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来与钻出

飞来与钻出

一堆新名词

胜利以后的上海，最不幸的，便是产生了许多不该有的新名词。什么“重庆人”和“上海人”，过去许多报纸上曾热烈地辩论着，什么“天上飞来的人”和“地下钻出的人”，也有人在报章、杂志上郑重地提出过。如果有人故意要自成一阶级，自以为高人一等，这种现象是要不得的，如果有人过于煊染，硬要把旁人说成一个特殊阶级，也是不该有的，因为“天上飞来的人”和“地下钻出的人”，世间不会有，只有神话中才会产生。

有趣的神话

许多比较原始的民族，都有他们的起源神话，以为他们的祖先是天神所降生，是天上掉下来的。埃及的神话，他们以为天地的创造者是托斯，那时托斯以外，地有四极，各有一神，帮助他擎举天空。四极之神都是蛙首人身，他们各有一位蛇首人身的女神做配偶，后来诸神相生，便生下了这个埃及的神族。在我国神话里，各民族也都以为自己的祖先是上帝的后裔，《诗经》不是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么？又曾说：“维岳降神，生甫及申”。这类神话太多了，无非表示他们这一族是天上降下来的，是个神族，不同凡人。在神话里，原始民族除了自以为从天上降下来的以外，也有自以为是从地下钻出来的。新几内亚的梅兰内亚人，他们认为现在世界上的人类，最初是在地底下生活着，在地下的时候，就有村子、族党、区域等组织，他们也有阶级的不同，也有特权和私产。人类已有了这些以后，不断地从地下钻到地上来，于是建立了土地、公民等权限，带来了一切文化。有许多地点，如石洞、泉源、珊瑚、露层之类，土人都叫做“孔”，他们以为第一对男女便从这等孔里钻出来，到了地上，就占有土地，渐渐繁殖，便成为一族。第一对男女怎样从地下钻出来，怎样的繁殖，土人都有一套神话来说明它。各族间地位的优劣，神话便是唯一的依据，土人们以为只有同一地点钻出来的，同一始祖传下来的，才在当地有权利。这类起源的神话，便是当地社会的特许状，所以即使这一部族被敌人驱逐出境了，那块空地上，永远没有人动，永远给流亡者留着，等他们重新回来，行了个和平礼，再在原地重新建设。这些障碍，不但自族深信，同时也被他族所尊重。

新名词的批评

这些天上飞来和地下钻出的神话，在原始社会里可以作为特许状。现在是自由平等的世界，民主的时代，不但种族间不该有任何等差之别，就是政治上、社会上也不应有什么阶级性存在。有人说，从重庆回来的人，自视过高，对于留住上海的同胞，不免有些轻视。有人说，重庆回来的人中，天上飞来的和地下钻出的尤其目空一切。有人说，天上飞来的，虽然目空一切，也还循规蹈矩，那些地下钻出的就很可怕了。有人说，地下钻出的因为过去需要不择手段去做工作，有些人不免依照不择手段。有人说，地下钻出来的，或许在地下工作做得很好，一到地上，就不行了。其实人只是人，每一个人都在地上，并没有天上掉下来的，更没有地下钻出来的。如果有些人真在创造神迹，自以为不同凡人，固然要不得，如果有些人过于煊染，在那里替人家编造新神话，那更是不该了。从今以后，我们不希望见到什么神迹，更不希望听到什么新神话。

圣地与前方

抗战，我们崇高地称为“神圣的抗战”，重庆，我们崇高地称为“抗战的圣地”。可是抗战不是宗教，英勇的抗战史迹也不是神话，到过抗战圣地重庆的，并不像宗教徒到过宗教圣地一样，宗教徒到过圣地的，头衔也有了，服装也特殊了，到过重庆的，同样还是个国民，当公务员也只是个公仆。经过这八年的抗战，我们一切艰苦都尝够了，该知道国家民族的高于一切，个人是怎样的渺小，该知道一切事业应如何努力去做，把国家建设起来，个人地位的高下，是不值得一顾的。在这八年中，我们也到过大后方，也曾到过游击区，也曾钻到过沦陷区的地下，也曾多次进出阴阳交界线，也曾到过危险的境地，虽然我们干的只是文化上的工作，我们一切都见过，一切都尝过。我们认为过去的一切，不必老是追忆着，该抓紧现在，努力地做现在该做的工作。过去的一切，我们该把它检讨，认识以前不能完善的地方，来把握现在，策励将来。

平心来论之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我们中国在过去八年中，有许多烈士、许多志士，为了民族国家，不惜任何牺牲，不顾任何艰苦，创立了许多伟大的史迹，大家当然应该珍爱着。从追忆中检视着那些壮烈英勇的片段，史学家该从速搜集珍贵而可靠的史料编著成书，文艺工作者该从速创作其伟大的作品，这不仅是纪念，也还可以唤起那些醉生梦死的人。过去三个月中，后方的人来到了收复区，只因阔别已久，彼此多少有些隔膜，不能相互真正认识。收复区的民众，对于胜利的热望，比大旱望云电还要急切，望到了自然说出去的欢天喜地，希望从此立刻就达到许多愿望，不知道以中国之大，收复区之广，情形之复杂，千头万绪，不是立刻就能完成一切的。大后方来的人，过去听得沦陷区里一切恶化、腐化的情形，有些人就不免成见太深，认为一切都要不得，更加上了一些不知自爱的人，做出了许多不忍见、不忍闻、不忍说的事来。于是后方来的人和收复区民众之间，就发生了什么裂痕似的。最大的原因，就是由于大家观察得太笼统，没有精细的分析和辨别，怎样可以一概而论呢？什么“重庆人”和“上海人”，什么“天上飞来的人”和“地下钻出的人”，这等新名词，就是由于观察太笼统而产生的。由于这些笼统的观察，不免产生许多新的神话。从今年起，我们不希望再有这类新名词产生出来。希望看到许多记载伟大史迹的巨著和文艺作品，不再流传着许多新的神话。

（原刊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46年1月10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