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官相护论——清代吏治杂论之一

官官相护论——清代吏治杂论之一

在中国官僚史里，最要不得的便是官官相护，互相包庇。官官何以会相互包庇呢？莫非是因为下司供应了上司，上司得了下司的好处。这在清朝一代不乏其例，乾隆三十九年查出了保山县知县王锡银子亏空兵粮米谷数万石，审究的结果，王锡拿出账目，据说从上一个年八月起到本年五月止，供应总督彰宝行署中一切费用，约共□对四万余两，证明这些亏空并非中饱私囊，实由供应上司而来，小小的知县竟要供应总督这么多的款项不是够惊人吗？知总督供应，那些巡抚、藩臬、道府当然也得要供应官吏一层层的去，一旦有事，自然会一层层的包庇下来。

那时，地方官吏是如此，中央官吏也是如此。京官和外官比较起来，外官的收入虽肥，却难上升，京官虽穷，前途却大。京官有路的，自然不免要找个事儿当个钦差，到各地区向地方官搜刮。钦差一路出去，所到的省份，巡抚、布政使等地方都得要孝顺，称做“盘费”或“送路费”“程仪”“公帮银”，少则千两，多则万两。“盘费”之外，又有“支应”，或叫“供应”，“盘费”的用意，是供一路的开销，多则万两。“支应”的用意，供到后的开支。除了“盘费”“支应”，也还有“规礼”“赆仪”等名目，所以一任钦差出来，没有不满载而归的。至于学差，比较起来差得远了，但是一做学差，不但有地方官的待遇，有养廉银收入，普通是四千两，还可向录取的士子收取“棚规”或“红案银”，每名约为数十两。所以叶昌炽在《缘督庐日钞》上说，做了三年的学政，已是一生吃用不尽，即是做一任乡试的主考，也可过十年优越的生活呢！放差出来的官固然是满载而归，坐在京师里的也未尝没有陋规可得。因为六部是各省的上司，万事都要请部核准，也得要出些运动费，叫做“部费”。外省每遇奏销地丁，则向州县提取“奏销部费”，报销钱粮，则提取“报销部费”，甚至调一缺，题一官，请一议叙，以及办理刑名案件，都要“部费”，有“打点”“照应”“招呼”“斡旋”等名目，至于办理军需、治水、建筑、赈恤等事，都得出“部费”，叫做“讲分头”（见《东华录》道光二年十月庚戌谕旨）。这样公开地贿赂分赃，还成何政体呢？至于科甲所认师生，凡遇一切事件，无不暗中预先关照，如果门生外升道府州县，对于师生同年都须留赠银两，名叫“别敬”，那些贫苦出身之士，为了放做地方官，不得不在上任之前，预先借批大债，甚至不计利息，甘受奸商盘剥。下了这样的本钱去做地方官，甚至负债累累，自然要在这批做官的生意上，翻本出赢钱，如何还能做廉洁的地方官呢？

从上面我们列举的陋规看来，知道清代的吏治是那么黑暗，供应上司要那么许多大钱，无论什么事对于上司都得要金钱去侍奉。一做地方长官，上司层层要钱，地方长官绝不会家中拿出钱赔本去做，自然要显出神通，大肆搜刮了。做上司的既伸手要钱，对于下司那么的贪赃舞弊，自然只有眼开眼闭。如果闹出什么乱子来，当然不免要照应一下，因为既送上“照应”的钱，自当行“照应”的事，所谓“官官相护”，其结症就在这样呀！乾隆二十九年八月，湖南新宁县书役贪赃舞弊，人民联名向知府控告，知府王锡藩不但不加终究，竟将原案发交新宁知县李腾渊办理。李知县知泰山可靠，反把原告一一锁禁起来，哪知这样一来，激动了公愤，人民一致罢市，发出传单，并派代表到省控告。巡抚乔光烈知事态扩大，无法再包庇，却还想替知府解脱，只上奏参处知县，企图敷衍了事。并且还称这批控告的人民是“刁民”，上奏说：“该县已革蠹役，而刁民犹不服”，想把罢市的罪仍然放在人民身上。后来朝廷派侍郎阿永、阿星夜驰往查办，把知府王锡藩拘到抚臬审讯，巡抚知事不妙，逼得知县乘间自缢，一死了事。这样知县包庇吏役，知府包庇知县，巡抚包庇知府，想把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把案子敷衍了结，这是中国官僚史中的常事。只是有的敷衍得了，有的因激动公愤，敷衍不了，于是闹出大事来了。像这类案子，敷衍得了当占绝大多数，敷衍不得了的才会倒霉。在这样官官相护之下，真不知制成了几多的罪恶，贪污了多少民脂民膏，这一批账，在中国官僚史里，尽你请世界上最有本领的会计师，也清查不出。

清朝一代的吏治，如此糟糕，我们若细加分析，便会发现清朝一代的政治史，大部分是官僚贪污史，诚令人不寒而栗！我们今日的吏治，比起清朝来当然已有了飞跃的进步，可是这些官僚史上的病根有没有全部根绝呢？现在中央政府修正公布惩治贪污条件，足见政府对于澄清吏治，已下最大的决心。我们认为取缔供应上司，严禁官官相护，该是对症发药的良方，因为非如此，不足以根除这病源。

（原刊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46年3月14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