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静农《台先生和他的书房》

台(静农)先生教书已逾半个世纪，用“桃李满天下”一词来形容他，最为恰切不过。
说实在的，前面这三十字不到的几句话，我自己也不满意，太过平面刻板例行公事了。说实在的，自从答应写一篇关于台先生的文章以来，我不时在想：应该用什么样子的笔调才好?如何起首才妥当?前面那三句话是我试用过的几种方式之一，虽然嫌平面刻板，但比较正式而稳妥;只是，用稳妥正式的笔调来写台先生，却不是我所喜欢的，所以写了三句便无以为继了。
我想起前些日子，忘了因事或无事去看台先生，听他提及想要写一篇文章以纪念他的好友，“可是不知怎么写才好”，他用安徽口音的国语告诉我：“是的，心里是想要写，就是不知如何下笔?往往如此，好朋友，也有许多琐琐碎碎的事值得记，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缘故，所以难写。嗨，写文章有时真难!”写台先生之不容易，则又多了一层顾虑，因为他是我敬爱的老师，也是许多人敬爱的长辈。
然而，犹豫多虑不足成事，踌躇蹉跎也不能成文。我不如大胆一点，试将我所认识的台先生记下来，其余我所不认识的部分，自会有别的人去记述罢。
我第一次与台先生谈话，是在考入台大中文系一年以后。那时一年级的课程多为共同必修课，上课多在校门进口左侧的临时教室。大一的学生不太敢随便到系办公室，更莫说去见系主任了。我当时鼓足勇气去见台主任，是因为想大二转入外文系。我高中毕业时原本要报考外文系，只因一时幼稚的赌气而改考中文系，所以读完一年中文系后，就想再转回外文系，我嗫嚅而道来见系主任的原委，并请求他签名同意我转系。台先生坐在一张老旧的书桌前，那上面似乎堆积了高高低低许多公文一类东西。他看了看我的成绩单，只简略的说：“你读的很好嘛，不要转系了。”我羞涩地脸红一阵之后，也想不出第二句该坚持的话，究竟后来是怎么走出系办公室的，如今倒也记不得了。总之，系没有转成，暑假后，便继续升入中文系二年级。
在大学里，我修过两门台先生教授的课：大二时的必修课“中国文学史”及大四时选修的《楚辞》。台先生的乡音，等我们听惯后，倒也觉得十分自然。奇怪的是，到现在《离骚》、《九歌》中的一些章句，我自己心中默读时，不带些皖北的腔调还不容易呢。
台先生教书的方式，比较着重启发性。我们那一年的文学史只讲到唐代。可是，一旦掌握到方法后，我们各自都把两大本《中国文学发展史》读完了。在后来自己也执教的经验里，我更深一层地体会到大学教育最重要的不在于量的灌输，给年轻人指示读书的态度与文法更属要紧。因为四年的时间极有限，能读到的书也不算多，但有了正确的认知后，便一辈子受用不尽了。我也还记得，《楚辞》的大考，台先生让我们在课外用白话文翻译那些典丽的《九歌》篇章。《湘夫人》和《山鬼》等作品，在课堂上似乎已经了解，但要变成流利适切的白话文，委实是对自己的赏析能力的一大考验。我现在对自己的学生，有时也仿效这个方法。一来可以看出个人心得，此外则又可从那译文中见到文笔才情，而这两种都是中文系的学生必备的基础。
大四的寒假，班上男女同学共十一人，准备去毕业旅行。没想到系主任会与我们同行，而且由于他和庄尚严先生是知交，我们有幸去参观当时不易随便进出的设在雾峰的故宫博物院，生平第一次亲睹并且小心用手指触摸到毛公鼎等古物。如今回想起来，那种小国寡民式的大学生活，真正有无限温馨的感觉。不过，坦白说，我在大学时期只能算是一个好学生，实在并不是优秀的学生。我几乎不缺课地把该读的书都读好，该考好的分数也都考好，规规矩矩，没有惹麻烦，如此而已。
毕业后，有些同学早已有较深远的打算，准备考研究所，我却一心想当助教，在比较单纯的环境中工作，于愿足矣。毕业典礼过后，请世伯洪炎秋先生向系里推荐，心情便十分笃定而轻松起来，但万想不到，有一天台主任打电话叫我去办公室，问何以不报考研究所?我答不出理由来。其实，那时大概是暂时厌倦了各种各样竞赛似的考试生涯，以为当了助教便可以监考，挺神气的罢。台先生见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理由，便极力劝勉我务必要报名考研究所，同时还强调：“这事我同沈先生也谈过，他也劝你一定要考才好!”当时的文学院长是沈刚伯先生，我还不曾同他谈过一句话呢。一个才二十岁出头的人，有师长如此呵护关切，还能拂逆什么吗?我把自己禁足两周，日夜复习功课，终于侥幸录取了。
于今回想起来，当初实在是懵懂的，使我决心在中文系这个岗位上固守的因素，来自台先生的勉励竟是如此之大，令我既感激又惭愧。
我们那时期的学生和师长保持很亲密的关系，不过，常去教授们的家拜访请益闲谈，还是进研究所以后的事情。台先生在温州街的日式建筑宿舍更是经常门户为学生们开放，尤其每逢过年时，新旧学生登门拜年，或步行、或骑单车、或乘坐三轮车，络绎不绝。台先生总是亲自上下玄关，开门送客。看着实在不忍心，但又不忍不去拜年表敬意，心情十分矛盾。
台先生的客厅就是书房，原先是铺着八张榻榻米的纯日本式房间。一张大书桌靠窗放置，占去大部分的空间，他的藤椅座位之后有一大排拉门式的书橱，数张较小的藤椅与矮几围置其余两边。有限的墙上经常换挂着书画，最常见到的是沈尹默先生的字和张大千先生的画。学生们常去聊天的便是那间书房。我自己从学生时代到毕业后结婚、教书以迄于今，也数不出在那间书房出入过多少回，有时候甚至有丈夫陪同，或者携儿带女的。在我的记忆之中，那书房最大的改变，只是榻榻米换成了地板，此外，恐怕便是近年来门侧装置了一个自动开门器，可以免去他上下玄关开关门之劳罢了。
自我十年前搬家来和平东路后，台先生的家正好在我往返学校与家的中途，而台先生自台大退休后，不容易在办公室看到他，所以我偶尔会在下课以后顺道去拜访。没有上课，也没有客人时，台先生多半在他书房看书或写字。我去打扰，他不但不以为忤，兴致好的下午，常常都会取酒邀饮。若是天热，他说喝酒去暑，若是天冷，他便说喝酒可以御寒;不论冬夏，台先生都有理由教人喝酒。
许久以来便有一种传说，道是：要做台先生的入门弟子，一定要先学会喝酒、抽烟。实则台先生“有教无类”，烟酒能否之间，并无差别;只是，若在书房中聊天，能陪他浅饮两杯，接受他递来的烟，谈话的兴味会更浓一些。
台先生教了大半生的书，始终保持质朴的传统文人风貌，只有烟与酒总享用名贵的。这是因为他酒量好，烟抽得多，敬爱他的学生，仰慕他的人士，每好以烟酒表心意的缘故。有一回，我见到他身上穿着一件烧破一个洞的旧毛衣，却以名贵的烟酒招待来访的学生，便脱口而出，送他“烟酒贵族”的封号。台先生似乎并不讨厌，有时也和人说笑：“两袖清风，林文月却封我做烟酒贵族哩!”
究竟台先生的酒量多大呢?这是许多人感兴趣和关心的事情。我难免也有时好奇地追问：“您究竟喝醉过没有?”回答总是：“喝酒哪有不醉的!”接着就会讲一段他从前在四川白沙酒醉的尴尬记忆，有时则又不免连带提到别的长辈醉后诸轶闻，最后大概都引胡适之先生的名句：“喝酒往往不要命”为结论。但如果仔细观察，台先生的酒量固然大，酒德也好，其实是颇能自制的。他总是尽量而饮，过量即止。他喝酒、抽烟，不爱吃蔬菜和水果，完全违反一般卫生之道，而长寿又健康，实在不可思议。记得有一次宴请日本九州大学校长，他是一位名医，台先生也在座，酒过三巡，通过翻译问那位医生校长，卫生保健之道。那位微醺的校长说：“您已经是超医学的境界，不可言喻了。”我有时难免想，一个人有豁达的胸襟，乐观的态度，或许比斤斤于烟酒多寡更有益卫生罢。
迄今，台先生教书大体可分三阶段：第一时期是在大陆的北平、四川等地;第二时期是在台湾大学;第三时期是台大退休后，在辅大、东吴兼课。由于台先生一向豁达而乐观，又有开明前进的思想，所以往往使晚辈学生于尊敬之外又多一份亲近之感。我应该是属于台先生教书的第二阶段学生。那时候的台先生已经不再发表批判犀利而又悲天悯人的小说，是一位谆谆善诱的古典学者，但我的研究室最下面一排书橱中，还可以找到《小说月报》，所以课外也颇读过一些他早年的作品。台先生对于学生的创作，是很关切，也很鼓励的。他对于文章的看法，主张简洁明快，宁涩毋流;而他不但自己写文章如此，批评起来，也用语简劲，有时简劲到只使用两个字，比如“很好”、“典丽”、“颇细”，或者“不好!”“甚坏!”至于品评人物，亦复若此，许多老学生都知道，台先生骂人也总不会超过用两个字。
然而，台先生有时也喜欢听学生的意见，客观地讨论一些问题。去年年底，他的书艺集将出版，他撰成一篇序文，甚为自得，又以白话文附记于后，准备发表于报刊上，却恐怕那后段的文字稍嫌火气大，所以打电话要我便时过去看看稿子。那文章里引用颜之推语：“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是一篇宣布今后不再为人题书应酬的文章。台先生不擅拒绝，故登门求书，甚至辗转托求者，几乎日日有之。平时我们看他这么大年纪还穷于应付，着实感觉不平与不忍，也只能暗暗为他忧虑，却又无可如何。接电话的次日，授课后去拜访读稿子。读完，台先生问：“你看怎么样?文字火气大了些，会不会得罪人?”我回答：“恐怕会哦。”“那怎么办?”“管他呢，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怕得罪人吗?”“说的也是。我越写越生气!”那篇文章刊登出来，许多人对那序文赞赏不已，有人认为增一字嫌多，减一字嫌少，简练通脱，可为文范。不过，大家看到后面的白话文部分，倒也十分讶异，觉得83岁的台先生，竟然写得如此“有个性”!
台先生那间书房，是许多去过的人难忘的地方，说不清楚那简单平凡的房间里到底有什么因素，可以让我们如此放心与敬爱的长者古往今来、天南地北地畅谈;有时并不一定刻意去谈什么主题，也同样令人感觉十分安详温馨。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拜访，是五年前母亲去世后的初冬，从学校返家的途中，忽然很想去看看台先生，便也没有事先打电话就迳自把车子开往温州街的巷子内。台先生正一个人在薄暮的书房饮酒消遣。桌上除了书籍、砚台等物外，又有一小碟他最爱吃的小花生米。在书桌的对面坐定之后，他给我斟一杯白兰地。我授课后，有些疲惫，也有些饿，便极自然捡着碟中的花生下酒。那时，台先生也刚失去了一位多年知交。我没有多说话，静静聆听他回忆他和亡友在大陆及台北的一些琐细往事。仿佛还记得他把桌面的花生皮拨开，画出北平故居的图形给我看。冬阳吝啬，天很快就暗下来。台先生把桌灯点亮，又同我谈了一些话。后来，我说要回家，他也没有留我，却走下玄关送我到门口，并看我发动引擎开车子走。我慢速开出温州街巷口，右转弯到和平东路与新生南路的交叉处，正赶上红灯，便煞车等候信号志指示，一时无所事事，泪水竟控制不住突然沿着双颊流下来。那种心情应该是感伤的，却反而觉得非常非常温暖。
台先生教书多年，每一个学生都敬爱他。到过他书房的人，也都喜欢回忆在那里的许多时刻。

(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