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书生洋相大全

人们经常注意《红楼梦》“忽喇喇似大厦倾”、“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世纪末”情绪，其实在《聊斋志异》中世纪末情绪已出现，且主要表现在应是时代良心、应决定时代道德取向的知识分子身上​‍‌‍​‍‌‍‌‍​‍​‍‌‍​‍‌‍​‍​‍‌‍​‍‌​‍​‍​‍‌‍​‍​‍​‍‌‍‌‍‌‍‌‍​‍‌‍​‍​​‍​‍​‍​‍​‍​‍​‍‌‍​‍‌‍​‍‌‍‌‍‌‍​。从许多聊斋书生身上，你再也看不到屈原宁赴湘流葬身鱼腹不以皓皓之白蒙尘的高洁，看不到庄子把宰相位置看成“腐鼠”的清高，看不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躬耕田亩的骨气​‍‌‍​‍‌‍‌‍​‍​‍‌‍​‍‌‍​‍​‍‌‍​‍‌​‍​‍​‍‌‍​‍​‍​‍‌‍‌‍‌‍‌‍​‍‌‍​‍​​‍​‍​‍​‍​‍​‍​‍‌‍​‍‌‍​‍‌‍‌‍‌‍​。聊斋许多书生不再立德立功立言，不再是社会良知，不再有傲骨志气，也不再胸藏万卷，下笔千言，目光远大，飘逸清高，而是见利忘义甚至见钱眼开，成了利欲熏心的禄蠹，拍马钻营的小丑，吹吹乎乎的牛皮大王，不知夫妇情为何物的呆子，绣花枕头一包草，甚至干脆成了梁上君子，真是丑态毕露，洋相出尽​‍‌‍​‍‌‍‌‍​‍​‍‌‍​‍‌‍​‍​‍‌‍​‍‌​‍​‍​‍‌‍​‍​‍​‍‌‍‌‍‌‍‌‍​‍‌‍​‍​​‍​‍​‍​‍​‍​‍​‍‌‍​‍‌‍​‍‌‍‌‍‌‍​。

飞黄腾达白日梦

聊斋书生成了眼中只有“金榜”的功名狂。王子安的白日梦是典型。

王子安是东昌府名士，科举考试多次考不中。乡试发榜时，他喝得醺醺大醉躺到卧室里。有人来说：“报喜的来啦！”（“报马来！”）王子安踉踉跄跄爬起来，说：“赏钱十千！”家人知他醉了，骗他说：“只管睡，赏过啦。”一会儿，又有人说：“您中进士啦！”王子安大喜，跳起来喊：“赏钱十千！”家人又骗他：“赏了。”又过一会儿，有人进来说：“您在金銮殿经过皇上面试点了翰林啦，长班（随从）在这。”（“汝殿试翰林，长班在此。”）王子安看到两个穿戴整洁的人在床前叩头，立即喊：“快赏长班酒饭。”家人又骗他，说赏了，却暗笑他醉得厉害。王子安想：既然做了翰林，不可以不出去向乡里们炫耀一番，大叫：“长班！”等了好一会儿，长班才来，王子安捶床大骂：“愚笨的奴才，跑哪儿去了？”长班愤怒地说：“穷酸无赖！跟你开玩笑哩，真骂？”（“措大无赖，向与尔戏耳，而真骂耶？”）王子安火了，跳起来扑长班，打落了他的帽子，自己也跌到床下。妻子进来，扶他起来，说：“怎么醉成这样子！”王子安说：“我的长班太可恶，得好好惩罚他。”王妻笑了，说：“家里只有我这老婆子，白天给你做饭，晚上给你暖脚，哪来长班伺候你这把穷骨头？”（“家中止有一媪，昼为汝炊，夜为汝温足耳，何处长班，伺汝穷骨？”）王子安如梦初醒，才知道所有事都是虚幻的。他找到门后边，发现长班戴的红缨帽，像小酒杯大小。王子安知道自己上了狐狸精的当，感叹：“过去人给鬼捉弄、调侃，我今天给狐狸精耍了一把。”（“昔人为鬼揶揄，吾今为狐奚落矣。”）

王子安这种类似于精神病的心理状态，源于生活中长时间的期待和压抑。王子安是东昌名士，科举功名中却处于最底一层，是秀才，跟蒲松龄一样。进士、翰林是读书人飞黄腾达的巅顶，是王子安心中的梦想，但如果不能闯过乡试成为举人，进士和翰林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跟其创造者蒲松龄一样，王子安不能不一次次参加乡试，然后再一次次咀嚼落第的苦楚。

王子安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做官”情结？因为，“做官”实在太重要了。蒲松龄晚年写成的《夏雪》描写越来越上骄下谄的社会风气。他写下某些功名和官位的称呼变迁，因为对官位的崇拜和对官吏的畏惧，人们对官僚的称呼越来越谄媚，越来越“恭敬”，过去的“老爷”变成了“大老爷”，过去的“大人”变成了“老大人”；官吏的妻子也水涨船高，得到更高尊称。蒲松龄这样说：“世风之变也，下者益谄，上者益骄。即康熙四十余年中，称谓之不古，甚可笑也。举人称‘爷’，二十年始；进士称‘老爷’，三十年始；司、院称‘大老爷’，二十五年始。昔日大令谒中丞，亦不过‘老大人’而止，今则此称久废矣。”称呼的变迁，生动地说明了“官本位”的厉害。有了官位，就成为人上人，就有了社会地位，也就有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做官不仅可以光宗耀祖，而且官越大，权柄越大，财富越多，美女越多，无怪乎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挤到求官路上；无怪乎王子安在乡试后热切等待，要做进士、翰林的白日梦。

王子安

读聊斋这些阳世、阴间书生求官的悲惨故事，读王子安白日升官的可笑梦境，我们不免感到聊斋书生欲望的偏狭——做官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在聊斋书生身上，你找不到庄子式纯粹的飘逸，找不到屈原式真正的忧国忧民，找不到李白式豪放，找不到杜甫式大济苍生，找不到白居易、欧阳修等“文章太守”的气度和胸怀，找不到苏东坡式倜傥潇洒，也很少能找到诗情画意，这样的文学阅读，实在有点儿乏味，有点儿缺少美感。官迷心窍成了聊斋书生的生活中心，却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它是由一千多年科举制度积淀而成，又因作者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阅历造成。十九世纪末，中国国门初开，读书人受“官本位”教育一事，就曾让外国人瞠目结舌。1875年《纽约时报》报道：有位英国记者在一家中国学堂入门处，发现一具贴着红“喜”字的棺材。记者了解到：学堂所学内容，就是四书五经这类“圣贤书”，而读圣贤书的目的，是为升官发财（谐音“棺材”）。记者感叹：中国的教育不是为了让学生学知识，只是为了求官，“把教育限制在如此狭窄的道路上，致使人的心智就像大清国女人的小脚一样被挤压而萎缩”。读书人求功名的过程，成了正常心智逐步死亡的过程，王子安的白日梦不过是心灵死亡的表现之一。

牛皮大王当场出丑

王子安有才能而屡考不中，王勉则相反，小有才而科场领先，又因文场得意随意辱骂朋友，给许多人造成伤害。道士崔真人告诫他：你虽有智慧却“被轻薄孽折除几尽”。利欲熏心、吹牛皮是“轻薄孽”的主要表现。道士试图用世外仙境消除王勉的尘世之想，将王勉带到天宫，骑龙、骑虎、骑鸾凤的神仙纷至沓来。面对五彩灿烂的天界，长生不老的仙人，美丽如画的仙女，开胸荡魄的仙乐，王勉虽“心动”，但最终起作用的，是人间过眼烟云的功名。他认为凭自己“才调”，求富贵像拾草芥，有了富贵还愁没美女？崔真人感叹他“梦梦不可提悟”。让他一个跟头落汤鸡一样跌到仙人岛受教育。王勉仍然自我感觉良好，对救他的采莲女自称“我中原才子”，对仙人岛桓公自吹“某非相欺，才名略可听闻”​‍‌‍​‍‌‍‌‍​‍​‍‌‍​‍‌‍​‍​‍‌‍​‍‌​‍​‍​‍‌‍​‍​‍​‍‌‍‌‍‌‍‌‍​‍‌‍​‍​​‍​‍​‍​‍​‍​‍​‍‌‍​‍‌‍​‍‌‍‌‍‌‍​。桓公将爱女许配给他。在仙人岛的宴会上，世外仙女芳云和绿云对“中原才子”的教育开始，她们重点挖苦、嘲讽王勉的“闱墨”，也就是他赖以取得功名的诗文，出现一幕幕令人喷饭的场面。

王勉在宴会上诵近体诗一首且“顾盼自雄”，芳云立即对王勉的诗句“一身剩有须眉在，小饮能令块磊消”做了这样的解释：“上句是孙行者离火云洞，下句是猪八戒过子母河也。”王勉“须眉”“块磊”二句本是表达读书人的志向远大，“须眉”是男子汉大丈夫胸怀大志之意，“块磊”是因不得志而郁闷。芳云指鹿为马，用《西游记》孙悟空被燎猴毛、猪八戒吃子母河水怀孕曲解王勉诗意，将表达怀才不遇情绪的诗歪曲成滑稽的笑柄，结果“一座抚掌”；王勉接着诵自己写的《水鸟》诗“潴头鸣格磔”，芳云马上续个“狗腚响弸巴”，“潴头”是水停积的地方，“格磔”是水鸟的叫声，本来是不错的写景诗句，芳云却用同音字“猪头”谐“潴头”，用严格的对仗，骂他的诗是狗屁，又闹了个“合席粲然”！王勉受仙女嘲弄虽有惭色，却本性难移，又自我吹嘘，他认为世外人必不知八股文的事，就炫耀他科举考试中夺冠之作，考题为《孝哉闵子骞》，开头这样写：“圣人赞大贤之孝……”谁知，“冠军之作”的牛皮又被仙人岛的仙女一语戳破，绿云说：圣人不可能用表字称呼自己的弟子，“孝哉闵子骞”只能是别人说的话，不可能是圣人的话！绿云揭了老底，王勉意兴索然，厚着脸皮继续朗读“冠军之作”和考官评语。考官夸王勉文章“字字痛切”、“羯鼓一挝，则万花齐落”，把王勉的文章吹到天上，芳云把评语改窜为“‘痛’下去‘切’”，“羯鼓当是四挝”，对王勉文章的评价就变成了“‘痛’则‘不通’”和“不通又不通”！王勉是累冠文场的人物，他之所以动不动以中原才子自居，动不动以“才名略可听闻”自吹，这类“冠军之作”不啻他的精神支柱。两位妙龄少女却用风趣的点评让王勉明白，不仅他科举考试的“冠军之作”根本不通，连考官的题都出错了。“王初以才名自诩，目中实无千古；至此，神气沮丧，徒有汗淫。”桓公为帮王勉下台，又是敬酒，又是谢过，还“谀而慰之”地出个“王子身边，无有一点不似玉”的对子，绿云就棍打狗，应声对上一个“黾翁头上，再着半夕即成龟”，用王勉的字“黾斋”取笑，讽刺中原才子变成了缩头乌龟。王勉在宴会上一再自吹自擂，仙女逐一反驳，将他挖苦得体无完肤。

宴会之后入洞房，王勉“视洞房中，牙签满架，靡书不有”，而芳云诗词歌赋，无所不知，问一答十，问十答百。王勉整天对圣贤书顶礼膜拜，芳云却大胆地拿圣人经典开玩笑，王勉这才知道自己只懂得那点儿八股文，不过是井底之蛙。芳云又以“从此不作诗，亦藏拙之一道也”相劝。王勉终于知道“中原才子”跟偏僻小岛的少女相比，既无才气可言，又无学问可恃，“大惭，遂绝笔”。“自念富贵纵可携取，与空花何异”，他不再动辄吹牛，还彻底丢失了功名之念。

自我膨胀、不知天高地厚、动辄翘尾巴的王勉，从跟天仙交往到与地仙结合，因受了世外才女刻骨铭心的教训和别出心裁的点拨，终于反躬自省、修身养性，明白“天外有天”，掂出自身真实分量，夹起尾巴做人。《仙人岛》是非常有哲理意味的故事，因为小说插进许多对经典的曲解性“解读”和对前人诗词的创造性“歪用”，阅读上可能有一定障碍。

金盆玉碗盛狗矢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是千百年来读书人的信条；学者立言，贵乎不朽，是千百年来读书人的座右铭。科举制度下读书人是否还将文章视为千秋大业？是否还相信“立言”？不。他们实际得很也势利得很，他们，不再用文章关心经国之大业；他们，不再创造千古流传的美文；他们，不再抒发真情实感。他们总是千方百计迎合“应制”文体，将自己拉到“科举”这张魔鬼的床上，长了截短，短了拉长。哪怕靠“金盆玉碗贮狗矢”，靠螃蟹、蛤蟆写出的文章，只要能获得功名，就心安理得，求仁得仁。

贾奉雉才名冠一时却屡试不中，他遇到“风格洒然”的郎生，郎生评价贾奉雉的文章确实好，但到科举考试中，肯定不中用。郎生解释：“仰而跂之则难，俯而就之甚易。”贾奉雉考不中不是因为文章写得不够好，而是写得不够坏！只要将自己降低到科举考试要求，就能如愿以偿！贾奉雉信奉“学者立言，贵乎不朽”，郎生告诉他：除非你决心抱卷终老，否则你就得学习掌握速朽的应试文字。因为考官只懂得也只欣赏这样的文字：“帘内诸官，皆以此等物事进身，恐不能因阅君文，另换一副眼睛肺肠也。”贾奉雉写的好文章，郎生“不以为可”；贾奉雉将“阘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郎生偏偏说“得之矣”，还“坚嘱勿忘”。郎生在贾朗诵一过后，以符写背，贾奉雉进入考场后，只记得这滥污文字，不得不“直录而出”。他居然因此中经魁！贾奉雉“阅旧稿，一读一汗。读竟，重衣尽湿”。认为写出这样文章，没脸见天下人，惭愧之至，自贬这根本就是“金盆玉碗贮狗矢”，决心遁迹山林，与世长绝。

贾奉雉

《贾奉雉》写到此，已难能可贵地创造了《聊斋志异》中少有的、强调精神追求的人物形象。意味深长的是，聊斋先生的笔没有到此为止，而是继续写仙游归来的贾奉雉：百年后，贾奉雉从仙乡回到人间，发现因为他坚持信仰“贵乎不朽”而不去追求功名，他的子孙都贫穷落魄。贾奉雉不得不捡起狗矢文字，并靠这样的文章做了高官。贾奉雉对“狗矢”文字的决绝和“回归”，描绘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违背良知的悲哀。

贾奉雉用“金盆玉碗盛狗矢”，其他一些读书人如何取得功名？真是蛇有蛇路、鸟有鸟路，旁门左道层出不穷：

《阿宝》中的孙子楚是个呆子，在乡试之年，他入闱前，几个书生捉弄他，拟了七个隐僻之题，悄悄告诉他：“此某家关节，敬秘相授。”孙子楚信以为真，昼夜揣摩制成七艺。书生们背后幸灾乐祸地等着看孙子楚的洋相。没想到“典试者虑熟题有蹈袭弊，力反常径，题纸下，七首皆符，生以是抡魁。明年，举进士，授词林。”孙子楚高中，用俗话说叫“弯刀对着瓢切菜”，完全靠运气。

《三仙》对取士文体做了富有谐趣的辛辣挖苦：某士子参加乡试途中，路遇三个秀才，谈吐极为风雅，他们邀请士子到“门绕清流”的家中饮酒，且以“场期伊迩，不可虚此良夜”为由，设题作文。秀才喝得大醉，醒来发现“四顾并无院宇，惟主仆卧山谷中。大骇，呼仆亦起，见旁有一洞，水涓涓流溢，自讶迷惘。视怀中，则三作俱存。下山问土人，始知为‘三仙洞’。盖洞中有蟹、蛇、蟆三物，最灵”。士子进入乡试的考场，惊讶地发现，考试题目竟然就是“三仙”写过的！他将“三仙”的文章照搬试卷上，高中解元！

螃蟹、蛇、蛤蟆，素常在人们眼中，是最不为称道的生物。俗语讽刺字写得不好时，常用“像螃蟹爬的”，螃蟹爬出的文章，竟然造就一位跟唐伯虎同样功名的人物！多深刻、多幽默的讽刺！

不懂夫妇爱的书痴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座右铭，表面是劝学格言，其实是源远流长的“官本位”权威表述。读书才能做官；做官才能得到金钱、利禄、美女​‍‌‍​‍‌‍‌‍​‍​‍‌‍​‍‌‍​‍​‍‌‍​‍‌​‍​‍​‍‌‍​‍​‍​‍‌‍‌‍‌‍‌‍​‍‌‍​‍​​‍​‍​‍​‍​‍​‍​‍‌‍​‍‌‍​‍‌‍‌‍‌‍​。这“书”不是《庄子》，不是《楚辞》，不是《史记》，不是唐诗宋词，不是小说戏曲，更不是《天工开物》《本草纲目》，是四书五经，也仅是四书五经。因为功名利禄的诱惑，聊斋书生的生活重点只有四书五经，生活情趣也只有四书五经，变得像《冷生》里的读书人一样，喜怒无常，像得了神经病；变得像《苗生》里的读书人，什么真正学问也没有，只知道八股文，还要摇头摆尾、煞有介事、不厌其烦地读给根本不想听的人听，连赳赳武夫都说这样的文章一点儿文采也没有，“只宜向床头对婆子读耳，广众中刺刺者可笑也”。这帮互相赞赏、互相吹捧的酸书生，终于使得忍无可忍的苗生变成一只斑斓猛虎扑向他们。《苗生》这戏剧性、寓言性结局暗喻臭不可闻的“闱墨”以及钟情于它们的书生都该从世界上全部消失。

《聊斋志异》写受四书五经毒害的书生莫过于《书痴》。郎玉柱对四书五经痴迷到近于痴呆，“昼夜研读，无间寒暑”，“见宾亲，不知温凉，三数语后，则诵声大作”。大风将他的书刮走，让他无意中陷足古人窖藏的粮食中，他大喜，认为读书读出“千钟粟”。在书架上发现个金辇，认作“金屋”之验，拿出炫耀，被告知是镀金。恰好他父亲的同年（一起考中功名者）来做观察使，有人劝郎玉柱将金辇送他。得到三百两银子、两匹马回赠，郎玉柱便认为金屋、车马都应验，是他读书感动了上帝。越发苦读不已。这个三十岁不结婚的痴书生曾宣布：“‘书中自有颜如玉’，我何忧无美妻乎？”看到《汉书》第八卷中夹着个眉目如生的纱剪美人，骇曰：“书中颜如玉，其以此应之耶？”名唤“颜如玉”的仙女真正来到郎玉柱身边后，年已而立的郎玉柱却不懂男女情爱为何物，还要请教颜如玉：“凡人男女同居则生子，今与卿居久，何不然也？”颜如玉授以“枕席工夫”后，他又乐极：“我不意夫妇之乐，有不可言传者。”“逢人辄道”成了笑柄。贾宝玉说：圣贤书将好人变成禄蠹。郎玉柱却告诉我们：死读圣贤书，使人越读越傻，读到连夫妇之爱都不知为何物了。郎玉柱“不知为人”的情节，是中国古代小说写知识分子最具谐趣性、幽默感的章节之一。

书痴

在教会了床上为人后，颜如玉让郎玉柱学习似乎根本与“读书”与“功名”不相干的东西：下棋、赌博、弹琴。郎玉柱以琴棋博艺外出交朋友，倜傥之名暴著。颜如玉说：“子可以出而试矣。”现今社会强调“智商”之外的“情商”教育，郎玉柱就是“高分低能”。他缺少的不是书本学问，而是为人处世的学问。他通过下棋赌博认识社会、提高处事能力，反而有利于考试。但从另一方面看：想升官并不需要真正的学问，只需要会拉关系就行，会赌博会下棋就可以。

书痴郎玉柱那份痴迷，那份呆傻，是古代小说中极少见的人物，更耐人寻味的是此人后来的变化。县令想夺颜如玉，将郎玉柱害得家破人亡。残酷的现实，让书痴大开眼界：必须不择手段地爬上去，爬上去可以作威作福，爬不上去就被人欺凌！郎玉柱学会了一系列政治斗争手段，中进士后，处心积虑到仇人家乡做官，细心查访仇人恶迹，终于“籍其家”，报仇雪恨！郎玉柱从只知道书斋死读书到在官场熟练地走门子；从软弱无助、像待宰羔羊的受害者，到纵横捭阖、像狡猾狐狸复仇；从心思单纯的书痴到心机缜密的官员，郎玉柱做官前后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是单纯书生“成长”为擅长钩心斗角的官员的典型个案，令人沉思。

绣花枕头和梁上君子

如果说书痴是明显受四书五经腐蚀的书生形象，那么可以说，绣花枕头和梁上君子，则是蒲松龄创造的隐蔽性、深层次受四书五经腐蚀的书生形象。

先看绣花枕头。嘉平公子，是位“入郡赴童子试”者，也就是要用自己读的圣贤书去考秀才。他“风仪秀美”，温姬一见倾心，愿托终身。当温姬吟诗希望公子奉和时，公子“辞以不解”，让温姬觉得不可理解但仍然留恋公子。试后温姬随公子回乡，被发现为鬼，公子家人百术驱逐不得。当温姬看到公子谕仆帖误“椒”为“菽”，误“姜”为“江”，误“可恨”为“可浪”时，留打油诗一首拂袖而去：“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为娼！”嘉平公子到底考中没有，蒲松龄始终没写，很多聊斋评论家都将此篇看作是对纨绔子弟的调侃，其实，将此篇看作是对四书五经痴迷者的调侃未尝不可：诗词一概不知，写个简单帖子都错字连篇，却要参加科举考试，这“童子试”考什么？提倡什么？不言而喻。

嘉平公子

再看梁上君子。读圣贤书读不出期望的效果时，读书人可能比一般老百姓还要悲惨。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家贫又想读书，只好偷书，结果给打断了腿。蒲松龄在《闹馆》中写到读书人的尴尬：一心只读圣贤书，没有任何其他求生本领，还不如厨师等手艺人可以养活一家老小。有的读书人既想享受富贵生活又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干脆变成梁上君子：姬生白天在人前充圣人门生，夜晚入户行窃。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个人物偏偏“岁试冠军，又举行优”，居然“品学兼优”！《雨钱》里的秀才也热望不劳而获：他认识了言谈优雅的老翁，不向老翁问道解惑而向老翁要钱，老翁略使法术，让金钱纷纷从梁间落下，“秀才窃喜，以为暴富”。当刹那间金钱化为乌有时，秀才非但不认为这是老翁对他的警示而幡然悔悟，反而埋怨老翁，结果被劈头盖脸地痛斥一番：“我本与君文字交，不谋与君做贼。便如秀才意，只合寻梁上君交好得。”

《河间生》写河间某生开始与狐交往时，还有所警惕，保持一定的距离，后来就羡慕起狐的“廊舍华好”“茶酒香冽”，渐入邪道，以至于随狐乘风千里之外，干起鸡鸣狗盗勾当。狐可以随意取酒楼诸人的食物，唯独不敢取一位正人的金橘。河间生由此意识到：狐不敢祟正人，看来跟狐近者必为邪祟。他刚有了这个“自今以往，我必正”的念头，便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河间生盲目地随从狐时是到了“楼上”，等他清醒时，这“楼上”竟然是“梁间”，楼上客人即梁上君子，书生一不留神成了小偷。

“圣贤书”造就了绣花枕头，从“圣贤书”到“梁上君子”，只有一步之遥，是蒲松龄通过读书人遭遇留给后世的深刻启示。

郭生

《郭生》则写了为求取功名的书生如何实用主义地利用狐仙。死读书却总是读不出效果的郭某，二十多岁，文章写不好，还错别字连篇​‍‌‍​‍‌‍‌‍​‍​‍‌‍​‍‌‍​‍​‍‌‍​‍‌​‍​‍​‍‌‍​‍​‍​‍‌‍‌‍‌‍‌‍​‍‌‍​‍​​‍​‍​‍​‍​‍​‍​‍‌‍​‍‌‍​‍‌‍‌‍‌‍​。他的文章常被狐仙涂抹，郭生很生气。他的朋友发现，狐仙改文章“似有春秋”，告诉郭生，应该以狐仙为师。此后，郭生写了文章就放在房间里任凭狐仙改。在狐仙指导下，郭生考上了秀才。他感激狐仙，经常摆上鸡鸭鱼肉给狐仙吃，他需要参考哪些文章，也让狐仙替自己决定。后来他觉得自己的文章已经写得不错了，就实用主义地不再给狐仙准备酒菜，也不相信狐仙对文章的修改，干脆把文章锁起来。狐仙在郭生锁着的文章卷面上画上一个四道，一个五道，飘然离去。结果郭生在秀才岁考中考了一个四等一个五等，不及格。蒲松龄借这个故事讽刺夜郎自大、过河拆桥的书生。

蒲松龄极富功名心，经常注目功名世界，又因为关注功名世界发现相当多的知识界脓疡，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聊斋中有相当多的读书人洋相。但一个伟大作家，总会有对社会不太偏颇的视角。当一个人不在意功名利禄，而在意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在意人的精神追求时，可以过得坦荡、舒心、潇洒，这是聊斋一部分知识分子呈现的精神状况。除了书生洋相外，《聊斋志异》写了各种各样知识分子，有的春风得志不忘报国，有的洁身自好注重修养。他们以各自的人生价值选择，绘成封建社会多彩多姿的“众士图”。除《儒林外史》之外，从没有一部小说像《聊斋志异》这样关心知识分子特别是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命运。对知识分子恒定的关怀，是《聊斋》永恒的魅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