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天行道——江湖丛谈之一

替天行道——江湖丛谈之一

他们用着种种宗教的神话，造出许多迷信的预言，来纠合群众，发动革命。“替天行道”，这是江湖上秘密结社的革命口号。因为我国下层社会的知识幼稚，往往能够广泛地得到民众的信仰，尤其是在国家社会紊乱的时候，人民生活不能解决的时候，或是人民对于政府有不满的时候。事实上，他们宣传的宗教迷信，正是社会上流行的迷信，只是加上了许多煽动性的预言或神秘的行动罢了。所以江湖团体里的宗教迷信也是跟着时代而演变的。在汉代，社会上流行的宗教思想是“五行说”和“三统说”，东汉末年黄巾所传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他们的领袖是“天公将军”“地公将军”“人公将军”，分明是拿“五行说”和“三统说”作为他们宣传的根据的。南北朝以后因为佛教思想的盛行，这些江湖团体也就以佛教的教义作为宣传的根据了，中国的佛教最初盛行的是“弥勒净土”（兜率往生）的信仰，后来是“弥陀净土”（西方极乐往生）的信仰盛行，因此秘密结社中，自隋到北宋，信奉“弥勒净土”的弥勒教非常盛行。而南宋以后又盛行信奉“弥勒净土”的白莲教，他们曾不断地掀起“反元复宋”“兴汉灭满”等革命运动。等到渐次深入民间，到基督教，两广对外交通发达的地方，也就有以基督教义中心的“上帝会”产生，掀起了太平天国革命的运动。虽然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同，虽然他们反抗的目标不同，还是一个典型的呀！黄巾所宣传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弥勒教、白莲教所宣传的“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太平天国运动所宣传的“天父天兄下凡，开创天国”，虽然宣传者各有巧妙不同，其适应当时当地的社会迷信是相同的。自以为是天神所下降出世，也是相同的，自以为“替天行道”更是相同的。无非要凭藉这个宣传，使民众相信当今的政府气运已尽，而他们是新受天命罢了。其实这一套宗教、迷信，骨子里还不就是战国时代方士们流传下来的“圣人受命”的理论？用佛教的教义来附会，用基督教的教义来附会，只是一种勉强的附会而已。因为社会宗教信仰改变，宣传的口号也不能不有所改变，本质上还是一般无二的。历代的秘密结社，表面上虽有种种不同的信仰，内容实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吧！

战国时代一般方士以及邹衍之流，他们主张“圣人受命”，照五行相生的方式在推移。他们以为地上的圣王，都符应天上某帝的某德而降生，受命上天降地的符瑞，圣王就根据这来订定制度，更易正朔。等到圣王气运衰微，上天就会降下灾异来，表示天命已改，就得物色贤人来让位，否则革命运动勃发，终是保不住这位置的，这样新的圣王就受命了。由于五行的相生，历朝循次更迭，也就循环不息。这些理论到汉武帝以后，不断有人鼓吹，甚至有人上奏皇帝，要求禅国让贤呢！后来王莽篡位，认为汉朝刘姓是尧的后代，是“火”德，本人王姓是舜的后代，是“土”德，火生土所以尧舜要禅让，他的篡夺汉朝的天下，正如同尧舜禅让一样，是迫于“皇天威命”的。原来王莽也在“替天行道”呵！后世类似于这个行径的，就是武则天篡夺唐朝的天下。武则天幼年受佛教的熏习，知道大乘道《比尼经》中有女身受记为转输圣成佛的教义，所以自称“金轮皇帝”，并且颁布《大云经》，以为受命的符谶，托言弥勒佛降生，代替唐朝的天子，自作“阎浮提主”（详陈寅恪《武曌与佛教》一文），原来武则天又在“替天行道”了！在中国文化水准较低的社会里，贵族间帝位的篡夺，竟要借重迷信来宣传，表示他们在“替天行道”，也就无怪那些起于下层社会的秘密结社，利用这些肤浅的迷信来宣传了。王莽的篡位，利用五行相生的“圣王受命”说，而黄巾的起义同样也用这说法，因为这时社会上的流行的迷信是如此。隋朝以后秘密结社中弥勒教盛行，隋炀帝大业六年曾有弥勒教徒数十人，素冠练衣，焚香持花，自称弥勒佛降生，由建国门闯入宫中为乱。同样的，武后篡位，托言弥勒佛降生，自认代替唐朝天子为“阎浮提主”。如果说黄巾是邪教，王莽何尝不是邪教？如果说弥勒教是邪教，武则天何尝不是邪教？当刘玄起兵称“更始皇帝”以后，王莽拜将军九人，都以“虎”为号，前去迎战又曾用长人“巨无霸”为垒尉，又驱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那样的怪形怪状，和邪教又有什么不同呢？不过上层社会里的士大夫毕竟知识程度高，这样的怪现象毕竟不多见，汉代的学术界整个为五行思想所笼罩，王莽以这种姿态出现，确也有其时代的背景。武则天是女流之辈，家庭间又受这宗教思想的熏陶，同时女子出来做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既无先例，在儒家理论上又无凭藉，其利用佛教来掩饰，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除此以外，在贵族间就很少发现这种行径的。下层社会的秘密结社，其所欲吸引的无非是无知识的民众，其利用邪教来宣传，在他确是最适当的宣传品，任何民族大义以及高深的政治理论，决不会比邪教的宣传能深入人心。总之，我们的国家教育太不普及，人民文化水准太低，对于国家社会都缺乏认识，原始的宗教迷信反而到处弥漫，这是很可痛心的。我们中国历史上由于邪教而闹出滔天大祸的，几乎无朝无之，正不知为此损伤了多少的国家元气呢！

秘密结社能够一经宣传而闹得轰轰烈烈，这固然是邪教之赐，邪教在民间确曾发挥了最大宣传魔力，而且失败也是由于邪教的缘故。因为由于邪教的宣传，一时的感情冲动，想由此而得到极乐世界，来满足个人的欲望。而这些乌合之众，既缺乏组织能力，又没有纪律，唯寻求满足一己之私欲，或是报复一己的仇恨，只是破坏国家社会的元气，怎能有所成就呢？近年来我国江南一带文化之区，还在闹什么“一贯道”“先天道”，依然是义和团那些玩意儿，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文化，一二千年来老是在那里打转？这是谁的责任呢？人家在研究原子弹，新武器的威力如同我们的神话一般，而我们的神话毕竟只是神话！

（原刊上海《东南日报·长春》1946年6月28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