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主要事迹简介
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祖父梁维清(1817—1892年),秀才,县教谕,后辞官致力乡梓,享有清誉。父梁宝瑛(1849—1916年),耕读为生。母赵氏,书香门第出身。...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祖父梁维清(1817—1892年),秀才,县教谕,后辞官致力乡梓,享有清誉。父梁宝瑛(1849—1916年),耕读为生。母赵氏,书香门第出身。
幼承庭训,从祖父、父母读经,有“神童”之誉。光绪十年(1884年)参加广州府试,中秀才。此后渐弃场屋之志,用力于唐诗、史记,以及训诂之学。光绪十三年(1887年),入广州海学堂,精研汉学。光绪十五年(1889年),广州乡试名列第八,成为举人。主考、礼部尚书李端棻(1837—1907年)妻以堂妹李蕙仙(1869—1924年),在戊戌年又极力支持梁的变法活动,即梁所谓“饮食教诲于公者且十年”。
光绪十六年(1890年)八月,至广州云衢书屋会晤康有为,“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听之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梁启超《三十自述》),遂拜其门下。翌年,入康之邱氏书室(光绪十九年,即1893年,康命名为“万木草堂”)就读,习今文经学、泰西哲学、格致学等,并系统接受康的改革思想。冬,晋京与李蕙仙成婚。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京与康有为参加会试,落第。获交沈曾植、谭嗣同等。4月,中日《马关条约》将签,京师震动,康有为创议上书拒之,梁启超乃草就《上清帝第二书》,大意凡三事:拒和,迁都,变法,而以变法为指归。书成,日夜奔走号召,联合十八省举人连署,递呈都察院,史称“公车上书”。此“实为清朝二百年未有之大举也”,“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举”。(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至上海,与黄遵宪、汪康年筹办《时务报》,八月创刊后出任主笔,鼓吹新政,传播西学。主张中学、西学并重:“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在此期间发表《变法通议》等文,影响全国至钜,此后始有“康梁”之并称。在沪与容闳、马相伯、马建忠、严复、章炳麟等游。其中于严复尤为尊重,称:“天下之知我而能教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
翌年十一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出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为维新运动培养和罗织人材,所讲多春秋改制,兼及西学,门生中有蔡锷。在湘讲学共五个月,结交陈三立、唐才常、熊希龄等。近两年,与黄遵宪、丘逢甲、夏曾佑等竞为“新诗”,晚清之“诗界革命”由此勃兴。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至北京,协助康有为连续三次发动各省举人“公车上书”。六月十一日,光绪帝发布“定国是”诏书,实行变法。六月十四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保荐人才折》,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等五人。七月三日受到光绪帝召见,命呈《变法通议》一文,赏六品衔,令办译书局事务。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发布重行垂帘听政上谕,“百日维新”失败。是日午后,至日本使馆,向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提出援救光绪帝和康有为的请求,并称:“我的生命早就准备献给祖国,毫无可惜。”入夜,在日本驻华外交官的帮助下,亡命日本。舟中赋《去国行》,有句云:“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十月十六日,抵达东京。前此曾会晤革命党人孙中山、陈少白。自是居东凡14年。十二月,创办《清议报》,举起斥后尊皇的旗帜,以图光绪复位,继续维新大业。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在东京创办《新民丛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在《新民丛报》连载长文《新民说》,激烈批判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提倡新道德、新观念,被誉为“第三等级的人权宣言”。又连载《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史学》,为中国学术研究“开辟了一个新世界”(胡适语)。在《新民丛报》大量发表黄遵宪、康有为等人的“新派诗”,耸动国内,“以诗界革命之神魂,为斯道开辟新土。”“诗界革命”步入高潮。自本年起撰《饮冰室诗话》,给予“诗界革命”以革命性的理论概括,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新诗创作原则,以诗歌“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体”,要为“改造国民之品质”服务。《新民丛报》销至10万份,“先生言论,风靡一时,举国思想,为之丕变。”(梁启勋语)早年为文,学东汉魏晋,至此解放。自述文风称“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时人号为“新文体”“其论列时事之文,尤为明白易晓,可为中国新闻文学之祖。”(郑振铎语)。十一月创办《新小说》杂志,揭橥“小说界革命”,在创刊号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以“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发表自作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以及吴沃尧《廿年目睹之怪现象》等名作,对晚清小说创作的发展和理论建树,有重要贡献。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抵美国考察,并先后会见美国总统老罗斯福、金融家摩根,以及老友容闳等。九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表《敬告同乡书》,称:“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如弟与任公,私交虽密,一谈政事,则俨然敌国。”梁在沪时,曾于《时务报》上撰文,称“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深致仰慕。来日本后,亦渐次倾向革命,持激进立场,认为“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曾谋求保皇、革命两派之联合,以“我辈握手共入中原”相期,而最终因“倒满以兴民政”和“勤王以兴民政”之歧见和一些误解,终致分手。与此同时,康、梁之间,亦面临“手足断绝”的局面,这是由于梁已“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坏而齑粉之。”逐渐放弃保皇,宣传“讨满主义”、“破坏主义”,向往西方自由、民权和民主共和政体,愿以光绪为未来“民主国”的第一任总统。而康仍然主张“圣主用专制之权以变法”,告诫梁只“当言开民智,不当言民权”。指斥梁“流质易变”。十二月,访美半年后返回东京。目睹新大陆之种种社会弊端,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深感失望,思想又变,趋向保守,自称“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不敢复倡革义矣”,转而反对排满,反对共和,反对暴力,主张开明专制、君主立宪,强调传统私德、宋明理学,被称为“温和派”,而与同盟会“革命派”相对峙。尽管如此,在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特别是《新民丛报》初期,即“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梁漱溟语)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即以三民主义为理论武器,对《新民丛报》的君主立宪论展开猛烈批判,在暴力革命、共和政体,以及民生主义等问题上进行论战。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4月发表《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放弃君主立宪论,拥护共和制,主张政党政治和强固中央政府。10月20日,抵北京,受到热烈欢迎,自述“举国若狂”,“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10月31日,在北京大学讲演,勉励学生树立“服从,朴素,静穆”的学风。1913年5月,进步党成立,与张謇等9人为理事,又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7月,袁世凯任命进步党人熊希龄为总理,组织“第一流人才内阁”。9月,进步党人梁启超、张謇分别被任为司法总长、农商总长。在其政党内阁的幻想初成之际,进步党即与袁世凯结盟,打击国民党。1914年11月在清华发表讲演,为清华制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八字校训。1915年秋,袁世凯帝制自为。8月,发表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反袁。旋自津至沪,策划蔡锷入滇,发起护国军,树立讨袁义旗。6月,袁世凯死,护国战争结束。1917年7月,张勋复辟,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梁启超在天津说动段祺瑞马厂誓师,组织讨逆军,任司令部参赞,并发表反对复辟通电:“此次首选造谋之人,非贪黩无餍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后者即指乃师康有为。张勋既败,被任为段内阁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1918年10月,声明脱离政治舞台,返回学术。12月,以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会外顾问资格,赴欧洲。1919年2月抵巴黎,对协约国牺牲中国、转让青岛权利予日本的行径极为愤慨,以民间代表身份“向世界舆论申诉”,同时将和会情况及时电告国内,直接影响和引发五四学生爱国运动。1920年3月返国,着《欧游心影录》,主张以东方文化救西方文化之弊,并宣传“尽性主义”,希望人人“将自己的天才尽量发挥”,“这便是个人自立的第一义,也是国家生存的第一义”。
1920年归国后,即倾全力于学术研究、教育工作和社会文化活动。
1920年至1922年,《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相继面世,两年间所着即达一百余万言。1923年着《陶渊明》,1924年着《戴东原先生传》、《戴东原哲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5年着《桃花扇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1926年着《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1927年着《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1928年着《辛稼轩年谱》(未竟)。在这一时期中,对于佛教、先秦诸子、清代学术思想、中国历史的研究,都能成一家之言,居于当代学术最高峰。
1920年组织“共学社”、“讲学社”。前者出版丛书,介绍西方新知;后者邀请世界一流学者来华讲学,先后主持美国杜威、英国罗素、德国杜里舒、印度泰戈尔等人的讲学和游历,对中外文化交流和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都产生过积极影响。自1920年起,至1927年,承办中国公学,筹办文化学院,在北大、清华、南开等校多次作学术演讲,并在沪、宁等地巡回讲学,不遗余力地宣讲传统文化和传播新文化;先后担任北海松坡图书馆馆长、中华图书馆协会首席董事、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自1925年9月起,应吴宓之约,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并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1926年康有为北游,晤梁于天津之私邸,师生和解,“相持而泣”。1927年3月,为祝康有为七十大寿,专程赴沪。撰寿联:“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奉觞豆于国叟,致欢忻于春酒,亲受业者,盖三千焉。”月底,康殁于青岛。“哭累日,复约同门设位于北京宣南之畿辅先哲祠,缟衣素食,极尽哀礼,撰一千四百言之祭文,亲书8幅,悬之享堂。”又挽曰:“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斯民鱼烂陆沉之惨;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政恐天之将丧,不独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6月,王国维自沉,为之料理后事。
1928年9月开始撰写《辛稼轩年谱》,10月12日辍笔,11月27日入协和医院。
1929年1月19日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
1929年2月17日,北京“追悼梁任公先生大会”在广惠寺举行,熊希龄、胡适、钱玄同、丁文江等500余人参加。胡适挽:“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清华大学研究院同学会献《哭任公诗》二首,传诵一时:“忽见沧江晚,冥冥何所之。京尘吹日落,园树助群悲。忧国死未已,新民志可期。平生心力在,回首泪丝垂。”“独挽神州厄,一言天下惊。此身终报国,何意计勋名。正气永不死,宏篇老更成。西山能入座,已是百年情。”同日,上海各界设奠于静安寺。陈散原、张元济主持,蔡元培等致祭。蔡元培挽:“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宁辞五就比阿衡(即伊尹,曾五就汤,五就桀)。”章炳麟挽:“进退上下,式跃在渊,以师长责言,匡复深心姑屈己;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逮枭雄僭制,共和再造赖斯人。”
长子梁思成等1931年建梁墓于北京卧佛寺东沟村。墓地工程为梁思成设计。1942年10月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1966年“文革”中,梁墓正由寇德志家看管,“造反派”妄图掘墓,寇家老太太王文秀横身躺在墓顶上阻拦,方得保全。1978年,梁氏后人将梁墓产权交由北京植物园管理。
1931年北平图书馆新馆落成,梁氏家属遵照梁启超遗嘱,将3470部、41089册藏书,及金石墨拓、手稿、信札等献给北平图书馆。1997年4月,梁思达、梁思宁、梁思礼等全体梁氏后代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捐献梁启超1903年至1928年间的珍贵书信手稿416件。
梁启超有子女9人。李蕙仙(1869-1924年)生梁思顺(令娴,女,1893—1966年,词人,着有《艺蘅馆词钞》。“文革”中在天津自杀。)梁思成(1901—1972年。建筑学家,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兼主任,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人大常委)、梁思庄(女,1908—1986年。图书馆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1903年,以“陪嫁丫环”王桂荃为簉室,生梁思永(1904—1954年,考古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梁思忠(1907—1932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曾任十九路军炮兵校官)、梁思达(1912年—。经济学家,曾供职于国家工商管理局)、梁思懿(女,1914—1988年。曾任中国红十字总会外联部主任,全国政协委员)、梁思宁(女,1916年—。曾参加新四军)、梁思礼(1924年—。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着有:文集、全集:何天柱编《饮冰室文集》(1902年)、中华书局编《饮冰室全集》(1916年)、《梁任公近着》(1924年)、梁廷灿编《饮冰室文集》80卷(1926年)、林志钧(宰平)编《饮冰室合集》40册(1936年、1989年)、《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余绍宋序,1933年)等。
年谱有:杨复礼编《梁任公先生年谱》(1941年),不着撰人《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2册,丁文江、赵丰田编,胡适、丁文渊序《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1958年,台湾版;1983年,上海版),吴天任编《民国梁任公先生启超年谱》(1988年,台湾版),李国俊编《梁启超着述系年》(1986年)等。
传记有:吴其昌着《梁启超》(重庆胜利出版社1944年初版),毛以亨着《一代新锐梁启超》(1979年,台湾版),孟祥才着《梁启超传》(1980年),李喜所、元青着《梁启超伟》(1993年),耿云志、崔志海着《梁启超》(1994年),徐刚着《梁启超》(1996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