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胡适大博士》

大约是带着为我饯行的意思罢，在九月初旬我快要回福冈的前几天，高梦旦先生下了一通请帖来，在四马路上的一家番菜馆子里请吃晚饭。那帖子上的第一名是胡适，第二名便是区区，还有几位不认识的人，商务编译所的几位同学是同座的，(郑)伯奇也是同座的。伯奇那天愁他没有衣裳穿，他便穿了我在上海用两块半钱缝就的一套法兰绒的西装，我是穿的夏布长衫。这要算是我们自有生以来的最大光荣的一天，和我们贵国的最大的名士见面，但可惜我这个流氓，竟把那样光荣的日期都忘记了。

那时胡适大博士受了商务印书馆的聘，听说就是梦旦先生亲自到北京去敦请来的，正在计划着改组商务编译所的大计划。大博士进大书店，在当时的报纸上早就喧传过一时。我听说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间爱去散步的那 Love Lane 的第一号，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跑向闸北去办公的。这样煊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共席，是怎样的光荣呀!这光荣实在太大，就好像连自己都要成为红人一样。

博士到得很迟，因为凡是名脚登场总是在最后的。——光荣到了绝顶的是，他穿的也是夏布长衫。他那尖削的面孔，中等的身材，我们在哪儿的像片上早是看见过的，只是他那满面的春风好像使那满楼的电风扇都掉转了一个方向。梦旦先生向我们介绍，他殷勤地和我们握手。

梦旦先生说：“这是沫若先生，我们沫若先生很有远大的志向，不久还要折回日本去继续学业。”

我脸上的肉不免麻了一下。

——“很好的，”这是博士先生的第一声，这三个字好像是他的习惯语，我以后便听见过他说过无数次，“很好的，我们就等郭先生毕了业之后再作商量了。”

在“商量”之上冠了一个“再”字，自然是为我的事情已经是商量过的。商务真的有想找我的意思吗?老实说，在上海的书业界上做事情，除掉商务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更好的地方，这点知识我早是有的。假如在我和泰东发生关系之前，商务早有找我的意思，那我不费俄顷的迟疑，或许早就唯命是听了;但我不幸一回国后，便和泰东发生了关系。我要想“朝高枝飞”吗?这个行为是something like①“革命”的。

在博士和我握手的时候，何公敢这样说：“你们两位新诗人第一次见面。”

博士接着说道：“要我们郭先生才是真正的新，我的要算旧了，是不是啦?”

他这样的一问，我没有摸准确是怎样的意思，但至少是感觉着受着了一种要求，便是要我说出一句客气的话。这话却没有立地构想得出，我只含糊地笑了一下。

就席的时候，梦旦先生并没有照着西洋的礼节，他是坐在那长餐桌子上手一边的正中，胡博士坐在他的左手，我是坐在他的右手。博士时时隔着梦旦先生和我打话，在席终用茶点的时候，梦旦先生索性把我让在了他的左手去，和博士并坐了起来。谈的话

很零碎，我现在也只能零碎地记得一些。

博士说过：“我们的朋友陶孟和的夫人最近把海涅的诗选译了，将来要作为《世界丛书》的一册出版的，她把那首《Du bistein 〔e〕 》译得真好。”

我听了他说出这一番话，才知道博士先生也懂得一些德文。但他的德文发音好像很有点“不落肯”。

他又告诉我： “某君 (这位先生的名字恕我忘记了) 译了Drinkwater^①的《林肯》，不久便可以出版。那部戏剧写得异常之好，把古事写得和新事一样。”

他回头又问我：“你近来有什么新作没有呢?”

那时候《学艺杂志》上正在发表着我的一篇未完成的戏剧《苏武与李陵》的序幕，我便问他看过没有，正打算说出我要做那篇戏剧的大旨和细节时，他已经插断了我说：“你在做旧东西，我是不好怎样批评的。”

此外还谈了些事情，我无庸缕述了。但我在这儿要叙述一件我们的大博士对于我的小小的奉仕。我那时候也在吸香烟，在电风扇之下擦了几根火柴都不能擦燃。博士把火柴匣接过去，顺手又取了一个酒杯来打横，把左手的拇指和无名指挟着酒杯边，食指和中指挟着火柴匣，那样酒杯便成了一个玻璃罩，火柴也就擦燃了。他向我笑了一下，我也着实地佩服着他：毕竟不愧是我们的博士!

散席的时候，胡博士和另一位美国出身的博士去打台球去了。

(1932年)

(节选自《创造十年》八，题目为选编者所加)

郭沫若(1892—1978年)，四川乐山人。原名郭开贞，又名鼎堂。1914—1923年在日本留学，曾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1921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女神》。同年，与郁达夫、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创办《创造季刊》。北伐时期，任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南昌起义时，任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1928—1937年，亡命日本。抗战时期，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三厅厅长。1949年7月，任全国文联首任主席。后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着有诗集《女神》等，剧本《屈原》、《蔡文姬》等，回忆录《创造十年》、《洪波曲》等，学术着作《屈原研究》、《十批判书》、《李白与杜甫》等，翻译有《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有《郭沫若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