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三九问

史湘云是“近中近”吗

第二十一回写宝玉到黛玉房中，湘云洗过脸后，他便就着湘云的残水洗了两把。周汝昌校本在此下加了一个注：“重笔写宝玉、湘云关系，非闲笔墨也。前批曾言宝钗是远中近，黛玉是近中远，今湘云是近中近也。”这里所说的前批，实际是后批，就在此回书中，写宝钗与袭人谈话，宝玉回来，宝钗便走了，庚辰本在此下有一大段脂批：“奇文，写得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何也？宝玉心，凡女子前不论贵贱，皆亲密之至，岂于宝钗前反生远心哉？盖宝钗之行止端肃恭严，不可轻犯。宝玉欲近之而恐一时有渎，故不敢狎犯也。宝钗待下愚尚且和平亲密，何及于兄弟前有远心哉？盖宝玉之形景，已泥于闺阁，近之则恐不逊，反成远离之端也。故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至颦儿于宝玉实近之至矣，却远之至也，不然后文如何反较胜角口诸事皆出于颦哉……钗与玉是远中近，颦与玉是近中远，是要紧两大（？），不可粗心看过。”

应该说脂砚这一段批语确有见地，但是他没有说湘云是“近中近”，这是周先生自己的见解，周先生深信书的后半部是湘云与宝玉结为夫妇，故而特意强调湘云与宝玉的亲密关系。从书中描写来看，曹雪芹也确实是把湘云与黛玉对照来写，强调她们与宝玉共同的亲密关系，而且都是从头发上做文章。在第二十回，作者是这样写，宝玉“见湘云已梳完了头，便走过来笑道：‘好妹妹，替我梳上头吧。’湘云道：‘这可不能了。’宝玉笑道：‘好妹妹，你先时怎么替我梳了呢？’湘云道：‘如今我忘了怎么梳呢！’宝玉道：‘横竖我不出门，又不带冠子勒子，不过打几根散辫子就完了。’说着，又千妹妹万妹妹的央告。湘云只得扶他的头过来，一一梳篦”。以下又详细描写了梳辫子的过程。

我们再看黛玉。第八回宝玉、黛玉在薛姨妈家要告辞回去，“小丫头忙捧过那一件斗笠来，宝玉便把头略低一低，命他带上。那丫头便将这大红猩毡斗笠一抖，才往宝玉头上一合，宝玉便说：‘罢，罢！好蠢东西，你也轻些儿，难道没见过别人带过的？让我自己带吧。’黛玉站在炕沿上道：‘罗唆什么，过来我瞧瞧吧。’宝玉忙就近前来，黛玉用手整理，轻轻笼住束发冠，将笠沿拽在抹额之上，将那一颗核桃大的绛绒簪缨扶起，颤巍巍露于笠外。整理已毕，端像了端像，说道；‘好了，披上斗篷罢’”。

林黛玉与贾宝玉同止同息，她经常为贾宝玉整理衣冠当是情理中事，可是在这一回书中作者仍然没有介绍史湘云与贾宝玉到底是什么关系，她是否在贾府长期住过，我们只是从梳头这个细节当中方才知道史湘云过去是常为贾宝玉梳头的。在《红楼梦》诸芳中，与贾宝玉有这种亲密接触的只有两个人，就是林黛玉与史湘云，依林黛玉的小性儿、妒忌，她首先妒忌的应该是史湘云，而不是薛宝钗。可是林黛玉对于史湘云并不妒忌，贾宝玉就当着她的面央告史湘云为自己梳头，史湘云也当着她的面为贾宝玉梳头，林黛玉竟然没有丝毫反感。这说明在林黛玉的心中史湘云尚构不成对于宝黛关系的威胁。

从史湘云这个人来看，在情感上她和薛宝钗更近一些，她一出场就对林黛玉说：“你敢挑宝姐姐的短处，就算你是好的。我原不如你，她怎么不及你呢？”由这里便已见端倪。在后面的描写中，她也因劝贾宝玉和那些为官做宦的人多讲谈讲谈，遭到贾宝玉的当面抢白，说明在思想上她也和贾宝玉有相当距离。

基于此，我们便可以对脂砚斋和周先生的说法做一个两面性的分析。

首先，从思想基调上说，史湘云难以和林黛玉比肩。比如对待贾宝玉“爱红”的毛病，就在这一回，当贾宝玉拿起镜台上的胭脂欲吃时，史湘云“便伸手来，拍的一下从手中将胭脂打落，说道：‘这不长进的毛病儿，多早晚才改？’”她是从内心里看不上贾宝玉的这个“毛病儿”。可是林黛玉就不一样，在第十九回，当林黛玉看到贾宝玉脸上的胭脂，“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口内说道：‘你又干这些事了。干也罢了，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便是舅舅看不见，别人看见了，又当奇事新鲜话儿去学舌讨好儿，吹到舅舅耳躲，又有大家不干净惹气’”。由这里看，林黛玉对于贾宝玉的“毛病儿”并不讨厌，只是嫌他“带出幌子来”，让贾政看见，“大家不干净惹气”。这个“大家”自然包括贾母和王夫人，但实际的主体应是林黛玉，她只是怕贾政知道制裁贾宝玉，而使她“不干净惹气”，她只是替贾宝玉担心而已。她与贾宝玉的口角等项，都是为求近而反疏，而每一次口角的结果都是使他们更加接近。从这里看，脂砚斋说林黛玉与贾宝玉是“近中远”，实是皮相之谈，他没有看到两人的思想基调相近这个基本的事实。因此也可以说，史湘云与贾宝玉并不是什么“近中近”，反而应该是“近中远”。

其次，如果从艺术处理的手法来说，则说林黛与与贾宝玉是“近中远”，薛宝钗与贾宝玉是“远中近”，史湘云与贾宝玉是“近中近”，则有一定道理。因为把远的变近，把近的变远，把可能的变成不可能的，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的，这是一般小说作家和戏剧作家乃至近时之影视剧作家处理人物关系的惯常手法，曹雪芹也是用这一手法来处理宝、黛、钗、湘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小说戏剧，大抵以“让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为归趋，所谓“大团圆”的结局，曹雪芹写《红楼梦》则反其道而行之，他是以“让天下有情的都不成眷属”为准的，以凸显那一种巨大的悲剧意识。艺术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奇妙，让人难以用一两句话概括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