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有关熊十力先生生平的只鳞片爪》

此次在港，看到有朋友纪录熊先生的逸事，引起我不少的感想。我对先生追随日浅，只有片断的印象，所以自去年5月23日先生去世后，一直迟疑不敢动笔写点什么。但转念再过些时，会连已经开始模糊的片断印象也会忘记掉。这便太辜负先生对我的期望。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而记忆力又差;此处所记有关年月可能小有出入。但不敢为半路无根之谈。其因误记而有错误及遗漏的地方，希望先生其他门人加以补正。
1969、11、2、于香港新亚书院之哲学系办公室

一

我开始知道熊先生，是从友人贺君有年的口中得来的。贺君贫苦力学，文字及人品，均堪敬佩。他家与熊先生的故居黄冈但店附近的黄土坳相距很近。我虽然是浠水县人，但与黄冈为邻县;和先生的故里相距仅约十公里。可是从来不知道先生的姓字。民国十六年，陶子钦先生任第七军某师的师长，林逸圣先生任师部参谋长，贺君因林先生之推荐，在师部任秘书，我在师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师政治部主任为卢蔚乾先生，人极精干，长于草书)，与贺君来往颇密。有一次，游南京鸡鸣寺，我作了一首七律诗给他看，他和了一首;但当面告诉我：“以我所知道的你的文名，诗不应当只做到这个样子。很有点使我失望”。他这种对朋友的坦率态度，使我至今感念不忘。这年秋天，胡今予先生与白崇禧先生闹着意见，负气住在上海。胡所率领的刚成立不久的第十九军和第七军的一个师，暂由陶先生指挥，在南京附近的龙潭，与渡江的孙传芳部，打了一个狠仗，孙部被歼，陶先生指挥的部队，也牺牲惨重。当开追悼会时，贺君作了一副挽联，顺便记在这里，以表示对这位朋友的怀念：
龙潭一役，关党国兴亡。剧怜碧血横飞，电掣雷轰攻背水。
马革裹尸，是男儿志事。长祝青磷无恙，风凄月黑绕中山。这年夏天，军队驻在芜湖的时候，有一次晚饭后(当时军队一天吃两餐，大概早上九时吃早饭，下午四时半吃晚饭)，我们坐在芜湖有名，但并无风景可言的赭山(山名恐有误)的山腰聊天，贺君在谈天中，大大推服“熊子真先生”，说他如何精于佛学，精于先秦诸子之学。文章写得如何好。又说他和石蘅青、张难先都是好朋友;陈铭枢以师礼事之;蔡元培先生亦甚为推服，但他决不做官种种。更谈到他狂放不羁，侮蔑权贵，年轻时穷得要死，在○○山寨(此山寨壁立千仞，风景极佳，我常从下面经过。贺君并念他自己游此山寨的诗，有“古寺荒凉绝人迹，我来天地正秋风”之句)教蒙馆，没有裤子换，一条裤子，夜晚洗了就挂在菩萨头上。我当时只是听着笑着，觉得很有意思。但没有引起我进一步的感想。老实说，当时我非常自满，又不知学问为何物，自然引不起对学问的关心。

二

从民国三十二年起，我住在重庆南岸黄角垭，与陶子钦先生时相过从。大概是三十三年春，在陶先生处看到熊先生所着“新唯识论”语体文本的上册，我借来随意翻阅，发现此书构思之精，用词之严，及辩证之评审，与夫文章气体之雄健，重新引起贺君对我所说的回忆，便进一步打听他老人家的情形，知道此时正住在北培金刚碑勉仁书院;我便写了一封表示仰慕的信寄去。不几天，居然接到回信，粗纸浓墨，旁边加上红黑两色的圈点。说完收到我的信后，接着是“子有志于学乎，学者所以学为人也”两句，开陈了一番治学做人的道理。再说后生对于前辈应当有的礼貌，责我文字潦草，诚敬之意不足，要我特别注意。这封信所给我的启发与感动，超过了“新唯识论”。因为句句坚实凝重，在率直的语气中，含有磁性的吸引力。当然我立刻去信道歉，并说明我一向不能写楷字的情形。这样通过几次信后，有一天先生来信说我可以到金刚碑去看他。我去后，他告诉我，“勉仁书院是梁漱溟先生主持的，有书院之名，并无书院之实。因梁先生经常在外，我只是在这里借住。”我看，环境很幽美，架上有梁先生的若干线装书。师母住在相隔约300公尺的地方。先生说，“要做学问，生活上应和妻子隔开。”后来有一次用手指着我说，“你和太太小孩子这样亲密，怎能认真读点书。”不过，先生有时以低沉有力的语气远远指着师母向我说“这个老妇人呀!”说这一句后，再没有下文，可能先生是有点惧内的。有一次，我做梦在故乡过旧历年，先生在我家里忙着写春联，醒后便用元遗山呈苏内翰诗的韵，做了一首诗寄给他老人家;他老人家得诗大喜，复书有谓“但愿能太平乡居来汝家写春联也。”

三

大概在民国三十四年春天，我去金刚碑看先生，临走时，送我送得很远，一面走，一面谈，并时时淌下眼泪。下面证明是残缺不全的当时先生告诉我的话。
“我家非常贫苦。先父笃学励行，不善谋生(按：好像没有得到秀才)。并在我八九岁时就死去了。未死以前，早晚教我读一点书。死后，既无力从师，又没有什么生活给我做，便常背着称(秤)，随着哥哥在乡下卖黄瓜鱼(按：这是长三、四寸的一种廉价的咸鱼)。就这样浪荡了几年。我有一位长亲(按：先生当时说了姓名，已忘记。)看到我这种情形，常常痛惜地说：‘××(按：指先生的父亲)一生忠厚，有个好儿子，却就这样地糟蹋了’。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位何先生(按：先生当时说了何先生的名字，我忘记了。我小时，常常听到先父提到何家寨有位何炳黎先生号昆阁，以举人留学日本，学问很好;不知是否即系这位先生)，当时声名很大，学问很好，乡下有钱的人，常出重金聘请教授自己的子弟。我的那位长亲，和何先生谈到我，这位何先生说可以到他教书的地方搭学(按：主要是教出高聘金者的子弟。他人则称为“搭学”，乃附读之意)，不要学钱。我年龄最小;但开始作文，何先生对我作的，总是密圈密点，评为全校第一。这便引起年长的同学的反感，尤其是那位富家子的反感，常常讥笑我说，‘这模样是第一呀!’，有一次我忍耐不住，当他又到我面前讥笑时，我在桌子上一巴掌，‘老子是第一，你便把老子怎样?’大闹一顿。闹完之后，正是六月左右，家里也没有米送来吃饭，我便休学回家。我一生真正只读这半年书。当离校时，何先生流着眼泪送我，安慰我，勉励我，要我自己不断努力。现在回想起来，这位何先生实在是有学问的，他是我的恩师。我要为他写篇传，因为他生平有些情形我还不清楚，一直不能动笔。将来回到乡下，我要收集他的材料把这个传写成。”
先生说上面一段话时，黄豆大的眼泪，不断地从眼角掉了下来。先生继续说：
“回家后，贫无所事。自己也浏览点篇籍，但不能以此为常课。不过文章出于天赋，乡人也渐知我的文章写得不错。贫极无法自存，乃约了五、六个孩子，在一个山寨的破庙上教蒙馆(按：即贺君所述者)。后闻武昌募新军遂投身入伍。入伍后，与王汉等数人谋革命(按：王汉以谋刺铁良未成身死，先生有“王汉传”，文甚悲壮)，几死者数，逃归故里。辛亥革命，以首义论功，派为都督府参谋。(一说，先生是在本县黄冈策动反正，在黄冈县之临时机构中任参谋。与我所记忆者有出入。)裁军之议起，我愿意受资遣散。黄冈人稠地贵，拿的遣散费不足建立生事基础。闻江西德安地广人稀，鱼米之乡，乃往购置田宅，嘱弟兄前来耕种，仅能糊口。此时我已三十多岁，开始认真读先秦诸子之书。中间曾往广州，想继续参加革命事业。大家住在旅馆里，终日言不及义，亦无所用心。我当时想，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又愤然回到德安，攻苦食淡。住在武汉的某君(按：先生当时说有姓名，已忘记，可能是江苏人)看到我与友人的通信，认为我有学问，能文章，遂介绍到江苏某中学(按：当时亦说有地名校名，已忘记)教书。八月中旬起程，途经南京，稍停数日，闻有宜黄欧阳竟无大师，在支那内学院讲唯识论，朝野推重。乃辞去中学教职，留南京请为弟子。当时在大师门下者多一时名士;以梁任公的大名，亦俯首居弟子之列。我以一寒伧材野之人，侧居其间，当然不会受到大师的重视。我穷得只有一条裤子(按：系中装的长裤子)于就寝前洗涤，俟次晨干时穿上。若次晨未干便只好穿一件空心长衫。后为同门所知，常以此取笑，为我取了一个诨名(按：先生当时说是什么道人，已忘记)。但我日夜穷探苦索，不久开始革新唯识论，大师并不知道。有一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至南京晤欧阳大师，欲欧阳大师推荐一门人往北大教唯识论;大师请蔡先生自己选择，蔡先生乃与院内同门分别接谈;和我接谈时，我出新唯识论稿，蔡先生大为惊叹，遂面约赴北大为特约讲师。我素不上教室，选课者来我住处，讲授。旋新唯识论初稿印出，内学院大哗，同门承欧阳大师之意，刊破“新唯识”，我亦草破“破新唯识论”以应之。大师旋命门人不必继续争辩。新论得浙江马一浮先生序，推许备至，遂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因我治学太迟，自到内学院，转北京大学，用力太猛，先得咯血症，旋又得漏髓病气体大耗，严冬不能衣裘烤火，乃在杭州养病。因曾参加革命，所以在政府中也有几个好朋友，如石蘅青、张难先、陈铭枢等，在养病中偶然也谈到政治问题。但我认为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必须有人出来挺身讲学，以造成风气。此意，蔡孑民先生甚赞成，然亦始终无从下手。我读书不博，许多构思甚久的东西，未能动笔写出，这是使我心里常常不安的。”
我因问到欧阳大师的情形：先生说：
“大师是豪杰之士。唯识自玄奘后，遽成绝学，沉埋千载;得大师起而振发之，遂使慧目重光，这当然是了不起的一件事。大师甚精选学(按指昭明文选)，文辞沉雄杰崛，亦为当今第一人。但他是佛学中的汉学家，考据家。在义理方面有所不足。他的院训及各经叙录，当然是天壤间的大文章。”
先生又反复的说：
“天下泊没于势利，知识分子丧心病狂真有使我发生将万世为奴的感慨。一二人之力，单薄孤危，要挽救也无济于事。党人以势利相结合，尤不可言。所以我常想，应当以讲学结合志士仁人，代替政党的作用，为国家培植根本，为社会转移风气。你不要小看了讲学的力量。朱九江先生(按：先生平日谈天中，盛推九江先生，谓其书札字字皆香，盖因其人格高也)一传为康南海之万木草堂，卒以此振荡一个时代。杨仁山先生一转而为欧阳大师，其所讲者内学，然及门之盛，亦不可谓对时代无影响。天下事，是急功近利不得的。”

四

先生讲完了上面的话，并叮嘱谓“我少年的情形，在我未死以前，不必发表”。这意思，是要我在他死后发表的。当时在落日苍黄中分手，先生所说的种种，一直在脑筋中翻腾上下，引起很复杂的感想。迄今二十多年，不仅我个人百无一成，连先生当时叮咛郑重的语言也记忆得模糊不清了。
三十四年冬，先生候船东下，住在我家里。小女均琴，刚刚三岁。先生问她“你喜欢不喜欢我住在你家?”“不喜欢。”“为什么?”“你把我家的好东西都吃掉了。”先生大笑，用胡子刺她的鼻孔说这个小女一定有出息。
新亚书院哲学系的书柜上，安置有放大了的先生半身照片，神采奕奕;当我坐在办公桌上，即照临在我的面前，一如耳提面命。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放着印影的先生给唐君毅兄短札的墨迹，借此机会，抄录在下面：
“又告君毅，评唯物文，固不可不多作。而方正学、王沫、郑所南、船山、亭林、晚村诸先贤倡民族思想之意，却切要。此一精神树不起，则一切无可谈也。名士习气不破除，民族思想也培不起。名士无真心肝，不求正知正见，无实力量，有何同类之爱，希独立之望乎。此等话说来，必人人皆已，早知之。其实确不知。陶诗有曰，摆落悠悠谈，此语至深哉。今人摇笔弄舌，知见多极，实皆悠悠谈耳。今各上庠名流，有族类沦亡之感否。”
今各上庠名流，乃争以族类沦亡为取利的手段;在现实上虽无卖国之权，乃以薄利出卖民族精神所寄托的历史，一切按出钱豢养之主人意志而加以歪曲，以迎合其深藏的祸心。此其毒，或较政治上之汉奸为尤酷尤惨。记述先生的志事，如深闻先生徨彷绕室时长叹深喟之声。则我为反对奖励文化汉奸而遭洋奴土奴之侮辱，在这一点上，或尚可面对先生之遗照而稍无愧色。

(1969年)

徐复观(1904—1982年)，湖北浠水人。名佛观，字复观。1923年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1926年毕业于湖北省立国学馆。1928年赴日本，入明治大学研究部研究经济学。1930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1年，因抗议“九一八”事变，为日警宪拘押，后退学归国。抗战期间，历任湖北荆宜师管区司令、中央训练团教官。1946年自愿以陆军少将衔退役。后创办《学原》月刊、《民主评论》半月刊。1953—1956年任台湾省立农学院教授。1956—1970年任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69年定居香港。1970—1974年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哲学系(后改中文系)客座教授。1974年起，任香港新亚研究所教授兼导师。
着有《学术与政治之间》(甲、乙集)、《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国文学论集》及《续集》、《中国艺术精神》、《公孙龙子讲疏》、《徐复观文录》(四册)、《两汉思想史》(卷一、二、三)、《石涛研究之一》、《黄大痴两山水长卷的真伪问题》、《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徐复观文录选粹》、《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徐复观杂文集》及《续集》、《中国经学史的基础》、《论战与译述》、《徐复观最后杂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