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双重的忏悔》

双重的忏悔

当个体与外部的社会规范分离之后，自我的价值和位置就突显出来，魏晋名士对儒学的社会人伦安排表示怀疑和否定之后，转而确定了内在人格和自我价值，以此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相对抗，这一点，当然与贾宝玉有相通之处。然而，如果按照贾宝玉的心理逻辑来考察他的“自我”的话，那么就可以发现他与社会的分离恰恰又以忏悔的形式内化到他的“自我”之中——这是一个分裂的自我，一个破碎的自我。

贾宝玉原是“情痴”，是一个对生活、青春，对一切美好的事物极端痴迷的人物，但在其对生命的执着和痛苦之中，他的心灵又常常笼罩着“男性原罪感”的阴影。还在七八岁时，他就以“女儿清爽，男子浊臭”而惊世骇俗，始终认定男子是罪恶的渊薮，要对世间的肮脏罪恶负责。可命运偏偏和他开玩笑，他生就是一个男子，对男性世界愈是厌恶、愈是抨击，他自己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也就愈大。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很了解他的茗烟在祷告金钏儿时说：“你在阴间保佑二爷来世也变个女孩儿。”来生究竟如何不知道，但今生此世贾宝玉，却注定要在忏悔懊恼中度过。

确实，贾府的男子们哪个不让他失望？他之所以要与传统礼教、社会现实分离，就是因为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中，不是礼教纲常、功名利禄，就是财货贪婪、无耻荒淫。和贾宝玉共同语言比较多的三姑娘贾探春说道：“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痛切之中包含了对贾府男子何等的失望和鄙视！大观园的欢乐时光，贾宝玉生命的春天，都是由美丽多情、自由烂漫的少女带来的，她们与男子们形成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

贾宝玉是男子，他为自己的同性而羞愧难堪；贾宝玉是生活在少女世界中的男子，他总能发现女子的才貌品德，对之怜悯、同情、赞叹、悲愤，在女儿面前他总是“自惭形秽”，每每以“浊物”“浊玉”“俗之又俗”自称，似乎要一个人担荷起男性世界的全部罪恶，祈求女儿们的宽宥和谅解。自视甚卑是贾宝玉的首要特征，在女儿面前，他总有极度的自惭、沉痛的自责，以能和女儿平等相处的满足。有正书局的经营者（狄）平子有一个看法：“怡红在园中与姊妹联咏诸章，往往平庸，盖实不欲压倒诸姊妹之意；其在外间之作，有绝佳者，如《滴不尽相思血泪》一曲，诚绝唱也。”这确实是精细之论。宝黛爱恋，但每次和黛玉闹别扭，总是他赔不是，黛玉一哭，他就手足无措；一个女儿出嫁或离去，他会怅恨不已；在钗、黛、湘之间委曲求和的苦心自不必说，就是对普通供他役使的丫头，他也怀有极大的敬意和关切，反过来甘愿为他们服役。平儿挨打，他为能趁机给她梳头而怡然自乐；鸳鸯自尽，他听说可以给她磕头而悲中生喜；袭人说他一天不挨丫头们“两句硬话衬你，你再过不去”。这在他本人，都是求之不得的。在和着血泪写就的《芙蓉女儿诔》中，他酣畅淋漓地抒发了自己痛绝的忏悔：“自谓红绡帐里，公子情深；始信黄土陇中，女儿命薄！汝南泪血，斑斑洒向西风；梓泽余哀，默默诉凭冷月。”“蕙棺被燹，惭连同穴之盟；石椁成灰，愧迨同灰之诮。”讴歌女儿，一往情深；谴责自己，毫无保留，这是对女儿世界的同情赞美，是对男性罪恶的鞭挞起诉。

清纯的贾宝玉有什么罪过？他为什么要承受如此无辜的煎熬？第七回宝玉初遇秦钟，见其人品出众，“心中似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呆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这等人物！如今看来，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可恨我为什么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门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结，也不枉生了一世。我虽如此比他尊贵，可知锦绣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文明人类不能没有礼，男性世界不能只有花月点缀，但毫无疑问的是，到贾宝玉生活的时代，男性主导的传统价值规范和社会体制已经暴露了它的全部虚伪、荒唐和非人性。贾宝玉的忏悔是对伤害人性的社会秩序和伦常规范的激烈抗议，它提出了从本真心灵和人性结构中清除畸形社会规范、价值意识的问题，表明即使是自觉地站在统治秩序对立面的叛逆者，也会烙上强制性社会文明的印记，受到虚假礼义的污染毒害。社会的罪恶让一个受害者来承担，这个社会的合法性危机已到了无可挽回的程度。忏悔意识是分离感受的深化。贾宝玉在把自我和社会分离之后，把自我也分为两层，并以极大的痛苦来清除自我中的非我层面，摒弃现实环境所强加给他的面具，由此去发现体验隐蔽在社会面具后面的陌生人——真实的自我。

显然，贾宝玉式的忏悔史无前例。作为理想人格的设计，传统文化在要求个人无条件地服从社会的同时，极力提倡“反求诸己”“反身而诚”之类的自律性修养，认为价值之源内在于人心，个体无须外求就具有超个体的伦理自觉，“自明诚”即可“自诚明”，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其目的就是要把客观准则、社会规范转化为内在意愿、主体欲求，达到自我认识和控制，最终取得个体意志与社会标准、人伦秩序与宇宙秩序的和谐统一。这样，中国人就比较具有心理的平衡和稳定，很少紧张激烈、不可调和的心理撕裂，没有拷打灵魂的自我忏悔。天—道—人的价值论模式遏制了向人性深处的开掘和体验，贾宝玉的忏悔，恰恰就在这封闭的模式上打开缺口，成为中国文学中第一个获得深度体验的分裂的自我。

生长在贵族社会的贾宝玉何以会有如此体验？作者是以神话故事为其依据的。他原是大荒山青埂峰下锻炼之后灵性已通的石头，晶莹洁白、纯真无瑕，没有沾染人间的污垢。“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亦无忧。”灵石象征着作者理想中的至善至美的先验人性，但他不甘天国的寂寞，希图人间的富贵荣华，主动要求来到“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品尝文明的幸福之果，接受社会的陶冶、道德的驯化，当然就难免“粉渍脂痕污宝光”——他沉沦堕落了。神话的寓意是相当清楚的：只有原本是通灵宝玉的贾宝玉才能觉察到社会规范与真实人性的根本对立，只有因为特殊的生存环境而灵性未泯的贾宝玉才有可能忏悔自己所沾染的社会罪恶。他忏悔，忏悔自己当初为了满足感性欲求而走进红尘；他忏悔，忏悔自己为什么不是女儿，可以比较多地保持灵心真情；他忏悔，忏悔自己为“声色货利”所迷，失去了本性；他忏悔，忏悔那么多美丽洁净的女儿“死的死，嫁的嫁”，而他——“怡红院浊玉”却依然苟活在情天欲海之中浑浑噩噩……

现代学者王国维，以其悲天悯人的哲人情怀激赏贾宝玉的忏悔，并从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的意志论悲观主义出发大加发挥。他认为，人生、欲望、痛苦是三位一体的存在，唯有艺术，“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在审美静观中摆脱人生的痛苦。而《红楼梦》的精神，就在于写出贾宝玉“自犯罪”“自忏悔”“自解脱”的全部历程，“示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道也”，为无尽欲流中的芸芸众生启示了一条解脱自由的拯救之途。王国维抓住了贾宝玉的忏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但他一方面省略了贾宝玉忏悔中的具体社会内容，抽象化为对人性一般的忏悔，这实际上宽宥了不合理的社会规范；另一方面又误解了贾宝玉忏悔的目的——不是为了解脱出世，而是为了更真实地获得自我，把握此在。

人的觉醒不仅在于争取做人的权利，取得独立的人格，也在于自觉地发挥自我潜能，在参与文化共同体的完善中实现自我的价值。前一方面合乎逻辑地表现为贾宝玉忏悔的第一层：清除自我中的非我，批判否定社会规范；后一方面在当时的社会历史中根本不可能，便反转为忏悔的第二层：对觉醒了的自我的忏悔，或者说是对忏悔的忏悔。贾宝玉拒绝了传统观念、社会规范、父母殷望，并且这一切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然而如上所说，分离出来便意味着无所依托。假如他能够按照社会规范塑造自己的话，他完全可以安身立命，博取功名，不受精神流浪之苦，虽然这是以丧失真我为代价，但在本已无我的中国社会，这实际上并不算太大的委屈。然而现在呢？灵性已通，自以为勇敢的和社会、传统对峙，似乎是“众人皆醉我独醒”，不仍然是碌碌无为并且是自寻烦恼吗？所以美国学者卢西恩·米勒（Lucien Miller）指出：“在他从自己天石存在中跌落出来的过程中，宝玉遭遇着一种现实的悲剧性畸变，他在那里经历着一种异化的青春韶华。在那个理想的具有无穷浮欢与优待的大观园的天地中，宝玉以一种孩子的目光把自己看作一种一切围着他团团转的本初存在。他的实际情状与他的沉沦相背反，他父亲一再交付的重任，也鲜明地对映着他在复杂裙钗关系世界中的沉湎，对映着他的诗情和超脱哲学。在被从仙境中连根拔起之后，他一时失去了成为本己（石头）的力量。他不断地被诱惑着去归顺和沉迷于一个他实际上是无家可归的世界，去贪欢于浮面的餐足，从其自身离出来。”因此，贾宝玉又要忏悔了——“却因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惹是非”。痴头和尚真是贾宝玉的心灵监护者，一语道破他的灵府隐秘。“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愧则有余，悔又无益。”此生此世真不知如何了结。也许，还是太虚境中仙姑提醒得对：“快休前进，作速回头要紧！”

如果说第一层忏悔是分离感的发展深化，那么第二层忏悔便是孤独感的必然引申。如同孤独感是伴随分离而来一样，第二层忏悔也是第一层忏悔在挽歌时代的唯一归结。所以不能把这一层忏悔解释成作者的曲笔或反语，除了这当中包含的沉痛愤切的情感外，至少可以分析出两重意义。对于理想的人性、真实的自我而言，这是对自身现状的忏悔：为什么不能有所保留、有所伸展呢？如此脆弱无能不问心有愧吗？对于社会规范和现实环境而言，也是真心忏悔：很抱歉，毕竟辜负了你们！这两重意义在主观上都是真诚忏悔，客观上却是极其深刻的反讽和揭发：前一重是直接的，唯其社会否定我的追求，不允许叛逆者存在、发展，我只能碌碌无为；后一重是间接的，表明在一个完全异己的世界上先知者的胆怯和动摇，传统和现实压力之大，使得它的叛逆者自己也有点悔不当初。

双重忏悔所造成的心理负荷是贾宝玉难以承受的，他时常流露出精神病症状。“大雨淋的水鸡似的，他反告诉别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罢。”“时常没人在眼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和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心理学研究发现，获得自由的人为了克服孤独感，往往会产生受虐待的冲动。贾宝玉的所作所为，实质上是为克服孤独感而趋向人的活动，而由双重忏悔而来的内在压力，又外显为相当明显的受虐症候。晴雯、袭人、麝月之间和钗、黛、湘之间的纷扰，都成了贾宝玉的烦恼之源。他常常在这些人的争夺战中被围困、被割裂，不但不能依他的主观愿望而获得调解，而且往往把一切锋芒聚集到自己的身上。然而，他不想回避，“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现代心理学的一个伟大发现，就是揭示了恐惧、罪恶对个体精神生活的影响。马斯洛认为，真正的罪恶感能起到一种有益的作用，能引导人发展自己。但是，这无疑需要由自由人结合起来的良好环境，而在思想文化领域极端专制、社会对个人特别苛求的中国古代社会情境中，贾宝玉的罪恶感和忏悔意识显然不可能得到正常转化和发展，而只能以精神病状表现出来，这也就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一个观点。贾宝玉许多被人当作笑话的行为，除了一部分是当时人还不理解、还不接受的新东西外，有一部分确实是灵魂冲突、心理紧张的变态表现，需要借助现代心理学进行深入细致辨析研究。直到20世纪初，鲁迅笔下的觉醒者“狂人”不也因沉重的罪恶感而有怪异心理吗？

贾宝玉出世还太早，时代和社会没有给他提供进一步发展的轨道，甚至根本不允许他存在，他只能在双重忏悔中挣扎彷徨。既然他已在大荒山下修炼那么多年，为何不索性再等待下去，既是更好地选择历劫之所，也为了使自己有更充分的准备。红尘游历，岂是等闲之事？贾宝玉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令人浩叹，古中国的历史性创伤令人震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