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其人其词

李清照其人其词

面 影

李清照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异彩。但她崛起于大宋这个时代，似乎并不完全是偶然。“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两宋文化的空前繁荣，给她提供了土壤。两宋文化清雅阴柔的审美气质，给她提供了契机。而宋词，这种感性多情的文学形式，是她呈现自我风华的最佳载体。

两宋特有的文化气质成全了她，她也在两宋文化的长河中激起了一朵绚烂的、堪与男子媲美的浪花。

两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社会地位到达极至，由此而影响了士人文化的空前繁盛，波及诗、词、文、书、画各个领域。他们一方面高扬道德主体、内心情操，一方面大肆提倡士人的雅趣、文人的韵味。在文化审美趣味上，则呈现出尚“清雅”、重“平淡”的特征。

他们追求的“清雅”，是一种非圣非凡的境界。既不等同于不食人间烟火、超逸绝尘的隐逸，也不等同于混迹尘下、下里巴人的俗气。它“不执”于外物，始终保持着心灵的敏感与丰富。在红尘车马和自然日常之中觅一方心灵之清境。

只要有清兴，生活中处处有雅韵。喝茶、熏香、玩古，无不渗透着清雅之意，也无不是宋代士人对“清雅”之审美趣味的践行。泡在茶香、熏香、书香当中，李清照犹如一枝清梅，傲然绽然在大宋士人群体的枝头。

她爱喝茶。与赵明诚屏居青州时，两人最大的乐趣是在整理收集金石之余赌书泼茶。茶香氤氲在她的生活中，也氤氲在她的诗词里，更渗透在她的记忆里。南渡之后，或是病中初起之时，或是元宵佳节之夜，她眷念着往日的茶香，情不能自已。

她也懂茶。在她眼里，茶不只是发挥了一种养生功能。茶之性淡与味长，也贴合了她清雅的审美趣味。而分茶，则是茶之实用功能与禅意的完美结合。“豆蔻连梢煎煮水，莫分茶”“生香熏袖，活火分茶”，分茶是她的茶语。

李清照爱金石古玩。

宋代“学士大夫雅多好之”。对古器的赏玩是对时间的超越，它能激发赏者的幽思，也能表现收藏者的学识与清雅。宋代士人对古玩金石的收藏与痴爱是空前的，但也仅限于士人。李清照作为一介女流，凭着对金石的一片痴心和卓异的才情，也加入“文玩”者的行列。她与赵明诚半生致力于金石，其间甘苦，她在《金石录》后序中都提到了。而这些金石文物最终遗失在战火中，让她在恋恋怅怅不已之际，只能对苍天而问命运，这种无力无助与绝望，又岂是旁观者所能体会其万一？

她与赵明诚的姻缘，因金石之故，而闪现出如金子般的光辉。金石的流失，也意味着她生命的黯淡与枯萎。那些金石带着她的情感和体温，早已与她是二而一的东西了。

赏玩金石，对一个闺中女子来说，不只是一种趣味，一种性情，更是一种胸怀，一种境界。她说过，她之至乐“在声色犬马之上”，她“甘心老是乡”。一个本应在社会体系之中默默无闻站在时光深处的女子，却有着如此坚定的情怀，清雅的趣味，高尚的境界，这不能不算一种奇迹。

“吾辈自有乐地，悦耳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尝见前辈诸老先生多蓄书法、名画、古琴、旧砚，良以是也。”弃声色耳目之乐而专金石古玩之韵，需要静，需要心灵充实而淡泊。这种情怀，不正是现代人所缺乏的吗？

两宋之际，士人的地位达至空前，市民文化也空前繁荣。宋代改变了唐时坊市的区分制度，不但任何街道都可以开店营业，还取消了“禁夜”。市民文化的兴盛，既让士大夫享受着都市的繁华和活泼泼的生活气息，又让他们不自觉地与市民之“俗”保持着一定距离。这种心态很微妙，市民文化审美趣味仍悄然渗透并影响着士人的生活。

体现在审美理想上，则是崇尚淡泊。你只要看看《清明上河图》，便能明白宋代的市民文化与活泼的生活气息。你只要看看宋代的瓷器，那种不外露、不张扬的简练淡雅，便能明白宋人所追求的“平淡”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

这些气质，在李清照的身上我们都能感受到。

但最能让李清照是李清照的，是宋代的另一种文体——词。

词本来产生于晚唐五代，而造极于两宋。自李煜开始，词又从民间走向士大夫阶层。两宋的士大夫，在“言志”之诗外，是如此钟爱这条可“言情”的“词之小道”，一方面遮遮掩掩，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投入到它的怀抱。词虽在文人士大夫手中雅化了，但它的母体是民间，是市民。

词之天然的言情功能与阴柔气质，简直是为女性量身订制的。奇怪的是，一直以来是“男子作闺音”，它在静静等待着，等着一个最适合它的代言人——于是，她来了。

是词，让她如鱼得水，丰富了她的生活和生命。也是她，让词呈现异彩，在词史上留下了唯一一个不可磨灭的女性身影。

她，为词而生，以借词而生！

际 遇

幸和不幸，她都拥有了，也都是成全。你看到的华美，其实无一不是成全。所有的平淡流年，背后都有一个很长的故事。张爱玲说：“如果你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会原谅现在的我。”

每个人，都是无数过去的集合体。这些过去，又是由每个人特殊的身世际遇组成的。

际遇会将人生整合分流，人无法永远生活在同一片水域。有些属于小溪，有些属于湖泊，有些，注定要汇成大江大河。

我不想从她的身世背景说起，虽然她的父亲是苏轼的再传弟子，母亲也颇通文墨，这些对她到底有怎样的影响，看不见，摸不着。会渗透在她的血液里，但不能决定一切。她十六岁之前的生活，无人知道。

家学渊源，时代濡染，这些陈辞滥调不用再重复。她成名那么早，十六岁时所写的诗与词，已然惊动了汴京。在渊源和濡染之外，我更相信，这是天赋。

唯天赋，非人力能及，不可强求。

偏巧她的天赋又发挥得那么好，没有受到过多的阻挠。

她有“词”这个特定的文学形式，并借由“词”来延伸她的想象、情感和生命。

她有父亲为她逢人说项，“中郎有女堪传才”，是对她的褒扬，也是对她的纵容。

她的青春是明媚的，“常记溪亭日暮，兴尽晚回舟”，多么自由。偶尔有点“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忧伤，也那么透明。

她与赵明诚的婚姻是幸运的。

夫妇而擅朋友之胜，这是她人生际遇中最值得书写的一笔。

女性过去几千年来的角色定位，都拘泥于道德和功能层面。大抵不外乎“宜室宜家”四个字。她们只能低眉顺首，做一个个成功或不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不谈感情，不谈爱情。谈了，就被视为异数。要么逃不了悲剧的命运，要么被推上道德的审判席。

男人要表达他的感情，可以对着歌儿，对着舞女，就是不能对着闺中那个为他传宗接代的人。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对他们而言，不是耻辱，是荣耀。“今夕何夕，见此良人”的惊喜莫名少而又少，“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的怨妇多而又多。能从一而终，就是一种幸运，“爱情”两个字，太奢侈。

几千年来，既是夫妇又兼知己者，寥如星辰。李清照与赵明诚就是其中的一对。

金石是维系他们情感的媒介，也是他们毕一生之力共同致力的事业。有此追求，劳劳尘世里，既有情怀，也有雅韵；既成寄托，也成趣味。

青州屏居的那十年，成了她生命中抹不去的底色与回忆。

还有词。对李清照的咏絮之才，赵明诚欣赏并包容。为了超越李清照的那句“帘卷西风，人比黄比瘦”，他可以将自己关在家里三天三夜，苦苦思索。这样的行为，有点傻气，却在傻当中证明了他对她的激赏与诚恳。在莱州时，对李清照踏雪觅诗，他虽然“每苦之”，却并没有阻止李清照的自由。

李清照的人生又是不幸的。

以南渡为界，她的生活被活生生拆分成两个部分。

一路流亡与颠沛，文物丧失殆尽，国家风雨飘摇，家庭支离破碎，她柔弱的肩膀扛着这一切，独自蹒跚在异乡的深夜里。

南渡这个历史际遇，是她人生的不幸，也磨砺了她的品性，淘洗出真金。是她人生中不堪回首也无法逃避的际遇。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辞更工。

时代的变幻熔铸入她个人的际遇，让她的词走出狭小的闺阁私情，变得厚重而凝练。就如李后主，如果没有亡国之变故，他又如何变得“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又如何憬悟到宇宙与人生的无常、历史的盛衰与宿命呢？

“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文学之至真至诚难道非得以个人的亲历为代价吗？非得用整个北宋的沦陷来成全一个千古的词人吗？别羡慕她，在那个时代里，唯真诚足以倾城。

超 拔

李清照的性格中有女人天生的柔婉细腻、敏感多情，也有一般女人所没有的清傲与刚性。

柔婉多情，让她在爱的世界中更像一个小女人。清傲刚性，让她超拔于流俗之上，成为一个独特的大女人。如水般的缓缓柔情和如山般的悠悠厚味，让她在两宋的天空里脱颖而出。如果没有那点点不同，她也只会是第二个魏夫人或朱淑真，或者是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没有名字的女人。

她小女人的本性，随处可见。在“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的娇嗔灵动里，在“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细腻缠绵里，在“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销魂憔悴里，在“多少事，欲说还休”的敏感微妙里。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女人味，本色而又天然，不会比任何一个女人少。

如果她个性里只有女人的一面，她永远会低在尘埃里，开不出花来。

真正让她成为独特的这一个，成为李清照的，是她的清傲与刚性，一种诞生于婀娜中的刚性。

她的确是清傲的。

一个人如果才华和见识真的高人一等，傲慢也就不会太过分。

十六岁时，一曲《如梦令》，已然惊动了汴京。一首《和张文潜诗》，更让人窥见了隐藏在柔弱外表之下、一个豆蔻少女不让须眉的见识与胆气。她有资格清傲，因为这种清傲不是出自浅陋无知，它有着充沛的底气。

仔细读读她的词，如果说“言为心声”，在她早期的词中你能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优越和自信弥漫其中。

她说桂花“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风度精神如彦辅，大鲜明”，她说梅花“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她买得一枝春欲放，也“徒要教郎比并看”。对她而言，不与群芳争艳，她也自是令人不敢逼视的那一朵。

她的清傲与超拔更体现在那篇《词论》上。

清人裴畅对她的傲，颇为不满：“易安自恃其才，藐视一切，语本不足存。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她对当时文坛、词坛上的前辈大家挨个评论一番，直指其短，让人震惊。她说：

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且不论其合理与否，单是这种敢挑战权威主流的勇气，也决非一般中庸之辈所能做到的。而她批得如此尖锐，“破”得如此决绝，没有私心，只是为了强调“词别是一家”的理论！宋词在当时勃兴，呈现出庞杂的形态，需要一定的理论去规范提升引导。

如果这种理论，依然是四平八稳的中庸并取，如果倡导这种理论的人，没有新人耳目的真知与坚定不移的风范，又如何启人思、醒人志呢？

她的超拔，还在于她的婚姻。

她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人们，女子在婚姻中也有要求幸福、表达自我的权利，这是朦胧的女性意识觉醒。觉醒是灵性的开花，一个觉醒的灵魂，才能将生命推至更广大更丰富的境界。

她和赵明诚的婚姻，有天定，也有人为，并不是误打误撞的伉俪情深。一个是有见识的闺中才女，一个是倾心于金石整理的素心人，二人的结合本来就有基础。婚后，二人志同道合，吟赏风月，致力金石。闺房之乐，让感情更加绸缪；闲情雅趣，让心思更加澄明。共饮共醉，赌书泼茶；同进同出，收集金石。相依相守，淡泊明志。

他们是平等的，是夫妻更是知音。

她远远走在同时代女子的前面，堪堪是“此花不与群花比”。当无数后人以仰望的姿势看着她时，她信手一阕小词，便波澜了你我的整个世界。

她超出流俗的还在后头。

南渡之后，在流离漂泊、夫死家亡、支离憔悴、孤苦无依之际，她选择了再嫁。再嫁需要勇气，尤其是在重贞节烈妇的伦理束缚之下。再嫁，并没有让她找到真正的知心人，却让她陷入了说不尽的龌龊和折磨之中。她没法麻木，没法勉强，没法迁就，没法窒息自我的心性，做一个逆来顺受的软弱之人。

她的个性，让她不会忍辱。她选择了用诉讼来结束这段不堪的婚姻。

她的举动，再次震惊了世人。

多少年后，当人们说起这段婚姻，指指点点的姿态，从来没有停止过。

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这是我要的尊严和傲骨。

她的刚性，还在于她的识见上。

整个宋代，上至君下至臣，大多数像被驯服的兽一般，缺少躁烈、刚健的血性。它逢打必输，逢败必纳贡称臣。让人惊讶的是，这样子却存活了三百多年，还造就了空前的文明繁盛。

生在这样的国家里，她大可以随遇而安，自得其乐。可她骨子里那种野与傲，让她时时不忘壮国威振国魂。她呼唤铁血，渴望驰骋，身为一介女流，却对整个缺少骨头的北宋士人和君臣，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和不满。

少女时代便有《和张文潜诗》，直击时弊。金人南犯之初，她渴望有一个像项羽一样“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节烈之士；暮年流落飘零，闻韩肖胄要出使金国，她依旧奉上一颗热切盼望的心。

傲慢是天然的，谦逊只在人工。

她无法放下她的傲和刚性。如果让她就此忍气吞声，那是装出来的。

她无法忘怀家国之痛，无法忘怀已逝的青春，无法与这个世界温暖相依，放下一切痛苦和心中的执念，在临安做一个安于生活的顺民。

所以，时间过去了，她始终过不去，始终痛苦。

天才是像陨石一样，注定了要燃烧自己来照亮他的时代。

孤 独

超越于时代的人，注定不为时代所理解或宽容，注定在引人瞩目的同时，也引人侧目。

这样的人，最终是孤独的。

年轻气盛，就容易恃才傲物。

她“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因为有资本，有实力，她才敢写出那篇几乎挑战了所有大家前辈的《词论》。也因为她的挑战，南宋胡仔说她：“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持有这种心态的人，在当时岂止他一人？

她在词中以真情真面示人，毫不造作，毫不掩饰她的喜与忧。“一面风情深有韵，半笺娇恨寄幽怀。”“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宋人王灼说她：“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在时人眼中，她的肆意与无顾藉，是大家闺秀中独一无二的。

当她老了，欲以平生所学授予一个她认为有天赋的有缘人，那个十岁的女孩子却告诉她：“才藻非女子事也。”在那个时代，女子无才便是德。“摛藻丽句，固非女子之事。”那些男子，不都是这样认为的吗？

纵然她“天姿秀发，性灵钟慧，有奇男子之所不如”，亦是不合时宜，不合主流。注定要受人诋毁或非议，注定要承受不为人所知的孤独和痛苦。

胸有异志，就难免不与人群。

她的乐不在声色犬马之间，所以她尚清雅，尚淡泊。她乐在诗、酒、茶、金石古玩，而不是这个社会规定给女子的妇德、妇功。所有当时在士大夫之中盛行的雅好，她莫不参与。赵明诚成全并欣赏她，是她人生之大幸。而这个时代，并非人人都是与她相知相惜的赵明诚。

青州屏居十年之后，赵明诚重新步入仕途。她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初至莱州后，见不到诗书、金石，她感觉能陪伴她理解她的只有“乌有先生子虚子”。浓浓的孤独感，弥漫在她的心间，也弥漫在她的词句里。

以往与明诚分居两地，相思难解，心中亦有寂寞。对，是寂寞，而不是孤独。寂寞是可解的，只要知心人的陪伴即可。孤独是不可解的，是茫茫宇宙中无边无际无着落的失重，唯独自面对，素颜修行。

眼前的世道人心，往往不容于木秀于林，行高于众。

晚年，当她以诉讼的方式结束不堪的婚姻，一如既往地做真正的自我时，流言如矢，众口烁金，一个飘零在异乡、无儿无夫无依靠的老妇，又该如何承受？

听听当时人怎么说她：“然无检操，晚节流落江湖间以卒。”“然不终晚节，流落以死。”“晚节流荡无归。”……

世人苛求她失于“妇节”，却从没正视她的“气节”。

南渡之后，南宋偏安于一隅，那么多的人“直把杭州作汴州”，抖抖衣袖，载欣载驰地投入新的生活，独她以一个女子的身份，怀抱着旧梦，以一点不屈的“气节”自苦如斯。

她追念往事。

往事不一定都那么美好，但那里留下了她的青春与华年。留下了一个时代给她的优裕与自由。她喜欢那时的自己，那时的空气，那时的风。

她追念故人。

如席慕蓉的《七里香》里说的：“我以为，我已经把你藏好了，藏在那样深，那样冷的，昔日的心底。我以为，只要绝口不提，只要让日子继续地过去，你就终于，终于会变成一个，古老的秘密。可是，不眠的夜，仍然太长，而，早生的白发，又泄露了，我的悲伤。”

漫长的夜和早生的华发，藏不住她的悲伤。

她追念故国。

虽至暮年，她一如既往地保留着她的风骨，不容在残破的江山里苟且。她“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她上书韩肖胄，支持北伐，她在《打马图赋》中彰显着“男儿到死心如铁”的血性与铿锵。

如果她健忘一些，如果她不那么执着，她原本可以像所有南渡的君臣一样，安于现在的生活。她不肯。总是醒着，总是行高于众，独抱浓愁无好梦，仍然陷入深深的孤独。

孤独和喧嚣都难以忍受。如果一定要忍受，我宁可选择孤独。

她的孤独，是因为她的超拔。她的超拔，源于她的性格。

“尽管在人的一生中，外在变化不断发生，但人的性格却始终如一，这好比虽然有一连串的变奏，但主旋律却维持不变。无人能够脱离自身的个性。”

她的个性有柔婉，也有清刚。芳馨之中自有神骏之气，呢呢之语不乏磊落不凡。清刚之气，让她在任何时候，不忘自己的气节，不改自己的初衷。所以，她比一般人更长情，心里装了太多的旧梦，怎么留下空隙给新的生活？

只有孤独。

幸好，修行的路总是孤独的，智慧必来自孤独。

那些能克服当代性的人，才能跳出来，成为不平凡不平庸的人。

其 词

如果说李煜是“词中之帝”，李清照则是“词中之后”，词中二李，在词的天空里，永远闪耀着不可磨灭的逼人光辉。和李煜一样，李清照留词不多，确定可考的也只有四五十首，加上存疑词，也不到百首。

结合李清照的生平行迹和其词的表达内容，我试着将她的词的分为这样几个部分：

待字闺中。这个时期的词写于她初到汴京前后。惊人的天赋、良好的家学素养、文化名人的揄扬提携，让她在只有十六七岁时，便以词而名动京城。这个时期的创作中有少女的明媚青春，也有少女的忧伤。

初嫁初别。这个时期的词主要是她和赵明诚结婚前后。初嫁的甜蜜和润泽，让她的词充满欢愉和自信。而后因党争而被迫离京，回到章丘明水老家。与赵明诚初别，她的词充满了婉约的相思和柔情。

屏居辗转。青州十年的屏居，是她和赵明诚一生最幸福的记忆。但随着明诚在莱州淄州的辗转，她们的分离也成了常态。而关于赵明诚是否纳妾，让她生“婕妤之叹”；她是否无子嗣，而生“庄姜之悲”，无法定论。但她在词中隐约流露的怨而不怒，却也有迹可寻。离别让她的词充满了相思之痛。因为感同身受，与“男子作闺音”相比，她的词烙着鲜明的个性。

南渡死别。南渡前后，她和明诚一直在辗转流离之中，行踪追随皇帝，一路向南。江宁死别，更让她失去了人生中的灵魂伴侣，真正成了一个没有国也没有家的孤独的人。这段时期，她的词充满了对故国、故乡、故人的深深眷恋和回忆。

颠沛暮景。暮年她主要在临安一带。经历文物丧失殆尽之悲，经历张汝舟骗婚之痛，眼看着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不思进取的现状，走在人生暮年的她，将一切痛苦化为更深的对故国故乡的追思和回忆。这也是她这个时期词作的主旋律。

她的词在艺术上善用白描，语言精炼，风格清新，音律和婉，善于造境，这些都不用赘言。她的词不是作出来的，而是长在她的心里，从心里自然流出来的。因为内心丰厚的土壤和特殊的文化际遇，造就并成全了这样一个独特的她，模仿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