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八三问

贾宝玉为何盛赞同性恋

芳官对宝玉说：“那里是友谊，他竟是疯痴的想头，说他自己是小生，官是小旦，常作夫妻。虽说是假的，每日那些曲文排场皆是真正温存体贴之事，故此二人就疯了，虽不作戏，寻常饮食起坐，两个人竟是你恩我爱。官一死，他哭的死来活去，至今不忘，所以每节烧纸。后来补了蕊官，我们见他一般的温柔体贴，也曾问他得新弃旧的，他说这又有个大道理，比如男人丧了妻，或有必当续弦者，也必要续弦为是。但只是不把死的丢开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若一味因死的而不续，孤守一世，妨了大节，也不是礼，死者反不安了。你说可是又疯又，说来可是好笑？”这是一个美丽的同性恋故事，在当时可谓新闻，可是贾宝玉听后不但不惊讶，反而大加赞赏，说：“天既生这样人，又何用我这须眉浊物玷辱世界？”

《红楼梦》里大量涉及了同性恋故事，这是不争的事实，比如贾宝玉与秦钟、蒋玉菡，就有很明显的同性恋的迹象。可是长期以来，一些论者对于这些同性恋爱的现象或者加以回避，或者曲为之说，百般遮护，或者不予承认。这对于深入理解《红楼梦》这本书的主旨，是一种很大的妨害。今天我们读《红楼梦》，不能够对这种现象加以回避或者曲说，而应该像对待异性恋一样，正视它，尊重它。在这个基本前提之下，对于《红楼梦》一书中涉及的同性恋现象加以说明、阐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对于此书的意旨多一层了解，对于曹雪芹的苦心孤诣多一些了解，争取做一个“解味”之人。这里容不得任何一点狭邪的意念，稍涉狭邪，便入魔道。恶俗之人，连异性恋都不懂，遑论同性恋？他们只有兽欲，没有真情。如果对这些人讲说同性恋，无异对牛弹琴，没准还会招来鄙视嘲讽甚至恶骂。好在这些人是不会来读《红楼梦》的。在前面诸问中，我已多次涉及到这个问题，做过或简或稍详的说明。而在这里，我想先追溯一下同性恋的历史，以期对于这种长期以来为人所诟病的人类生理、心理现象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

同性恋与异性恋一同出现。也就是说，人类有了异性恋，就有了同性恋，这是一对孪生兄弟。只是由于远古的人类生活没有任何文字记载，我们所知甚少。我做出这种猜想，是基于科学家对于动物的研究。根据一些动物学家的长期观察和研究，已经确认在动物中，尤其是在与人类血缘关系最为切近的灵长类动物中，同性恋的现象已经普遍存在，由此类推，早期人类也必存在同性恋现象。我想这大约与人类的身体构造有关系。早期人类可能是雌雄同体的，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阴阳人”。这一点可由人类的身体得到证明。男性都保有退化的乳房，不但有乳房，还有乳腺，也就是说女性所有的男性也是一应俱全，美国已经有男子通过医学促进，成功分泌乳汁，哺乳幼婴。而女性也存有阴蒂，据科学研究阴蒂就是阴茎退化的残留。而最确切的证据则是现代科学对于人类基因染色体的研究。据研究，同性恋者的染色体确实与一般人不一样，这就从基因层面为同性恋找到了生物学的依据。

古代西方文明的全盛期是希腊时期，大约是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期。这一时期，希腊最著名的圣哲是苏格拉底，他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孔子。他就是一位同性恋者，并对同性恋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一种最纯洁最高尚的情感。古希腊最著名的女诗人萨福，也是一位著名的同性恋者，留下了一些歌咏同性恋的诗篇。苏格拉底的弟子，另一位西方圣哲柏拉图，则提出了著名的“柏拉图式的爱”。一般理解，所谓“柏拉图式的爱”意指男女之间没有任何肉体关系的纯粹的精神恋爱。可是在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有第一哲人之称的学者斐奇诺（1433—1499）（他生活的时代相当于我国的明宣德至弘治时期），写了一本《柏拉图〈会饮〉义疏》，2012年此书的中译本首次出版，书名为《论柏拉图式的爱——柏拉图〈会饮〉义疏》。此书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什么是“柏拉图式的爱”，他指出所谓柏拉图式的爱实际上是指男性之间的爱恋，但是这种爱恋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身体的交合，而是真正精神上的爱恋，他本人也痴迷地爱着一位男子。他指出：“爱首先源自上帝，然后穿过天使和灵魂，如同穿过玻璃一般，从灵魂那里它很容易进入准备好接受他的身体之中。然后，从一位年轻之人的身体中，它照射出来，特别是通过眼睛，这灵魂的透明窗户。它向上飞着，穿过空气，射进了年长者的眼睛之中，穿透其灵魂并点燃了他的欲望，于是他疗治着这受伤的灵魂，并平息着点燃的欲望，它带领他们去往他们起源的地方，一步一步地，首先到达被爱之人的身体，然后是灵魂，然后是天使，最后到达上帝，这一光芒的最初起源。”斐奇诺认为：“因此让我们重回天堂的不是对上帝的认知，而是爱。”爱源于上帝，最终回归上帝。在这个伟大的回归过程之中，有一位男性的爱侣为伴，是非常必要的。在他那里，男性之间的爱恋成为灵魂向着终极之美的精神性上升的必要条件，成为一种精神的修炼，一种真爱的养成。他认为“爱就是一种享受美的渴念”，“一个男子用眼睛享受他所爱的青年男子的美，而这位青年则通过理智享受着这个男子的美。并且，通过这种关联，仅仅拥有身体美的人，在灵魂上也变得美了；而仅仅拥有灵魂美的人，则让肉眼充满了形体美。所以，这是一种美妙的交换，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崇高、有益而愉悦的。就德性来说，双方是一样的，因为学习和教导是一样崇高的。就愉悦感来说，年长的男人更强烈，他在身体和理智上都感到愉快。但是就益处来说，年轻男子得益更多，因为正如灵魂高于形体，获取灵魂之美亦高于对形体之美的获取”。正因为同性的爱恋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他说：“爱可以被正确地称作世界的终极之结和终极之环，被称作世界各部分的固定支撑，整部世界机器的坚实基础。”

我在上一问中已经说过，贾宝玉认为世界应该也最终是真情、至情的世界，这与斐奇诺的论述几乎如出一辙。而贾宝玉对于藕官与官同性爱恋的盛赞，也正是在精神的提升这一个层面展开的。不同的是贾宝玉没有上帝的概念，他的精神提升是在尘世进行，情爱是起点也是目标，人们在情爱中荡涤污垢，澡雪精神，用情爱代替污浊的物欲。他的终极目的不是虚无飘渺的天堂，而是人间。情爱就是人间的天堂，人间的净土。他要在人间寻觅天堂，寻觅净土。虽然这注定难以实现，但是他的出现本身，他的寻觅本身，就已经为人间天堂、人间净土的建设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因此，我们说他是人间天堂、人间净土的奠基人，一点儿也不过分。

西方的同性恋高潮是古希腊时期，到了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同性恋便成为罪恶，同性恋者一经发现，可以判处死刑，而且是活活烧死，和对待女巫与无神论者一样。只是进入现代以后，西方人才对于同性恋有了逐步的了解与同情，而这与广大的同性恋者十几代的努力争取是分不开的。这种努力终于在今天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中国始终没有对同性恋的严刑峻法，在某些朝代甚至成为一时风尚。我国当代著名学者潘光旦先生，翻译过英人蔼理士的名著《性心理学》。潘先生在这部译著中做了大量注释，引用了大量中国的事例，这些注释完全可以看作中国的性学奠基之作。他还在书后特意加了一篇附录，专门来谈中国的同性恋问题，题目叫作《中国文献中同性恋举例》。潘先生指出，在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很有几首诗有歌咏同性恋的嫌疑，他点出这几首诗是郑风中的《子襟》《山有扶苏》《狡童》《褰裳》《扬之水》。我在这里还可以举出一首诗来，就是《邶风》中的《击鼓》，全诗如下：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

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

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这首诗是写一位在战争中落伍的士兵怀念、怨恨他所最亲爱的人，所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个所怀念的对象是个什么身份？旧笺以为“从军之士与其伍约”，旧疏则谓：“于是执子之手，殷勤约誓，庶几与子俱得保命以至于老，不在军陈而死。”而朱熹的《诗经集传》则释为“从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为室家之时，期以死生契阔，不相忘弃，又相与执手，而期以谐老也”。近人高亨教授所著《诗经今注》取朱说，而陈子展教授所著《诗经直解》则取旧笺之说。我则以为还是旧笺及疏于义为长，若取朱说，则此诗的末一段难以解通。那么这是一首写士兵与其战友的友情之诗，可是我们看这种友情是不是远远超越了一般的战友之情？而且从后世的运用来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也大量使用在爱情之表达，几无例外。所以我说这应该是一首歌咏战争当中战友之间同性恋爱的诗歌。

我们知道，《诗经》是经过孔子删定才形成如今的面貌。如此说来，岂不是说孔子也赞同同性恋，至少他不反对同性恋？我说这是极有可能的，因为对于战场上的同性恋，孔子起码是采取宽容态度的。还有一个事例可以为证。《左传·哀十一年》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这一年，齐国派兵攻打鲁国，双方在鲁国都城之外展开激战，最后鲁国取得胜利。在这场战斗中，鲁国的公为战死，《左传》中这样记载：“公为与其嬖童汪乘，皆死，皆殡。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嬖之义为宠爱，嬖童即宠爱之娈童。据杨伯峻先生注释：“殇音商，未成年人而死，其丧服降于成人。”这位公为与其宠爱的娈童同乘一辆车参加战斗，一同战死，孔子根本就没有考虑汪这个“嬖童”的身份，打破惯例，让他享受与成人一样的葬礼，也就是说享受烈士待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于同性恋爱，起码是对于战争中的同性恋爱，是取宽容态度的。应该指出的是，部队中的同性恋爱应该是东西方都很普遍的事情，清代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就曾经记述在驻守新疆的清朝部队中由于没有家室，普遍存在同性恋行为。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其名著《西方哲学史》中，也曾记述过古代斯巴达人的情况。斯巴达人不事生产，以战争为唯一职业，所有的男孩子从七岁开始就要离开家庭，集中接受军事训练，到了二十岁就要正式参加战斗。斯巴达人鼓励青年中的同性恋行为，认为这样可以提高战士作战的勇气，每一个战士在他的同性恋爱人面前都不会表现怯懦。而且，一旦某个战士表现出怯懦行为，他的同性恋爱人也要受到惩罚。罗素这样写道：“同性爱，无论男性的或女性的，在斯巴达都是一种公认的习惯，并且是对青春期男孩子的教育中的正式一部分。一个男孩子的情人可以因这个男孩子的行为而有功或受过；普鲁塔克叙述过有一次一个男孩子因为在战斗中受了伤而喊叫起来，于是他的情人便因这个男孩子的怯懦而受到监禁。”春秋时期战乱频仍，每一个适龄男子都须参战，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朝不保夕，在这种情况下，同性恋应该能够起到稳定军心鼓舞士气的作用。因此，在那个时期的军队中发生同性恋现象应该是很正常的，而孔子对于这种现象取宽容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孔子仅仅对于军队中的同性恋爱取宽容态度吗？《论语·先进》中有一条记载可以提供我们讨论的话题：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在整部《论语》中，这一章可说是最具文采，描述最为细腻生动的一章，同时也是最为难解的一章。尤其是曾点最后的发言，长久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朱熹在注释中说：“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各言其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论语集注·卷六》）但是后人又有说朱子晚年深悔这一章没有注好，为后学留下病根。一些汉学家则以为曾点乃孔门狂徒，孔子不该对其称许，故有人说这不过触动孔子一生颠踬之事，偶发慨叹而已。有的则曲加解释，说曾点所言乃是雩祭之事，兴礼作乐，故孔子称许之。

今天看来，这一章可说完全概括了孔子欲整顿天下、重构理想社会的具体步骤和理想实现之后的终极景象。子路的意思是治理国家首先要加强国防，增强人民斗志，明确奋斗方向。在春秋那个动荡的年代，这应该是治理邦国的入手初阶。孔子“哂之”，不是哂的他这个治国理路，而是说他的说话态度太不谦虚。冉求看出了孔子对子路说话的态度不太满意，所以先谦虚一下、不敢说千乘之国，只说方六七十或者五六十的一个小邦国，如果交给他治理应该抓什么？他注意到子路提出的强兵之道是一个好路子，但是需有一个基础，那就是把生产搞上去，把经济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好，富国方能强兵。所以他说出了自己的主张“比及三年，可使民足”。但是他也注意到，光把物质文明搞好还不是完整的治国方略，还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搞上去。当时的精神文明就是礼乐文明，所以他说：“如其礼乐，以俟君子。”不是我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而是我的专长不在这个方面。公西华既看出了孔子的意思，也看出冉求的意思，他的专长恰恰在礼乐方面。但是他也吸取了子路的教训，为了表示谦虚，不说自己有这个能力，而说自己愿意学习。学习什么呢？在政治外交活动中充当一个小相的角色。言外之意，他有能力和信心把精神文明建设搞上去。

最后是曾点发言，他说要在暮春时节，和朋友们到沂水里洗个澡，到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儿回家。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既然他们三人把工作讲得很全面了，兵强，国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上去了，我还做什么？他只描述了当这些工作都做好之后，应该达到什么景象。一种什么景象呢？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全面和谐。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冠者五六人”，系青年同门师友无疑，若是游玩，这也就够了，为什么还必须带上“童子六七人”？这些童子是什么身份？他们起码不是服侍这些“冠者”的僮仆。若是僮仆，就没有必要提到他们，他们的身份低贱，不能和这些“冠者”并列。那么他们和这些“冠者”一样，都属于统治阶级，属于“君子”这个阶层，只是还没有到成年而已。曾点特意提到这些“童子”，是说只有带上他们，这种游玩才是真正的赏心乐事。那么，我说这些童子就是同性恋的对象，起码是性愉悦的对象，应该说不无道理。而孔子说：“吾与点也。”对他大加赞赏，也就证明孔子对于同性恋爱是取赞赏态度的。

这种话千古以来没人敢说，就因为孔子是圣人，谁也不敢唐突圣人。我亦无心唐突圣人，可是问题在这里摆着，我们不能视而不见。那些正人君子，大人先生，见了这种话也许会痛心疾首，大张挞伐，我亦不管不顾。当然，我这也只是一种说法，未必就对，可是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不应回避。

对于性爱的诸多限制，是在儒学取得统治地位之后，一步一步完成的，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直到明清时代才达到顶峰。在孔子时代，人们的性爱观念比今天要开放得多，自由得多。《周礼·地官司徒第二》：

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注释中说：

沈氏涛《十经斋文集》云：“考祓禊之礼，于古无征。《晋书·束皙传》言‘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出吴均《续齐谐记》，不足为据。《宋书·礼志》《续汉志注补》引《韩诗》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除不祥。’则亦以为溱、洧之淫俗，非、洛之盛典。《周礼·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注：‘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盖郑举汉法以况周制。”

而朱熙在《论语集注》中也说：

春服，单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

据此可知，春季人们到水边沐浴以祓除不祥，乃上古以来传统节日，沿至后世，成为三月上巳之日到水边张乐饮酒的“修禊“节日，东晋王羲之就是在这一天与朋友们饮酒欢会之际写下了名烁千古的《兰亭序》。实际上，这个节日乃是古代的“情人节”，男女青年们于这一天到水边沐浴嬉戏，歌咏以言情，赠物以达意，一日而定终身，这种情景在《诗经》中有很具体的表现。直到如今，一些少数民族间也还保留着类似的节日。既然在这一天男女之间可以自由地表达爱情，同性之间当然也是可以的。曾点所说，正是男性青年们与他们的同性情人参加传统“情人节”的情景。

我们知道，孔子的父母“野合”而生孔子。什么是“野合”？就是没有履行正式的结婚手续，而这种“野合”的具体情景，我们可以由《诗经·死》中略窥端倪：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这首诗自古以来少有解人，唯近人高亨教授的《诗经今注》庶几近之。实际上这是一首叙事诗，首章总叙其事，次章为男子对女子唱的求爱之情歌，三章为女子之答词。男子以一只野鹿为贽礼，向女子求爱，女子答应，便悄悄地把他领到家里了。多么通脱明了，多么直截了当，毫无粘滞涩碍之感。可见那时的人们对于爱情比现在要奔放自由很多。在整部《论语》中，孔子除了一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没有对女子说过一句话，没有对男女关系发表过一句议论，可见男女关系在那个时代还不是什么大问题，不值得摆到桌面上来认真讨论。所谓“男女之大防”，是后儒们一步一步建立巩固起来的。以此类推，同性之间的爱恋也当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不值得大惊小怪。

而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同性恋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它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处于公开状态，与异性恋并行不悖。我们的史书是专门记载大人物的，普通民众的生活很难进入历史。而在记载大人物的章节中，由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等著史原则的干扰，又会遮蔽许多事实，因此我们只能从有关大人物的点滴记述中寻觅它的踪迹。《韩非子·说难篇》中说：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闻，有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瑕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

我们中国人爱把同性恋说成“分桃断袖”，这个“分桃”的典故就出自弥子瑕。“断袖”则是后汉董贤的故事。《汉书·佞幸传》中有董贤传：

董贤字圣卿，云阳人也。父恭，为御史，任贤为太子舍人。哀帝立，贤随太子官为郎。二岁余，贤传漏在殿下，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说其仪貌，识而问之，曰：“是舍人董贤邪？”因引上与语，拜为黄门郎，繇是始幸。问及其父为云中侯，即日征为霸陵令，迁光禄大夫。贤宠爱日甚，为驸马督尉侍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钜万，贵震朝廷。常与上卧起。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其恩爱至此。

中国人又称男色为“龙阳”，《红楼梦》第九回写道：“原来薛蟠自来王夫人处住后，便知有一家学，学中广有青年子弟，不免动了龙阳之兴，假来上学读书，不过是三日打鱼，五日晒网，白送些束修礼物与贾代儒，却不曾有一些进益，只图结交些契弟。”这里的“龙阳”就是男色的代名词。这个典故出自《战国策·魏策》：

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得十余鱼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对曰：“臣无敢不安也。”王曰：“然则，何为涕出？”曰：“臣为王之所得鱼也。”王曰：“何谓也？”对曰：“臣之始得鱼也，臣甚喜；后得又益大，今臣直欲弃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恶，而得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于庭，辟人于途。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闻臣之得幸于王也，必褰裳而趋王，臣亦忧曩臣之前所得鱼也，臣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出乎？”魏王曰：“误，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于是布令于四境之内，曰：“有敢言美人者族。”

这些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有名的同性恋故事，都是帝王、诸侯的爱宠，他们所得到的宠爱，甚至那些后宫佳丽都无缘得到，而他们也因了同性恋的因素，拖青纡紫，高居显位，所以才能在史书中留下名姓。而这种因爱宠而贵显，也是公开进行，丝毫没有避讳，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这几个例子都被潘光旦先生在《中国文献中同性恋举例》中所引用，据潘先生说，综合《史记》《汉书》两部史书中《佞幸传》的记载，前汉一代几乎每一个皇帝都有个把同性恋的对象，或至少犯一些同性恋的嫌疑。明代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玩具》中记载：“春画之起，当始于汉广川王，画男女交接状于屋，召诸父姊妹饮，令仰视画……惟古墓砖石画此等状，间有及男色者。”明代人所称古墓，当为两汉、隋唐间物，至迟不会迟于两宋。而墓中砖石刻画，无论是壁画还是砖石雕刻，通常是以墓主生前行迹为题材。古人能够无所避讳，把生前同性恋的情状画入墓中，这在今人也是匪夷所思之举。这说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同性恋是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绝不局限于宫廷，人们对此不仅不以为耻，反以为赏心乐事，故而在死后也要加以表彰纪念。

两汉以后，同性恋在中国仍然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人们不仅毫无顾忌地爱恋，而且形诸诗歌咏叹之。潘光旦先生曾经举出两首东晋阮籍的诗来加以说明，我则还可以举出一首收入《玉台新咏》的诗歌，就是《越人歌》：

楚鄂君子修者，乘青翰之舟，张翠羽之盖。榜越人悦之，棹楫而越歌以感，鄂君欢然，举绣被而覆之。其辞曰：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小序中之鄂君，据此诗题解，即楚王母弟也，是一位男士。而那位划船的越人，也为男士无疑，若为女士，径称“越女”或“越妇”即可，何必用一“人”字？我们看那位“越人”的求爱之歌唱得多么深情而大胆，而鄂君子修的应对又是多么潇洒通脱，没有丝毫犹豫徘徊，俩人就走到一起了。这说明在当时人们的心理之中，同性恋还未形成任何障碍。这首诗近日曾被某部影片用为主题歌，不知道创作者是否看出了这是一首同性恋的诗歌？

降及明清两代，这种同性恋爱又达至一个高峰。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中记载：

闽人酷重男色，无论贵贱妍媸，各以其类相结，长者为契兄，少者为契弟。其兄入其弟家，父母抚爱之如婿，弟后日生计及娶妻诸费，俱取办于契兄。其相爱者，年过而立，尚寝处如伉俪，至有他淫而告讦者……其昵厚不得遂意者，或相抱系溺波中，亦时时有之。

这一段记载尤可注意。于此可知，在当时的中国，已经出现事实上的同性恋婚姻，这些同性恋者不仅“寝处如伉俪”，而且若一方有出轨行为，还可以到官府告状。当时官府是否受理此类案件，如果受理又是如何处理，沈德符没有说。但是仅从这一个事实就可推断，当时的官府对这种事实婚姻起码是持听之任之的态度，未予禁止或限制。至于那些“昵厚不得遂意者”双双跳水自杀，则又与异性恋毫无二致。

不特福建一省如此，当时男色风靡海内，成一时风尚。沈德符在同书《风俗》中记载：

宇内男色有出于不得已者数家。按院之身辞闺阁。黎之律禁奸通。塾师之客羁馆舍。皆系托物比兴，见景生情，理势所不免。又罪囚久系狴犴，稍给朝夕者，必求一人作偶，亦有同类为之讲好，送入监房，与偕卧起。其有他淫者，致相殴讦告，提牢官亦有分剖曲直。尝见西署郎吏谈之甚详，但不知外方狱中亦有此风否。又西北戍卒，贫无夜合之资，每于队伍中自相配合，其老而无匹者，往往以两足凹代之。孤苦无聊，计遂出此，正与佛经中所云五处行淫者相符。虽可笑亦可悯矣。至于习尚成俗，如京中小唱、闽中契弟之外，则得志士人致娈童为厮役，钟情年少狎丽竖若友昆，盛于江南而渐染于中原。至今金陵坊曲有时名者，竞以此道博游婿爱宠，女伴中相夸相谑以为佳事。独北妓尚有不深嗜者。佛经中名男色为旃罗含。

文中按院即巡按御史，黎即和尚，塾师即教书先生，可知当时政界、军界、宗教界、教育界乃至狱中罪囚，都普遍存在同性恋行为。但这些行为都是因环境所致，一旦环境改变，行为也可改变。最令人吃惊的是那些“得志士人”即知识分子也“致娈童为厮役”，也就是让美丽姣好的少年童子为小厮，随时狎昵之。而那些坊曲之中的妓女竟也以娈童招徕顾客，成为妓女的助理。文中所称“小唱”，在同书中亦有记载：

京师自宣德顾佐疏后，严禁官妓，缙绅无以为娱，于是小唱盛行，至今日几如西晋太康矣。此辈狡猾解人意，每遇会客，酒十百计尽以付之，席散纳完，无一遗漏。僮奴辈藉手以免诃责。然察时情，传布秘语，至缉事衙门，亦藉以充耳目，则起于近年，人始畏恶之。其艳而慧者，类为要津所据，断袖分桃之际，赉以酒资仕牒，即充功曹，加纳候选，突而弁兮，旋拜承、簿而辞所欢矣。以予目睹，已不下数十辈。甲辰、乙巳间，小唱吴秀者最负名，首揆沈四明胄君名泰鸿者，以重赂纳之邸第，嬖爱专房，非亲狎不得接席。时同邑陈中允最称入幕，后为御史宋焘所劾，云与八十金赎身之吴秀，倾跌于火树银花之下。仕绅笑之。大抵此辈俱浙之宁波人，与沈、陈二公投契更宜。近日又有临清、汴城以至真定、保定儿童，无聊赖以承乏充歌儿，然必伪称浙人。

这种“小唱”当为清代“像姑”之滥觞。但是他们的人生路途却比清代的像姑广阔得多，他们不仅以色取利，还可以色求官，这在清代是难以想象的。在清代，像这种角色，不但本人不可做官，就是子孙三代都不许做官。

旧日中国文人地位高尚，不论什么事，只要文人所为，就可沾些文气，变成雅事。尤其是那些文名籍籍的大名士，他们做什么事情，总会有人来加以吹捧或者效仿，同性恋这件事也不例外。而恰恰许多名士乐此不疲，因此，同性恋就不但不是什么丑事，反而成为风流韵事，流播于士林。明清之际的陈其年与紫云的故事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事例。清康熙间人纽著《觚剩》中记其事曰：

其年未遇时，游于广陵，冒巢民爱其才，延至梅花别墅。有童名紫云者，儇丽善歌，令其执役书堂。生一见神移，赠以佳句，并图其像，装为卷帙，题曰《云郎小照》。适墅梅盛开，生偕紫云徘徊于暗香疏影间。巢民偶登内阁，遥望见之，忽佯怒，呼二健仆缚紫云去，将加以杖。生营求无策，意极彷徨，计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时已薄暮，乃趋赴老宅前，长跪门外，启门者曰：“陈某有急，求太夫人发一玉音，非蒙允诺，某不起也。”因备言紫云事。顷之，青衣媪出门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云郎。然必得先生咏梅绝句百首，成于今夕，仍送云郎侍左右也。”生大喜，摄衣而回，篝灯濡墨，苦吟达曙。百咏既就，亟书送巢民。巢民读之击节，笑遣云郎。其后，紫云配妇，合卺有期矣。生惘惘如失，赋《贺新郎》赠之。云：“小酌荼蘼酿，喜今朝，钗光钿影，灯前晃漾。隔着屏风喧笑语，报道雀翘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扑朔雌雄混不变，但临风，私取春弓量。送尔去，揭鸳帐。六年孤馆相依傍，最难忘，红蕤枕畔，泪花轻。了尔一生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样。只我罗衾浑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休为我，再惆怅。”此词竞传人口，闻者为之绝倒。

文中冒巢民即明清之际名士冒辟疆。旧日有一种传说，冒辟疆的爱妾董小宛被顺治帝取入宫中，后董小宛抑郁以终，顺治帝伤悼不已，竟致披剃出家，《红楼梦》一书实为顺治帝与董小宛而作。陈其年亦为清初名士，其父与冒辟疆同为明末四公子之一，后其父因党锢被诛，冒辟疆以通家之谊将陈其年接入水绘园读书，在水绘园中陈其年与冒家歌童徐紫云相恋达七年之久。后陈其年离开水绘园赴京，竟然没有知会冒辟疆一声，就把紫云带走，冒辟疆不以为忤，待陈其年一仍其旧。后来紫云英年早逝，只因他是名士家中歌童，又与名士相恋，于是声名大噪，有人绘了一幅《云郎出浴图》，一时题咏者竟达七十四人，诗一百五十三首，词一首，又断句二。这些题咏者皆为一时名士，不但有诗坛盟主王渔洋，亦有曹雪芹祖父曹寅之挚友尤侗。到了晚清，这幅图为丰润端方收藏。乾隆年间，著名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的罗两峰又根据这幅图制一摹本，著名画家、书法家、紫砂“曼生壶”的创制者陈曼生手录题咏，亦流传于世。民国年间，作过《齐白石传》的张次溪先生辑录了一部《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其中收录了冒辟疆后人冒鹤亭所辑《云郎小史》和《九青图咏》（紫云字九青，号曼殊），从《九青图咏》所录紫云小像来看，确实纤柔曼妙如二八女郎，让人不敢相信是一个男人。一位歌童的名字和事迹，竟然从清初一直流传至民国初年，名士的号召力固然极大，但同性恋在国人心目中之地位影响，亦可见一斑。

清代严禁官员狎妓，因之男风日盛，“像姑”应运而生。《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所辑录之艺兰生著《侧帽余谭》载：

雏伶本曰‘像姑’，言其貌好如女子也。今讹为‘相公’。按此名古惟宰相得而称之，至大家子弟及茂才亦膺是称，然已嫌其滥。今竟加之至贱之伶，致京官子弟，其仆转不敢以此相称。

这些被称作“像姑”的小孩子大抵来自江浙一带，也有来自京师附近地区的。老伶们把他们买来，首先要进行一番改头换面的工作，令他们面容姣好，肌肤细嫩，然后再教以歌舞，授以身姿步态，以取媚于人。清人采蘅子撰《虫鸣漫录》记载：

京都幼伶，每曲部俱十余人，习戏不过三四折，务求其精，杂以诙谐，故名噪甚易。至眉目美好，皮色洁白，则别有术焉。盖幼童皆买自他方，而苏、杭、皖、浙为最。择五官端正者，令其学语、学视、学步，各尽其妙。晨兴以淡肉汁盥面，饮以蛋清汤，肴馔亦极粹。夜则药敷遍体，惟留手足不涂，云泄火毒。三、四月后，婉娈如好女，回眸一顾，百媚横生，虽惠鲁亦不免消魂矣。惟声之清浊，秉赋不同，各就音相近者习焉。余见三庆部生、末、净、丑，年皆十、四五，曲罢侑觞，轻绡窄袖，楚楚可人，不必尽旦脚也。

而清代艺兰生撰《侧帽余谭》则记载：

凡新进一伶，静闭密室，令恒饥，旋以粗粝和草头相饷，不设油盐，格难下咽。如是半月，黝黑渐退，转而黄，旋用鹅油香胰勤加洗擦。又如是月余，面首转白，且加润焉。

经过这一番整饬训练，这些孩子就可以出场应酬了。《侧帽余谭》载：

明僮称其居曰“下处”，如南人之称“考寓”。向群集韩家潭，今渐扩广，宣南一带皆是。门外挂小牌，镂金为字，曰某某堂。或署姓其下门。内悬大门灯笼一。金乌西坠，绛蜡高燃，灯用明角，以别妓馆，过其门者无须问讯，望而知为姝子之庐矣。

《红楼梦》第四十七回柳湘莲对薛蟠说：“既如此，这里不便，等坐一坐，我先走，你随后出来，跟我到下处，咱们提另嗑一夜酒，我那里还有两个绝色的孩子，从没出门的，你可连一个跟的人也不用带，那里有人服侍。”文中的“下处”，就是指的这种地方，而“两个绝色的孩子”，就是上文提到的“雏伶”。所谓“从未出过门”，是指还没有出外应过“条子”。这些雏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酒席宴上酬应，当时人们饮酒，甫一落坐，便会纷纷索纸笔，写上各人所欢之姓名，前来侑酒，谓之“叫条子”。《侧帽余谭》中对于到“下处”饮酒，“叫条子”有过很好的描述：

觅醉花间，主人招邀胜侣五六人造之。仆辈入报，嘤然一声笑颜迎，侧足侍者不知几辈。寒暄数语，主人索纸笔。侍者磨墨隆隆然，坐者挥毫索索然，盖飞笺召各友所欢也。授急足去讫，须臾还报曰‘条子就来，请主人更室坐。’团栾位置，排比已齐。山肴海物，纷纷罗列。方就坐，则搴廉一笑，似曾相识来也。由是或行令，或猜拳，或挥麈清谈，或竹肉并奏，一视其主人之所好。所识中有膺重名者，酒数巡，登车径去。余稍留片刻亦去。伶既去，酒亦阑矣。呼双弓米啜少许，而席撤。主人出，赏京蚨十千以授。若辈转递仆辈，内传呼曰：“某老爷赏钱若干。”随有仆出磕头谢。于斯时也，主人微疲，客颜亦酡。一声呼灯，则已排班鹄立，各持其一以出。一席之费，除赏资外，计需京帖三十千，旧例也。”

然而这些不过是逢场作戏，见景生情，属于一般性应酬，若是要和这些雏伶有进一步的亲密接触，还需继续花钱，花大钱，才能与他们建立比较紧密的关系。这种能和雏伶建立紧密关系的人，人们称为“老斗”。“老斗”一词，迄无确解，一种说法是，这类人日奉斗金，故称“老斗”，大约也是望文生义之解。张次溪先生曾经辑录了一部《北平梨园竹枝词荟编》，其中一首写“老斗”：“面目何分黑与麻，衣裳总是要奢华。身无百万黄金键，老斗名难买到家。”这些雏伶都是被老伶豢养，专门用来应酬的，他们的青春期很短，十四五岁是巅峰，十八九岁就已“人老珠黄”，到了二十开外，便成昨日黄花，“门前冷落车马稀”了。

直至民国元年四月十五日，始有名伶田际云者，递呈于外城巡警总厅，请查禁韩家潭像姑堂，以重人道。外城巡警总厅遂于四月二十日发出告示，严禁京师像姑堂。其告示曾刊于当天京城报纸，原文如下：

外城巡警总厅为出示严禁事：照得韩家潭、外廊营等处诸堂寓，往往有以戏为名，引诱良家幼子，饰其色相，授以声歌，其初由墨客骚人偶作文会宴游之地，沿流既久，遂为纳污藏垢之场。积习相仍，酿成一京师特别之风俗，玷污全国，贻笑外邦。名曰“像姑”，实乖人道。须知改良社会，戏曲之鼓吹有功；操业优伶，于国民之资格无损。若必以媚人为生活，效私倡之行为，则人格之卑，乃达极点。现当共和民国初立之际，旧染污俗，允宜咸与维新。本厅有整齐风俗、保障人权之责，断不容此种颓风尚现于首善国都之地。为此出示严禁，仰即痛改前非，各谋正业，尊重完全之人格，同为高尚之国民。自示之后，如再有阳奉阴违，典买幼龄子弟，私开堂寓者，国律具在，本厅不能为尔等宽也。切切特示，右谕通知。

至此，这种“像姑”陋俗方始告寝。这些“像姑”本以风月场上周旋应酬为主业，歌唱不过偶做点缀。不过就是那些真正登台演唱的演员们，尤其是那些唱旦角的演员，也难免此种遭际，那些“捧角”的阔佬们，也拿他们当“像姑”对待。而且就是在那些演员之间，同性恋也成一时风尚。清代采蘅子撰《虫鸣漫录》载：

曲部优伶，凡旦角，皆有同班人，结伉俪之欢，然皆随遇而合，配耦无常。金陵有一旦，童姓，与老生蒲姓相契，凡入班伙，俱同来同之，终身不离。曲部中聘之者，必兼致焉，缺一即不至也。在此辈亦仅事矣。

这又是一个事实上的同性婚姻案例。

以上所说均为男性同性恋之事例，女性同性恋也应大量存在，只是旧日女子养于深闺之中，极少参加社会活动，生活具有更多私密性，因此即使有同性恋存在，也难以为人察觉。据潘光旦先生分析，旧日所谓闺中腻友者，大抵都有几分同性恋的意味。而潘先生在文中引述了一则张心泰《粤游小志》中的记载：

广州女子多以结盟拜姊妹，名“金兰会”。女出嫁后，归宁恒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妇礼，必俟同盟姊妹嫁毕，然后各返夫家；若促之过甚，则众姊妹相约自尽。此等弊习为他省所无。近十余年，风气复又一变，则竟以姊妹花为连理枝矣。且二女同居，必有一女俨若藁砧者。然此风起自顺德村落，后渐染至番禺、沙茭一带，效之更甚，即省会中亦不能免。又谓之“拜相知”，凡妇女订交后，情好绸缪，逾于琴瑟，竟可终身不嫁，风气坏极矣。

这说明当时广州女性同性恋婚姻是很普遍的事情。

通过以上概略的叙述，我们当可大略明白《红楼梦》一书中所描写的同性恋、双性恋事例所依据的社会、文化背景。曹雪芹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是在如实地描写他所处的时代、社会。人们爱说《红楼梦》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所谓“百科”，就不会有所遗漏或者讳饰，因之这部小说除了文学价值外，还具有了认识价值、史料价值。对于这种描写，我们读的时候也就毫无必要加以回避，我们要理解曹雪芹著书的良苦用心，就应该正视他所提供给我们的全部文本，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他著书的本意。事实上，曹雪芹对于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同性恋行为，是有褒有贬，态度异常鲜明。同是双性恋行为，对于贾宝玉与秦钟、蒋玉菡，就基本取赞赏态度，而对于薛蟠、贾琏等人的行为就取批判、讽刺的态度。在第七十五回，他对于当时盛行的娈童侑酒的场景就做了极具讽刺意味的描写：

此间伏侍的小厮都是十五岁以下的孩子，若成丁的男子，到不了这里，故尤氏方潜至窗外偷看。其中有两个十六七岁娈童以备奉酒的，都打扮的粉玉琢。今日薛蟠又输了一账，正没好气，幸而掷第二账完了，算来，除番过来，到反赢了，心中只是兴头起来。贾珍道：“且打住，吃了东西再来。”因问：“那两处怎样？”里头打天九的也结了账等吃饭，打么番的未清，且不肯吃。于是各不能顾，先摆下一大桌，贾珍陪着吃，命贾蓉落后陪那一起。薛蟠兴头了，便搂着一个娈童吃酒，又命将酒去敬邢傻舅。傻舅输家，没心绪，吃了两碗，便有些醉意，嗔着两个娈童只赶着赢家，不理输家了。因骂道：“你们这起兔子，就是这样专浮上水。天天在一处，谁的恩你们不沾？只不过这一会子输了几两银子，你们就三六九等了！难道从此以后再没有求着我们的事了？”众人见他带酒，忙说：“狠是，狠是。果然他们风俗不好。”因喝命：“快敬酒陪罪！”两个娈童都是演就的局套，忙都跪下奉酒说：“我们这行人，师父教的，不论远近厚薄，只看一时有钱势，就亲敬；便是活佛神仙，一时没了钱势，也不许去理他。况且我们又年轻，又居这个行次，求舅太爷体恕些，我们就过去了。”说着，便举着酒俯膝跪下。邢大舅心内虽软了，只还故作怒意不理。众人又劝道：“这孩子是实情说话，说的到是的。老舅是久惯怜香惜玉的，如何今日反这样起来？若不吃这酒，他两个怎样起来？”邢大舅掌不住了，便说道：“若不是众位说，我再不理。”说着，方接过来一气喝干，又斟上一碗来。

曹雪芹在这里可说把当时娈童侑酒场面写得活灵活现，但是字里行间充满讥讽，可见对于此种恶习是深恶而痛绝的。但是对于藕官和官的同性恋爱，他又通过贾宝玉之口予以盛赞，这是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一则出于物欲，一则出于真情。同样的行为，出于物欲者则丑，出于真情者则美。两个花朵似的女孩儿相恋，在贾宝玉看来，就如两颗露珠相逢，两缕清风相会，既达致纯情之沟通，又免于男性世界污泥浊水之染污，乃“情”之最高境界。情之一字，成为贾宝玉衡量一切人与事的唯一标准。在他那里，情就像儒家的仁，道家的道，佛家的空，是最高的人生境界，是毕生追求的目标。因此，若只用一个字来概括《红楼梦》这部书的主旨，也只有这一个“情”字最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