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无妙不臻梦文章

刘义庆《幽明录·焦湖庙祝》文字不长，但开后世文学“梦文章”的先河：“焦湖庙祝有柏枕，三十余年，枕后一小坼孔​‍‌‍​‍‌‍‌‍​‍​‍‌‍​‍‌‍​‍​‍‌‍​‍‌​‍​‍​‍‌‍​‍​‍​‍‌‍‌‍‌‍‌‍​‍‌‍​‍​​‍​‍​‍​‍​‍​‍​‍‌‍​‍‌‍​‍‌‍‌‍‌‍​。县民汤林行贾，经庙祝福，祝曰：‘君婚姻否？可就枕坼边​‍‌‍​‍‌‍‌‍​‍​‍‌‍​‍‌‍​‍​‍‌‍​‍‌​‍​‍​‍‌‍​‍​‍​‍‌‍‌‍‌‍‌‍​‍‌‍​‍​​‍​‍​‍​‍​‍​‍​‍‌‍​‍‌‍​‍‌‍‌‍‌‍​。’令汤林入坼内，见朱门，琼宫瑶台胜于世，见赵太尉，为林婚​‍‌‍​‍‌‍‌‍​‍​‍‌‍​‍‌‍​‍​‍‌‍​‍‌​‍​‍​‍‌‍​‍​‍​‍‌‍‌‍‌‍‌‍​‍‌‍​‍​​‍​‍​‍​‍​‍​‍​‍‌‍​‍‌‍​‍‌‍‌‍‌‍​。育子六人，四男二女。选秘书郎，俄迁黄门郎。林在枕中，永无思归之怀，遂遭违忤之事。祝令林出外间，遂见向枕。谓枕内历年载，而实俄顷之间矣。”梦中得富贵，做高官的故事，后来成为小说家和戏剧家热衷的题材。沈既济《枕中记》，汤显祖《邯郸梦》，戏法儿个个会变，立意各不相同。蒲松龄扩大了梦文学的疆域，除梦中做官之外，梦是凡人联系神鬼狐妖的最佳手段：

女鬼伍秋月，一个柔弱娇女，借助梦，来到王鼎床上；

厍将军，出卖朋友的无义之贼，梦中受到冥司沸油浇足的惩罚；

英雄少年于江，梦中得父亲嘱托，勇杀恶狼；

品行不端的邑人，梦中成为案上之肉，被碎割；

……

聊斋梦文章，无处不在。聊斋之梦，做得新奇，做得巧妙，做得有思想教育意义。我们具体看几个聊斋梦。

梦中之梦似是真

《狐梦》写毕怡庵忻慕、向往《聊斋志异》中的青凤：“恨不能一遇。”果然在梦中遇狐，极尽缱绻。小说梦中有梦，奇幻诡异，作者偏偏在篇首凿凿有据地说“余友毕怡庵……尝以故至叔刺史公之别业”，梦中遇狐，篇末又确切地说：“康熙二十一年腊月十九日，毕子与余抵足绰然堂，细述其异。”作者以半真半假的笔墨，造成一种真幻相生的艺术境界。

查《淄川毕氏世谱》，根本没有一个号曰“怡庵”者，作者说他乃刺史公之侄，当为毕氏族人。“刺史公”指蒲松龄东家毕际有，字载积。《聊斋志异》中《五羖大夫》和《鸲鹆》篇末题“毕载积先生志”或“毕载积先生记”。毕际有夫人王氏是王士禛的从姑母，是小说爱好者。喜欢晚上坐在厅房里，沏上茶水，让孩子们念野史。毕家子弟，都喜欢谈鬼说狐。《狐梦》中狐女说：“曩有姊行，与君家叔兄，临别已产二女。”就是拿毕家子弟开玩笑。学术界有人推断在书中被取笑的“叔兄”就是聊斋先生的少东家毕盛钜。真真假假的人物、地点、时间，常常是蒲松龄诱人深信其故事的迷雾。《狐梦》让毕怡庵因慕狐仙而梦狐仙，又受狐仙之托，要求聊斋作传，以便“千载下人爱忆如君者”。煞有介事，妙趣横生，其实不过是作者自己做“广告”。

“狐幻矣，狐梦更幻；狐梦幻矣，以为非梦，更幻。”（何垠评语）《狐梦》融狐仙和梦幻于一炉，极尽幽默风趣之能事，喜剧气氛洋溢全篇，虽然是梦，是幻，却有十分浓郁的生活气息。

小说开头说毕怡庵“倜傥不群，豪纵自喜，貌丰肥，多髭”。似乎是平常的叙述语言，实际上把叙述语言与作者评价有机地黏合。这种语式源自于《史记》。蒲松龄更以其惊人的才华，在开宗明义的人物介绍中，埋藏了故事发展的引线和人物个性的基调。正因为“倜傥”，毕怡庵才会在梦中先对“风雅犹存”的狐妇“投以嘲谑”，又对“旷世无匹”的狐女“款曲备至”。正因他“豪纵”，才会“连举数觥”，醺醺大醉，才会口没遮拦地将自己的艳遇告诉他人。又因为毕怡庵的体貌丰肥而多髭，小说中才敷衍出“肥郎痴重，使人不堪”，“我谓婢子他日嫁多髭郎，刺破小吻，今果然矣”等妙不可言的闺房戏语。因而，毕怡庵虽不是《狐梦》中最生动的人物，他的个性乃至体貌却起重要作用。

狐梦

“点缀小女子闺房戏谑，都成隽语，且逼真。”（冯镇峦评语）毕怡庵梦中遇狐仙，狐仙的姐妹想跟他见面，又怕他举动粗鲁，就邀请他梦中相见，于是有了梦中之梦。这梦中之梦，毕怡庵与狐女聚饮，就像《红楼梦》大观园酒宴一样有趣。几位狐女年纪相近，相貌相似，同中存异，曲尽变化，个个逼真活跳。大姊是筵主，温文尔雅，初露一面，不着一语，“敛衽称贺已”。当二姐取笑时，是她提醒：“新郎在侧，直尔憨跳。”四妹的猫儿戛然而鸣，仍是大姊提醒“尚不抛却，抱走蚤虱矣”。时时处处显示出当家理事、顾全体面的身份。二姊开口解颐，豪爽调皮，一见三娘就以“妹子已破瓜矣”、“刺破小吻”戏谑，唐突地说毕怡庵“肥膝耐坐”，近于尖刻地嘲笑三娘：“三日郎君，便如许亲爱耶？”二姊的话语是调笑型，带挑刺意味。二姊与大姊两人，一个处处为他人斡旋，一个时时揶揄他人，一个出语温和，一个开口泼辣，刚柔相形，格外鲜明。四妹在筵中未发一语，却用她抱来的猫儿画龙点睛地表现了她聪慧顽皮的个性：猫至毕怡庵时辄鸣，害毕怡庵“连举数觥”，就因为四妹作怪：“乃知小女子故捉令鸣也​‍‌‍​‍‌‍‌‍​‍​‍‌‍​‍‌‍​‍​‍‌‍​‍‌​‍​‍​‍‌‍​‍​‍​‍‌‍‌‍‌‍‌‍​‍‌‍​‍​​‍​‍​‍​‍​‍​‍​‍‌‍​‍‌‍​‍‌‍‌‍‌‍​。”狐女三娘的个性更是活灵活现，作者在她露面时加以“态度娴婉”的考语。她对毕怡庵和顺温柔，邀毕赴宴时谦恭地说：“劳君久伺。”对二姊的谐谑，只以沉默对待，“以白眼视之”。毕怡庵豪饮时，她忙提醒：“勿为奸人所弄。”二娘挖苦她“三日郎君，便如许亲爱耶”，正是对三娘的贤淑秉性的确切评价。《狐梦》写的四个狐女，或娴雅，或豪放，或温顺，或狡黠，她们的娇憨聪慧，惟妙惟肖。人物外貌装饰也和个性十分协调，如二娘“淡妆绝美”，同她的洒脱十分合拍；四娘的“雏发未燥，而艳媚入骨”，同她的孩子气恶作剧一致。四位狐女实际上是现实社会中少女的写照。

评论家喜欢对《红楼梦》中的酒器津津乐道，《狐梦》中的酒器不仅较红楼毫不逊色，更有幻异奇妙的特殊意味。大姊“摘髻子贮酒以劝，视髻子仅容升许，然饮之，觉有数斗之多”。等毕怡庵喝完后，那髻原来是一个大荷盖。毕怡庵已喝得半醉，二姊“出一口脂合子，大于弹丸”，还声称是因毕已不胜酒力，“聊以示意”。毕以为可以“一吸而尽”，结果“连吸百口，更无干时”。原来，那小如弹丸的合子是一巨钵！毕怡庵的情人三娘用一“小莲杯”换走，莲杯外表大大超过合子，却“向口立尽”，而且“把玩腻软”，原来是三娘窃得二姊的“罗袜一钩”！三样酒器，分别是妇人用假发髻、口脂合、罗袜变成，而且大变小，小变大，最小的口脂合变成了连吸百口不尽的巨钵，罗袜变的莲杯却可以一口饮尽。髻变荷盖，袜变莲杯，“荷盖莲杯，相映新雅”（但明伦评语）。狐女与毕怡庵聚饮场面，听其喁喁絮语，尽是口吻逼真的家庭细事；观其酒器巧变，又奇幻迭生，真中有幻，幻中有真，新奇雅致。

《狐梦》虽然写梦，读者似乎可以听到狐女们妙语连珠的莺声燕语，感受到她们的青春气息。如大姊的口语：“压我胫骨酸痛！”二姊的罗袜被化为酒杯，她“夺骂”：“猾婢！何时盗人履子去，怪道足冰冷也！”把口头语言不加修饰地引了进来，使得梦像现实一样真切。

南柯之梦新做法

聊斋《莲花公主》与唐传奇《南柯太守传》的师承关系一目了然。聊斋以古为新，构成新的意境。

《南柯太守传》见于《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五，题为《淳于棼》，李肇《国史补》称其为《南柯太守传》。作者为唐德宗时进士李公佐。小说写游侠之士淳于棼梦中入蚁国，被召为槐安国驸马，任南柯太守，赐食邑，锡爵位，居台辅，荣耀显赫。后公主去世，国王疑惮，被逐回家，遂出梦。淳于棼梦中历尽繁华沧桑，梦醒后发现，所谓“槐安国”乃是家中槐树下一蚁穴，“南柯郡”是另一小蚁穴。他“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李肇为此文写赞曰：“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之，蚁聚何殊。”汤显祖据之写传奇《南柯记》，车任远据之写《南柯梦》。唐传奇《南柯太守传》影响很大，“南柯一梦”成为常用成语。

蒲松龄在数百年盛传不衰的小说上另起炉灶，那是需要勇气和手段的。《莲花公主》摒除了《南柯太守传》的消极出世思想，借梦构篇，莲花公主是蜂巢里的公主，聊斋写梦，总让人联想到蜂巢，概而言之：

其一，寓意双关。窦旭昼寝，被一褐衣人导入一个“近在邻境”的所在。此处“叠阁重楼，万椽相接，曲折而行，觉万户千门，迥非人世”。表面上是进入一个有着独特建筑风貌的楼阁，实际上“迥非人世”，是蜂巢。常人眼中的蜂巢乃是密密麻麻、成千上万蜜蜂出入的地方，而在蜜蜂眼中，它却是宫殿。窦见“宫人女官，往来甚夥”，字面的意思是楼阁中人多事忙，实际上暗寓蜂房中蜜蜂爬上爬下。王者以“忝近芳邻，缘即至深”语窦旭，再次照应开头说的“近邻”，其实就是邻家的蜂巢。饮酒间奏乐，“笙歌作于下，钲鼓不鸣，音声幽细”，好像某王府的特殊演奏，实际雅致贴切寓群蜂飞鸣之意，紧扣蜂音之细做文章，钲鼓不鸣，因为无钲鼓可鸣也。莲花公主出面了，“珮环声近，兰麝香浓”，既是一位装饰着珠宝的妙龄少女，又隐含着蜂飞翔花中散布花香之意。待到窦旭和莲花公主入洞房，“洞房温清，穷极芳腻”，是人间夫妇的新婚洞房，又以其温暖、芳香暗指蜂房。这些描写，既是人间的琼楼华阁、美女新房，又是蜂巢和蜜蜂。就连篇首邀窦的“褐衣人”也直接取自蜜蜂的颜色。两次提及“近邻”，也含义明确与后文“邻翁之旧圃”吻合。聊斋此类写梦法，被称为“近点法”。亦人亦物，亦真亦幻，蜜蜂人格化，自体态、声音均如淑女情致，形成特有的美学氛围。

莲花公主

其二，梦境构思灵婉、轻快、紧凑。《莲花公主》不再沿袭《南柯太守传》的人生如梦思想，相应地，也不写梦中历繁华、经沦落的大起大落故事，不写人生数十年的经历，仅写两个片段际遇，以两个梦构成艳遇或遇合。第一个梦：“方昼寝，见一褐衣人立榻前”，简捷明快，毫不拖泥带水。窦旭梦中遇公主，却因神情惝恍，失去了附婚机会。归家，梦醒​‍‌‍​‍‌‍‌‍​‍​‍‌‍​‍‌‍​‍​‍‌‍​‍‌​‍​‍​‍‌‍​‍​‍​‍‌‍‌‍‌‍‌‍​‍‌‍​‍​​‍​‍​‍​‍​‍​‍​‍‌‍​‍‌‍​‍‌‍‌‍‌‍​。离家入梦，归家醒。入梦时是昼寝，大白天睡觉，按常理，应是午休。梦醒时，“返照已残”，时近黄昏。合情合理又严密周到。莲花公主出场，利用一副“才人登桂府”、“君子爱莲花”的对子引出，奇哉妙哉。第二个梦是晚上与友人共榻时，由前内官来引入梦。梦中结婚，梦中的公主因桂府灾殃而娇啼，窦焦思无术而梦醒，“始知为梦”。这时，我们才体会到作者为什么要让窦旭与友人同榻而自己去追梦。原来是要友人成为梦境的旁观者，“诘之”，“亦诧为奇”，从第三者的角度参与梦，证梦为实，实乃妙笔。

其三，梦境描写圆转、新峭。《莲花公主》写人而物，物变人时完全是独具风采的人生，人变物时，又是纯粹生物性的物。窦旭娶莲花公主，一切礼仪和朝廷召驸马一样郑重。窦旭与莲花公主正新婚欢笑，灾祸突起，桂府大王称“国祚将覆”，含香殿大学士奏本，称“祈早迁都，以存国脉事”，说有一千丈蟒蛇盘踞在宫外，吞食臣民一万三千八百余口……完全是台阁应对情景，是一个国家遭受外敌时的图像。连大学士的奏章，都沉稳庄重，有翰苑之才。国王向窦旭泣诉“小女已累先生”，就像将要倾覆的王朝交代后事。莲花公主向窦旭求救，“含涕”，“牵衿”，“号咷”，“伏床悲啼”，各种娇啼之态写尽。窦旭带公主迁入自己茅屋，自谦“惭无金屋”，公主反而认为比自家宫殿大得多——人世不管多简陋的房屋，总比蜂巢大得多——公主进一步要求窦旭照顾父母，好像人世间出嫁的女儿要求女婿照顾娘家人……一切都像极了人世间人与人的关系。

这时，梦境突然跟现实联系起来，窦旭在公主啼声中梦醒，“而耳畔啼声，嘤嘤未绝。审听之，殊非人声，乃蜂子二三头，飞鸣枕上”。娇婉的公主变成了嘤嘤啼鸣的蜜蜂，桂府变成了旧圃中的蜂房，国王、学士均不复存在，变成了络绎不绝的群蜂。那威胁着桂府安全的、“头如山岳，目等江海”的千丈长巨蛇呢？不过是丈许蛇。蜜蜂就是蜜蜂，不是什么公主，桂府国王因国祚将覆迁都，变成群蜂移巢，“蜂入生家，滋息更盛，亦无他异”。人而物骤变，快速利落，作者像魔术大师，眨眼间，纸变飞鸟，活人切两半儿，人们深深惊诧之际，幕布垂下，留下无限回味让人琢磨。

《莲花公主》写梦，笔法多变，排场不一。处处围绕窦旭的心理感受，写得玲珑剔透，为描写梦境之翘楚。

第一次梦，写窦旭完全不知是梦的心境。他初见莲花公主，“神情摇动，木坐凝思”，既是为公主的美色所迷惑，又对自己何以邂逅美色而不知所以然。王者劝饮时，他“目竟罔睹”，乃魂魄随莲花而去。王有许婚意，又称“自惭不类”，窦旭“怅然若痴，即又不闻”，视听皆迷，其神情活现。而“不闻”的结果又使他对“不类”而难通婚全然没有思想准备，不能马上反驳。近坐者说他：“王揖君未见，王言君未闻耶？”用旁观者的口，画出窦旭魂不守舍的姿态，仍然是写他的着迷心理。窦因在王者面前失态，羞愧之极，错过了结亲机会。归途中，内官提醒：“适王谓可匹敌，似欲附为婚姻，何默不一言？”窦旭顿足而悔，步步追恨而出梦。这段梦境描写，完全是现实生活中青年男子骤遇高贵女性时，既痴迷、留恋，又自惭非匹的心情，真实细腻，委曲婉转。继写窦旭“冀旧梦可以复寻”。梦境岂有求续之理？多么天真而痴迷！但窦旭第一次梦中遇到的王者埋下了续梦之根：“若烦萦念，更当再邀。”窦旭果然再次进入“桂府”且与公主结婚。婚礼场面隆重而排场：“俄见数十宫女，拥公主出。以红锦覆首，凌波微步，挽上氍毹，与生交拜成礼。”此时的窦旭，娶了如花美眷，住进温清宫殿，乐极而以为是在梦中：“有卿在目，真使人乐而忘死，但恐今日之遇，乃是梦耳。”此语贴合窦旭求梦得梦的心理。本来怀疑是梦，明明也正是梦，公主偏偏驳斥：“明明妾与君，那得是梦？”妙问巧答。窦旭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在梦中，戏为公主化妆，用带子量公主的腰围、用手掌量其脚的大小……以对美人的实际体验证明非梦。这些缘幻生情的描写，作者似不用心，读罢掩卷而思，才知其写梦、寻梦、悟梦，认梦非梦，一层层，一件件，都写得韵美而语隽。

跟《莲花公主》类似的写梦名作，还有《凤阳士人》，都学唐传奇，又别于唐传奇。

凤阳士人

托梦为文抒孤愤

《绛妃》也是写梦，蒲松龄却郑重其事、清清楚楚地写明时间（癸亥年即康熙二十年，公元1683年）、地点（绰然堂）、人物（余，即蒲松龄自己）。在这个梦境里，花神要“背城借一”向“封家婢子”（风神）宣战，“余”文思泉涌，写成一篇《讨风神檄》。情节简单之至，大量篇幅是代绛妃捉刀的檄文。

绛妃《讨风神檄》，称封氏“飞扬成性，忌嫉为心。济恶以才，妒同醉骨；射人于暗，奸类含沙”​‍‌‍​‍‌‍‌‍​‍​‍‌‍​‍‌‍​‍​‍‌‍​‍‌​‍​‍​‍‌‍​‍​‍​‍‌‍‌‍‌‍‌‍​‍‌‍​‍​​‍​‍​‍​‍​‍​‍​‍‌‍​‍‌‍​‍‌‍‌‍‌‍​。檄文洋洋洒洒，以形象笔法写风的历史，风的肆虐，巧妙运用虞帝、宋玉、刘邦、汉武故事，说明“风”如何邀帝王之宠捞取资本起家，日渐放纵肆暴。以一系列典故，写风的狂妄无比和暴虐之甚，如用《秋声赋》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控诉风持贪狠之逆气，使群花朝荣夕悴，备受荼毒，号召“兴草木之兵”，“洗千年粉黛之冤”，“销万古风流之恨”。

《绛妃》手稿

这位义愤填膺欲“歼尔豪强”的绛妃是何许人？应该属于哪个花妖门类？这骆宾王式的檄文，是否仅仅在于逞才肆笔，抬文士身份，成得意文章？

非也，檄文者，是蒲松龄又一诉创作苦衷的《聊斋自志》也。檄文处处写风，无一字不写风，却又处处写世，无一处不写世。风者为谁？恶势力也，官虎吏狼也。难道不是吗？是什么像风吹落叶一样将蒲松龄出将入相、造福黎民的理想吹得烟消云散？是那个号称“盛世”的魍魉世界。是什么把本应为民造福的官吏变成狼贪虎猛、虚肚鬼王？是那个把读书人一网打尽的科举制度。是什么把蒲松龄珍爱的人间至情——父慈子孝、夫妇和美、朋友相欢——变成了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乌眼鸡？是那些口头上标榜仁义廉耻、骨子里男盗女娼的大人先生。绛妃，非花神，非倩女，蒲松龄自谓也。

美国著名哲学家罗伊斯在《近代哲学精神》一书中有句名言：“全部哲学就在于了解我是谁，我是什么，以及更深邃的自我是谁。”他进一步阐述：“这个真实的自我是无限的，无涯的，浪漫的，神圣的，只有诗人和其他的各种天才能在梦境中把握它。”《绛妃》是蒲松龄天才的自我分析，浪漫的自我表现，神圣的自我寄托。这梦，才写得激情满纸，情文并茂。

小人得志黄粱梦

沈既济《枕中记》（又名《吕翁》）写衣衫破败的邯郸卢生对道士吕翁表露“生世不谐，困如是”的烦恼：“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道士授青瓷枕让其入梦，卢生梦中经历宦场沉浮，官至宰相，八十岁在富贵荣耀中死去，卢生梦醒，感叹“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放弃了求功名欲望。卢生官场得意时被人陷害下狱，向往“衣短褐，乘青驹，行邯郸道中”的平民生活而不得，是著名细节。

蒲松龄《续黄粱》“异史氏曰”提出：《续黄粱》可跟《枕中记》媲美：“福善祸淫，天之常道。闻作宰相而忻然于中者，必非喜其鞠躬尽瘁可知矣。是时，方寸中宫室妻妾，无所不有。然而梦固为妄，想亦非真。彼以虚作，神以幻报。黄粱将熟，此梦在所必有。当以附之‘邯郸’之后。”

《枕中记》的主人公，即使不是贤相、名相，至少不是坏人。纵然高官厚禄、奢荡佚乐，却未糟害百姓、为患社稷。《续黄粱》里的曾某却是地地道道的坏蛋。他的梦中劣行又由现实个性生发而来，也就是说，小说梦幻的情节史是现实人物性格发展史。小说开头写曾某刚刚中举，跟二三新贵游览问卜，星者见其志得意满、意气扬扬而故意吹捧他（“佞谀之”）。受恭维后曾某“摇箑微笑”，一副小人得志之态。接着问星者：“有蟒玉分否？”官迷心窍。星者煞有介事许以“二十年太平宰相”。于是“曾大悦，气益高”，众人凑趣，以宰相相贺。曾“心气殊高”，立即封官许愿：“指同游曰：‘某为宰相时，推张年丈作南抚，家中表为参、游，我家老苍头亦得小千把，于愿足矣。’”还没做官就视公器为私物，连他家里的仆人都可带兵做官，真是一人得志，鸡犬升天。曾某仅是个举人，能不能做官，能做多大的官，还都是未知数，离宰相更是差十万八千里。但他的表现却已可肯定，这样的人做宰相，绝对不是黎民之福、社稷之福。

续黄粱

聊斋故事常有对狂妄者当头棒喝的高人。曾某以“宰相”招摇过市时，有位“深目高鼻”、宛如域外人的高僧不瞅不睬，“偃蹇不为礼”，冷眼旁观并决定给狂徒训饬：让他入梦，瞬息间尽享宰相威福，然后再痛切感受恶相的惨烈下场。

《续黄粱》写梦之妙，在于既像是真，又像是假；表层是真，深层是假；乍看是真，琢磨是假。写梦之妙还在于，梦境虽如万花筒，却与现实人物性格逻辑相符。《续黄粱》中的宰相，既没有宰相常有的拯荒救溺、经纶在抱，也没有宰相应有的雍容大度、气宇轩昂。梦中宰相亮相倒很像京剧小丑登场：曾某见二中使捧天子手诏，请“太师”商国计，“得意，疾趋入朝”。这“得意”，是穷人乍富的得意，是孝廉一步登天为太师的得意。“疾趋”描绘脑袋前倾、飞快小跑的形态，活画出名曰“太师”者实在沐猴而冠、缺乏宰相应有派头。倘若真是太师，皇帝召唤是家常便饭，会宠辱无惊，坐着八抬大轿、前呼后拥、喝道入朝，下轿后再迈着四方步上金殿。决不会一听皇帝有请，就受宠若惊、得意忘形，急急忙忙、颠颠地小跑入朝，宛如北京人挖苦的“翠白”（跑街）。接着，天子“温语良久”，命三品之下官员由曾某说了算，并重加赏赐。曾某家居也今非昔比，穷极壮丽，“自亦不解，何以遽至于此”。孝廉忽成宰相，似真非真、将信将疑，颇符合从现实渐入梦境的细微真实。

然后，曾某很快进入“宰相”角色，且是贾似道、秦桧式宰相角色：“捻髯微呼，则应诺雷动​‍‌‍​‍‌‍‌‍​‍​‍‌‍​‍‌‍​‍​‍‌‍​‍‌​‍​‍​‍‌‍​‍​‍​‍‌‍‌‍‌‍‌‍​‍‌‍​‍​​‍​‍​‍​‍​‍​‍​‍‌‍​‍‌‍​‍‌‍‌‍‌‍​。”走门子的一个接一个：“伛偻足恭者，叠出其门。”权倾一时，气焰熏天，美色声乐，应有尽有，一概是“宰相”排场。但势利小人脾气却像孙悟空七十二变、怎么也变不掉的尾巴：曾某对各级官员的态度完全无宰相水准。在稍有水平的宰相眼中，六卿也好，侍郎也好，更低一级官员也好，都是下级，应一视同仁，以示宽厚仁爱。只有势利小人才会看人下菜碟。而曾某正是这样做的，以对方官职的高低决定自己迎接的规格。小人得志，鸡犬升天。曾某惦着当年周济自己的王某：“我今置身青云，渠尚蹉跎仕路，何不一引手？”不经考试，不经考选，让王某任谏议要职。对跟自己过不去的郭太仆，则组织围攻，“弹章交至”，将其削职。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曾某却睚眦必报，还觉得“恩怨了了，颇快心意”，这正是市井小人特点。甚至于他偶出郊郭，醉汉不小心冲撞了仪仗队，也被押送京兆，立即打死。做了宰相的曾某仍对昔日东邻女垂涎三尺，利用宰相威势抢到手，且“自顾生平，于愿斯足”。一切的一切，极写宰相权威，又隐写势利小人本色。

《续黄粱》用梦境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写围绕宰相的高官群态：他们，是些“伛偻”着身子，低声下气、奴颜婢膝出入宰相之门的钻营者；他们，是些即使对曾某横行不满却只是“窃窃”、“腹非”的明哲保身者；他们，是些尸位素餐、只享受俸禄不尽责任者，宛如朝廷那些仪仗马，只会在金銮殿呆立，一声也不敢叫。《续黄粱》用梦境对官场做全景式素描，大大加强了思想力度。

梦中的包学士上疏，是正直官员对不法宰相的弹劾，其实是蒲松龄对黑暗官场、特别是高级官吏的综合认识，他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将台阁重臣卖官鬻爵、结党营私、鱼肉人民、声色狗马、荒淫无耻的丑恶嘴脸揭露无遗。包龙图是宋代著名清官，让他出来弹劾曾某，既带奇崛幻想色彩，又符合“忠臣”身份。

在唐传奇中，梦中高升者罢官，就是梦的结束。《续黄粱》却不是这样，曾某梦中罢官后先在流放途中为深受其害的“乱民”所杀，进入阴间，被铁面无私的阎罗按生前罪孽严惩，最后雪上加霜，转世为贱女……

正当梦中受尽磨难的曾某觉得十八层地狱也无此黑暗时，被高僧唤醒，惨淡而起，知道梦中一切是高僧对他骄纵之态的点化，听到“修德行仁，火炕中自有青莲”的劝谕，曾某的台阁之想淡化，“入山不知所终”。

世间少了一个可能的恶相，山中多了一个静修的高人。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