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还是“恨无常”》
还是“恨无常”
无论我们基于何种文学观念和解释方法,都不能否认《红楼梦》的故事主体之一是贵族之家的衰败。在君权专制的政治结构中,由秦至清,有多少显赫贵胄之家被罢官、封产、抄家、充军、杀头,瞬间灰飞烟飞?以清初为例,崇德八年皇太极暴死顺治即位之时,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之时,康熙清除权臣鳌拜、太子废立之时,雍正即位之时及雍正清除权臣年羹尧、隆科多之时,均掀起政坛巨浪,涉及无数巨家大族。仅与曹家有关的几例来说。努尔哈赤死后,其同母所生的幼三子多尔衮、多铎、阿济格与和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等人时有冲突。皇太极死后,多尔衮逐步成为“摄政王”,执掌大权。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逼死皇太极长子豪格,但自己不久即暴卒。此前一年,多铎病死。此后一年,阿济格被治罪。多尔衮、多铎先后为曹家旗主,阿济格的五世孙敦敏、敦诚兄弟为曹雪芹的友人。二敦沦落废闲后,与曹雪芹多有交往,我们今天所知的曹雪芹的情况,主要即来自二敦的诗。与曹家关系更密切的政争是雍正夺嫡之后对其兄弟的严厉处置,曹家与这些人多有关系。康熙十四子胤禵与雍正是同母兄弟,却也于雍正四年(1726年)被禁锢,其孙永忠在读到《红楼梦》后,写诗三章。其一云:“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在这些宗室之事之外,还有一个隆科多大案。此人世代皇亲国戚,在拥戴雍正继位中立下头功,原本极受信用,但雍正五年(1727年),却被逮捕、圈禁,次年死于禁所。据周汝昌说,曹雪芹母亲与隆科多同属“佟佳”一族,故曹家也被牵连进去,最终是“家散人亡各奔腾”的结局。所有这些滴血往事都在曹雪芹心头脑际萦绕不息,它们构成《红楼梦》写作的历史背景与心理背景,也以转化了的形态表现为贾府的盛衰起伏。
作为一种非常态的人生遭遇,世家大族的瞬间败落所引发的“无常”感,最为集中地概括了中国人的红尘幻念和生命情绪。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留下很多华胥梦觉后的血泪文字,“黍离之悲”是中国文化的基调之一。“朝歌暮嬉,酣玩岁月,意谓人生正复若此,初不省承平乐事为难遇也。及时移物换,忧患飘零,追想昔游,殆如梦寐,而感慨系之矣。”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无可挽回的人生变故与人生感怀,经常是文艺创造的契机。在《红楼梦》之前,把人生的巨变写进文学的有两个代表,第一个当然是战国时的“三闾大夫”屈原。汉人王逸在《楚辞章句叙》中说:“(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然而,如果屈原之诗只是“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那么,他就不可能“万古惟留楚客悲”,为历代国人所景仰。屈原的伟大,在于他能从自己的遭遇中体会到一种超越个人得失进退的理性追求和浪漫想象,一种基于对生命和人间的挚爱深情的理想境界。其中最主要的,一是深沉的爱国感情:“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离骚》)“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哀郢》)二是从自身遭遇中提炼出来的好修贤能的政治理想与殉身无悔的人格操守,这就是《离骚》中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和《抽思》中的“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奔流不息的汩罗江水成就了他早岁怀抱的“伏清白以死直”的坚定意志,忠而见谤、去国离乡的生活遭际激发了屈原的崇高理想与炽热感情,他的作品因此成为中国人故园情结的集聚。接下来的是南唐后主李煜。王国维《人间词话》曾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一般认为,李煜词有亡国前的香艳精琢而亡国后则悲哀沉郁两种类型。在“日夕以泪洗面”的囚禁之中,他深沉地抒发了国破家亡的痛楚,以其赤子之心体会了人间最大的不幸,以其极浅的阅历领受了人间最深的悲慨。其哀伤、真挚,有如血泪凝成,纯真而无饰。《相见欢》有云:“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从一枝小小的林花入笔,抒发了天地万物所共有的一种生命的悲哀。“太匆匆”已写尽了生命短促无常,再接之以“朝来寒雨晚来风”,则更表现了生命流年中哀愁忧伤的摧伤。不是不美好,不是没有眷恋,“胭脂泪,相留醉”,但这些令人痴迷神醉的东西也同样受着风雨挫伤,终不能长相保。“几时重”其实是无法重,这一沉重的阴影吞没了一切美好的东西以及对它的留恋,“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往而不返。更著名的是“问君能有向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春花秋月”超越古今,“一江春水”滔滔无尽,涵盖了全人类的哀愁,以至于王国维说他“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如果李煜不是亲身体会了国破家亡的沧桑巨变,当然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深沉而独创的作品。一旦亡国之情转化为生命感受并进而为词境,那么它表达的就不只是一个亡国之君的痛楚,也是宇宙人生的某些基本的真理和至情,他能从一己之故国之悲,写出千古人世的无常。也有相反的,如宋徽宗赵佶也有国破家亡的经历,他留下的《燕山亭》也写故园之思,但“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虽极愁苦之态,不过是自道身世之戚,他只能感动他自己,而不能像屈原、李煜那样以个人身世印证永恒与无常形成的人类共有悲剧,进而获得普遍永恒的感发力量。
在中国文化中,对于国破家亡、家亡人散、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之类的人世沧桑,最普遍的概括和说明就是《红楼梦》所说的“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我们总是希望荣华不衰,富贵永恒,但人事无常,世事常变,我们经常遭遇的恰恰是曹雪芹所说的“盛席华筵终散场”。看到了人间悲喜剧的曹雪芹,当然没有认同“喜”荣华、恨“无常”的世俗心理,他根本上就认为“无常”才是人间的常态,才是人生的本来。《红楼梦》全书所描写与表达的,就是贾府“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命运,就是从此生活中所凝练的无常感和幻灭感,曹雪芹由此部分地接受了禅佛学的“色空”观,通俗而明确地将之概括为《好了歌》——从“好”到“了”,这是人世的命运,任何人都摆脱不了。这就是《红楼梦曲》之《虚花悟》所说的:
将那三春看破,桃红柳绿待如何?把这韶华打灭,觅那清淡天和。说什么,天上夭桃盛,云中杏蕊多。到头来,谁把秋捱过?则看那,白杨村里人呜咽,青枫林下鬼吟哦。更兼着,连天衰草遮坟墓。这的是,昨贫今富人劳碌,春荣秋谢花折磨。似这般,生关死劫谁能躲?闻说道,西方宝树唤婆娑,上结着长生果。
苦求终生,到头仍空;无限辉煌,顷刻虚无。谁能说,这不是人生的真实经验?没有人能够逃得过“生关死劫”。严格地说,贾府的衰没,不是因为财务危机、接班危机和规范危机,它与任何个人的作为都关系不大,而是一种命运,它遵循的是从“好”到“了”的逻辑。人生有荣华、有败落,命运不会让我们永远保持在一种状态,世事无常,美梦成空。既然是命运,我们的“喜”和“恨”,就没有意义。《红楼梦》要告诉我们的,首先就是这一点。
然而,人生或许是空无,荣华也许是梦境,但贾宝玉却不堪大荒山的寂寞而必欲入忧患劳苦世界以亲历人生;曹雪芹当然幻灭于自己及自己的家庭,但他拒绝世俗意义上的“喜荣华”“恨无常”,却也并不认为这种命运就是合理的、可接受的。甲戌本第一回之前《凡例》的末尾,有这样一首诗: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假如曹雪芹完全接受“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的无常感和宿命论,他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以十年辛苦来写作《红楼梦》,没有必要写出那么多的青春、美丽、荣华、热闹和刻心镂骨的情爱。一个绝望于生活的人,没有必要再叙说当年的经验。关于《红楼梦》的创作,小说开始的“作者自云”有明确交代。这里有三层意思。
首先说明创作的动机:“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真事”是什么?自从胡适考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后,红学家们对曹家的历史做了尽可能详细的考订,目前除曹雪芹的身份及其经历还不太确定外,曹家在康熙、雍正交替之际受到株连,被抄家没产,从富贵已极到落得家败人亡一事已毫无疑问。从“锦衣玉食”到“瓦灶绳床”,曹雪芹的经历仿佛梦幻一样。他的朋友敦诚所谓“扬州旧梦久已觉”“废馆楼台梦旧家”,敦敏所谓“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等即是指此。反省此一巨大的人生悲剧而将真事隐去,原因之一也许是对乾隆年间“文字狱”的顾虑。但在“燕市悲歌”中竭力叙述“秦淮风月”这一点却是明确的。就此而言,曹雪芹从来没有忘却秦淮旧梦,他要把当年的真事隐去,借“通灵宝玉”自述的方式叙述自己的经验、观察和理解。命运无常,但旧梦从未忘却。
真事隐去之后,小说所写何人?作者又告诉我们:“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能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命运无常,贤良不肖都在岁月中消逝。像“我”这样的庸碌之人自无可惜,但那些“当日所有之女子”是如此的才情丰沛、行止卓越,她们不应当在命运无常中无声无息地“泯灭”。《红楼梦》一名《金陵十二钗》,有“传人”之意。曹雪芹的意图,就是努力使这些女子避免“尔曹身与名俱灭”的命运。他是命运论者,也是反命运者。
真假之间,就是《红楼梦》的表现方式:“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真事隐去之后当然就是假语存下,这很符合从生活经验出发虚构创作的一般“小说作法”。但《红楼梦》比较特殊,真事赖假语而隐去,假后有真,不但那些行止见识特异的金陵十二钗与一事无成的贾宝玉都生活在贾府由盛而衰的“梦幻”之中,作者深情的忏悔也渲染出“假话”中“真事”的力量。这就是说,隐去真事后的红楼世界与作者的真实经历并不隔绝,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早已由脂砚斋批语屡屡指出:“有是事,有是人”,有些还是作者与评者“实实经过”,如元春归省那样的场面“非经历过如何写得出?”批者多次因小说而勾起旧事而“伤心”“堕泪”“失声哭出”,作者本人也一再在小说中提醒读者“假语”通“真事”,如太虚幻境的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第十二回又借风月宝鉴之口说:“谁叫你们瞧正面了!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何苦来烧我?”所以,“作者自云”的意图,是要说明小说中的“真”“假”关系。我们既不能因“真事隐去”而无视小说的起源,索隐与考证仍为必要,红学离不开曹学;但同时也不能因此就把“假语村言”仅仅视为作者的“障眼法”,以为《红楼梦》只是曹家命运的写实。现实世界的“真”在小说中都转化为“假”,现实世界中的“假”在小说中都是“真”。《红楼梦》的特殊魅力就存在于“真”与“假”的张力之中:没有“真事”,它就只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常见的人生无常的感喟;没有“假语”,它就只是一份家史实录。真假之间的复杂关系不只表现在它们相互贯穿、相互揭示,也在于即使是“假语村言”,曹雪芹也严格按照生活的逻辑、事态的常理来叙写:“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在此意义上,“假”就是“真”。所以,红楼故事“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
曹雪芹认为红楼一梦,万事皆空,从“好”到“了”就是人类命运的逻辑,所以他并不是简单的“恨”无常。但从上述三个方面看,曹雪芹仍然在“恨”,在不甘。这不是因为“喜荣华”,因为即使“荣华”再现,也不过是又一轮的从“好”到“了”。对曹雪芹来说,“无常”之可“恨”,在于它无区分、无标准地“泯灭”一切、扫荡一切、空诸一切。《红楼梦》就是要重新诠释“恨无常”,在“追踪蹑迹”叙述贾府的由盛而衰的过程中,曹雪芹仍想抢救他认为是美好的东西和美好的时光,他坚信在衰败、死灭的过程中,仍有一些东西“深有趣味”,即有一种超越贾府的普遍意义。
我以为,由一家一姓通向人生世运的关键是渗透全书的“末世意识”。其一,作者是自觉在写“末世”。小说中两个重要女子的判词中都有“末世”的字样。王熙凤:“凡鸟偏从末世来。”贾探春:“生于末世运偏消。”甲戌本第二回的夹批连说三次:“记清此句,可知书中之荣府已是末世了”“作者之意原只写末世。”“此已是贾府之府末世了。”“亦是大族末世常有之事”等。乙卯本第十八回的批语说:“又补出当日宁荣在世之事,所谓此是末世之时也。”
其二,贾府上上下下,其实都有程度不同的“末世意识”。掌握家政权力的王熙凤,早就在梦中得到秦可聊“树倒猢狲散”的警示。小说第二十九回,贾母等人在清虚观看戏:
贾珍一时来回:“神前拈了戏,头一本《白蛇记》。”贾母问“《白蛇记》是什么故事?”贾珍道:“是汉高祖斩蛇方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满床笏》。”贾母笑道:“这倒是第二本上?也罢了。神佛要这样,也只得罢了。”又问第三本,贾珍道:“第三本是《南柯梦》。”贾母听了便不言语。
三本戏三个阶段。《白蛇记》是汉高创业,《满床笏》是唐代中兴元勋郭子仪进入富贵,巅峰,《南柯梦》则是一场幻灭。这也是贾府的命运:先是荣宁二公的拼死开基创业,然后是满堂富贵,最后是南柯一梦,万事成空。贾母完全明白,贾府也已进入“末世”。此外,贾探春的名言:“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甚至丫鬟红玉,也在第二十三回说:“俗语说得好:‘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谁守谁一辈子呢,不过三年五载,各人干各人的去了,那里谁还管谁呢?”事实上,《红楼梦》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在叙述“末世”贾府所发生的形形色色。
其三,“末世意识”直接源于曹雪芹对自己家族命运的回忆与反省。《红楼梦》所叙,确有曹家的史事。第十三回,秦可聊在王熙凤的梦里说:“……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庚辰本有眉批云:“‘树倒猢狲散’之语全犹在耳,屈指卅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据有关文献,曹寅当年就有“树倒猢狲散”之说。施瑮《病中杂赋》诗并注云:
楝子花开满院香。幽魂夜夜楝亭旁。廿年树倒西堂闭。不待西州泪万行。曹楝亭公时拈佛语对坐客云:“树倒猢狲散”,今忆斯言,车轮腹转,以瑮受公知最深也。楝亭、西堂皆署中斋名。
曹寅之母孙氏为康熙乳母,他与康熙的关系相当密切。康熙六次南巡,后四次均由曹寅及李煦承办接驾大典。曹、李两家为此而亏空巨大,为后来的抄家败落埋下了祸根。康熙当然知道内情,但康熙之后又如何呢?曹寅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康熙这棵大树一倒,像他这样的“猢狲”也就散了。事后看来,曹寅的预感是完全正确的。贾府不是曹家,所以红楼故事是“假语”,但贾府与曹家一样,都处于由盛而衰的“末世”,所以红楼所记又是“真事”。
一个“赫赫扬扬已历百载”的功勋世家的瞬间败亡当然有政治上的原因,以至于索隐和考证两派的红学在追寻本事方面下了许多功夫,弄清了不少问题。现在看来,1954年以后对索隐派的“本事说”和考证派的“自传说”的过火批判很可能妨碍了我们对其作同情的了解,《红楼梦》至少部分内容确有“本事”,越是反复阅读越是能体会到作品背后以至作品之中确有部分的历史真实性。正像我们了解了屈原和李煜的生平可以更好地欣赏他们的作品一样,即使从审美上看,索隐、考证对我们的阅读也是极有帮助的。俞平伯早就认为:“考证虽是近于科学的,历史的,但并无妨于文艺底领略,且岂但无妨,更可以引读者作深一层的领略。”然而,尽管《红楼梦》确有本事或自传的性质,它的意义却并不只在它背后或之中的历史事实。“真事隐去”不只是写作技巧问题,也不只是专制高压下的掩饰之辞,它也是生活向文学、经验向形式的生成。《红楼梦》据此把一家一姓的盛衰提炼为一种生活与生命的体验模式。文学比历史有普遍性,曹雪芹从贾家的衰败中总结出荣华富贵的虚幻无常,《好了歌》中深沉的悲情幻念与因果宿命思想,在中国人情感意识中并不是新东西,但曹雪芹赋予一种前所未有的真实性和具体性。通过这种个人经验与普遍意识的融合,《红楼梦》可以获得更高更广的现实概括性和历史象征性。有两个代表性的说法。
其一,周汝昌:“乾隆朝乃是几千年封建社会宗法家庭的崩溃的一大转捩点,极盛之中孕育了衰危。自此而后,都只是新社会的序幕而已。而《红楼梦》恰巧出生于这时期,实不是一件偶然的现象。中国旧文化就建筑在封建社会与宗教法家庭制度之上,《红楼梦》不啻为旧文化旧制度作了一篇最详尽最生动的总结,象征着这巨大的崩溃,无可挽回的运数。曹雪芹是否能意识到这一层,自是难讲,然而他却为后人留下了这一宝贵无伦的遗产。以后的人,要想了解、研究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家庭,那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样不同阶级人物的生活、思想、言语、行动、斗争,舍此宝库,别无更清楚更具体的反映与写照。”
其二,胡风:“曹雪芹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敏感最伟大的诗人。他所断定的‘末世’,从《红楼梦》总的精神内容来看,所指的并不仅是他置身的那个王朝为失人失政的原因所造成的危局,而是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的政经结构和道德体系都达到了此路不通的绝境。”
以大家庭衰败为主题的《红楼梦》恰好出现在传统中国社会行将解体的清乾隆年间是偶然的,曹雪芹本人也不可能有意识地对传统社会文化进行总结。但我们从“象征”的意义上来这样理解也是合理的,因为《红楼梦》确实聚焦于一个家族的衰败过程并从中提炼出“末世”的观念。《三国》演东汉末年的群雄争霸,《水浒》传北宋末年的底层造反,这些记述“末年”的作品都不像写于“盛世”的《红楼梦》那样,有如许深沉的末世意识,说明《红楼梦》确实具备从贾府透视传统家庭乃至人间社会的普遍命运的潜能。这或许就是曹雪芹所说的“细按则深有趣味”?
当然,至少是在曹雪芹的主观上,《红楼梦》真正要“传”的还是生活在“末世”中的人。如果那些“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的女子们没有一个好命运,那么“不肖”之“我”又怎能不“一事无成半生潦倒”?在这样一种生命历险的过程中,《红楼梦》一方面包容了巨大的现实人生的内容和社会生活场景,以至于后人可以从中领悟到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理想行将解体的征兆契机;另一方面,又具体地叙写了一切美好的人性和事物在“末世”的遭遇。“生关死劫”诚然躲不掉,但一旦面对大观园女子们的“生关死劫”,我们就无法去寻觅那“清淡天和”了。第一一三回,贾宝玉听到妙玉落难于贼后想:“我想他一尘不染是保得住的了,岂知风波顿起,比林妹妹死的更奇。”无论是妙玉还是宝玉,都不会因“命运”一词而接受这一切。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卷首引诗有云:“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曹雪芹有情地写出了“无情”的悲剧,在“情”与“不情”之间表现了对生命意义的执着探寻,暗示了关于人的合理的幸福的生活的梦想。那些行止见识皆好的女性,那些大观园中美好的时光,那曾经拥有的刻骨之爱,都随着贾府的衰败而“流水落花”。经历这样的“无常”,曹雪芹当然不甘、不愿。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恨无常”。
如此悲恨交织的生存意识和深广的象征意义使曹雪芹不可能像屈原和李煜那样选择抒情诗的形式。“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不能代表曹雪芹的社会政治思想,“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不能概括曹雪芹对人生的感受。唯一的表现形式只能是小说。曹雪芹极大地提炼、发掘了汉语的叙事潜能,把深刻而具体的人生感喟、生活观念渗透在日常生活场景的叙述之中。它使读者相信作者是在完整而真实地讲述一个真人的生活,它使读者进入到一个可以想象性经历的场景、气氛和感觉之中。家族衰败过程和爱情悲剧的贯穿,使这个浑然天成的有机体包含了远比人生灾变、家族破灭更丰富的意蕴。曹雪芹坦承,他要写出“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于朝代年纪哉!”重要的不是特定时空中的现实故事,而是普遍性的“事体情理”,所以再没有作品比《红楼梦》更富有个性,再没有作品比《红楼梦》更富有普遍性。在曹雪芹的“十年辛苦”中,个人的命运已经深化为一个内在的宇宙,这个宇宙宽广到与人类的命运合为一体。
然而,如果这个贵族之家没有那些“儿女真情”以及由此创造出的美好情事,我们又怎么会和曹雪芹一样地“恨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