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5月16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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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林黛玉为何喜散不喜聚

第一九四问林黛玉为何喜散不喜聚中国作家与西方作家的不同之处,大约就是西方作家爱在作品中发表议论,中国作家则不喜议论,爱用白描的手法,老老实实地写生活,让人在对于生活的如实的描写中生发感想。像法国作家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英国作家狄更斯,俄国作家托尔斯泰,都喜在作品当中或者经由人物之口,或者作家亲自出面,发表大段的议论,有的时候甚至不惜将情节中断而让议论...
第一九四问

林黛玉为何喜散不喜聚

中国作家与西方作家的不同之处,大约就是西方作家爱在作品中发表议论,中国作家则不喜议论,爱用白描的手法,老老实实地写生活,让人在对于生活的如实的描写中生发感想。像法国作家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英国作家狄更斯,俄国作家托尔斯泰,都喜在作品当中或者经由人物之口,或者作家亲自出面,发表大段的议论,有的时候甚至不惜将情节中断而让议论纵横驰骋。这种现象在中国作家当中是很难见到的,无论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还是《金瓶梅》《红楼梦》,都喜欢用白描的手法写事写人,一切作者的认识都隐含于形象的描写当中。我想这大约与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有关。西方是运用形式逻辑的理性思维,喜欢抽象的思辨,在文学作品当中也要表现出来。中国人的思维则是运用类比逻辑的形象思维,喜欢具象的比兴。这个类比逻辑中国人习以为常,西方人就未必明白,比如曾子有一句很著名的话:“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中国人,都能够理解它的含义,可是在西方人那里恐怕就成为问题,鸟的鸣叫与人的说话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鸟要死了与人要死了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可是中国人很容易看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就是在一些哲学著作当中中国人也很少运用抽象的逻辑思维,运用推理解决问题,而喜欢运用形象的类比说明问题,比如著名的《老子》和《庄子》。这种特殊的思维逻辑运用到文学作品当中,就是《诗经》六艺中的比、兴两种手法,运用到小说中就是白描手法,这种手法在《红楼梦》中达到顶峰。

但是也有例外,比如在第三十一回,作者就一反常态地让书中人物发了三通议论,一是林黛玉论聚散,一是贾宝玉论爱物,一是史湘云论阴阳。其他两论以后再谈,先谈一下林黛玉论聚散。

这个议论是发在端午节的酒席之后。端午节这天王夫人治备酒席请薛姨妈赏端午,林黛玉和薛宝钗以及贾氏三春都出席,当然少不了贾宝玉。这个酒席吃得很没意思:“宝玉见宝钗淡淡的,也不和他说话,自知是昨儿的原故。王夫人见宝玉无精打采,也只当是昨晚金钏儿之事,他不好意思,索性不理他。黛玉见宝玉懒懒的,只当是他因为得罪了宝钗的原故,心中不悦,形容也就懒懒的。凤姐昨日晚间王夫人就告诉了他宝玉金钏儿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连见了宝玉尚未挽回,自己如何敢说笑,也就随着王夫人气色行事,更觉淡淡的。贾迎春姊妹见众人无意思,也都无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首先这个酒席就很蹊跷,大家都在,唯独少了贾母和李纨。贾母是老祖宗,没有让她一个人过节的礼,王夫人若是请薛姨妈,必得让贾母到场的。李纨是儿媳妇,王夫人请客,她理应到此伺候,没有不到场的礼,这应该是作者的疏忽或者遗漏,这里不谈这个,专谈林黛玉。

书中接着写道:“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是个道理,他说:‘人有聚就有散,聚时欢喜,则散时岂不清冷?清冷则生伤感,所以到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开时令人爱慕,谢时则增惆怅,所以到是不开的好。’故此人以为喜之时,他反以为悲。那宝玉情性只愿常聚,生怕一时散了添悲,那花只愿常开,生怕一时谢了没趣,只到筵散花谢,虽有万种悲伤,也就无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会,大家无兴散了,黛玉到不觉什么,到是宝玉心中闷闷不乐,回至自己房中长吁短叹。”

人是社会动物,人非得聚到一起才能生存。人聚到一起,就要形成各种各样的关系。所谓生活,就是一团关系。所谓人类世界,实际就是关系的世界。人像蜘蛛,在关系织成的网中挣扎。所谓入世,进入的是这种关系;所谓出世,出离的是这种关系。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林黛玉具有很浓厚的悲观主义倾向,生活在她的眼中,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生命在生活当中的状态是“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因之她对于人与人的关系主张一种疏离淡远的状态,既然散时惆怅,就不如当初不聚;既然花谢悲伤,就不如当初不开。这与佛家的主张有些类似。佛教认为人生是苦,要想超出苦海,就要斩断一切关系,用佛教的说法就是取消一切分别对待,一旦将一切关系都斩断,就进入了涅的状态。而所谓涅就是“无生无灭”,灭是苦恼,干脆就不生,连生都没有了,灭的苦恼当然也就没有了。我们说她的主张与佛教的主张类似,是说她还不是佛教的主张,因为她是一个情种,她的天性是“情情”,按佛教的说法,要做到斩断一切关系,超出苦海,首先就要绝情。可是她做不到,她有一个贾宝玉要系恋,实际上她这个聚散论与她的这个“情情”有直接关系,世界对她无所谓,人与人的关系对她无所谓,生活当中的琐琐碎碎对她也无所谓。她只关心贾宝玉一个人,对于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敏感到极点,小心眼儿到极点。除此之外,其他人的聚散喜怒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她的这个聚散观正是这种心态的直接反映。

与之相对应,作者写了贾宝玉的聚散观——喜聚不喜散。从本质来说,贾宝玉的人生观也有很浓厚的悲观主义倾向,他与林黛玉不同的是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谁都知道人终归要死,悲观者的态度是既然终归要死,何必活着;乐观者的态度是既然终归要死,就要好好活一把。贾宝玉采取的是后者,他是“情不情”,对于任何人与物都抱有满腔的热情,而且毫不吝惜地到处挥洒他的热情。其实这正是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态度,如今也时常听到那些村夫村妇说:“想吃啥吃到口,想要啥要到手。活一天乐一天。”这就是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态度,他们不大喜欢去想死后的事情。曹雪芹只不过把熟悉的陌生化,给我们塑造出这一个新鲜无比的人物来。所以我们要把握林黛玉和贾宝玉的思想性格基调,这一个“情情”和“情不情”是要牢牢记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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