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商业繁荣的精彩画卷

蒲松龄是穷书生，长期做家庭教师，生活在穷乡僻壤，没经过商，可是他生活的特殊时代、特殊地区、特殊家庭，给了他商品经济的特殊感受​‍‌‍​‍‌‍‌‍​‍​‍‌‍​‍‌‍​‍​‍‌‍​‍‌​‍​‍​‍‌‍​‍​‍​‍‌‍‌‍‌‍‌‍​‍‌‍​‍​​‍​‍​‍​‍​‍​‍​‍‌‍​‍‌‍​‍‌‍‌‍‌‍​。蒲松龄生活的时代，商业经济相当活跃，某些生产部门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增强；他终生乡居，家乡是齐文化发祥的重利的地方，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大运河穿境而过，京城数日可至，贸易连通四海​‍‌‍​‍‌‍‌‍​‍​‍‌‍​‍‌‍​‍​‍‌‍​‍‌​‍​‍​‍‌‍​‍​‍​‍‌‍‌‍‌‍‌‍​‍‌‍​‍​​‍​‍​‍​‍​‍​‍​‍‌‍​‍‌‍​‍‌‍‌‍‌‍​。明代中期以来，山东是经济率先繁荣的地区之一​‍‌‍​‍‌‍‌‍​‍​‍‌‍​‍‌‍​‍​‍‌‍​‍‌​‍​‍​‍‌‍​‍​‍​‍‌‍‌‍‌‍‌‍​‍‌‍​‍​​‍​‍​‍​‍​‍​‍​‍‌‍​‍‌‍​‍‌‍‌‍‌‍​。蒲松龄的父亲科举不利，靠经商成为小康之家。蒲松龄自幼耳濡目染，对商业和商人特别感兴趣，也比较了解。《聊斋志异》有七十多篇文章与商业或商人有关，数目仅次于写狐仙的篇章。《聊斋志异》描写的商业经营五行八作，天南地北。有开店出售的坐贾，有流动贩卖的行商，有隔省贩卖，有泛海远渡，有为商品流通服务的中介性行业（牙行、典当），也有为客商提供方便的旅栈业；有手工业作坊，有开采煤矿的商人，有富比王侯的大商人，也有小本求利的小贩。《聊斋志异》写商海风险，也写到一夜致富神话，为我们提供了真实纷繁、精彩生动的经济生活画面，像时代晴雨表标明时代商业经济的巨变。

一夜暴富的神话

王成是官宦子弟，因为懒，日子越过越穷，但他为人耿介，不贪财。他捡到一股金钗，还给失主。丢金钗的老妇恰好是王成祖父的狐仙妻子。她拿出四十两银子，让王成买夏布贩到京城，嘱咐王成：“要勤快不要懒惰，要抓紧不要懈怠，宁早勿晚。”（“粗勤勿懒，宜急勿缓，迟之一日，悔之已晚。”）王成没有悟出老太太是在指点他：在商场里，时间就是金钱。他从没吃过奔波劳碌之苦，遇到下雨就在旅馆等，结果贻误了商机，赔了十几两银子，如果他冒雨提前赶到，可以赚几倍。更不幸的是，王成剩的银子被小偷偷走了。有人劝王成到官府告状，责令店主赔偿。王成说是我运气不好，跟店主何干？店主感激王成为人忠厚，送五两银子给他，让他回家。

王成没脸见祖母，进退两难，他看到有人斗鹌鹑，一赌几千文钱。灵机一动，买了担鹌鹑回来。结果天下雨，鹌鹑渐渐死光，最后只剩下一只。王成难过得想寻死。店主人仔细观察后说：“这只鸟儿是上品，那些死去的鹌鹑，未必不是被它斗败啄死。你不妨天天驯养它，用它来赌斗也可以维持生活。”（“此似英物，诸鹑之死，未必非此之斗杀之也。君暇亦无所事，请把之，如其良也，赌亦可以谋生。”）半年多时间，王成靠斗鹌鹑，存下二十几两银子。店主人对王成说：“有个发大财的机会，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运气。”（“今大富宜可立致，所不可知者，在子之命矣。”）原来，大亲王喜欢斗鹌鹑，每到正月十五，放民间擅长玩鹌鹑的人到宫中参加斗鹌鹑比赛。店主人嘱咐王成：“斗败了自认倒霉。万一斗胜，亲王一定买你的鹌鹑，你不要答应。他勉强要你卖，等我点头才可以卖。”（“脱败，则丧气出耳，倘有万分一，鹑斗胜，王必欲市之，君勿应，如固强之，惟予首是瞻。”）王成的鹌鹑把亲王最神勇的鹌鹑斗得垂翅而逃，亲王果然要买王成的鹌鹑，几番讨价还价后，六百两银子成交。

像蒲松龄那样的家庭教师一年工钱不超过八两银子，一只小鹌鹑相当于他工作六十年。这就是商品经济的奇迹：一只小鹌鹑和六百两银子的“中人之产”绝对不成比例，却变成两相情愿的交易。《王成》写的斗鹌鹑、卖鹌鹑，似诙谐谈笑，却蕴藏不少商业经营章法和经商心理。比如：要眼明手快地抓住稍纵即逝的商机；要看人下菜碟地揣摩经营对手的心理。给王成出谋划策的店主显示了出众的商业才能。这位旅栈业老板见多识广，富有商场经验和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观察。他带王成进宫斗鹌鹑，先等其他人的鹌鹑斗败后才登场，其他人的鹌鹑成了王成鹌鹑的铺垫。店主深知亲王既嗜好鹌鹑又挥金如土，王成的鹌鹑一旦把宫中御鹑斗败，就奇货可居。他告诉王成要价一千两，要王成沉住气，吊亲王的胃口。王成缺乏商战经验，能得六百两银子已喜出望外。按店主分析，稍一拖延，亲王肯定上钩，八百两银子可以到手。像王成这样虽然懒却诚实善良侥幸致富的人物，像店主这样审时度势、思维敏锐、有经营头脑的人物，堂而皇之地登上了聊斋舞台，成为聊斋人物的重要门类。

王成

从贱商到重商

《聊斋志异》描写了由贱商到重商的情况。中国是个长期重农抑商的国家，以躬耕田亩为荣，鄙薄经商取利​‍‌‍​‍‌‍‌‍​‍​‍‌‍​‍‌‍​‍​‍‌‍​‍‌​‍​‍​‍‌‍​‍​‍​‍‌‍‌‍‌‍‌‍​‍‌‍​‍​​‍​‍​‍​‍​‍​‍​‍‌‍​‍‌‍​‍‌‍‌‍‌‍​。司马迁在《史记》里写了《货殖列传》，就受到后世学者批判。中国封建社会人员组成“士农工商”，商处最末一等。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地位有所变化，人们对经商的看法也有所改变。蒲松龄就把商排到农的前边，他在《赌符》里说：“夫商农之人，俱有本业。”

聊斋名篇《黄英》生动地描写人们从贱商到重商的变化，写了保守文人马子才从“贱商”变为安心与商人为伍的过程。菊花是黄花，黄英蕴含菊精之意。傲霜挺立的菊花，向来是文人高洁秉性和高雅生活的象征。《黄英》里陶家姊弟和马子才偶然相识，因为种菊话题谈得投机，马子才邀请陶家姊弟住到家里。马子才本是个带“贱商”思想、自命清高的文人。他喜欢菊花，是把种菊当作陶渊明式雅事，他虽然很佩服陶氏姊弟种植菊花的才能，但当陶三郎跟他商量卖菊为生时，立即嗤之以鼻，说：“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陶生反驳马子才说：“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陶三郎的观点反映了新时代潮流：经商不“贪”也不“俗”，是“自食其力”的正当事业。陶三郎还说：“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陶三郎的话，显示出鲜明的商人意识，显示了市民阶层成熟并努力占据社会主流意识的思想倾向。马子才对卖菊花不以为然，认为是“以东篱为市井”，所谓“东篱”，指的是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采菊东篱下”、安贫乐道的高洁生活态度。马子才根据传统观念，认为种菊、赏菊是文人雅事，是精神享受，绝对不能和做买卖这类俗事联系起来。

马子才和陶三郎因卖菊的争执不欢而散，马子才丢弃的残枝劣种，陶三郎都捡了去。到菊花开放时节，到陶家买花的人车载肩负，门庭若市。马子才发现陶三郎所卖的菊花都是他从没见过的异种，他厌恶陶生的所谓“贪”，又羡慕他的菊花，“恨其私秘佳本”，想登门问罪，却发现这些所谓异种正是自己抛弃的劣枝。原来陶三郎有变劣成优的本领，他用天才的艺菊本领，让尽可能多的人欣赏到高洁的菊花，卖花为业，何俗之有？马子才佩服陶三郎非同寻常的育菊绝技，两人喝得大醉，和好如初。

在这之后，陶三郎的卖花业从北到南发展，甚至“于都中设花肆”，大张旗鼓卖花，陶家姊弟卖菊的结果是富甲一方，财大气粗，有了大片土地，雇佣很多人种花。他们靠经营菊花，从过去靠马子才接济，到享用过于世家；从过去借住马子才的荒园，到自己盖起讲究的楼房。马子才丧妻以后迎娶了黄英，马家所用的东西，都由黄家供应，几个月后，马家的东西都是从陶家拿来。马子才耻以妻富，认为黄英破坏了他的清风高名，他特别不能忍受卖菊亵渎东篱，不乐意过仰仗妻财的华贵生活。他埋怨黄英：“仆三十年清德，为卿所累。今视息人间，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穷耳！”

马子才的话语，表达出两种传统观念：其一，传统男性观。在封建社会中，女性“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没有社会生存能力，仰男人鼻息生活。黄英不仅养活自己，还养活了丈夫，马子才非但不以她为荣，反而觉得伤害了男子汉大丈夫的自尊心；其二，传统重农轻商思想。在传统士子眼中，金钱是污人清白的“阿堵物”，躬耕南亩是清高，从商是追逐铜臭。几千年封建制度长期采取闭关锁国的抑商政策，使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在马子才身上就出现了富裕后要“祝穷”的咄咄怪事。

黄英回答马子才：“妾非贪鄙，但不少致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这是一番令人耳目一新的东篱经：陶渊明之所以穷，并非没有能力，而是没把精力放到求取财富上，这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用自己的劳动致富，既能使自己过得好一点儿，又为陶渊明争口气，堂堂正正，何耻之有？黄英句句在理地批评了马子才以贫为清高的酸腐论调。黄英心安理得地用古代文人用以比喻清高的菊花致富，宣言要改变马子才“祝穷”传统，结果马子才只好认输，认同了她的商业行为。

黄英

马子才和陶家姊弟之争，是新旧思想的交锋，马子才表现的是传统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大潮前的困惑和不知所措。陶家姊弟卖菊为业并向跨省区发展，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人生观。这个故事有力地说明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在商品经济浪潮中受到的巨大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黄英》写的是商品生产。不是在封建社会基于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再将剩余部分出售，而是劳动的产品就是供出卖和市场交换的商品，商品换成货币，再转化为资本再生产。这已带有了资本主义的性质特点。陶三郎“贩花为业”赚得的钱，就作为增值资本，再在“村外治膏田二十顷”，种花，卖花。这种从小商品生产分化出来的简单商品生产，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黄英》描写了社会由贱商到重商的社会变迁。说明了在蒲松龄的脑海里，经商不再是贱业，而是一种“贤豪”之举。

成为真正的女人

我们再拿《小二》来看一下蒲松龄描写的商业经济和女性地位。

《小二》写“绝慧美”的女子赵小二，因为跟父母一起参加过白莲教，受人迫害，不得不去山东益都西部一个偏僻的地方立脚。到这种偏僻的地方，一般生活比较艰难，她却生活得很好。为什么？因为小二成为一个女经营者，甚至可以叫女企业家：小二为人灵巧，经营才能超过男子。她开琉璃厂，生产的灯样子新颖，其他工场比不了​‍‌‍​‍‌‍‌‍​‍​‍‌‍​‍‌‍​‍​‍‌‍​‍‌​‍​‍​‍‌‍​‍​‍​‍‌‍‌‍‌‍‌‍​‍‌‍​‍​​‍​‍​‍​‍​‍​‍​‍‌‍​‍‌‍​‍‌‍‌‍‌‍​。虽然她的价格高却很容易卖。几年工夫，她富甲一方。小二对工人管理很严格，她的工场几百工人，没一个吃闲饭的。小二还懂得劳逸结合，闲暇时，跟丈夫下棋，喝茶，看历史文学书。她对来往账目和工人劳动，五天检查一次，自己拿着账本，丈夫点名，干活卖力的工人受到奖励，偷懒的工人罚跪。小二的工场五天一检查，检查这天休息，夫妻饮酒取乐，让奴仆们唱俚曲。小二对工人的奖励总是超过他的功劳。

从《小二》我们看到：

第一，工厂主的出现。小二“开琉璃厂”，也就是开手工业为主的工厂。小二手里的钱不是用来购置土地，再靠出租土地收取租金过活，而是选择更有挑战性的职业——开“厂”。明代以来，手工业、商业迅猛发展，人们逐渐对经营手工业和商业的看法有了转变。《小二》写的就是靠开手工业作坊发家的故事。小二琉璃厂的工人已有“数百”，相当可观，反映当时的手工业已有相当大的规模。一边生产，一边经商，是一种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结合在一起的、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新兴资产阶级，但可以看到，他们主要是靠剥削“佣工”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发财，已不是靠封建地租来享福。

第二，商品经营。在封建社会中，人们主要生产生活必需品，将剩余部分出售，小二开的琉璃厂的产品是“棋灯”，完全是供出卖和市场交换的，是地地道道的商品。

第三，《小二》反映了其他一些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小二》写道：村里二百多户人家，凡是贫穷的人，小二都根据他们的能力贷给资本，结果使得整个村杜绝了游手好闲的人。这反映了新的货币借贷关系。借贷，本来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早就出现，那时的放款对象主要是小生产者和城市贫民，借款人借款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持生活。而现在小二借贷给村民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贫者”维持生活，而是让他们作资本去经商或开作坊，去赚钱，小二则通过借贷分享剩余价值或获得利润。这种将闲置的资本转变为产业资本或商业资本的新的借贷形式，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小二

第四，《小二》塑造了新兴的资产者形象。小二是个富有活力的新型资产者，她善管理，指挥数百名手工业工人，制度严明，赏勤罚惰，是管理高手。她懂市场，懂以奇取胜，把握顾客的猎奇心理和审美要求，掌握了市场。她会赚钱，也会享受。工作之余，品茶，下棋，看书，休假日摆起酒席唱“俚曲”，就像现在唱通俗歌曲。她过的不是传统地主守财奴式生活，而带有新型享乐型资本家特点。《小二》反映了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女性的能力与地位。展示了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和趋于平等的爱情生活。小二摒弃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传统女性模式，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在她的琉璃厂中，小二豪迈地摆出了主管架势，丈夫只是一个工作上的帮手而已。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与地位的提高，使得小二成为真正的女人，不再是男人的附庸。小二还是一个善良的人，她赚了钱，就想到村中的穷苦百姓，借给他们“资本”，让他们赚钱；有时她还直接接济贫困乡民，因为她的帮助，大饥荒中，“近村赖以全活，无逃亡焉”。

《聊斋志异》讴歌了不少像小二式的“女强人”，如青梅，叫丈夫安心读书，“经纪皆自任之”，“梅以刺绣作业，售且速，贾人候门以购，惟恐不得”，生意做得很红火。鸦头开始和丈夫王生一起生活时“家徒四壁”，王生忧愁万分，鸦头就设法开个小铺，“王与仆躬同操作，卖酒贩浆其中。女作披肩，刺荷囊，日获赢余”，日子很快富裕起来。江城既勤俭，又懂买卖，在夫家仅“三年，翁姑不问家计，而富称巨万矣”。细柳“眉细、腰细、凌波细”，对家计管得更细，她起早摸黑，勤于经纪，帮儿子经商，“货殖累巨万矣”。刘夫人是个鬼妪，家里有钱却没男子，她有识人之能，判断出哪个人可以用自己的钱发财，就请诚实的廉生拿自己的钱做买卖，获利巨万，然后跟廉生四六分成。凡人小二、江城、细柳，狐女青梅、鸦头，鬼魂刘夫人，都是聪明、善良、能干的女性经营者，和封建社会所要求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女性有很大差别，已经不是只知三从四德的男性附庸，而是封建末期出现的新女性，是近代中国女商人的前身。

有钱能使鬼推磨

《聊斋志异》描写了金钱决定人生价值的社会风气的重要变化。

在商品社会里，金钱是生活的重要砝码。《白秋练》有一句话：“凡商贾，志在利耳。”金钱是商人追求的最高目标。《白秋练》写江上女子白秋练和商人之子慕蟾宫恋爱。白秋练因为听到慕蟾宫吟诗的声音害相思病，两人“互相爱悦，要誓良坚”。商人慕小寰知道了儿子的私情后，愤怒地责骂，担心儿子“召妓”损失财物。当他“细审舟中财物，并无亏损”后，便不把儿子的风流行为当作一回事。慕小寰所持的是鲜明的商人哲学，感情不感情的无所谓，只要财物不受损失就行​‍‌‍​‍‌‍‌‍​‍​‍‌‍​‍‌‍​‍​‍‌‍​‍‌​‍​‍​‍‌‍​‍​‍​‍‌‍‌‍‌‍‌‍​‍‌‍​‍​​‍​‍​‍​‍​‍​‍​‍‌‍​‍‌‍​‍‌‍‌‍‌‍​。儿子回家后，因为思恋秋练害了相思病，慕小寰为救治儿子，千方百计寻访白氏母女。虽然他“窥见秋练，心窃喜”，很欣赏她的美丽，但瞧不起秋练“浮家泛宅”，家无根底，认为门不当户不对，可他又想利用秋练来治好儿子的相思病，于是哀请白秋练和儿子幽会。一旦儿子恢复健康，他立即翻脸不认人，说白秋练虽然长得不错，但很小就在船上度日，既“微贱”又“不贞”。恰好是他只顾自己儿子的幸福而陷秋练于“不贞”的境地，然后又以“不贞”的借口嫌弃对方，明显带有自私自利的特征。聪明的白秋练洞若观火，她抓住了商人“重利”的心理的弱点，促成了自己的幸福。她对慕生说：“凡是商人都是追求利润的，我有特殊功能，能预测物价，刚才我看到你们船上的货物，都挣不到钱，你替我告诉你爹，买甲种货物，可以得三倍利；买乙种货物，可以得十倍利。等你们回到家，我的话应验了，我肯定就能做你们家的好媳妇了。”（“凡商贾，志在利耳！妾有术知物价。适视舟中物，并无少息。为我告翁：居某物，利三之；某物，十之。归家，妾言验，则妾为佳妇矣。”）对白秋练的话半信半疑的慕小寰，用少部分钱买了白秋练指定的货物，用大量的钱买了自己认为赚钱的货物。结果，他认定赚钱的大赔，白秋练指点的大赚。慕小寰立即亲自到白家下聘，欢天喜地迎白秋练进门，有钱可赚，什么门第，什么微贱，什么不贞都丢到九霄云外。白秋练针对商人重利之心诱之以利，使慕小寰前倨而后恭，他之所以迎娶白秋练为儿媳，就是因为她能预测物价，可以囤积居奇发大财。慕小寰的变化，突出“利”字。可见，在新兴市民阶层中，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已经超越门第纲常观念。

《白秋练》写的是人和白豚的奇异爱情，幻化为美丽少女白秋练的白豚保持着水族不离水的生物特点，跟商人慕小寰离不开利的商人特性相映成趣。

金钱超越门第纲常的另一个例子是《阿纤》。商人奚山偶然到古家借宿，发现古家的女儿阿纤窈窕秀弱，风致嫣然，就主动替弟弟求亲，把阿纤娶回家。阿纤本是鼠精，她善于积粟。阿纤在婚后使家中的粮食不断增加，这在经商之家看来，无疑是件大好事，合家欢喜。但当奚山等人知道阿纤出自一个卑贱低微的、甚至是“不以齿数”的鼠族时，阿纤马上遭到各种各样的谩骂和歧视，被逼出走。此后奚家境况恶化，一天比一天穷下来，最终又不得不迎回阿纤，和好如初。蒲松龄假借人鼠联姻的故事，反映在封建社会中的婚姻由于门第高下而产生的误会和纠纷，而利益最终战胜门第。

阿纤

从《白秋练》和《阿纤》看，传统门第等观念在金钱攻势下已软弱无力。《金和尚》则对“金钱万能”做了耐人寻味的描写。

金和尚名为和尚，却从不念经，从不做佛事，是个典型的流氓、市侩、恶霸地主，还是操纵市场的奸商。他靠着做杂货买卖，投机取巧，操纵市场，牟取暴利，几年内成了暴发户，买下上千亩良田，盖起几十座高房大屋，有佃户数百家。金和尚和他的弟子对佃户进行经济剥削，还污辱霸占他们的妻女。金和尚住的房子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寝室里挂着绣花帷幕，檀香木床上精美的锦绣被褥叠一尺多高，墙上美人图、山水画，都是名家手迹。金和尚出门，几十个骑马的人前呼后拥。他还跟社会上的方方面面广泛接触，控制地方官员。金和尚死了，达官贵人华丽的车马把道路都堵塞了。出殡时，丧仪的旗帜遮天盖日。殉葬的草人草马装饰着彩色金纸冥钱，车马仪仗扎了几十辆，马俑扎了千头，美人扎了百个。冥宅壮丽得像宫阙似的，楼阁房廊连绵数十亩，千门万户。各种各样的祭品叫不出名字。送葬的地方长官，恭恭敬敬，低头弯腰，好像朝见皇帝似对金和尚的灵柩行八拜之礼。

《金和尚》是篇绝好的史料。它写了商品经济导致的新型享乐型人物，写了金钱控制官场、操纵“方面大员”的史实，描绘了挂着“和尚”幌子，实际是封建地主兼奸商的生活图画，金和尚生活的极度腐朽和糜烂令人触目惊心。类似的描写有着对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画影图形的穿透力。就如泰纳在《英国文学史导论》中所说：“文学作品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想象游戏，也不是狂热的头脑的一种孤立的遐想，而是时代风尚的副本，是某种思想的表征。”

诚信和果报

蒲松龄在关注经济生活的同时，为商品社会制定道德：“诚信”和“果报”。

聊斋有些记录异闻的篇章，无意中表现出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仅从杂技表演就可以看到当时的经济十分繁荣。《鼠戏》中民间艺人扛着小戏楼，背着背囊，打鼓板，唱杂剧，歌声一起，穿着戏服的小老鼠从背囊里出来，爬上戏楼，人立而舞，男女悲欢，都跟艺人所唱杂剧内容合拍。《蛙曲》中十二个青蛙蹲在十二个小孔里边，艺人敲打青蛙的脑袋，青蛙发出鸣叫，好像弹奏乐器，宫商词曲，清清楚楚。《木雕美人》写一尺多高的木雕美人，骑在狗身上，手能动，眼睛能转，跪拜起立，演出昭君出塞，生动活泼，灵活机敏，像现代机器人​‍‌‍​‍‌‍‌‍​‍​‍‌‍​‍‌‍​‍​‍‌‍​‍‌​‍​‍​‍‌‍​‍​‍​‍‌‍‌‍‌‍‌‍​‍‌‍​‍​​‍​‍​‍​‍​‍​‍​‍‌‍​‍‌‍​‍‌‍‌‍‌‍​。从聊斋能看到杂技表演的多样化，《口技》显示了民间艺人高超的技艺，《偷桃》已经可以算大型魔术演出，而《小人》写到唯利是图的商人为了牟取暴利竟然把儿童从放学途中拐走，用药让小孩的身体暴缩，变成在盒中表演的“小人”。

《聊斋志异》真实地反映了商品经济活跃时期商人对金钱的崇拜，也批判了他们的道德堕落。唯利是图使一些商人人性扭曲、道德丧尽。《金陵乙》写一个酒商，在酒里掺水，加毒药，使酒量再大的“善饮者，不过数盏，便醉成泥”，由此而“富致巨金”。《云翠仙》中的小贩梁有才，靠妻子之力过上安逸生活，听说将妻卖与娼家便可得千金时，顿生邪念，签约把妻子卖掉，金钱使夫妻之情、人伦道德丧失殆尽。

口技

做人要诚信，经商更要诚信，不能不择手段，唯利是图。蒲松龄创造出“诚信”和“果报”相结合的道德准则，对为了金钱而昧了良心的人，给以严厉的鞭挞。他经常借用生死轮回观念表明讲诚信的人必定有好下场，巧取豪夺者必遭上天严惩：

年过八十的小商人金永年，忽然梦到神人对他说：因为你做买卖诚实，上天赐给你一个儿子。于是，他七十八岁的妻子果然生了个传宗接代的儿子；

《任秀》写任建之和申竹亭一起经商，任得了重病，囊中还有二百多两银子，他委托申竹亭把一半银子寄给妻子，另一半送给申竹亭。申竹亭把银子全部侵吞，若干年后，申竹亭在船上设赌局遇到任建之的儿子任秀，在鬼魂帮助下，申竹亭的二百两银子尽数归任秀；

《蹇偿债》写王卓向李公借了一石绿豆作资本，生前没还上，死后变成驴驹到李家来偿还……

逆子乃前世欠债者来讨还，是中国古代约定俗成的说法。蒲松龄颇喜欢这个命题，《拆楼人》写一个有地位的人无意中害死个卖油的，后来他家里盖楼正要上梁时，看到当年卖油的来了，接着听到内宅传出少爷出生的消息，于是，此人明白：这是卖油的人讨债来了。楼刚盖起，拆楼人已到了，儿子长大，果然赌博无赖，把家产荡尽。

蒲松龄还把“子讨父债”的传统命题放到商业活动里。《柳氏子》写柳西川将同伴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占为己有，同伴衔冤而死，转世为柳西川爱子，放荡奢侈，将柳西川千方百计聚敛来的财富全部荡尽后，又生起病来。柳西川有头肥驴子，儿子非吃驴肉不可，真杀了驴子，又只吃一口，像诚心作对。柳西川如此溺爱仍然不能挽回柳氏子的生命，柳氏子撒手而去，柳西川思念不已。柳西川的村人在登岱时意外遇到已死的柳氏子，柳氏子对村人个个热情对待，一听到乃父，立即变了样子，似茫然不相识。经村人说明，父子相约见面。有社会经验的店主人提醒柳西川：令郎听到你时“神情冷落，似未必有嘉意”。建议柳先躲在椟中以察辞色。柳氏子到了，听说柳某没来，大骂“老畜产哪便不来！”且说：“彼是我何父！初与伊为客侣，不图包藏祸心，隐我血赀，悍不还。今愿得而甘心，何父之有！”

柳氏子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机关算尽，都逃不脱上天的“果报”。“果报”成了无形的社会法律，“果报”担任起奖善惩恶的社会教育功能。蒲松龄想用传统观念框架汹涌的商品大潮，虽然不免迂腐，善良的愿望却也可敬。

一部文学史早就证明，现实主义作家作品都具有高度的社会认识价值。马克思说过，英国小说家狄更斯、萨克雷等“向世界指示了政治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道德家合起来做得还多”。恩格斯则认为，巴尔扎克的创作比起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统计学的大量统计更详尽、更有说服力。马克思、恩格斯对英法小说家的分析，同样适合蒲松龄对封建末期社会的反映。从《聊斋志异》看到商品经济的繁荣，商业与商人地位的提高，新的商品生产、经营模式的出现，一批新型的资产者的产生，新的社会关系与新的观念的形成，十分难能可贵。《聊斋志异》尽管不是一部清初的商业发展史，作者也无意于专门去描绘当时商业经济的种种情况，甚至很难找到一篇自始至终完整地描绘当时商业经营的作品，但一切都在那么自然而然的描写之中，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有关清初商业经济十分真实、生动、丰富的画卷，是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的极好材料。这就是蒲松龄及《聊斋志异》的伟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