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山高树大于右老》

葬此伟大革命家于高山之上兮!
呼吁主笔，
靖国统军;
旌旗招展气如虹。

葬此一代书圣于高山之上兮!
银钩铁画，
风雨雷霆;
龙飞凤舞幻长空。

葬此一代诗人于高山之上兮!
微吟动地，
高唱干云;
为我中华写太平。

葬此一代哲人于高山之上兮!
银须飘拂，
杖履从容;
举世无如髯轶伦。

天穆穆，
海沉沉!
秦关望断，
华岳云封;
一代完人今逝矣!
万方多难哭先生!

——阮文达哀于右老歌——

这是一件可以预料到，但却不希望它出现的事，然而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临了，当我从电话中获知于右老去世的消息时，距离我叩别他老人家的病榻才不过半个钟头，这是民国五十三年十一月十日晚八时零八分的事。我曾在下午6时赶到医院，右老这时一直在昏迷状态中，最严重的是他老人家已有36个小时没有大小便了，医生们正在设法抽取老人家的小便，可是经过20分钟的努力，终于失败了，医生们摇了摇头退出病房。不能小便即表示病人肾脏机能已经完全损坏，也就是说病人在和病魔的搏斗中，是逐渐的向死亡接近了。我们走近右老的病榻，他老人家蒙在氧气罩内，有低沉的喘息的声音，眼睛是紧紧的闭着，银须仍飘拂在老人家胸前。这时大家都知道，老人家已经渐渐的走完了他86个岁月的生命路程，现在经历了一场与病魔剧烈的搏斗后，即将和我们永别了。
每一个人都有失去他敬爱的长者的哀痛，这种哀痛各有不同;他老人家的逝世，在国家是失去了一位耆德元勋，一代大老，朝野同哭，感到莫可补偿的损失;对于我个人来说，则失去了一位多年爱护和培植我的父执，我无法用眼泪来表达我的悲哀，也无法用文字来写出我的伤痛，我只觉得天旋地转，世界昏暗。
右老去世时，我正在第一饭店参加一个晚宴，8时15分电视公司的新闻组长潘启元弟打来电话，告诉我这个噩耗，我请他立即驱车来接我，我们同去荣民医院。抵院时，老人家已移入太平间的冰柜里，外面设立灵位，我们哀戚的行了礼，并且在冰柜前抚门大哭。人天永隔，音容宛在，卅年来最爱护最培植我的长者与世长辞，死别吞声，又岂止是痛哭可以表达这份悲恸!
最近一年多，老人家曾和我回忆许多往事，只是他老人家的记忆已模糊，又时时会忘记，所以都是片断的。

往事已如烟

“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我任交通部次长。”有一个早晨，右老精神很好，对我说民初的往事：“你父亲(注)在蔡孑民先生主持的教育部任社会教育司长，还替民立报写专论，宋遁初先生担任法制局局长实际负责同盟会的工作，那时我们三人最亲近。大约在民元春天，遁初担任同盟会的政务工作，来和我商量如何加强东京工作。同盟会总会原在东京，自从辛亥起义后，同志纷纷返国，东京方面的会务等于停顿，因此遁初主张成立同盟会东京支部，要选派一位留日出身的能干同志前往主持，遁初要我提名，我要遁初提名，后来遁初说：不如我们各写一个名字在手中，看看是不是一致，我们写了大家互相一对，结果不约而同都是写你父亲的名字。遁初第二天去报告总理，于是你父亲就以同盟会东京支部长的身份再返日本。那时候，清帝才告退位，民国成立不久，还没有和日本建交，所以你父亲在日本的身份，等于是驻日公使，只不过没有外交身份。如果遁初组织责任内阁，中日建交，你父亲便是第一任中国驻日大使，不幸后来遁初在上海北火车站遇狙殉难，从他遇刺起到他去世，我都一直陪伴他，你父亲在日本闻讯，赶来上海，奔走遁初身后事，遁初墓地在上海闸北，我作的墓志铭，刻在遁初铜像的石座上，这篇墓志铭的原稿即由你父亲保存。你可曾看到过?”
先大人所搜存革命时期的文件，在抗战时早已散失，因此我便未曾见到，右老于是很辛苦的在书案上找一本《右任文存》，可是却找不到，又费了很大气力来背诵，并且要我笔录：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右老念到末句，有点呜咽，慢慢的，用低沉的声音说：“我一直想替遁初写一本传，这个愿望终未实现，如今已过了五十年，你父亲也过世多年，我现在身体又这么衰老，看来这个愿望是不可能实现了。”

“故人入我梦”

去年夏天一个晚上，右老梦见和谭组庵先生胡展堂先生和李印泉先生在一块吃饭，地点好像在上海，可是又很模糊，第二天老人家很感触的做了一首诗，诗是：
“谭胡于李兔儿年，风起云扬不共天。君等先行余有待，再挥血泪洗山川。”
原来谭组庵、胡展堂、于右任、李印泉四位老人都是己卯年出世，同庚属兔，他们都献身革命，推翻满清，创建民国，他们的经历，正是中国一部近代史，有血、有泪、有欢乐、有痛苦。四位老人都有他的诗集或文集，所记录的，正是我们这一世纪的悲、欢、离、合以及生、死、恩、仇。
若干年前，四位兔儿年出世的开国人物，曾在上海小有天饭店合祝同庚宴，这一次愉快的聚会后不久，谭胡相继谢世，再不久便是抗战，世事沧桑，有不胜今昔之感，右老忽然梦见故人，为之感慨赋诗，然而这一首诗却引出一段是非。
谭胡作古多年，李印泉(根源)却还未死，一直留在大陆，仍寄寓他的第二故乡苏州(按：李印老是云南腾冲人，但从民国十年后便住苏州)。《大公报》记者便持右老这首诗往访李印老，请他发表谈话表示自己仍然健在，李印老遂和诗二首，诗曰：
“偕君革命正英年，誓倒清廷不共天;辛亥功高终未竟，人民继起壮山川。
四人祝寿记当年，今剩麻髯回隔天;曷不翻然归祖国，共挥椽笔写山川”。
死别已吞声，生别长戚戚。
故人入我梦，引我长相忆。
诗人老去，哲人情怀，右老诗：“开国于今几岁更，艰难岁月作长征，元戎元老骑鹤去，我是攀髯一老翁!”正是写照。

虎口余生亦自矜

过去一年，老人家不只一次向我谈起在西北家乡脱险的经过，虽然往事已经模糊，可是他老人家却引为极得意的经历。
第一次由开封脱逃，是在60年前，右老到开封应礼部考试，还未入闱应考，陕西方面已经对他下了拘捕令，原来右老早年曾印行了一本《半哭半笑楼》诗稿，陕甘总督升允读了后，认为有革命思想，“大逆不道”，遂向清廷密奏，请旨拿办，清廷命令升允拿办，总督衙门中有位幕友偷偷把消息告诉了李雨田老先生，李先生是右老父执，他的少君李和浦和右老是同学，对右老非常爱护，知道这个消息就赶紧找到右老尊翁，大家都非常着急，可是恰巧这时陕西河南间的电报不通，据升允的幕友说，督署正办紧急公文，派驿卒送到开封，计算日程，约需16日才能抵达，因此，大家觉得还能营救，就是雇一专人，兼程前往，要在10天内赶到开封，于是大家凑了十两银子，请了一位认识右老的人，星夜前往，这位使者到了开封，不知右老住处，只好在大街上等候，等了一天没有见到，第二天恰遇右老和同考的人在街上逛游，赶紧拉了右老到僻静处，把西安消息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右老，并且敦促右老立刻出奔，免得追捕的人赶来。于是右老当晚就租了一辆小车前往许州。西北风俗，拜年的人都是把大红名片贴在主人门外墙上，右老仓惶中出走，自然无法把身份掩护得很好，可是他老人家却表现出机智，顺手从墙上揭下了好几十张名片装在身上，沿途遇见盘查的人，就顺手掏出一张名片，暂充名片上的人，凭着这一手顺利的通过关卡，到了许州，才换上火车，在火车头的炭块堆中藏身，安然到了汉口，后来才知道，清吏派出逮捕的差役，为了追捉这位逃亡的人，乘马日夜追赶，马都跑死了两匹。
右老从汉口转乘轮船赴上海，路过南京时，轮船靠岸，右老这时身上只有2两银子，但却偷偷的上了岸，遥拜明孝陵，并且留下了一首诗：
“虎口余生亦自矜，天留铁汉卜将兴，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
一个年轻的逃亡者，又累又穷，后有追兵，生死前途都不可知，却这么从容，这么镇定的写出胸中的感情和抱负。

望园陵、人白首

从民国七年到北伐这十年间，右老领导西北的军事反对军阀，拯救地方。民国十八年出任审计院长，二十年出任监察院长，在监察院长任内一直到去世，共做了三十四年监察院长。这三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老人家由灿烂归于平淡，好多人都奇怪，为什么像右老这么一位勇敢和生动的政治家，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只是写字作诗呢?其实这都是仅只看到表面，由于所处的地位和所处环境完全与革命时代不同，所以表现的风格也就不同。在监察院长任内，他老人家是国家的元老，党的重臣，因此，对党国大事的解决，都是在潜移默化中，许多重大的问题无法对人说。还记得在抗战期间，他老人家逐日都写日记，日记记得很多，也很潦草，很多字我们都认不得，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老人家叫侍从李祥麟把所有在抗战期间的日记拿到面前，这些日记一共有一尺多厚，他老人家翻也不翻就叫李祥麟把全部日记烧了。当时我们都在场，很觉可惜，我们所最可惜的，是老人家的墨宝，便要求老人家不要烧了，老人家说：“快点烧，这都是是非，我不能因个人的喜恶，在历史上留下是非。”这种胸怀是多么高雅。
不愿留日记，是不愿有是非。民国三十五年他老人家由重庆乘飞机回南京，在飞机上百感交并，追忆数十年来往事，填了一首双调水仙子的曲子：“一拳打碎黄鹤楼。二水中分白鹭洲。八年苦战今难受。望园陵，人白首。旧江山浑是新愁。念不尽神明大咒，说不清乾坤自由，听不完楚汉春秋。”
老人家逝世后，他的家属和部下想在他老人家遗物中寻找遗嘱，未曾找到，但找到了这几年片断的日记，日记不多，有时一天只有几个字，由刘延涛先生整理，刘先生把其中的一部分摘出来刊登在报上。昨天刘先生告诉我说：“老人家日记很稀少，很珍贵，可是却两次提到你，实在对你太厚爱了。”我特请刘先生抄给了我。
从他老人家最近三年来零星的日记摘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老人家除了爱国以外，只记有两件事：一件就是他老人家读书，不断的读书。一件就是他老人家很穷，但是“穷且益坚”。
在读书方面可记的，是他老人家常常因为忙，因为病不能读书而自歉、自责，甚至于因为一天只看了一种书，或者看得不够多、不够仔细而认为“实在不应该”。比如他老人家在日记中记着：“今日未看书，歉甚!”“今天看阳明论学书真是博大。数日内未看他书，实在不应该。”“数日因事多未看经书，心中不安。”甚至他老人家还记下了下面几句警语：“在北投看通鉴，甚模糊。少年不看书，老年欲看而不能，可哀也!不看书者，真为愚人，并为文明时代之愚人，可耻!”这一如暮鼓晨钟，是何等值得我们警惕的话。
至于穷这一点，却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到的。比如他老人家在民国五十一年春节前的日记里记道：“春节将近，用费太大，将如之何?”一位做了三十余年选任官的监察院长，谁会想到他老人家竟连过年都愁得过不去了呢?但他虽穷，却穷得清白，穷得坚贞，比如他在去年4月入荣民医院治疗，才住了四天就认为：“疾已轻，有归去之意”，为什么呢?在他老人家的日记里记的是因为：“开支甚大，如何能继”。虽然病没有完全好，还是出院了。
他老人家虽然穷，但只是苛待自己，自己尽量樽节，甚至于病了都不愿多住医院。但是他老人家待人却极慷慨，凡有所求，无不罗掘以应，甚至向他的副官借钱来周济别人的急需，以至欠了他老人家的侍从宋子才好几万块钱。这些钱都不是用在自己身上，而是为了帮助急需要帮助的人。
近十多年来，老人家念念不忘的，就是回大陆，常常对我说：“我一生都是从忧患中长大，也将在忧患中结束。”这是基督的抱负，圣者的感情。
右老在上海正式参加了革命活动，进入震旦公学，第二年震旦停课，于是和同学们创办复旦公学，又创办中国公学。民国前六年，开始计划办报，先到日本募款，并且谒见渴慕多年的国父，加入了同盟会。归国后就创办了《神州日报》，办了不久，因为人事问题而退出，又创办《民呼》报，这张报纸的内容比《神州日报》还要激烈，鼓吹革命，攻击贪官污吏，销路极广，这是民国前三年的事。《民呼》日报只出了83天，被陕甘官吏陷害，右老被捕，入狱三十七天，报纸被封，释放后被驱逐出租界。可是这位伟大的报人却不屈不挠，出狱后二十天，又创办《民吁》报，《民吁》报攻击日本侵略朝鲜，更以全力声援朝鲜的革命党，上海日本领事乃施压力于租界当局把刚出版五十天的《民吁》报查封。《民吁》报查封后一年，右老又发刊《民立》报，《民立》报是国民革命时期，宣扬革命力量最大的一个报纸，也是黄花岗之役和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联络指挥的总机关。由开封亡命到上海，前后六年，他老人家曾到日本两次，回陕西两次。去日本倒没有什么困难，回陕西则是很危险的，因为陕西官吏一直在伺机捉拿这位革命党人。第一次回陕西是在民国前四年，刚好是离开《神州日报》时，因为右老尊翁在三原病重，这位革命孝子不顾生命的危险，潜返家乡探视病中的父亲，晚上回家，第二天一早就走，只住了一夜。半年后右老尊翁逝世，右老延至一年后才有机会潜回家中祭奠老父，也是深夜回家主祭，第二天安葬老太爷，送到墓地，就由墓地出走。他老人家有一首出关诗就是这时作的，原诗是：“目断庭闱怆客魂，仓惶变姓出关门。不为汤武非人子，付与河山是泪痕。万里归家才几日，三年蹈海莫深论。长途苦羡西飞鸟，日暮争投入故村。”

落日故人情

我束发受书，即常随侍先君晋谒右老。民国三十年我离开学校，由昆明前往重庆，奉先君命趋谒右老，他老人家一见面就说：“我已经安排好你的工作，我介绍你入《国民公报》做学习记者。”一边说一边叫侍从李祥麟拨电话给《国民公报》董事长康心之。于是我便开始了新闻事业生涯。当时我对记者工作一无所知，老人家叫我每天下午5点钟到上清寺的监察院院长室，指导我写稿，把写好的新闻稿亲笔修改，一连数十天，总编辑杜协民兄对我的稿子最感兴趣，每天要等我稿子，后来我才知道编辑部同事把这些右老亲笔改过的稿子当作墨宝珍存。
我在《国民公报》由记者而编辑而主笔，最后代理总编辑，这其中的经过充满了艰辛。那时年纪轻，因为忙碌，常四五天不睡觉工作，而老人家常住山洞乡间，所以便很少去报告工作情形。有一天，右老从康心之处听说我当了总编辑，非常高兴，见到我后，又勉励又夸奖。晚上写了一副对联送给先君，是：“苍松含晚翠，玉树发新枝。”
民国三十八年春，我和名记者陆铿在广州创办《天地新闻日报》，当时参加这份报纸的，有名报人现任中央社总编辑沈宗琳，政治大学教授漆敬尧，台湾电视公司副总经理李蔚荣，新闻组长潘启元，名政论家董品祯，香港《天天日报》总编辑梁小中等，由于这张报纸的言论非常犀利，反恶化反腐化，因此竟被广州“警备司令部”查封，还把社长陆铿和总编辑董品祯扣押，我因任董事长所以不在拘捕名单内。右老担任我们的名誉董事长，他老人家甫由南京抵达广州，听到这个消息，大为震怒，我还没有见过老人家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一边用手击桌，一边连声说：“胡闹，真是胡闹。”可是老人家尽管不高兴，却也莫可奈何，最后还是右老和阎百川先生同时出面，陆董才告保释。右老在新闻界中最宠爱两位记者，重庆和南京时代是陆铿，在台湾则是于衡。陆出狱之日，右老要去监牢接他，我们劝阻不行，幸而老人家座车坏了，才告作罢。当晚老人家邀我们上小馆，坐我驾驶的一辆破篷车，这车子发动要靠人推，篷布都有洞，遇到下雨，车内也下雨。不巧这晚上阴雨不停，陆铿和右老侍从宋子才推车，车内雨点一滴一滴落在老人家头上和胡子上。在小馆内，老人家兴致勃勃，为我们讲述自己在上海办《民吁》报坐监经过。
民国三十八年秋，右老在港，颇有意到云南一游，当时我任云南《平民日报》社长，曾替老人家安排一切，后来老人家却改赴台湾。民国二十九年春，我抵港后即将经过肃函禀报右老，信发出才三天，就收到老人家的亲笔复信。
民国四十年春，我由泰国和越南遄返台北探视亲友，抵台当天即赴青田街谒右老，老人家一见我面，还来不及握手，就大哭起来，口中喃喃说：“大声(陆铿字)，大声，我想念他。”因为若干年来，我总是和陆铿一同谒见老人，这次只见到我一人，而陆铿却在昆明，老人家见到我，勾起了对陆铿的想念，遂掩面痛哭。我自昆明逃出，虽受人所不能忍耐之苦，却从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可是在仁慈的老人家面前，却像一个受尽折磨的孩子回到亲人面前，有说不出的酸辛，因此也大哭一场。
今年老人家入住医院前，把一本诗集的原稿赠给我，都是草稿，上面还有钢笔改的句子。这本诗稿是老人家生前最后给我的无价之宝。
我追述许多老人家和我之间的私事，只是因为我深深的感到过去三十多年来老人家的爱护培植恩情，真是天高地厚，古人说：“受恩深重，感激涕零”，正是我今天对右老的感受和哀痛。这些日子我只要一闭眼睛，就看到老人家银须飘拂，慈祥和蔼的面貌，使我不相信他老人家已经和我们长别了。人天永隔，趋侍无路，岂仅是悲伤和哀悼可以表达我的沉痛于万一?
我把呈奉给老人家的挽联写在下面，作为本文的结束：“同盟会革命先锋，缔造民邦，勋猷特着，宏济艰难，数十载气类相关，吾先君之所敬也。
志学年受书晚辈，趋承父执，教诲常亲，克知树立，倏忽间音容顿杳，予小子能无怆然!”

(1964年)

(选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注：丁石僧(1879—1956年)，云南宾川人。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任总部外交事务及东京支部长。1908年奉孙中山命策动云南起义。临时政府成立，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南北议和后赴日，与日本大隈、大木两伯爵组织日华联合会。讨袁战役，随蔡锷入川。1923年任广州大本营顾问。1925年后绝意仕途，皈依佛法，任云南佛教会会长。1956年逝于昆明。
丁中江(1918年—)，云南宾川人。云南大学毕业后，入巴黎大学研究新闻学和中国近代史。为《新闻天地》周刊、《春秋》杂志创办人。1950年任广州《天地新闻》日报社长。1951年被香港英警逮捕入狱，获释后遣送台湾。1962年任台湾银行监察人，1963年受聘为“行政院”顾问，1978年任“考试院”考试委员。着有《北洋军阀史话》、《溥仪外交》、《血泪忠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