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政治建设的前途

论中国政治建设的前途

新中国政治的发展，必向民主政治之途迈进，这已为举国一致所公认。但是民主政治的途径不一，我们究竟选择那一条途径呢？

现在世界的政治趋势，有二大分野，一是英美式，一是苏联式的。苏联的政治制度，是无产阶级的专政，一切农工商业规模较大的都由政府管理，以供给人民的需要为目的，对于资产阶级是毫不容情的予以摒弃。这样的政制，无疑的在中国不能实行。因为中国工业还在萌芽时代，一切建设工作不问阶级由全国人士去共同努力，恐怕还不能迅速完成，而农工的知识程度幼稚，更不足以领导一切。由我国的社会和文化来看，这种制度无论如何是不适合当前的国情的。所以中共的经济政策没法实现，不得不采取缓进的办法。这是个明证。英美的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主持下的政党政治，政党可以自由竞选，人民可以自由取舍。这种民主的政治体制在中国实行也有许多困难，因为一般人民文化水准太低，对于政治大多没有认识，往往容易为人所欺骗，为人所利用，而不能表达真正的民意。民国以来虽也曾举行过普选，却流弊很多。一点没有实行民主，这又是个明证。

我们今日所欲实行的民主政治，决非任何其它国家形式的民主政治，而断然为中国式的民主政治，也就是适应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民主政治。什么是适应中国社会文化的民主政治呢？无疑的，就是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因为国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本是依据中国国有的社会文化而建立的。这也已为举国一致所公认。钱穆在《中央周刊》《建国信望》一文中，力主实行“中国文化圈里的中国式民主政治”，并谓：“此种民主政治，大体必遵照中山先生民权主义之理想而实现”“将为一种全民政治而非党政政治与阶级政治”“精神在政民一体而非政民敌立”，又说：“政治事业根本即是一种团体事业，……个人将以服务团体、代表团体而取得政治上之地位”“一个团体单位即是一选举单位”“职业团体与地域团体之合一基础则在农村自治”。这些理论都很正确。可是这些理论的推行，恐非可以一举而成功的。因为要成立足以代表农村自治的职业团体和地域团体在目前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准都是不够的。此后我们除了工业化以外，对于农村经济的繁荣与农村文化水准的提高，必须特别加以努力才行，否则都只是空谈而已。

我国从战国以后，掌握政权的就只有儒士和武士，自私自利的结果，就会产生“士阀”和“军阀”，大概是在乱世，每多为军阀所霸持，在太平盛世就由士大夫主政，近代历史家或称之为“士大夫阶级”，似乎也是一种阶级政治。但是我们要知道，所谓“士大夫”，在社会上所以形成特殊地位，只因我国一般人民知识幼稚，知识分子便得到了掌握政治的机会，“士”便成了“四民”之首。所谓“学而优则仕”成了一种传统思想，而教书和做官也几乎成为“士”的二大职业。今后我们要改正这个病态，必须普及教育，使人民人人有知识，人人对于政治有认识，那就再无所谓知识分子，更无谓士大夫再不会有什么阶级性的存在。这样全民政治才可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才能实行。

我们的抗战，是全民的抗战，抗战胜利了，这个胜利当然也是全民的胜利，胜利后的民主政治，必然是全民的政治了。我们现在为全国四万万七千万民众大声呼吁，实现全民的民主政治。可是要实行全民的政治，必须先普及教育和繁荣全民的社会经济。使我们深深地感到我们今后进行社会教育和开发民智的重要。据成都《新中国日报》，记载成都选举市参议院的“选场百态”说：“各选民均须持凭门牌入指定之选场换取选票，而第七区北巷子选场竟发现有以一千元买门票的赂选情事”，“若干选场投票的人，根本就说不出要选那一个，结果不是叫他，在竞选人者榜上去瞎指，就是由旁边人替他们代荐，请由代书人照写”。在《新中国日报》的短评中也说，“在选民方面因智识标准的不够时，或慑于盛势，或碍于情面，难免不盲目从事，受人利用”。这些现象早在我们想象之中，今后也唯有用普及教育的方法，才能免除这些流弊。

我们从全民政治观点来看，深感人们知识幼稚，对于政治缺乏认识，一时无法实行真正的民主。可是就当前的现实政治来看，就会发觉政治上的一切，太偏重于文字，一天到晚填表格、写公文、做报告、拟计划、订规程，而实际工作却推来推去，没有多少成绩可见。乐明思（Lules Romains）在《读者文摘》十月号上发表了一篇《官僚政治和官样文章》，认为现代的政治病是有“官僚菌”在作祟，唯一的病象“是对于纸张的无可遏止的渴求”，当前中国的政治，也就是因为侵入了“官僚菌”而发生对纸张渴求的重病。我们认为医治这个重病的盘尼西灵，只有提倡工作效率而厉行法治。

我国在春秋以前，封建社会的时代，阶级森严，贵族阶级用以维持上层社会的是礼仪，统治下层的平民阶级的刑法，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等到春秋末年以后，封建社会崩溃，阶级制度破除，列国政府为了要富国强兵，采取人才主义，提倡法治精神，不问等级，不问亲疏，唯人才是用，有功则赏，有罪责罚，这样的法治政策的确使整个政治和社会有了飞跃的进步。因为政府既用法治，采取人才主义，平民就能得仕进的机会，参加政治组织而发挥其优秀的才能。所以战国时代，政治上人才辈出，学术界也百家争鸣，都想把他们独特的学说贡献给政府采纳。这是我国政治踏上民主化的先声，所以从战国以后，政府里已有不少的平民参加。到隋唐以后，国家便历年举行考试，平均选拔各地优秀人民，使得平民有参政的机会。从此考试和诠选便成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纪纲的二大骨干。只因士大夫们结党营私，产生了门第制度，于是政治又转入包办的状态。

我们提倡法治精神，并非主张专制独裁，我们主张用法治的精神来选拨民间的人才，来整饬政治的纪纲，来澄清政治的风气，这是法治的第一要义。我们更主张用法治的精神来督责行政的效率，来督责各级官吏躬亲率属去办事，使政治工作直达民间，完成政民一体的全民政治，这是法治的第二要义。我国过去政治上最大的弊病，就是自私和敷衍。往往为国家人民着想的少，为一己私利着意的多，往往只是应付“人”，并不能切实去办“事”，往往只做纸上工作、口头工作，不能脚踏实地的去做，往往把事情推来推去，不肯负责任，往往做些表面工作、宣传工作，结果敷衍了事，这是明清两代一直到北洋军阀时代政治上的积弊。至于在野的人士，更是放言高论作种种不负责任的说法，使当政者处处碰壁，无从展开工作。这也是宋明以来我国知识分子的恶劣风气。蒋主席在国庆日演讲中，认为此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根本在于国民心理建设和精神改造，以确立新、速、实的建国风尚。这个意见，我们绝对拥护。我们认为要确立新、速、实的建国风尚，必须要用法治精神，健全政治组织，整饬政治纪纲，澄清政治风气，督责行政效率，来领导国民的心理建设和精神改造。

（原刊《中韩文化月刊》1946年第1卷第2期，署名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