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节论

气节论

士侠之合分

封建时代文武合一，那时贵贱的教育，除了礼、乐、书、数以外，还有御、射。战国以后，战术改变，车战转变为步骑战，规模又扩大，因而统治人民和指挥作战，不得不各有专职，于是“士”也各有专长。精于礼、乐、书、数的，便成为后来的“儒”，精于御、射的，便成为后来的“侠”。“士”大多没有恒产，只靠俸禄来维持生活，所以急切地求人重用。“学成文武艺，卖于帝王家”，本是“士”的惟一出路。他们既为人所用，当然要忠于职守。如果主人有危难，理应为主人殉难，这是他们应尽的道义。自从文武分家以后，侠士也还能保持这种精神。孔子的弟子中间，只有子路是近乎侠士的。当他在卫国做孔氏家臣时候，孔俚遭难，子路便要去殉难，子羔阻住他，他不听，认为“食焉，不避其难”“利其禄，必救其患”，毕竟殉难了。这是封建时代“士”的气节。那时“士”受主子的供养，只是为主子服务，根本没有什么民族国家的观念，所以只知为主子效死。我们读了《史记·刺客列传》，知道侠士们既“为知己者用”，便得“为知己者死”。

士大夫的气节史

我国历史上不知经过了多少次严重的外患，民族精神便在这种环境之下不断地发扬，“士”的气节，渐次由忠于主子，演进为忠君爱国，更进一层便是发扬民族的正气。这种情态，南宋比北宋进步，明末更比南宋进步。清人入关，曾遭遇到士大夫激昂的反抗，尤其是江南一代，当薙法令颁布后，南方人士的反抗，非常激烈而普遍。他们为什么对于头发看得这样的重，这是因为衣冠制度，是民族文化的象征，他们是在为民族文化而奋斗。等到抗战失败，士大夫还是不愿和异族妥协，于是纷纷改行或隐居。例如顾亭林的经商，吕晚村的行医，孙夏峰、颜习斋、张杨园的归农，方密之的出家，李二曲、王船山的归隐，都是最著的。这些明末遗民，他们虽含新茹苦，饮恨而死，可是他们坚贞的气节，笃实的学风，已足以深入几百年来士大夫的内心。不但清末的革命运动靠着他们人格的坚贞来提倡革命最有效的工具，就是这次伟大的抗战，在沦陷区里许多知识分子也都受他们人格的感召，学着他们的标样，为国家民族保持着正气。

论汉奸之必须肃清

那些该杀的汉奸，当然是丧失了人性。为了利欲熏心，不惜勾结敌人，干着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勾当。我们不能否认，在我国近代的政界里，不免还有封建的意识存在着。在人事方面往往专讲系统，在上者往往唯私人是用，在下者亦唯老上司是从，所以一个做了汉奸，就不免一连串都做汉奸。有些人明知汉奸是国家民族的罪人，杀不可赦，可是依然会跟着老上司去干汉奸的勾当。当然，有志节而不盲从者固不少，而那些盲从的却也很多。万事不该盲从，做汉奸岂更有盲从之理？这正可见我国社会上封建意识的深了。我们今日为了要保全民族正气，必须把大小汉奸一一惩治，万不可轻放了一个。我们为了国家的前途，为了政治的革新，必须把所有汉奸一网打尽。那许多落水的文化汉奸，更应该捉个精光。我们希望政府当局根据精密的调查，把所有汉奸的姓名、履历、罪行，一一编成名册发表，同时更希望各地方民众自行调查，把调查所得发表出来。最近京沪线的安亭镇，已有有心人把镇上八年来大小汉奸罪行印布出来，虽伪组织之下的一个走卒也不遗漏。如果各地都能有人这样做，再汇编起来，那所有汉奸便不会遗漏一个了。大的、恶的汉奸固需明正典刑，小的、盲从的汉奸也该有个合理的处置。这次抗战，不少人还受了明末志士气节的感召，为国家民族保持正气，如果这次惩治汉奸不能彻底，如果下次还有外患，那就可怕了。惩治汉奸，不仅在维持国法的尊严，最要的是在奖励守节志士的气节，也就是保持国家的气节。

（原刊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46年1月30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