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红楼梦》的现代性》
《红楼梦》的现代性
女作家张爱玲提出了一个重要而又不为人所重的观点:《红楼梦》的写作和问世后的遭遇表明,“中国长篇小说这样‘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是刚巧发展到顶峰的时候一受挫,就给拦了回去”。张爱玲所说的“受挫”,是指在曹雪芹创作的时代,小说在文艺上还没有地位,作者只能在孤立苦闷的环境中靠自己的二三知己给自己打气。而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没有完成,随后的庸俗化的狗尾续貂成了它的附骨之疽,而它的真精神却又被忽视了,晚清的骂世小说继承的还是《红楼梦》之前的《儒林外史》。
在中国长篇小说的“受挫”,也直接表现在红学中。索隐派借此书谈政治,考证派借此书搞历史,这都表明研究者还没有恰当的理论与方法来处理这部小说。红学的这些误区,反过来又妨碍了对《红楼梦》的正确认识,客观上也妨碍了中国长篇小说的演进。这也就是我在本书中一再所说的,贾宝玉、林黛玉所体现的生命意识和生活理想,不能为当时人所理解,也无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合理的解释,所以当时的社会文化无法安顿和安排这样的人物。同理,《红楼梦》也是中国文化中的异数和另类。尽管它卓越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也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但它本质上是对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取向的质疑和批判。曹雪芹不是先知,但他却在个体悲剧性的经验中,体验到人性存在的某些根本方面,从人的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反省,呼唤着合乎人性的生存环境,寄托了某种乌托邦的幻念。《红楼梦》是一部非传统的作品,文化思想与红学观都不大相同的王国维、蔡元培、胡适等人都赞赏其“大背于吾国人之性质”的悲剧精神;俞平伯欣赏其对儒家文化的背离:“贾宝玉亦慧,亦痴,亦淫,亦情,但千句归一句,总不是社会上所赞美的正人。……十二钗都有才有貌,但却没有一个是三从四德的女子;并且此短彼长,竟无从下一个满意的比较褒贬。”传统中国的审美标准和人文观念无法解释《红楼梦》,曹雪芹召唤着新的读者和批评。
尽管传统文化在明中叶以后即有解体的征兆,在清代已基本丧失了它的积极精神和创造活力,尽管“西方的冲击”不足以解释近代中国的变革,然而传统秩序及其象征符号的全面危机,它的历史性转机,却是在19世纪中叶由列强用炮舰输入西方文化以后开始的。只有在引进西方文化,获得一个全新的参考系统后,中国人才能在传统之外重新体认《红楼梦》,而《红楼梦》本身的独特意义也决定了它只有在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受到尊重,人的价值和人的地位有了真正自觉后才能得到充分的认识。法国作家让·日奈(Jean Genet)认为:“艺术家在专制的时代里虚构和引起革命,他的革命终比他做的走得更远。”在传统文化淤泥厚积、举步维艰的沼泽地带,《红楼梦》在文学与趣味领域对传统价值观进行了一番初步的荡污涤垢、激浊扬清的工作,实际上成为传统文化通向现代文化的桥梁之一。
理所当然的,现代中国对《红楼梦》的回应和馈赠是非常丰富而多样的。在近代论者中间,我们可以区分两种类型。一类是非文学的贬低与褒扬。批评者如中兴名臣胡林翼认为:“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一部《红楼》教坏天下之堂官、掌印司官、督抚、司道、首府及一切红人,专意揣摩迎合,吃醋捣鬼。”竭力宣讲小说功能的梁启超对《红楼梦》却评价不高:“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红楼梦》,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写作“新小说”的吴趼人责骂道:“后人每每指称《红楼梦》是诲淫导淫之书,其实一个淫字何足以尽《红楼梦》之罪。”与此相反,陈蜕却把《红楼梦》作为揭露传统制度,宣传民主自由的武器,贾宝玉成为新时代的圣人:“综观始终,可以为共和国民,可以为共和国务员,可以为共和国议员,可以为共和大总统矣。”《红楼梦》“虽为小说,然其涵义,乃具有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大理想家之学说,而合于大同之旨。谓为东方《民约论》,犹未知卢梭能无愧色否也”。如果说梁启超是借批评《红楼梦》来反省传统思想以达其“新民”理想的话,那么陈蜕则看到了这部小说与传统文化的根本歧异,借之进行政治鼓动。他们只是以小说为工具和话题,对《红楼梦》本身并没有真切深入的了解,无论褒贬都未契合《红楼梦》的视界。
另一类是对《红楼梦》的性质后及其意义的不同判断。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承叔本华美学而来,王把小说与人生的普遍本质联系起来,生命就是意志,就是“欲”。人生如此痛苦可怖,出路唯有解脱,美和艺术就是可以使人得到暂时解脱的途径:这就是贾宝玉的启示。王国维对于红学的意义,不在于以《红楼梦》证叔本华,高度评价《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和伦理价值,而在于根据现代美学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观点:“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文学所写虽是个别的具体的,但它不是任何具体真实的人事的实录,而是基于人生普遍命运的虚构和想象,所以不能混淆文学与历史,“诗人与小说家之用语,其偶合者固不少,苟执此例(如红楼、葬花——引者按)以求《红楼梦》之主人公(如纳兰容若——引者按)吾恐其可以傅合者,断不止容若一人而已”。王国维此论是针对索隐派中“明珠家世”说,但客观上也可针对胡适的新红学。胡适响应王国维的考证作者与版本的号召,也与王国维一样称赞《红楼梦》的悲剧性,但在对《红楼梦》的性质的根本看法上,胡适得出的结论是:《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这就把王国维说的描写人生的痛苦及解脱之道的小说具体化为曹家盛衰的实录,无法把握《红楼梦》的意义和价值。
现代红学的两种对立客观上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从社会政治论上应如何评价《红楼梦》?第二,鉴于新红学考证出来的小说与作者的特殊关系,应当如何处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如不论外缘影响,那么可以说1954年以后的“毛泽东红学”基本上围绕这两个维度展开。解决第一个问题的方法是恩格斯讲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结论是对《红楼梦》社会历史价值的充分肯定。解决第二个问题的方法也是恩格斯提出的典型论,即不排除小说中的自传因素,但强调小说形象的典型概括性,突出《红楼梦》的普遍客观的意义。当代红学的语境是以运动为特征的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文化系统,它不能不被纳入政治系统,其解释框架实际上把文学描写转化为历史材料,迫使红学为政治服务。毛泽东亲自为《红楼梦》定性:《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是阶级斗争的形象史,第四回“护官符”是全书的总纲,要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渎,等等。江青多次以“半个红学家”的身份发表讲话,为运动推波助澜;“梁效”等御用喉舌频频传达“中央声音”,直接指导运动,怀有明确的影射企图。所谓“红学”评论就是计算死亡人数,划定阶级成分,分析经济关系,揭示政治意义……《红楼梦》的“现代性”再次表现为政治性。
王国维说《红楼梦》是“宇宙之大著述”。20世纪中国应该感谢《红楼梦》,其广大的意义空间经得起种种解释和附会,以至于红学差不多可视为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的生产部门之一。比较而言,百年红学中,可以为未来红学提供起点的是王国维与俞平伯。他们确认了《红楼梦》的非传统性后,自觉地以现代方式研究《红楼梦》。
王国维透过叔本华的悲观哲学捕捉《红楼梦》的悲剧性,又以“纯粹知识”来表彰文艺的非功利性,使这部小说的美学意义开始展露;俞平伯则始终围绕《红楼梦》的“文情”和“笔法”进行文学鉴赏和文本考证,即使是他的考证文章,也保持着丰饶的文学兴味,《红楼梦》通过俞平伯才显出了它作为语言艺术的本性。王、俞都是有现代意识的红学家,王在1904年就批评了索隐派和考证派,俞平伯以批评索隐开始研读红楼,1925年后又自觉反对自己也参与其中考证派。他们的真知灼见在红学政治化时代被否定,一方面显示了政治权力、革命理念的强制性力量,另一方面也说明,红学在期待着一种与此前不同的文化意识和社会语境。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新一轮展开,我们对中国历史文化也有新的认识,“五四”式的现代启蒙再度回荡在世纪末的中国。作为对过去把道德建筑在被异化的“集体主义”“历史必然性”的宿命论基础上的反拨,个体、偶然一再被突出,人道主义和人性解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价值起点。与近现代西方学术思潮被广泛介绍进来相一致,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展开。文学领域喧哗着新观念和新方法,情形类似20世纪初——那是出现了王国维和俞平伯的时代。
从而,作为对传统文化进行初步反省并提出人的问题的《红楼梦》在这一时期受到广泛重视就不是偶然的,它一再被青年大学生推为最受欢迎的书。作家李陀在走出中国古典小说,告别19世纪(指对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的景仰)、进入现代小说的殿堂以后,仍然这样评价《红楼梦》:“世界上大约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使我减弱对这部伟大而奇异的作品的迷恋。”夏志清还把《红楼梦》与中国现代小说对比,认为即便是最好的现代小说,在广度和深度上也难以与《红楼梦》相匹敌。因为“除少数例外,现代中国作家尽管拥有所有新的艺术技巧,但由于缺乏哲学方面的抱负和未能探索到更深的心理真实,依然更多的是传统主义者”。曹雪芹以血泪之笔,以整个传统文化为背景,以中国传统社会典型的贵族家庭为具体环境,叙述了贾宝玉作为一个人的现实遭遇和悲剧感受,对传统文化展开了深入反省,表达了人的解放的主题。它既由于反省了传统文化而与今天的历史反思一脉相通,也因为渴望获得真正的人的存在而汇入现代潮流。
只有在历史巨变与文化转型的20世纪末,《红楼梦》的现代性在有所突显。贾宝玉的悲剧有其特殊来历,林黛玉对世界的恐怖感有其个性原因,但人的存在问题,生活的意义,人生的方向问题,都是一个有永恒意义的本体性问题。宇宙万物有可能被研究清楚,社会科学的许多问题可能会自然消逝,而生老病死这些永恒的个体生命问题,却注定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爱、生、死、梦……离开了这些,又到哪里去找人呢?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现象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在一切经验的知识、自然的态度被“括出去”之后,还“剩下”什么?胡塞尔(Edmund Husserl)把这个问题概括为“现象学的剩余物”,这个无论如何也“括不出去”的“剩余者”就是人,所以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雅斯贝斯(Karl Jaspers)、萨特(JeanGPaul Sartre)、加缪(Albert Camus)从各方面向“此在”“大全”“虚无”“荒诞”进军。这一探索今天和后世都将继续下去,而文学艺术,都是人性探索的最恰当的方式。法国作家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说过:“文学是这样一种体验,在这种体验里,自我意识发现它无法否认自身的存在。”文学如果仍然是有价值的,那么它的价值首先就是使他的作者和读者拥有自我。人类在20世纪无可回避的困境是:科技工艺,物质功利以及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已经使个体的人湮没难辨,以至于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潮发现“主体已死”,情感麻痹症、生命体验的消失等与之俱来。我们不应当、实际上也不可能为此狂欢,而应当疗治、调理这一现象,我们必须拯救能够被感动的生命主体,而文学作品,就是能焕发、激活我们主体性体验的最好中介。在这个意义上,《红楼梦》将永远保持着神奇的魅力和难以穷尽的奥秘,它的不朽生命也就在于此:
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
精明冷酷的现代理性当然会视“痴”为“病”,但关怀自我的人们却不能不究诘“痴”的意义。这个被历史延搁了的、迟迟没有品解的“味”,才是红学研究的现代课题,它需要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和解释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