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四五问

薛宝钗很阴险吗

对于薛宝钗来说，第二十二回是个大关目，这一回她要过十五岁的生日。十五岁，是及笄之年，也就是说成年了，可以谈婚论嫁了，正式进入青春期了。所以作者在这一回对于薛宝钗的性格做了一个集中的展示，虽用笔不多，但极其传神。

本来贾母就喜她“稳重和平”，在过生日之前，“贾母因问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等语。宝钗深知贾母年老人，喜热闹戏文，甜烂之食，便总依贾母向日素喜者说了出来。贾母更加欢悦，次日便先送过衣服玩物礼去”。当元妃送出灯谜让众人猜时，作者单只写了宝钗的反应：“宝钗听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绝句，并无甚新奇，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其实一见便猜着了。”

就凭这两段描写，就有许多人说宝钗这个人极其阴险，深藏机心，这个时候就已经知道讨好当权者，以期爬上宝二奶奶的宝座。

不仅如此，她还可以利用一出戏同时讨好贾母和贾宝玉。她先已点了一出《西游记》，已经深得贾母喜欢，当贾母再让她点戏时，她又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这又是贾母所喜的“热闹戏文”。贾宝玉当即提出抗议，说是：“只好点这些戏。”又说“我从来怕这些热闹。”应该说贾宝玉对于薛宝钗很不客气，若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林黛玉身上，他绝不敢这样说，因为薛宝钗“稳重和平”，他便也有些放肆。薛宝钗到底不同凡响，她没有赌气落泪什么的，反而笑道：“要说这一出热闹，你还算不知戏呢！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一出戏热闹不热闹。是一套‘北点绛唇’，铿锵顿挫，那音律不用说是好了，只那词藻中有一枝《寄生草》填的极妙，你何曾知道？”只这一说，便把宝玉急得央告她赶快告诉他。于是薛宝钗念出那一枝《寄生草》：“慢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把个宝玉喜得“拍膝画圈，称赏不绝，又赞宝钗无书不知”。乃至于林黛玉看不下去，冷冷地说：“安静看戏罢。还没唱《山门》，你到《粧疯》了。”

我们看这是多么机敏的反应，多么高超的手段，多么渊博的知识，一出戏，可以同时让有文化的没文化的，年老年少的同时喜欢叹赏。因此若说薛宝钗阴险奸诈，是否有些道理？

我说错矣。

旧日礼法，首重孝道，《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载：“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就是说，在行孝之时，承顺尊长颜色是最难的。薛宝钗这个生日，名义上是为她过，实际上她并不是主角，主角是贾母，不过众儿孙围着贾母取乐而已。因此薛宝钗就不能一意孤行地自己喜欢吃什么就点什么，自己喜欢看什么就点什么，她必须看贾母的脸色行事，必须首先考虑贾母是否高兴。别说二百年前，就是今日，只要你是中国人，仍必须依此原则行事，只要有老人在场，就必须首先考虑老人，其次才能考虑你自己。这个戏别说让薛宝钗点，就是让林黛玉点，她也必须走薛宝钗的路子，先考虑贾母。所以作者就没有明写林黛玉究竟点的是什么戏，目的是突出薛宝钗的这个懂事，用唐山话来说，是“会来事儿”、“眼里出气儿”。

在元妃的谜语面前，她明明一见就猜着了，却故意说难猜，这也和阴险狡诈沾不上边。元妃是家中长姊，又是宫中贵妃，她的谜语谁能够说浅薄好猜？还是那句话，如果写林黛玉的反应，她也不会冲口而出，所以作者仍然没有写林黛玉的反应，单写薛宝钗，写她这个“知礼”。实际上放在谁身上都会那样做。礼法就是行为准则，任何社会都会有一套基本的行为准则，这个基本的准则必须人人遵守，若不遵守就会导致人际关系紊乱，社会秩序混乱，人们就难以生活，就如今天我们必须遵守交通规则。我们承认曹雪芹具有反封建的倾向，但是不能够认为他反对当时任何一种行为准则，他不会愚莽到那个地步。曹雪芹在这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有文化，有思想，有城府，有心机，含藏不露，稳重和平的美丽少女，是那个时代的礼法所能够培养出的最典型的淑女。他塑造薛宝钗这个形象的目的，并不是想告诉人们一个坏女人最终得到了坏的结局，那还有什么悲剧可言？那应该是大快人心事才对。他想告诉人们的是，像薛宝钗这样典范的美丽少女，这样最应该得到幸福美满生活的少女，最终也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这样才有巨大的悲剧的感召力，才能够引起人们的深度思索。

没有悲天悯人的大情怀写不出《红楼梦》，同样，没有悲天悯人的大情怀也读不懂《红楼梦》。长期以来对于薛宝钗这个形象有很多负面议论，就是今日，也仍然有所谓大学者在电视上公开表示他不喜欢薛宝钗，因为她阴险。说穿了，这是以现代西方人的眼光看那个社会，是以寒门小户的眼光看贵族家庭，因而造成隔膜不通。在《红楼梦》全书中，薛宝钗一直是与林黛玉双峰并峙的人物，无论在金陵十二钗册子中还是在《红楼梦曲子》中，她都是与林黛玉放在一起来表现。《红楼梦曲子》明确唱出“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金即宝钗，玉即黛玉，如果薛宝钗是一个很坏的人物，还有什么可怀可悼？这个人物应该是比林黛玉更复杂更具悲剧色彩的人物。可惜书的后半部迷失，致使我们难以看到她的结局，故此严重削弱了她的那种穿透人心的巨大悲剧的冲击力，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学史的一大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