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

我是山东临邑县人。民国初年，临邑县和傅斯年先生的家乡聊城县同属山东省东临道。我在家乡读私塾的时候，就听有人说，聊城有个傅斯年，是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傅先生旧学功底深厚，在北京大学是拔尖的学生，而且和罗家伦等人主编过《新潮》刊物，所以在我们那偏僻的山村里都有不少人知道他的名字，我也很崇拜他。可是听了他在北大讲的第一堂课，我却有些失望了。

我到北京大学读书的第一年，正赶上胡适先生做文学院长，他聘请了各方面的专家来教《中国通史》课。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址在北海静心斋，离北大不远。史语所里出名的学者很多，于是就请李济先生讲了考古部分。商周史也请史语所的人来讲。北大历史系主任陈受颐第一堂课就请来了傅先生，想让他讲个商周史的开场白，但陈先生没把话说明白，傅先生以为是来和北大历史系的同学们随便座谈，所以没做任何准备，来到一看，北大二院大礼堂里坐满了人。他说，“没想到这么多人来听课”。那堂课他讲得杂乱无章。

我和傅先生同宗的侄子傅乐焕是同班同学。乐焕当时就住在傅先生家里，生活和学业都得到傅先生不少帮助(他解放后在中央民族学院作教授，文化大革命中自杀了)。我下课对乐焕说：“傅先生大名鼎鼎，可是文章写得不多，课讲得也不怎么样，正可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乐焕也不反驳我。后来我又去听傅先生别的课，才知道他的学问之大，一般人是赶不上的，他是通人。我们有些人佩服他的学问，经常听他的课。他给我们讲过《历史研究法》，原打算写一本书，但是只写了前边几章就搁笔了，原因是行政事务太多。他没做过官，但很关心政治，看看他写给胡适的信就知道了(参见《胡适往来书信选》)。外面事务太多，没时间写文章，没时间准备课程，所以讲起课来往往没条理。

傅先生国学的功底很好，但全力提倡新文化，因此为了是否读经问题和孟森先生有过辩论。记得我们同班的几个人，我，傅乐焕，还有一个姓张的同学，曾经给天津《益世报》编过《读书周刊》。孟先生见了说：“你们这个《周刊》编得很好，这表明你们的学问都不错，在我教过的学生中，数你们这个班水平最高。可惜你们写得都是白话文。白话文是‘慈善事业’，是写给不懂文言文的人看的，写给学者看为什么用白话?文言变成白话，加上标点符号，那韵味就变了!”后来傅先生写文章，反对学生读经，孟先生主张读经，他们有过争论。傅先生所以在北大兼课，主要是想为史语所选拔人才。当时史语所人才济济，像陈寅恪、徐中舒、董作宾、郭宝钧、李济等等，但总要培养些青年学者做接班人。所以，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永诸先生都在北大讲课，想发现选拔人才。后来，北大毕业生到史语所去的很多，我的同学中就有胡厚宣、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等人。傅先生也曾提出让我去，但我因为和胡适先生早已约好，让我毕业后留在北大工作，而且我的家眷在北平，妻子在这里教小学。史语所当时已迁南京，我不愿离开北平南下。尽管傅先生说到南京帮助我内人找工作不会有困难，但我还是没有去。

我的毕业论文是胡适先生指导的，题目是《陈亮传》。陈亮和辛弃疾(辛稼轩)是好朋友，我查了所有研究辛稼轩的文章，包括梁任公的着作。这些文章都没有反映他们交往的情况，没有弄清楚他们的关系。我的论文胡先生给打了95分，评语里说陈亮和辛稼轩的交往方面材料不充实。我毕业以后在北大作助教，业余时间就搞辛稼轩，而且向中华教育基金会申请研究费用。胡先生说，梁任公兄弟都研究过辛稼轩，这个题目不好搞，你得先写出文章，说明你掌握的材料比梁任公多，有超过他的地方，基金会才有可能批准你的申请。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在一个刊物上发表了。胡先生、傅先生都说文章写得好，就是因为这篇文章，我和陈寅恪先生结成了师弟子的关系。陈先生当时在清华任教，并不认识我，他曾在北大兼课，但我在北大读书时他正好没到这里上课。陈先生看了我的那篇文章，认为写得不错，于是到处打听此文的作者。后来问到了傅先生，傅先生向他作了介绍。事后傅先生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当时，我就断定，我的申请一定能被批准，因为胡、傅两位先生都很尊重陈先生，很推崇他的学问，他们都是基金会的会员，而胡先生又主持此事。后来我的申请果然被批准了。我写成了《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编年简注》两本书，解放后都出版了。傅先生移居南京后，还给我写过不少信，对于写这两本书给予指导。我还记得他在一封信中反对写注，说在这方面投入很大精力，不值得。

抗日战争开始后，史语所南迁，北大也南迁，因为迁徙的最终地点定不下来，所以当时北大当局规定，只有教授、副教授可以去，讲师、助教不去。我留在北平，每天到北京图书馆善本书阅览室去看书。那时，北大已被日本人接管，我不愿再到北大图书馆去，而北京图书馆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修建的，日本没有对美国开战，所以没有接管北京图书馆。到了1939年，我接到了傅先生的一封信，通知我到昆明去。我到了昆明，傅先生安排我到北大文科研究所去作高级助教。原来在北大未南迁前，是胡先生任文学院长兼文科研究所所长，到了昆明，由傅先生做所长，郑天挺先生任副所长，陈寅恪先生也在那里任研究生导师。1940年冬，昆明常有敌机轰炸，傅先生决定把史语所迁往四川，说要迁到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免得敌机再来骚扰，最终选定了四川南溪县李庄。他一定要我跟着去。此后我就在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研究，在李庄住了两年。不过，我的编制还是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薪金是由中英庚款支付的。当然，我也很愿意跟傅先生去，除了想求得他指导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北大、南开、武汉大学南迁，都没有带图书资料去，后方南迁的，只有史语所带了个图书馆，大家都要利用它的图书资料。有了这个便利条件，我就在那里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宋史的论文、着作。

我是单身一人到昆明、四川去的，家眷仍留在北平。当时通信条件极差，一封信几个月都寄不到北平。傅先生考虑到我的个人生活问题，便于1943年介绍我去复旦大学。他给我写了封介绍信，大意是说：邓广铭无论教学还是研究方面，能力都很强，若是在北大、清华定可聘为副教授。当时北大比起复旦来名声大得多。傅先生说这话的意思是，到复旦去，起码要聘我做副教授。我到了复旦大学，校方真的聘我做了副教授，我教书教得还不坏，第二天，他们就请我做了教授。当时复旦大学在北碚，我经常到重庆看望傅先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教育部宣布胡适先生为北大校长，当时胡先生在美未归，暂由傅先生代理。傅先生一再发表声明：凡做了伪北大教员的，复员后的北京大学一概不聘用。这样一来，伪北大就有不少人写信给傅先生，为自己辩解。周作人、容庚在报纸上发表了公开信，除为自己辩解外，还含沙射影地攻击傅先生。当时我正好在傅先生那里，他便让我代写一封公开信回敬，我说：“这件事我可做不了!”这件事后来如何收场的，我现在已记不起来了。我每次去看望傅先生，他都要交给我许多事情，主要任务是让我代他写信，所以我替他写过不少信。

1946年5月4日，傅先生由重庆乘飞机去北平。没走以前，他便聘定我到北大教书，并说：“你到北大教书，必须降级使用，只能当副教授，不能当教授。你们那一届的同学，外文系毕业的现在还当教师，理科的大多数没当上副教授，你去当教授不合适。”我说：“当什么都可以，我不在乎。”于是傅先生便给我预购了飞机票。5月7日，我到了北平，8日便去学校看他，他见了我，什么话也没说，便让工友搬了张桌子来，道：“我现在忙乱得很，没有人帮忙，你来了正好帮我的忙。”从此我就当了校长室不挂名的秘书。我虽然到了北大，但五六两个月的薪金还是由复旦发给的，傅先生说：“既然复旦给了你薪金，那么这两个月北大就只管你饭吃，不能再给薪水。”不管对谁，他都是秉公办事的。这年的7月，胡先生来到了北平，10月，傅先生离开了北平去了南京。在胡先生到校以前，傅先生就对我说：“我代理校长，你帮了不少忙，胡先生回来当，你还得帮他的忙，不能马上丢开校长办会室的工作不做。”其实当时傅先生只聘我任教职，并没有让我承担行政上的职务，胡先生来了，我不能推辞，只好继续干。这是我和傅先生的最后一次谈话，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面。

他1949年初去台湾，做了台湾大学校长。此后便经常以朱家骅的名义给北大郑天挺先生打电报，号召北大教授到台湾大学去任教，有时也指名道姓，说要某某人去。记得点过张政烺先生的名，也点过我的名。当时郑先生问我去不去，我说：“要论和傅先生的师生关系，我应该响应他的号召，到台湾去。不过，傅先生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所以跟他去，我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关系，不愿跟他到那孤岛上去。”我还和别人开玩笑说：“如今国民党的军队是不战、不和、不守，我的态度是不死、不降、不走。”我没做过蒋介石的官，和国民党没任何关系，用不着为他们尽节殉死;我和共产党没仇恨，我在大学教书，人民政府是否让我继续教下去，当然还很难说，但这并不是一个投降不投降的问题;我不跟傅先生去，也不跟国民党走，决意留在北京大学。

后来胡夫人江冬秀的一个堂弟由美国回国，顺便取道台湾看望适之先生夫妇，见到了傅先生。傅先生对他说：“我在北京有些书没运出来，你回去告诉邓广铭，这些书全部送给他。”江先生回国后，不敢说曾去过台湾，当然也不敢说这件事。后来他私下告诉了我，我说：“我怎么敢要他的书呢?他的书只能由科学院没收或如何处理。”

1950年底，傅先生去世了。次年春，我们得知这个消息，都有说不出的悲痛。陈寅恪先生当即写了一首诗《读傅青主〈霜红龛集〉有感》，寄给我和乐焕等几个人看。我们看了之后就知道，这是陈先生借咏傅山其人来悼念傅先生的。

傅先生是通才。他和陈寅恪先生一样，出国读书不是为了拿学位，他去过欧洲好几个国家，进过几个大学，读了七八年，没有一个学位。他不是出国留学，而是“游学”，哪里有着名学者，就到哪里去听课。傅先生之所以到英国去听实验心理学、人类学，是因为伦敦大学以这两门学科而闻名于世界，傅先生写给适之先生的信里提到过这个问题。

傅先生聪明，有才华，有能力，可以说是绝顶聪明而又才华横溢。傅先生原来是胡先生的学生，后来成了好朋友，胡先生的事傅先生都能替他作主。抗战期间我在复旦大学时，就常常听人讲，傅先生说“谁都没有资格骂胡适之，只有我可以骂，只有我才有资格骂”。记得傅先生代理北大校长时曾对我说：胡先生是“性善”主义者，有时不能听他的，如果事事都按他说的办，非把学校办糟不可!胡先生也承认，傅先生旧学根底比他好，才气比他高，办事能力比他强。记得从前还流传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说俞大维这个人很聪明，本来也搞文史，也颇有成就，自和傅先生结交后，但忽然弃文学理，是什么原因呢?他说：“搞文史的人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

有人说胡先生“誉满天下，谤满天下”，傅先生也是如此。不了解他的人，往往产生一些误会。有人曾说：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长都是大学问家，傅斯年有什么学问?他怎么当上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凡是真正了解傅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学问渊博得很，成就是多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对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所作的贡献是很大的。傅先生做事，做学问，气魄大得很，眼光也远得很。可以说，中国没有个傅孟真，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要知道，当初搞殷墟发掘是不容易的，一方面是田野考古的人才缺乏，另一方面是河南人不让挖，挖出的东西不让外运。傅先生很有办法，他在考古组中大量起用河南人，像董作宾、郭宝钧、尹达、石璋如，还有一些都是河南人，这就缓和了考古组和地方势力间的矛盾。河南士绅不让把挖出的甲骨、器物运走，傅先生便多方设法，和南京政府交涉，和交通部交涉。有时天黑了再装汽车，当晚就运出河南境。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傅先生贡献也很大，史语所聘请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李方桂，不仅在国内是着名学者，而且在国际上名气也很大，能把他们聘了来，也是不容易的。傅先生在历史学方面的成就大家都知道，用不着多说。不过，有些人总以为傅先生本身的着作还不够多，除《性命古训辨证》外，都是些零碎的文章。但是，我们不能用着作多少来衡量一个人在学术上的贡献。即如傅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史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有其特殊的贡献，都具有开创性的意见和里程碑性的意义。

(根据谈话记录整理)

(1991年)

邓广铭(1907—1998年)，山东临邑人。字恭三。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史学会五主席之一。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着有《中国史纲要》(五代宋辽金部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校》、《稼轩诗文抄存》、《王安石》、《陈龙川传》、《辛弃疾传》、《岳飞传》、《宋史职官制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等，文集有《邓广铭论着自选集》、《邓广铭治史丛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