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5月15日星期三
首页/红楼梦/红楼梦:薛宝钗是女中君子吗

红楼梦:薛宝钗是女中君子吗

第二一五问薛宝钗是女中君子吗君子与小人相对而言,原指一种社会地位,社会身份。自孔子以后,逐渐演变为道德的象征。有道德的,是君子;没道德的,是小人。薛宝钗所居名“蘅芜苑”,院内布置以各种香草为主,她的别号又叫作“蘅芜君”。自屈原赋《离骚》后,香草美人便成为君子的象征,那么我们说曹雪芹写薛宝钗,主观上是想写出一位女中君子,应该恰如其分。古语说“听其言,观其行”。...
第二一五问

薛宝钗是女中君子吗

君子与小人相对而言,原指一种社会地位,社会身份。自孔子以后,逐渐演变为道德的象征。有道德的,是君子;没道德的,是小人。

薛宝钗所居名“蘅芜苑”,院内布置以各种香草为主,她的别号又叫作“蘅芜君”。自屈原赋《离骚》后,香草美人便成为君子的象征,那么我们说曹雪芹写薛宝钗,主观上是想写出一位女中君子,应该恰如其分。

古语说“听其言,观其行”。看一个人是否君子,不仅要听他说什么,更要看他干什么,怎么干。在第三十四回给了薛宝钗最大的篇幅,就是在写她处理宝玉挨打这一突发事件,从中突显她的君子风度。

当袭人对宝钗说出茗烟的话,贾宝玉怕宝钗沉心,忙拦袭人说:“薛大哥哥从来不这样的,你们别混裁度。”当时薛宝钗就疑心薛蟠确实在里面使了坏,她当时心想:“难道我就不知道我哥哥素日恣心纵欲,毫无忌犯的那种心性!当日为一个秦钟,竟还闹的天番地覆,自然如今比先更利害了。”可是在表面上,她却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话,为薛蟠遮蔽:“你们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据我想,到底宝兄弟素日不正经,肯和那些人往来,老爷才生气。就是我哥哥说话不防头,一时说出宝兄弟来,也不是有心调唆。一则是个本来实话,二则也原不理论这些妨碍的小事。袭姑娘从小儿只见宝兄弟这样细心的人,你何常见过我那哥哥,天不怕地不怕,心里有什么,口里就说什么的人。”这一番话有两层意思,一者可能并不是薛蟠所说,而是因为宝玉素日不正经,结交不慎,才导致贾政生气。二者就算是薛蟠所说,也不是有意挑唆,而是无心之举,因为他素来就是那种脾气。这种辩解或称遮蔽可说天衣无缝,且又光明正大。现代读者单凭这一番话就可以坐实薛宝钗之虚伪。是你哥哥干的你就承认,不是就否认,何必这样曲加遮饰?殊不知这里面的学问极大。如果薛宝钗承认是自己哥哥干的,一者当时没有真凭实据,二者这会造成贾宝玉对薛蟠的猜忌。如果传到贾母耳朵里,很有可能造成对于薛姨妈一家的猜忌,这个事情就大了,因此她必须把这种可能性消弭于萌芽状态。再者,“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是孔圣人说的话。在那个时代,亲人有了过失,对外加以隐瞒,不是一种过错,反而是一种道德行为。因为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本位的结构体系,家庭稳固则社会稳固,为了加强家庭的向心力、凝聚力,这是一种必要的道德保证。薛蟠是薛宝钗的亲哥哥,即使她相信是哥哥干的,也必须为之遮饰,这是旧日道德体系所要求的,正是一种君子风范。

可是薛宝钗并不是一味为哥哥遮饰的糊涂虫,她当面对贾宝玉是这样说,背地里却要劝哥哥别做这样的事了。但是她没有当面对哥哥指出过错,而是先和母亲说,由母亲指责哥哥,这就做得极其得体。因为作为一个姑娘,未嫁从父,父死从兄,是铁定的规条,她不能违背。再者,儒家一直以孝悌作为人的基本准则,孝是孝敬尊长,悌则是尊敬兄长,这也不能够违背的。因此她把自己的话变成母亲的话由母亲的口中说出去。当薛蟠急火攻心,拿刀动杖地大闹时,她便说话了:“你忍耐些儿罢!妈急的这个样儿,你不说来劝妈,你还反闹的这样。别说是妈,便是个傍人来劝你,也为你好,到把你的性子劝上来了。”拿母亲说事,你再闹就是不孝,而自己不与哥哥发生正面冲突,这个事情做得也极得体。直到薛蟠说出:“好妹妹,你不用说我闹,我早知道你的心了,从先妈和我说,你这金要拣有玉的,才是好姻缘,你留了心,见宝玉有那劳什骨子,你自然行动护着他。”这话可说直捅薛宝钗的肺管子,任何一个姑娘都难以忍受。可是薛宝钗怎么做?她“气的拉住薛姨妈哭道:‘妈,你听听哥哥说的是什么话!’”仍然不和哥哥发生正面冲突,而是向妈妈求助。整个“错里错以错劝哥哥”一节,可以说完整写出了薛宝钗识大体,懂礼节,受得委屈的好姑娘的面貌,说她是女中君子,毫不为过。

可是薛宝钗总给人虚伪的感觉,不仅一般读者,就是如我本要为薛宝钗说些好话的,也时时有这种感觉。分析其原因,大略有二。

其一,文学作品塑造正面形象,尤其是塑造没有什么毛病的正面形象,一直是一个难题,没有几部作品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以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为例,《西游记》欲写唐僧之慈爱,可是却造成了人妖颠倒,是非混淆,为人垢病。《三国演义》欲写刘备之宽厚仁爱,却时时给人以虚伪奸诈的印象,比如著名的刘备摔孩子就是显例,就连白帝城托孤,也有不少论者认定其虚伪奸诈到了极点。就连写诸葛亮,本欲状其多智,反而近妖,也已经鲁迅先生指出。《水浒传》当中宋江可说是完全的正面形象,扶危济困,慷慨好施,礼贤下士,可是也时时给人以虚伪奸诈的感觉,乃至许多论者直指其为虚伪奸诈的小人。至于“文革”当中及以前的一些作品中那些“高、大、全”的正面形象,更是难免此病。这个问题很复杂,既有作者主观创作心态的问题,也有读者阅读心理的问题,一两句话很难说清。

其二,也许是最重要的,道德本身就带有极大的虚伪性,或称克制。它要求个体必须把本性具有的大量欲望压抑下去,而以某种通行的规范做事,这样才能使个体融入社会,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谐。这样一些种种的规范就把人分裂了,把自然人变成了社会人,把人变成了种种社会角色的集合。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按照自己的社会角色行事,而社会角色是以社会通行格式要求人们的语言行为,与人的本性相距甚远,除了少数圣贤,大多数的人们总是在自然本性与社会角色间挣扎。一方面不得不按社会角色行事,另一方面又渴望那种率真的本性表现,这种渴望在实际生活当中得不到满足,就转而向文艺作品中去寻找替代品。所以作品当中表现出某种率真的形象,比如《红楼梦》中的黛玉、湘云、晴雯等人就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同,而严格按照社会角色行事的形象,如宝钗、袭人等就容易遭到厌弃。可是文明就是在虚伪中产生与发展的,如果我们不穿衣服赤裸裸地跑到大街上,肯定伤风败俗,如果灵魂赤裸裸地跑出来,更加伤风败俗。虚伪就是灵魂的衣服,穿上衣服的灵魂才是文明的灵魂。一则手机短信说:还是原始社会好,光着屁股到处跑。想和谁搞和谁搞,没有警察来干扰。那样率真则率真矣,可是文明却荡然无存。

这样说也许可以解释大量读者对于薛宝钗虚伪的印象?

非特殊说明,本文由诗文选原创或收集发布,欢迎转载