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汉人的归宿感》辽景宗皇后萧燕燕传记

66　提高汉人的归宿感

统和七年（989年）三月初一，辽朝境内发生了一件新鲜事。宋朝十七位进士竟然携家带口前来归顺。

在以前，宋朝百姓归顺辽朝，辽朝百姓逃往宋境，双方各有越境者，都不算什么稀罕事儿。但这一次，宋朝高端文化人组团来投，似乎足可以从侧面说明：咱辽朝的政治文化环境也有长进了！

这不能不让萧太后、辽圣宗感到惊喜，于是马上回应：诏令有司考其中第者，补国学官，授予其他人县主簿、县尉的职务。

辽朝历代最高统治者对汉人都不排斥。当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之前，便是以汉城起家、受到汉人的帮助才得以立国的。所以，契丹建国后，与回鹘、突厥等游牧民族政权不同，他们很重视汉人，而且分设了辽官、汉官两大官僚系统，采用因俗而制、“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一国两制”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使辽朝出现了诸如韩延徽、韩知古、韩匡嗣、韩德让、高勋、刘景等众多汉人名臣。这也是辽朝政权得以长久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在萧太后之前，历代统治者多把目光集中在拉拢各族群体中的上层人士。汉族、奚族、渤海族的上层都被纳入国家政权，成为统治阶级。

辽散乐图（河北宣化壁画）

至于普通汉人，在辽朝的地位要低于契丹人。每每契丹人与汉人出现纠纷甚至殴打致死时，官府对当事人的惩罚明显不公平，这便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法律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影响着辽朝的发展。

萧太后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逐步解决。

《辽史·刑法志》：“圣宗冲年嗣位，睿智皇后称制，留心听断，尝劝帝宜宽法律。帝壮，益习国事，锐意于治。当时更定法令凡十数事，多合人心，其用刑又能详慎。先是，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至是一等科之。”

统和十二年（994年）六月庚午，辽圣宗下达诏令：“契丹人犯十恶，亦断以律。”本来，辽朝的契丹人违法犯罪，依照契丹人旧的传统惩处；对于汉人，则沿用唐朝的律令处理。而这个诏令一下，契丹人的处理方式竟然也要依照汉人的律令了，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相应地，汉人的地位得到了质的提升。

辽圣宗的法律理念与萧太后一脉相承，同时又随着时代而改进。到了太平六年（1026年），那时候萧太后早已去世，而辽圣宗依然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特下诏令：

朕以国家有契丹、汉人，故以南、北二院分治之，盖欲去贪枉，除烦扰也。若贵贱异法，则怨必生。夫小民犯罪，必不能动有司以达于朝，唯内族、外戚多恃恩行贿，以图苟免，如是则法废矣。自今贵戚以事被告，不以事之大小，并令所在官司按问，具申北、南院覆问得实以闻；其不按辄中，乃受请托为奏言者，以本犯人罪罪之。

诏令中出现的“贵贱异法，则怨必生”，岂不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立法根源？

在这种理念的探索与统领下，萧太后、辽圣宗治理下的辽朝，汉人的地位逐步提升。

科举取士作为一项重要制度，被持续地开展起来。虽然辽太宗时期，汉人居住的燕云地区便开了科举，以笼络汉族士人，然而在辽朝早期，这种制度向来没有受到重视，也没有人能够通过科举晋升为重要官员。而萧太后、辽圣宗时期不同，从统和六年（988年）开始，科举取士便在全境实施，基本上每年都有，并不断产生重要的官员。

例如，统和七年（989年）的进士高正，曾担任政事舍人、枢密直学士，出使高丽后升迁为工部侍郎，最高职务为北院枢密副使。统和十二年（994年）的进士吕德懋则官位更高，最终成为了辽朝的宰相。统和十四年（996年）的进士张俭，称得上萧太后摄政时最有名的状元，深得萧太后、辽圣宗器重，后来不仅当了宰相，而且受辽圣宗遗诏辅立了辽兴宗，成为直接影响辽朝最高统治权的顾命大臣，有“功著两朝，世称贤相”的美誉。

此外，萧太后、辽圣宗还通过其他途径，积极提高汉人的地位，任用各类人才，努力让他们融入契丹国的治理当中。这样的事情在《辽史》中多有记载。例如：

统和九年正月戊子，选宋降卒五百置为宣力军。秋七月乙巳，诏诸道举才行、察贪酷、抚高年、禁奢僭，有殁于王事者官其子孙。是岁，放进士石用中一人及第。

霸州民李在宥年百三十有三，赐束帛、锦袍、银带，月给羊酒，仍复其家。武定军节度使韩德冲秩满，其民请留，从之。

统和十二年十一月，诏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诸道军有勇健者，具以名闻。庚戌，诏郡邑贡明经、茂材异等。己未，官宋俘卫德升等六人。

……

由于这些措施，辽朝的许多汉人有了从未有过的归宿感，参与治理辽朝的积极性被不断地调动起来，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也更好地融合起来，形成这个王朝的蓬勃生机，使其综合国力迅速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