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5月15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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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经典散文与赏析

导 读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向以诗文为大宗,诗海文澜,蔚为大观,其本其源,都可上溯至先秦两汉​‍‌‍​‍‌‍‌‍​‍​‍‌‍​‍‌‍​‍​‍‌‍​‍‌​‍​‍​‍‌‍​‍​‍​‍‌‍‌‍‌‍‌‍​‍‌‍​‍​​‍​‍​‍​‍​‍​‍​‍‌‍​‍‌‍​‍‌‍‌‍‌‍​。但与江河之润泽大地不能以“源”而只能以“流”和“委”不同,这个时代的作品对千百年后的作家的影...

导 读

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向以诗文为大宗,诗海文澜,蔚为大观,其本其源,都可上溯至先秦两汉​‍‌‍​‍‌‍‌‍​‍​‍‌‍​‍‌‍​‍​‍‌‍​‍‌​‍​‍​‍‌‍​‍​‍​‍‌‍‌‍‌‍‌‍​‍‌‍​‍​​‍​‍​‍​‍​‍​‍​‍‌‍​‍‌‍​‍‌‍‌‍‌‍​。但与江河之润泽大地不能以“源”而只能以“流”和“委”不同,这个时代的作品对千百年后的作家的影响,在许多时候往往是直接的;因为,当人们发现中、下游之水渐趋污浊之时,会“溯洄从之”,到那滥觞之地惊喜地一掬清泉​‍‌‍​‍‌‍‌‍​‍​‍‌‍​‍‌‍​‍​‍‌‍​‍‌​‍​‍​‍‌‍​‍​‍​‍‌‍‌‍‌‍‌‍​‍‌‍​‍​​‍​‍​‍​‍​‍​‍​‍‌‍​‍‌‍​‍‌‍‌‍‌‍​。

以散文而论,面对风靡唐代的六朝文体,起而力挽狂澜的韩愈,揭

橥的便是“三代两汉之文”​‍‌‍​‍‌‍‌‍​‍​‍‌‍​‍‌‍​‍​‍‌‍​‍‌​‍​‍​‍‌‍​‍​‍​‍‌‍‌‍‌‍‌‍​‍‌‍​‍​​‍​‍​‍​‍​‍​‍​‍‌‍​‍‌‍​‍‌‍‌‍‌‍​。当台阁体使明代文风趋于萎弱之际,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高呼的也是“文必秦汉”的口号。即以与之针锋相对的“唐宋派”而论,对先秦两汉之文也不废揣摩,如唐顺之的《文编》,并不自限唐宋,而是远溯周秦。归有光则更醉心于龙门之笔,对《史记》丹铅点勘,手批本竟不下数十种之多。当然,复古派与唐宋派两者的欣赏眼光与取舍标准大相径庭,然而却都认为先秦两汉之文有裨于自己的作文。我们也正是看到了有裨于作文这一点才编选了这本先秦两汉散文的。自胡适之、陈独秀辈登高一呼以来,我们现在正处于白话文方兴未艾的时代。即使是清末民初文言文所用的词汇、语法,也已经大多过时,更别提唐宋、先秦两汉了。故而我们说先秦两汉之文有裨于作文,并不是想步明代前后七子的后尘,拾其余唾,提倡写聱牙戟口的古文;我们只是像明代的唐宋派那样,觉得先秦两汉之文叙事记言、状物抒情及谋篇布局的可取可法。那些感人的内容,富有教益的说理和那些出于自然的抑扬开阖、起伏照应之法,并不随着语言的变迁而化为已陈刍狗,在我们当今的白话文中,甚至千百年后与之面目全非的语言中,也依然有其颠扑不破、可取可法之处。所以,我们标举先秦两汉之文,实与前后七子貌同心异,而与唐宋派异代同心。

下面,我们想就本书所选的内容结合自己的体会略加评说,当然是从宏观的角度,因为,微观的分析读者可以从各篇的“注释”、“说明” 和“集评”中找到。为了克服“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之失,我们需要的是望远镜式的观察。

本书所收的最早的文字是选自《尚书》的《无逸》。《尚书》与《春秋》一样,同为古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尚书》便是上古记言之作。由于时代最古,汉人已觉难读。故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里需要将采自《尚书》的材料译成当时的通行之语。唐代的韩愈也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其实,《尚书》在记录的当时很可能是妇孺能解的口语,世易时迁,就成了老师宿儒也难全解的文献了。《尚书》文字大多古奥质直,文学性不足,《无逸》可称是最具文采的一篇了。由于是周代文献,“周人尚文”,其篇章结构犹有可取。《尚书》在文章学上对后世影响极微,汉代只有诸侯王的封策尚仿其体。此外,还有西魏的苏绰,欲矫六朝文体之弊,曾模仿《尚书》的词汇和句法作《大诰》,并依靠政治力量推行过这种文体,矫枉过正,不合时宜,未几即告失败。

《左传》是记事之文,其叙事写人之善,千百年来几乎赢得一致的称赞。左氏尤擅长于叙战,所写的大小诸战役各具特色,令人赞叹。但其叙述的绘声绘色,几如亲见亲闻,亦每令人产生“《春秋》三传,左氏浮夸”之感。其甚者如“ 麑槐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 ,谁闻之欤?”钱钟书先生解释道:“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片言解惑,已得骊珠。

同样传说为左丘明所作的《国语》也有类似的情况。柳宗元指摘

《国语》“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但就文论文,他又提倡“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可见不管是记言还是记事,“趣”之一字所关至巨,无“趣”则文字板滞沉闷,不能灵动;无“趣”则读者欠伸思睡,难以终卷。两千余年前的史家早已窥破这一奥秘,并将它用于自己的写作实践。这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关键是不能一味追求趣味而牺牲了真实。

《左传》与《国语》充其量只是某些细节的夸张失实罢了,《战国策》则连所载的大事也未必可靠。如苏秦、张仪这两个著名的辩士原不同时,而《国策》则将两人写成一主合纵、一主连横,针锋相对的并世之雄。其他许多内容也纯属虚构,只是秦汉之际无名策士的“小说”创作罢了。以文而论,却雄隽沉快,大多抓住“利害”两字滔滔滚滚说下去,其铺张扬厉之处真好比读一篇篇无韵之赋。后世苏洵、苏轼之文颇得力于此。但纵横家们大多是一些没有固定信念的政客,奔走游说只是为了个人利益或自己所服务国家的利益罢了,但他们却能将任何一种图存或强国的方案讲得法法圆成、头头是道。这一点也许会使有志于参加辩论与作文比赛的青年学子产生兴趣。

至于那些抱有坚定信念和独创学说的诸子百家,本书当然要给他们的文字留下较多的篇幅。昭明太子认为:“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因此《文选》不登诸子一字。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竟也不思干蛊,反效其尤​‍‌‍​‍‌‍‌‍​‍​‍‌‍​‍‌‍​‍​‍‌‍​‍‌​‍​‍​‍‌‍​‍​‍​‍‌‍‌‍‌‍‌‍​‍‌‍​‍​​‍​‍​‍​‍​‍​‍​‍‌‍​‍‌‍​‍‌‍‌‍‌‍​。我们则认为,诸子不但自成一家之学,也自成一家之文,不能不加选录。

老子是道家之祖,其书多由三、四言韵语组成,极便记诵,透露出原先定是口耳相传之学。全书多作简捷的判断,不为繁复的论证。以智者静观之得,成精金百炼之言。读之可悟造语简练之法。《孙子兵法》的写法,亦颇相似。宋代苏洵的《心术》、《春秋论》等文颇能神似。

《论语》、《孟子》,因旧时独尊儒术,归入四部的经类。然而以现代的观点看来,儒家不过是诸子中的一子罢了,所以在本书中不予单列,而与诸子归于一处。但正因为是经书,家弦户诵,因而对后人文字的影响实较诸子为巨。《论语》杂记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作对话体,大多篇幅短小,“辞达而已矣”,虽经孔门弟子润色,但并不刻意为文。我们选取了文字稍详、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及其弟子性格的段落。此书在文章学上对后人的影响主要是语辞和句式,从文体上加以模仿的有扬雄的《法言》和王通的《中说》,优孟衣冠,难免画虎类狗之讥,尽管二人在学术上皆有所自得。《孟子》虽然也是对话体,但其中的一些段落已可看成是首尾完整的论说文了。孟子在书中倡仁义,距杨、墨,常作滔滔雄辩。但这不是纵横家的雄辩,而是思想家与政治家的雄辩。“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其言析义至精,用法至密,可窥其有意为文处。后世文家,受其沾溉最多,词汇、句式、篇法,猎取殆尽。文言文的定型,《孟子》之功为大,故虽为先秦之文,现在读来仍觉文从字顺。

《庄子》之文“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喜用一串寓言组合成篇,但各个寓言之间并无关联之语、过渡之段,爱之者或以为“潜气内转”,或以为“得断续之妙”。然而后世文人即使在思想上受庄子之学的影响,在为文的结构上也绝不会邯郸学步。由此也可见庄文的“潜气”实未尝“内转”、庄文的“断续”实未必为妙,不然决不会没有祖构之作。庄子的笔法在秦汉便已过时,但庄子的想像力和思想则永远让人觉得可惊 可喜。

《墨子》之文质朴无华,刘勰称之为“意显而语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一个著名的《买椟还珠》寓言,就是墨者田鸠为墨子的不文辩护而讲述的。不过在我们看来,文章为了感人,还是应该具有一定的文采。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移用来论文,还是不错的。《墨子》之文,值得学

习的是其理想主义的精神和较强的逻辑性。不过,纯逻辑之文,如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翻来覆去,玩弄的只是一些概念游戏,虽对逻辑学有所贡献,但读之只觉苛察缴绕,味同嚼蜡,在这里我们也就不予登录了。

诸子中既讲逻辑又重文采的可推荀子,其文骈语极多,但可惜变化不大,有千篇一律之概,在本书中我们只选其《劝学》一篇。尝鼎一脔,味可全知,当然这只是就文学性而言的,并不将荀子的学术包括在内。

荀子的弟子韩非在文字上可谓青出于蓝,其逻辑性之强好似老吏断狱,其文采之富也决不逊于他所反对的文学之士。难怪秦王政读了他的著作,恨不与之同游。由此也可见田鸠“以文害用”之说是不确的。但我们在欣赏韩非其文之余,对其提倡统一舆论的观点却不免反感。世称韩非是合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为一的法家集大成者,司马迁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人也”,我们读《韩非子》,觉得他将商鞅的“刻薄寡恩”也集到他的“性格组合”中去了。当今之人受民主熏陶已久,懂得如何“食马留肝”,所以,读韩非之文,其笔法对我们显然有益,其思想想必对我们也难以为害。

然而在秦时“六王毕,四海一”的时代,韩非的学术却为害至巨,它化为政令在全国得到推行,于是,焚书坑儒,舆论一律,晚周文学的百花齐放被摧残殆尽,自此万马齐喑,进入了中国文学的严冬。据史载,其时的文学作品仅有歌功颂德的秦刻石、始皇命博士所作的《仙真人诗》及杂赋数篇而已,后二者皆已灰飞烟灭,至今惟秦刻石之文尚存人世, “遵命文学”而已,将暴政下战栗的神州大地粉饰成“男乐其畴,女修其业”的太平盛世。“后人不信秦刻石,为有迁史名山储”,“政暴文泽”,谎言而已。纵有人品之为“严峻浑重”,何足为取耶?

到了汉代,暴政渐除,文艺亦开始由复苏而至复兴。汉高祖以武力

定乱,起初以为“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而在听到陆贾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回答后,面有惭色,即命陆贾著书以述存亡之徵。于是,惩秦之亡,反其所为,便成为汉初各项政策的出发点。汉惠帝时,又废除了秦时所定“挟书者族”之律,文学得到了适宜的气候,很快地发展起来了。

最初复兴的当然是切于实用的散文。汉初拨乱反正日不暇给,加以汉高祖本亦不文,所以陆贾能赋,但得到欣赏的只是他的《新语》。继起文、景二帝亦不好辞赋,所以能赋之士只能去投奔那些年轻的爱好辞赋的诸侯王,朝廷所用皆是散文。要到了好武更兼好文的汉武即位,辞赋家才能与善写散文的政论家分庭抗礼。辞赋不属本书收录之列,我们还是谈论汉代散文的发展吧。

汉代第一个杰出的散文家是洛阳才子贾谊,他年轻饱学,眼光敏锐,才气纵横​‍‌‍​‍‌‍‌‍​‍​‍‌‍​‍‌‍​‍​‍‌‍​‍‌​‍​‍​‍‌‍​‍​‍​‍‌‍‌‍‌‍‌‍​‍‌‍​‍​​‍​‍​‍​‍​‍​‍​‍‌‍​‍‌‍​‍‌‍‌‍‌‍​。一篇《过秦论》,论秦王朝所犯的错误;一篇《陈政事疏》,陈当今政事之献替。无论当政论看还是当文学作品看均足不朽。贾谊之文颇可见纵横家的气势,也是那么铺张扬厉,滔滔滚滚。有人说他的《过秦论》用的是赋体,贾谊当然也是辞赋家,但他喜用赋体与其说是受辞赋影响,还不如说是为策士之文所濡染,《战国策》中许多游说之文早已是无韵的铺陈之赋了。贾谊高出策士之处是能够真正看出国家安危的要害并提出解决办法,透过“利害”之障,能够认识“仁义”的价值。刘歆说:“在汉朝之儒,惟贾生而已。”在贾谊的时代的确如此。

景帝时的晁错,少时学申、商刑名,其文字受《商君书》、《孙子兵法》、《管子》诸书影响较深,剖析则擘肌分理,判断则斩钉截铁。刘熙载说:“晁取切于时,不必其高也。”对晁文正当作如是观。

两汉文章,历来最推班、马。班即班固,马即司马迁。杜牧诗云:

“高摘屈、宋艳,浓熏班、马香。”屈、宋指辞赋而言,班、马即指古文了。这里我们想谈谈对班、马古文的个人感受。司马迁的《史记》是通史,纪传体是史学上的一大发明;班固的《汉书》是断代史,其纪传体即沿自《史记》。抛开班、马二人思想上的不同不说,以文章而论,虽二人异代齐名,在风格上却大异其趣。韩愈提倡古文,说:“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又说:“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一字也不提班固,可见在他心目中,东汉之文已不足齿数了。苏轼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东汉即包括在“八代”之中。以读者的角度看来,司马迁的《史记》,笔端常带情感, “疏荡而有奇气”,正可当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品题。而班固的《汉书》,思想既遵正统,体裁又束于成格,在文学意味上自大大不及《史记》。后人之所以班、马并称,无非是因为史官修史,均遵班书成例之故。以二人的其他文字而论,司马迁的一篇《报任安书》,拔天倚地,跌荡奇伟,千载而下,虽学步者甚多,无一能近其藩篱。而班氏的文章就无此气概,注重的是典雅严整,多用骈偶,已开魏晋之体。作为思想解放的现代人,大多喜爱司马迁甚于班固。这也正是我们选马文多于班文的原因所在。

除了大家的散文外,我们还注意选录各种不同类型和不同风格作家的作品:刘向、刘歆父子,是汉代著名的经学家,为文皆缘饰经术。不管是论政也好,论学也好,行文不是引经书之文,就是取经书之意,但都能倾吐肝胆,诚恳悱恻。刘向的文章较为平实,刘歆的文章较为峻厉。采之以见经学家散文之一斑。至于辞赋家的散文,我们取司马相如与扬雄二家。司马相如以《子虚》、《上林》二赋为汉武所赏,在文学史上也以辞赋家垂名。据说他文思甚迟,所谓“相如含笔而腐毫”,但作赋之工却甚于才思敏捷的枚皋,想必是精思之故。其散文工于布局,颇有巧思。扬雄则工于模仿,辞赋及学术著作皆然,散文亦受辞赋影响,叙事喜欢原原本本,可称学人之文。兹于二人散文,各取一篇。东汉散文,我们取蔡邕为殿。到了蔡氏的时代,骈俪已经成了文章不可缺少的构件,句不双出,不能称文。蔡氏之文,籍甚当时,而后人则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章学诚认为“中郎学优而才短,观遗集碑版文字,不见所长”。林纾则认为“蔡中郎文,气味极长”。大约两人的歧异乃由对碑志类文字的不同标准造成的。章氏以对史传的要求来衡量碑志,则蔡氏之作全无细节,只有品题。而林氏则严于辨体,对碑志类的优劣别具量才之尺。姚鼐说:“金石之文,自与史家异体。”林纾本学桐城派为文,其审美标准实师承有自。

以上我们略谈了对本书所选先秦两汉诸家散文的看法,放言而论,无所避忌,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们的选文标准来。

文学之河奔流到了我们身边,虽绝不能说已抵大海,但也已“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面对眼前文学之河的壮观,我们不能像河伯那样“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事实上不仅不可能如此,那时时涌起的浊浪还不断引起我们的忧虑,使我们格外向往那上游“清且涟猗”的河水。索性到河源去吧!在那朝日映照下的昆仑之墟,皑皑的白雪正化为涓涓流水,清澈见底,甘美无比,让我们去一掬清泉吧!然后我们汲之灌之,放舟而下,再回到我们自己的时空……

刘永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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