死心攻读西洋文学，以求上进，中国诗词像是中国古瓷器、古字画，明知那是美好的东西，但为了中国复兴的前途起见，认为那是不急之务。

不久，诗哲泰戈尔到了北京，因为燕京大学鲍贵思教授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很想提携后进的人，一次宴会上，她就介绍她的二三个女学生认识泰戈尔。泰戈尔原来被招待住在史家胡同的西方公寓，徐志摩、陈西滢是北大派去招待诗人的人。那时正是初春，陈师曾、齐白石等组织的北京画会正式成立，但找不到地点开会，陈师曾提议到我家的大书房开会，用吃茶替代吃饭。我因陪同泰戈尔一齐到中国的兰达·波士是印度画家，且是艺专校长，泰戈尔极力把他介绍给我们，所以趁机也请了波士来赴画会。我不知道这个消息如何传到了北大，于是徐志摩、陈西滢等教授便跟了泰戈尔来赴画会。好在那天招待会听了母亲提议，只是吃茶，不吃饭。那天由母亲提议早一日去定下百枚新鲜玫瑰老饼和百枚新鲜藤萝花饼，另外用家中小磨磨出的杏仁茶，这应节的茶点很投合诗人画家的趣味。(二十年后，画家波士给我来信，还巴巴的提起那天吃的茶点!)

由这一次北京画家集会之后，陈西滢、徐志摩、丁西林等常来我家，来时常带一二新友来，高谈阔论，近暮也不走。有时母亲吩咐厨房开出便饭来，客人吃过，倒不好意思不走了。

有一回徐志摩原说要带郁达夫来，临时只他一人来了，原因是达夫的棉袍不见了，多半是被穷学生穿走了。大家也明白郁达夫的棉袍原是同事集钱合购送赠的，现在既可以随便让人穿走，以后谁能保证没有他人再来穿走呢?当时徐志摩报告这件事可是很有声有色的，经他描绘一番，大家并不觉得郁达夫有什么不对，只觉得有趣而已。倒是江采聪明，她提议说：“我看你们应当到前门估衣铺交涉一下，给他们第一件棉袍的钱，把这件袍子取回，言明万一失掉了，让铺子立刻送第二件来。”“要是第二件送到也不见了，该怎么办?”丁西林讥讽的往下说，“我看我们应该出钱连做三件，一件不见了，穿第二件，第二件不见了，穿第三件，这样一来，便无问题了。”“谁出钱呢?”陈西滢问。“当然是徐志摩啦!”不记得是谁说。志摩连忙叫道：“你们都来欺负我，我老徐不是傻瓜，惹急了会打人的，知道吗?”

徐志摩的生气，谁也不当作一回事。据说过了一个礼拜，一个大雨的早晨，他一个人又巴巴的跑去前门估衣铺为郁达夫买了一件棉袍，否则达夫连上课都不能上，天气实在还是太冷了。

(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