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梦:有情与无情》
梦:有情与无情
如同荒凉的古寺和遥远的海岸一样,梦境历来是描写人类情感世界的艺术家心爱的题材,德国的浪漫派把诗和梦视为在现代人被流放的这个堕落的世界之外寻找乐园的两条途径。20世纪的第一年,弗洛伊德出版了他的《释梦》,梦一下子成为心理科学的研究对象,弗氏把梦和人的本性联系起来,提出了梦是被压抑的无意识冲动的伪装表现的论点。假如他熟悉中国文学的话,他一定会用《牡丹亭》来做他的例证。
自然催发、激活了杜丽娘的生存意识,但僵化的礼教和现实的禁忌却根本压制这种正常的人性,于是杜丽娘面临着难堪的处境:已经复苏的爱欲不能泯灭,而社会又不允许她正常、充分地发展,后退是不可能了,前进又被阻遏。唯一的出路是梦境,在现实之外寻找某些实现和满足。
梦,在古典诗词中有多少咏叹啊!传统文化以现世的人伦道德为最高追求,注重的是此岸努力,梦境被用来指失去意义和价值之后的人生。除晚唐李商隐、李贺外,大抵属于“人生如梦”之类,本质上是否定性概念,因此才有“梦里不知身是客”等与真实不同的幻觉。只有在戏曲小说中,梦才取得积极正面的意义,如团圆、复仇、成功,等等,成为现实人生的补偿和代替,而在《牡丹亭》中得到最高的肯定。在这里,杜丽娘苦苦思念的情人终于在梦里和她相会,并完美地结合了。太湖石边,芍药栏前,千般恩爱,万种风情,一晌春梦洋溢着多少炽人的爱!直到从梦中惊醒,情人离去,她还在低声呼唤:“秀才,秀才,你去了也?”
谁说梦是虚幻,是不确定?不!在杜丽娘看来,梦境比现实更如人意,在梦中她可以解除一切枷锁,一切束缚,自由地爱,热烈地爱,梦才是真正的理想国。她是这样急切地盼望进入梦境,连弗洛伊德所说的梦的化装都不要了。当代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当我睡着时,我们不再被迫参加为生活而进行的斗争,我们不必去征服,不必保护我们自己,不必遵从他人。我们思考和感觉的就是我们想到的和感到的。我们的思想和感情在睡梦中具有它们所能具有的主观性。”
这正是汤显祖的立意所在。朱明王朝的政治文化以对思想情感的严厉控制而著称,立国之初就由胡广、杨荣等撰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二百卷,推广普及,明令各级各类学校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毋以仪秦纵横坏其心术”。(《明史·学校志》)此后创立了八股取士的新科举,在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中实行高压统治。尤其荒唐的是,最高统治者亲自编写《女戒》,着重强化对女性的身心控制和摧残。不要小看这些早已霉烂的经书,当年曾导致了对女性的全面扼禁。清代桐城派文人方苞曾赞许地说:“盖夫妇之义,至程子然后大明。……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言,则村民市儿皆熟焉。自是以后,为男子者率以妇人失节为羞,而憎且贱之。此妇人之所以自矜奋与。”(《岩镇曹氏女妇贞烈传序》,《望溪先生文集》卷四)仅据明史《烈女传》记载,当时妇女因节烈殉死“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牡丹亭》中《训女》一出是这个时代极为普遍的现象。汤显祖强调这一点,指出现实的“有法之天下”却是“无情”的,只有理想的社会才是有情之天下。《牡丹亭》所表现的就是情的世界,“因情成梦,因梦成戏”,他要用戏剧来表现他所理解和向往的人性、人情,也企图在虚拟的舞台上为这种并不为传统和社会所容忍的梦境提供一个生存空间。
梦与醒的对立就是情与理的对立,梦的天地是情的世界,醒的时光却不得为理所控制。杜丽娘醒后为了求得现实社会的承认所做的种种努力,就是为了填平梦和醒的深沟。为了否定现实社会中的伦理教条,就必须否定这个现实社会本身,走向历来被认为是空幻无据的梦境,在这远离尘世、毫无现实内容的世界,才可以自由驰骋,填进各种自己的理想。汤显祖说:“师讲性,某讲情。”为了突出情与理的对立,《牡丹亭》为杜丽娘安排了一个没有直接对手的冲突。杜宝和陈最良等人当然会反对杜丽娘的爱情,但他们并未在根本上构成杜、柳结合的实际障碍,杜丽娘的死,也并非是他们逼迫,她的复活及其与柳的结合,都是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即使当事实既成之后杜宝企图反对,也已经无妨大局。真正的戏剧冲突是以杜丽娘为代表的“情”与整个现实世界,核心“理”的冲突,也即是梦和醒的冲突。对于个体的爱情来说,最大的约束不是某个人、某些人、某种力量,而是整个传统和社会,它们也不只是反对杜丽娘的爱情,而是根本否定、禁止任何越出礼教范围稍稍抬头露面的个体感性。
梦,不是幻觉,不是虚假,而是真实人性的自由显露。人的真正本性,人的本源存在等只能在梦中实现,汤显祖对现实人间的痛绝于此可见。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把梦和醒比作同一本书的不同页码,连续阅读是醒,随便翻翻是梦,对于这位坚信人生如梦的哲学家来说,梦和醒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汤显祖却要把两者尖锐对立起来,并想用梦来引导人们走向更真实的存在,走向合乎人性的社会。所以这个梦就不是一般的人生感叹,它包含着作者最现实的愿望。
但汤显祖也许没有意识到,他所要否定的礼教规范,不仅有其久远的历史根源,还因为它直接是统治者为维护其“万年太平”的意识形态,具有极其强大的现实力量,对它的根本否定、抛弃,需要整个社会的根本变革,包括文艺在内的整个思想观念,无论怎样激烈大胆,也只能作用于人的情感心理,而不能从生活中消除它。杜丽娘居然在梦中就彻底解决问题,这透露出作者在传统社会解体时面对新时代的朦胧曙色而产生的欣悦和畅想。
当然,汤显祖肯定不会相信梦境就会成为现实。情的当然居然取代理的应当,这其实是对理想的描绘,借以给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一些安慰和鼓励。《惊梦》之后,杜丽娘又想去寻梦,希冀能再度漫游自由王国,“只图旧梦重来,其奈新愁一段”。梦,毕竟只是来去匆匆的片刻!可是,如果没有这梦一般的幻想,这个世界将成为一个贫乏无聊场所。所以杜丽娘要做梦;而如果梦和现实一样,那么世界将会多么冷漠而可怕,这就是和杜丽娘截然不同的林黛玉的梦。
黛玉也曾做过梦,也曾发出“再真把宝玉死了,那可怎么样好”的心声,但那是怎样的梦啊!第八十二回,在梦中她的继母把她许配给一个亲戚,她又惊又怕,向众人求告,“众人不言语,都冷笑而去”,再三请求老太太,贾母却说:“不中用了。做了女人,终是要出嫁的,你孩子家,不知道,在此地终非了局。”宝玉除表白自己之外也毫无办法,“病潇湘痴魂惊噩梦”,在后四十回中是写得比较好的一段。梦不是理想的实现,不是情感的满足,而是现实境遇的投影和放大。黛玉给人的印象总是病恹恹、愁惨惨、凄切切的,因为不但现实状况从未使她满意,连梦中也是这样紧张,这样压迫,人生还能有什么可以使她振奋、轻松的呢?梦醒之后,“翻来复去,那里睡得着。只听得外面淅淅飒飒,又像风声,又像雨声……觉得窗缝里透进一缕凉风来,吹得寒毛直竖,便又躺下”。现实和梦境都一样在摧毁着黛玉。“花本自怯,岂奈狂飚;柳本多愁,何禁风雨。”
自然,在黛玉的爱情生活中,这个梦并不是十分重要的。杜丽娘的梦曾使她获得爱情并改变了一生的命运,黛玉的梦不过是在现实压力下再加一个砝码,生活的悲剧自有其本身的轨道。如果结合到黛玉死后,贾宝玉企图在梦中和她相会而终至“一夜安眠”来看,作者显然是拒绝任何一点不实在的安慰,现实是怎样就怎样。《红楼梦》以一个绝大的悲剧,清醒地显示出明中叶以来开始勃兴的具有近代意义的人性解放和个性觉醒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社会滋生壮大。在以礼教为核心的传统社会,完全发自本真人性的爱情永远不可能获得应有的幸福结局,杜丽娘的梦是引诱人们做乐观的幻想,林黛玉的梦却告诉人们梦并不比现实稍微更如人意一点,不要再去做梦了。
《红楼梦》写了好多梦,它们共同指向那最后的结局。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看到了主要人物的最后结局,凤姐在梦中听到秦可卿“盛筵必散”的提醒,元妃在梦中告诫贾母“荣华易逝,须要退步抽身”……伴随着秋风萧瑟、大故迭起的,是梦境对悲剧情调的渲染烘托,最终一齐集中为家破人亡的结局。如果说《牡丹亭》的梦是对现实的否定,是对理想的高扬的话,《红楼梦》的梦则是真实表现了现实,把理想在梦境中再次扑灭。因此,《红楼梦》的作者意图也许是人生一梦,客观却包括了极其丰富深广的现实历史内容,它的每一个梦,几乎都有具体所指和现实意蕴。对梦境的发现和表现,是作者对传统中国社会深刻认识的艺术结晶。在梦的迷茫中,不难感到那个连梦都不敢做的时代的严酷和冷峻。
这就是说,《红楼梦》的许多梦不过是“人生”这个大梦的个别表现形态。开篇的一句脂批就明白告诉我们:“此回中凡用‘梦’‘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在红楼世界中,“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正是在经历了一场人生悲剧之后,曹雪芹记下了他的沧桑梦幻,为人性、为男女真情抒写了一曲悲歌:“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有了人就有情,有了情就有“终身误”,就有“意难平”,就有痛苦和死亡,生存的悲剧是本体性的。《红楼梦》启示人们彻悟人生,不要被繁华的表面所迷惑,应当看到“风月宝鉴”的反面。从这个意义上,必须“戒动风月之情”,林黛玉的追求也必须被否定,她的“梦”表现出人生的常态,透露出人生之梦的真正含义。汤显祖认为现实不如梦,所以尚有梦可做;曹雪芹认为梦境和现实并无不同,因此人生无梦可做。要紧是从生存梦境中醒悟过来,反讽地劝慰人们放弃自己的情感欲望,以摆脱一切痛苦。曹雪芹比汤显祖更深刻地开掘、发现了人和情感世界,也更冷峻地表现了人性深层的必然悲剧。
然而这样就算解决了吗?对于人类来说,希望和痛苦同时存在,没有痛苦,也没有希望,痛苦和忧伤在文艺中的永恒魅力正体现出它们在人类生活中的不可或缺,“都只为风月情浓……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人生诚然有许多悲剧,但为了避免痛苦而否定情,却仍然使活着的人感到难以接受。其实,无论是汤显祖把梦写得那样美丽自由,还是曹雪芹把梦境写得那样可怕无望,他们在客观上都是激励人们更勇敢地爱,更坚强地生活,改造这像噩梦一样或连梦都不如的人世社会。《临川四梦》和《红楼梦》在礼法的强大压力和无情摧残中,展示了情的顽强存在和不容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